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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楓：應對美國金融貿易戰是場持久戰，清理新自由主義及其變種是首要任務

點擊：  作者：劉楓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9-02-16 09:15:11

 

      【摘要】：應對美國對華貿易金融戰爭，必然也是一場新時代的持久戰。改革開放以來，大面積官員腐敗，國企也因官員干部腐敗蛻變而喪失活力，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私營經濟改善民生，屬于一種必然，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出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隨著十八大后腐敗的被清理，隨著新自由主義惡果以及兩極分化、國有資產流失、非法暴富階層崛起等矛盾的激化，隨著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任務的迫切，隨著教育、醫療、住房、食品藥品安全等問題的全面出現，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已經淪為徹頭徹尾的毒瘤。

 

【作者按：本文主體部分分別發表于2016-10-18日與2018-08-05日】

“中國全面超越美國論”、“中華帝國主義”論、“中國對美國和非洲進行了經濟侵略”等理論的盛行，是真的能給中國打破美國霸權的實力，還是剛好給了美國進一步制裁遏制圍剿中國的借口？

在事實上，過去這些年，是美國統治集團最先塑造所謂“中國全面超越論”、“中國對美威脅論”的輿論。一些國內的美分和公知勢力（在高層有非常深厚的保護傘），搖身一變，以國家主義和愛國主義的面目鼓吹這些論調。一些鑒別力不高、不懂工業和技術、對中國工業和技術及金融等問題缺乏深入調查和分析的愛國學者和網民，也被這種美國對華輿論戰所誤導和忽悠。其實質是捧殺中國，為西方打壓中國甚至鼓動全面與中國開戰、離間中國與亞非拉第三世界關系提供借口。

1. “中華帝國主義論”，特朗普智囊納瓦羅是始作俑者

要高度警惕共和黨極右翼勢力（特朗普集團的政治和階級基礎）制造的中國威脅論。2016年擔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總統助手及貿易和工業政策主任的彼得·納瓦羅，早在2008年的時候，在其著作《即將到來的中國戰爭》（The Coming China Wars）中，還鄙視的認為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所生產的是劣質廉價有毒產品，在對美國進行破壞性低端競爭。但是到其2011年的著作《死于中國》（Death by China），就轉身向美國和世界人民訴說中國即將歹毒地要滅絕美國，他認為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后，中國將盜取美國跟西方所有的科技工藝和知識產權，吸干美國之后就要置美國人民于死地。《死于中國》認為：“中國快速變成全球最厲害的刺客，中國企業家用致命的產品淹沒世界市場，中國采取非法保護主義，掠奪美國的產業和工作機會。”認為中國的工業技術會超越美國是其核心觀點。他把中國目前那些起碼的國防武器夸大百倍，認為中國的國防武器系統一旦成熟，美國就要遭殃。因此結論是就是美國和美國人民要不惜一切，自殘自損，也要把中國拉下馬。

看看作為特朗普重要班底的納瓦羅的對華評估，會發現這不過是 “中國全面超越美國論”、“中華帝國主義論”、“中國在美國和非洲搞經濟侵略和新殖民主義論”的美國原版罷了。納瓦羅的觀點帶著“中國全面威脅論”的戰爭動員了。“中華帝國主義論”的觀點并不會在實際上增強中國的工業軍事實力，納瓦羅及特朗普集團卻可以因為“中國全面超越論”“中華帝國主義論”“中國在美國和非洲搞經濟侵略和新殖民主義”找到對中國動手的輿論口實。從時間點上可以清晰的看到，美國統治集團及其培植的智庫人物是如何極力塑造美國版“中國全面超越/威脅論”的。也正是彼得·納瓦羅2011年《死于中國》（Death by China）出版以來，一些美分和公知搖身一變披上五毛的外衣，甚至接受共和黨極右翼勢力的資助，在中國宣傳“中國全面超越論”“中華帝國主義論”“中國在美國和非洲搞經濟侵略和新殖民主義”等論調，為特朗普圍剿中國進行助攻。

遺憾的是，某些愛國學者在這場輿論戰中可能屬于被忽悠者，提出了一些錯誤的觀點，估計也是中了美國人的圈套。他們沒有清醒的戰略判斷，跟風鼓吹中國已經超越美國，絲毫不顧中國由于新自由主義勢力的破壞，中國在許多關鍵基礎戰略安全領域，諸如芯片、大飛機等等與美國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的事實，更枉顧過去幾十年新自由主義所干擾誤導，中國核心技術產業與西方和美國不但沒有縮小、反而在事實上擴大了這一差距的問題（比如這次中美貿易戰中凸顯出來的芯片問題），對中國在當前所面臨的諸多重大內部外部風險重視不足。這樣的頭腦發熱式的鼓吹中國超越美國論，雖然其根本動機與立場和那些從骨子里就是要賣國、巴不得中國徹底給美國當殖民地的買辦們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一旦誤導決策層，也會產生危害。恰如清末對日本的戰略輕視、自詡天朝上國，導致甲午戰敗，進而出現盲目對外投降主義和全盤西化思潮一樣。

改革開放以來，如果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干擾和破壞，中國在2016年在工業和科技上超過美國，在綜合實力上超過美國，是完全可能的。以芯片為例，在前三十年我們的芯片產業比美國只落后6-7年，和日本同步，遠遠領先于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盡管80年代由于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勢力的破壞，芯片產業被嚴重摧殘，但是據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干事馬賓1990年的分析，如果當時重新像搞兩彈一星那樣重視芯片產業，中國在2010年芯片產業趕上美國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惜馬賓、高梁等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和學者的建議，被信奉吳敬璉們的新自由主義官員們有意排斥和貶低。這才造成了中國芯片產業今天的危機。（相見筆者《瑟瑟秋風今又是——馬賓方案的擱置與中國芯片被韓國徹底反超》一文

http://m.cwzg.cn/theory/201807/43591.html）

再以運十為例，參與運10研制的原上海飛機制造廠車間主任、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黨委副書記任治侯同志介紹，為運10飛機研制的三釘(虎克鉚釘、環槽鉚釘，抽芯鉚釘)，高強度鏍栓，超高壓無擴口液壓接頭，當時已達美國標準，可惜的是鉚釘生產線現已沒有，廠房變成了房地產，使我國支線飛機及C919飛機的鉚釘依靠進口，超高壓無擴口液壓接頭現已用在了我國新型戰機，海軍、深潛等領域，先進程度已達到或超過美國。而據運十總體設計參與者、ARJ21飛機副總設計師周濟證實，當年運10用的機體材料，幾十年之后的現在反倒搞不出來了。運10開始試飛用的發動機仍是B-707(PW)的JT3D，運十研制期間上海也同步研制了915發動機(渦扇8)，與運十當時使用的渦扇發動機JT3D―7的性能相當。現如今，制造915發動機的工廠現在早已轉產，為上汽集團的合資企業上汽大眾和上汽通用生產汽車配件。

再以高鐵為例，關于高鐵的爭議，其激烈程度不亞于運十，其核心就是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獨立自主自主創新為主（引進為輔）路線，與新自由主義買辦主義市場換技術引進為主路線之間的斗爭。

自1998年開始，新自由主義浪潮再一次卷席中國，包括電子、汽車、民用航空、IT、儀器、化工等多個產業被內外勾結進一步摧毀，而鐵路、電力、航天等為數不多的產業是僅有的被國內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定的“計劃經濟堡壘”。1993年開始，我國開始自主研制高速列車。1994年，鐵道部開始規劃京滬高鐵。90年代，我國汽車等等大批行業走上市場換技術路線，同期，雖然鐵道部傅志寰等人一直堅持搞自主創新，但鐵路方面的“全盤引進派”力量逐漸成長，聲音不斷放大，上可通天，采用各種手段抵制、排斥京滬高鐵上運營自主研發的高速列車。1998后，爭論越來越激烈，“中華之星”逐漸變成了鐵道部自主創新派的“爭氣項目”，想以實際效果說服國務院領導相信鐵道部方案。

原鐵道部部長（1998-2003）、工程院院士傅志寰在《中國鐵路》2017年第8期發表的《我國高鐵發展歷程與相關思考》、在2016年第10期發表的《關于我國高鐵引進與創新的思考》，是對我國過去幾十年鐵路建設的正確總結，揭示了我國高鐵取得今天輝煌的真正原因。

中國高鐵奇跡主要靠“成套引進”，主要靠“市場換技術”，這種錯誤的說法，近幾年來由于某些反共反華媒體的集中炒作，廣為流傳。傅志寰指出：

【有人說“高鐵的成就來自于引進，是引進才使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種說法乍聽起來“有些道理”，而對于了解內情的人來說，是不全面、不準確，甚至是似是而非的。至于最近德國媒體報道的“中國高鐵是依賴外國幫助并獲得全套技術的結果”，則更與事實嚴重不符。】

傅志寰進一步指出：

【其一，占投資80%以上的高鐵土建工程，與引進關系不大，其技術主要源于我國長期的實踐。其二……實際上，不管是所謂“日系”(日本技術)還是“歐系”(德國、法國技術，以及龐巴迪公司技術)動車組，外方對諸如轉向架、網絡控制、變流裝置、空氣制動等核心硬件和軟件技術都拒絕轉讓。】

1999至2003年，我國先后成功研制出四種高速列車、兩種高速電力機車和兩種內燃機車(簡稱“42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華之星”。2003年，“中華之星”在秦皇島到沈陽的試驗過程中，瞬間速度最快達到了每小時321.5公里，初步打造了中國高速鐵路技術的系統集成平臺，自主解決了動力系統、高速制動系統、轉向架等幾大核心技術問題。實際上，“中華之星”的研發成果和技術團隊，也是后來成功開發CRH380A的基礎與保證。

然而，2003年，劉志軍一上臺就在鐵道部內部做了一個報告，報告的口號就是要創造“中國鐵路的桑塔納和奧迪”，要讓中國高鐵走汽車行業“市場換技術”的邪路。為了封殺國產機車，2004年劉志軍鐵道部發布的《時速200公里鐵路動車組項目投標邀請書》規定，此項目合格投標人應該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合法注冊的，具備鐵路動車組制造能力，并獲得擁有成熟的時速200公里鐵路動車組設計和制造技術的國外合作方技術支持的中國制造企業(含中外合資企業)”。也就是說，類似“中華之星”這種國內自主研發的機車，甚至連投標的資格都沒有。國內機車廠要想拿到訂單，沒有別的辦法，只能跟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龐巴迪、法國阿爾斯通和德國西門子等跨國公司合作。南車集團上游供應商曾對外透露，在啟動高鐵招標之前，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宣稱“不買國產機車”，考慮租賃國外機車，后來因觸動的利益太廣泛而不得不收回成命。

劉志軍主導的大規模招標，把傅志寰時代自主研發道路的主力--兩株地區堅決排除在外。據當時參與鐵道部談判的人士回憶：“第一輪技術引進都是國內企業和國外企業組成的聯合體，南車株洲所當時還不想放棄自主研發，沒有主動參與，當發現不參與就沒有訂單時，才在鐵道部和西門子再次談判時積極申請，但劉志軍堅決反對，以南車集團不能壟斷200、300公里以上平臺為名，將西門子的300公里平臺分配給了當時技術力量遠不如南車株洲所的北車唐山軌道客車廠。”自此，原本整車生產技術力量最強的南車株洲所出局，只能做部分配套件，不得不拓展地鐵市場求存。

2005年初，由科技部辦公廳調研室組織完成的《中國高速鐵路技術發展路線》的研究報告，在《科技日報》上分四次刊登，引起極大關注，該研究報告對劉志軍“引進—消化吸收—自主創新”的路線提出直截了當的質疑，并表示“我國在運輸裝備制造業中最為完整、最有發展潛力的鐵路裝備制造業將毀在我國的高速鐵路建設中”，報告指出，

【2004年2月2日，法國阿爾斯通負責中國（京滬）高速鐵路業務的人士表示，他們公司也會向中國進行全面的技術轉讓，但同時又表示，他們轉讓的是圖紙，是生產工藝，不是設計能力。他們的轉讓不能保證中國可以獲得高速列車的總體設計能力，因為總體設計能力是公司實力的體現，是無法轉讓的。】

2005年底，國家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在“中國科學與人文論壇”上對“以市場換技術”的痛加撻伐，以其身份之重、言辭之烈而最受矚目。2007年十七大前后，中央初步排除了新自由主義的干擾，接受了愛國主義陣營提出的自主創新方案，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科技部和原鐵道部于2008年2月簽署了《中國高速列車自主創新聯合行動計劃》，要求京滬高鐵必須堅持自主創新。

2008年后，劉志軍路線終于被中央與科技部反正，劉友梅及其他堅持自主研發的中國鐵路自主創新團隊才得到重新得到部分參與（而非傅志寰時代的主導）高鐵項目的一線機會，某些媒體的報道盡管有立場問題，但客觀上反映了這個過程：

【從完全不信任到不反。2008年底鐵道部領導開始支持國內企業搞自主研發，株洲所翻身。最具反諷意味的是，因堅持自主研發路線被劉志軍排擠的南車株洲所出現在了南車制造的CRH380 AL系列的供貨商名單中，且供應的是最關鍵的牽引系統。劉友梅稱，株洲所完整提供了包括網絡控制系統在內的CRH380AL牽引系統。雖然中華之星被塵封，技術和人才積累還在，這些遺產在技術引進階段派上了用場。……一位株洲所工程師說：“后來鐵道部領導私下也都知道株洲所還在做自主研發，但會上不再提，不反對。有這樣一個轉變過程，從完全不信任國內企業到不反對國內企業搞自主研發，再到2008年底鐵道部領導開始集體支持國內企業搞自主研發。”】

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兩株地區是我國自主高鐵的功臣，是研發CRH380A的核心力量，是CRH380A的“心臟”牽引系統的提供者。而牽引系統中，最核心、技術含量最高的是軟件系統，西門子、川崎、阿爾斯通都沒有向中國轉讓這一技術。牽引系統這樣的關鍵技術占到一列動車總價的多少呢？20%-30%。其中列車自動控制系統又占整個牽引系統的一半以上，利潤最高。

被稱作“中國電力機車之父”的劉友梅，是南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株洲電力機車廠高速牽引研究所所長，是兩株團隊的核心人物，也是被劉志軍強行扼殺的“中華之星”的總設計師。劉友梅2011年11月時指出：

【“中華之星”應該還原它的歷史，它在中國高鐵發展過程中是建立了功績的，它的功績首先是培養了人才。在后來引進技術過程中，主要設計人員都是“中華之星”培養起來的。如果說沒有這個過程，我們都是“小學生”。說老實話，把外國的技術拿進來，圖紙你看都看不懂，更不用說聯合設計，什么共同打造，那都成了鬼話。】

當年的“中華之星”項目，集合了南、北車集團旗下的四大鐵路機車車輛企業（株洲電力機車廠、大同機車廠、長春客車廠、四方機車車輛廠）、四大科研院所（中國鐵道科學研究院、株洲電力機車研究所、四方車輛研究所、戚墅堰機車車輛工藝研究所）和兩個高等院校（西南交通大學、中南大學），將全國的科技力量擰成一股繩。在中央和科技部的壓力下，劉志軍雖然在2008年底被迫部分啟用了當時南車、北車的技術自主派，但是卻把各個科研機構打散，讓他們分別與德國、日本合作融為不同的利益共同體并相互競爭，妄圖使中國的這些科研機構重走當年汽車和大飛機制造的老路，成為德日“雁行戰略”下對外依附性的科研機構。在當時的局面，南車兩株是國內鐵路機車自主創新方面的老大，也是反對片面引進堅持獨立自主的主要骨干，劉志軍方案雖然最終被迫不得不讓兩株地區參與引進，但是其戰略設計卻是讓國內其他單位和外國聯合起來一起與兩株競爭，妄圖重演北洋軍閥時代，西方列強扶植買辦軍閥瓜分中國的局面。

幸運的是，和電力、航天一樣，由于鐵路系統私有化市場化新自由主義改革推行比其他行業較晚，以劉友梅為代表的中國鐵路機車核心團隊此時已經足夠強大，沒有因為中華之星的項目被封殺從而被新自由主義勢力徹底打垮，不讓搞高鐵我們就搞地鐵，最終沒有像運十團隊那樣被整垮、整死（運十總設計師、中國杰出的技術領導和科技專家馬鳳山因被新自由主義勢力打壓抑郁而終，過早逝世）。他們非常爭氣，終于挺過了2003至2008年劉志軍新自由主義路線的殘酷打壓時期，在原有的強大的技術實力基礎上，順利地實現了對引進的日本技術的完全逆向和消化吸收，并作出了完全獨立的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自主創新，從事實上宣告了劉志軍路線的徹底破產，并迫使CRH380B等其他高鐵機車也加快國產化步伐。如果不是劉志軍的死敵兩株地區搞成功了完全獨立自主的CRH380A，劉志軍及其手下的賣國官員肯定會說：看看吧，中國的技術還是落后，還得主要依靠引進主要依靠洋人。如果是這種局面，中國的高鐵，就僅僅是中國汽車的翻版。

劉志軍的“引進”戰略及買辦化中國科研團隊的陰謀，也確實造成了部分高鐵科研人員的對外依附性心理。在對2型車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階段，有一次當CRH380A型總體設計師梁建英問一位設計師為什么那樣做時，對方回答說：因為日本人就是這么給的，她大怒：“下次當我再問你為什么的時候，你如果再說就是因為日本人這么寫的，我就讓你們寫檢討！”梁建英認為，“如果不思考為什么，就會造成思想上的惰性，老是說因為日本人這么說的，就不會有進步，如果真的說不出為什么，就必須通過試驗把原因驗證出來。”

由于劉志軍路線的危害，CRH380B等等高鐵機車在國產化自主化方面比CRH380A要遜色。如果按照之前傅志寰搞“中華之星”的模式，把中國的科研技術人員擰成一體，讓北車和南車聯合起來，讓兩株地區也參與對德國技術的消化破解逆向和自主創新，今天CRH380B的成就將和CRH380A一樣輝煌。

如果沒有2007年以后中央與科技部隊劉志軍路線的反正，劉志軍“引進”戰略本身帶來的只能是破壞性和依附性。而自主研發團隊的啟用，實際上也是啟用了我國原本就已經具備的研發能力，在外方根本不轉讓核心技術的情況下，依舊能夠憑借自己的技術能力摸索和開發出來。中國高鐵奇跡的締造，到底依靠何種戰略，事關中國其他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一旦“高鐵奇跡”的解釋權落入到日本人、美國人所宣傳的劉志軍“市場換技術”引進路線上面去，認定無論在哪個行業都是“越開放越安全越強大，越封閉越落后”，遮蔽高鐵成功的真正原因，甚至把高鐵成功的真正原因獨立自主、自主創新說成負面因素，把有害的新自由主義方向的買辦引進路線闡釋成成功的關鍵，那將不僅僅對中國高鐵未來的發展，對中國的整體工業化道路產生巨大誤導與危害。

總之，如果沒有新自由主義勢力對改革開放的干擾和破壞，中國保持新中國建國以來一直有的“兩彈一星”精神和模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中國工業應該比現在的狀態要“厲害”得多得多——這是美國的培植的公知及公知偽裝成的新權威主義五毛們都極力否認的基本事實，他們都否認新自由主義勢力對中國的經濟、金融和工業產生了嚴重的破壞。

如果當年運十項目沒有被新自由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摧毀，中國今天早已擁有了包括航空發動機在內的完全獨立自主的大飛機產業。同樣，依靠新中國前四十年在集成電路和信息產業方面的積累，本來今天中國也應該擁有自己的獨立自主、領先世界的芯片產業。然而，在改革發展過程中，新自由主義勢力的干擾與破壞，除了高鐵、航天等少數產業因開放較晚而保留了前三十年的技術積累從而使中國擁有核心技術外，其他核心產業包括大飛機、汽車、化工、制藥、裝備制造、芯片、操作系統在內的各大骨干行業都遭受新自由主義的殘酷破壞，使今天中國在很多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不僅僅相對落后于80年代初的中國（即保持當時的發展勢頭到今天的狀態），甚至絕對落后于當時的中國。這是新自由主義帶來的一個至今沒有解決的巨大的隱患和危機。

2.警惕皮諾切特和蘇哈托模式及美國的戰略轉變

美國對華戰略在近些年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其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等思潮在人民大眾中江河日下，他們轉而通過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保守主義、新權威主義（其本質是吳軍機、蕭功秦、朱學勤、張維迎們主張的“寧要腐敗，不要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名義，曲解改革開放以來的主流理論，將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極左進行打擊和邊緣化，即鼓吹在中國先搞所謂政治威權主義+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改革，先在中國推行智利、印尼等國家實踐過的皮諾切特模式或蘇哈托模式，最后再向自由資本主義過渡。

十八大以來，美國一方面還在資助傳統地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等公知美分勢力，但美國更大地和平演變中國的戰略重點是讓一些人偽裝成新權威主義者誤導中國改革（重點是這批人在允許甚至假裝擁護黨的領導情況下，甚至以擁護鼓勵腐敗的招數，在經濟上進一步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讓這些人完成國家主義和新權威主義轉變，進入體制內，否則這些人將在之后的中美戰略沖突中會被愛國群眾視為漢奸而被清洗，這種轉變也是對他們最好的保護。而美國在對華外交關系上，則從尼克松以來的接觸+遏制，變成了全面遏制+攻擊。這就是特朗普政權通過貿易戰、金融戰，全方面圍堵攻擊中國，并在臺灣問題上徹底摧毀中美建交基礎的根本原因。

這就是特朗普為什么會成為尼克松以來最反華、最反共的總統。這不是特朗普的個人選擇，而是美國今天的統治階級，即共和黨極右翼勢力和種族主義財團（本質為新法西斯主義）的戰略選擇。

納瓦羅的觀點深刻的反映著美國統治集團對華策略上的轉變。這個轉變的基本環境是：改革開放初期美國對華制定的利誘、拉攏、改造的和平演變策略總體一直比較成功，中國工業和技術，比如芯片、大飛機、制藥、裝備制造等核心產業也飽受新自由主義摧毀，房地產泡沫、金融自由化泡沫及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領域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使中國經濟和社會矛盾重重，這個階段美國對華整體上相對友好，認為對中國的接觸戰略及和平演變戰略是相對成功的，本來，美國認為可以順利將中國肢解的。然而，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當選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國人民有了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中國發展的航向被校正，這是美國對華和平演變肢解戰略政策的根本性挫折。因此，美國一方面采取了新的針對中國的輿論戰心理戰手段，另一方面對中國采取了全面圍堵進攻戰略。

1978至2011年，美國對華整體上相對友好，認為對中國的接觸戰略及和平演變戰略是相對成功的，本來，美國認為可以順利將中國肢解的。轉折性事件是，2011年初，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王府井煽動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顏色革命，被信奉馬列主義的愛國網民活捉，美國人開始意識到，單純輸出自由主義普世價值以及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等傳統毒藥無法肢解中國，無法邊緣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新一代青年和勞動人民中的巨大影響，消解中國廣大民眾對美國的仇恨和敵視。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當選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國人民有了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中國發展的航向被校正，這是美國對華和平演變肢解戰略政策的根本性挫折。因此，美國一方面在外交上對中國采取了全面圍堵進攻戰略，另一方面則從內部采取了新的針對中國的輿論戰、心理戰及和平演變手段，開始用扶持新權威主義五毛的方式來肢解中國。

2012年以來美國對華輿論戰心理戰中，美國對華輿論由“棒殺”到“捧殺”進行了策略轉變，從單純扶持公知和美分，變成安排大批公知和美分偽裝轉型成“五毛”，他們以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乃至某些推墻叛變分子楊xx會自詡是“中國最大五毛”）的面目出現，完成美國要達到的輿論戰略目的，執行和實行美國的戰略傳播和戰略任務。

比如，2011年之前，美國在中國推動人民幣匯率自由化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主要以改革開放、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等舊話語體系進行，其效果不明顯。2012年后，他們轉而以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姿態鼓吹：他們宣稱經過改革（他們的潛臺詞是私有化市場化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國已經實現了大國崛起，美國與西方因為搞福利社會（即搞社會主義）已徹底衰敗，中國要推行人民幣國際化，讓人民幣成為世界貨幣，打敗乃至取代美元霸權；他們鼓吹中國金融已經無比強大，今天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匯率放開搞自由化，與美國打金融戰中國能夠把美國玩死。這種論調極大地推動了人民幣匯率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進程，其直接后果就是2015年以來中國股市災難及經濟發展的困境。

假如真的按照這個以國家主義面目出現的戰略規劃來在眼下就推動人民幣自由兌換，造成的后果和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貨幣自由兌換，從后果上對中國造成的傷害都是一樣的！都會有利于外資操縱中國貨幣主權、為美國對中國實施金融洗劫大開方便之門。

金融和投資問題上如此，產業和貿易問題上也如此。2011年之前，美國在中國鼓動進口美國高附加值商品、向美國出口低附加值商品（主要是廉價出口勞動力和資源），鼓動引進外資，讓外國資本和商品占領中國市場、壟斷好的投資機會、收購和控制中國產業，主要也是以改革開放、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等舊話語體系進行。2012年后，他們轉而以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姿態鼓吹：經過改革開放（私有化市場化），中國工業和產業已經崛起，美國、西歐、日本在衰落，中國要扛起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大旗，中國只有將自己的市場和金融向美國全面開放，中國的產業和金融才能在開放競爭中走向強大，即越開放越強大、越開放越安全。實際上，歷史上韓國、日本、德國及美國政府都是是采用政府扶持趕超+貿易保護主義的李斯特模式發展自己的核心產業，這是他們能夠從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變成發達國家的根本原因。例如，20世紀70年代，日本汽車業的發展已經成熟，并具有國際競爭力，大量出口美國，然而在這一時期，日本政府仍然以關稅等手段實行汽車業保護政策。以1970年為例，在出口量占生產量35%的情況下，進口關稅仍然維持在40%，而且發動機進口限制也沒有取消，此外日本政府還可以用外匯配額嚴格限制購買外國車。日本汽車行業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如果80年代韓國芯片產業像中國那樣完全向美國開放，那么韓國芯片根本不可能崛起。同樣，今日中國芯片產業如龍芯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并不是技術瓶頸，而是市場瓶頸，是中國國內的芯片市場包括政府采購市場都已經被美國WINTEL聯盟占領。即便是美國和西歐，都通過政府采購方式保護自己的民族產業，但是唯獨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美國的金融資本，諸如高盛、摩根之類，在中國如入無人之境，但是中國的銀行在美國的業務卻被全面壓制。美國的高科技公司，諸如思科、因特爾、微軟之類在中國全面自由擴張，但是中國的華為等有點核心技術的公司，無論是要銷售產品還是要投資收購，卻被美國嚴格禁止進入。美國只允許低附加值的商品和類似買辦性質的企業如聯想進入美國，為美國輸血。美國決不允許中國的企業和銀行收購一家真正有價值的科技公司和金融公司，也不允許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在美國占領一點市場。

中國在向美國金融和高科技產業全面開放的同時，我們看看美國是怎么對付中國的。2005年中海油競購優尼科石油公司、2007年華為和美國貝恩資本聯手收購3Com公司、2009年西色國際收購美國優金公司、2010年唐山曹妃甸投資集團收購美國光纖設備制造商Emcore、2010年鞍山鋼鐵投資美國鋼鐵發展公司、2010年中興通訊參與競標美國Sprint項目、2010年中國華為競購2Wire、2010年華為競購摩托羅拉移動網絡基礎設施部門、、2010年華為、中興參與競標Sprint項目、2011年華為收購美國3Leaf、2012年三一集團關聯公司羅爾斯公司收購Terna美國公司在美國俄勒岡州Butter Creek的風場項目、2015紫光收購美光科技、2016年紫光收購西部數據，這些并購交易都被美國總統、政府及相關機構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阻撓。

中國在工業、技術、金融領域，相對于美日歐西方帝國主義聯盟仍然處于弱勢，但是中國的市場卻是世界上最開放的、保護措施最弱的自由市場，這是新殖民地經濟的典型特征。但是，公知和美分們偽裝成的新權威主義五毛，卻按照特朗普、納瓦羅的戲本和腳本，拼命地將中國說成是對美國和亞非拉進行經濟侵略的帝國主義國家，他們只允許美國對中國搞貿易、金融和市場的保護主義，卻不允許中國對美國按照發展中國家的資格和權利進行更大程度的保護和反擊，甚至不允許中國按照發達國家的資格向美國對等還擊。在通過市場手段（諸如向中國出口高附加值商品、進口低附加值商品；逼迫中國購買不斷貶值的美國國債和兩房等垃圾債券；外資進入中國控制中國核心產業獲取高額利潤等等）剝削中國經濟的皮、肉、血之外，今天的特朗普政權還要打貿易戰和金融戰，即通過政府手段繼續對中國經濟進行敲骨吸髓，榨干中國經濟的最后一滴血和最后一點剩余價值。

可惜，直到今天，某些愛國學者還未醒悟，還沉浸在中國通過私有化市場化已經崛起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迷夢中。美國人洗腦能力之強大，讓人嘆為觀止。

3、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真相

2011年以來，美分和公知偽裝的新權威主義五毛們就充當納瓦羅的傳聲筒，鼓吹今日之中國對外貿易早就不是“褲子換飛機”了，而是主要出口機電產品，因此中國已經是個發達的“中華帝國主義”國家。一些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極左”也被這些人洗腦。他們根本不去分析中國出口與內需中，有多少利潤是被外資拿走的。他們也不分析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剩余價值的流向問題，究竟是從中國流向美國（美國剝削中國）還是從美國流向中國（中國剝削美國），僅僅根據一些表面化的數據，諸如中國出口以機電產品為主，就論斷中國剝削了美國。

然而，真實情況是，在中國的出口商品中，服裝、紡織紗線類、鞋類、家具類等勞動密集型商品仍然占據半壁江山。

根據中國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中國主要出口商品中，服裝及衣著附件的出口金額最多，為10413億元，同比減少3.7%;其次為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部件，出口額為9068億元，同比減少4.1%。

 

 

在機電產品方面，美國對華貿易中存在巨額貿易逆差，然而，美國自中國進口的機電產品以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相反，中國自美國進口的機電產品以高端機械及零配件等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此外，中國出口產品國內增加值占比，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要低很多，這反映出中國制造仍然處在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正如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所說的，“中美在國際分工扮演角色不同，美國高端產業發達，而中國則以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為主，因而中國向美國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產品，自美國進口的多是高附加值產品，按照價值總量計算，中國是吃虧的”。

當前中國對外出口的機電產品中，手機、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等電子信息產品是最重要的一項，約占全部機電產品的三分之一。其中蘋果手機在我國手機出口額中的比重超過50%。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16年，我國手機出口量值分別為12.7億部和1156億美元。以蘋果手機年銷售量2億部計，就占了我國手機出口總量的1/6；在出口額方面，蘋果手機在我國手機出口額中的占比超過50%，也即在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中的比重接近3%。總之，在中國機電產品出口中，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然是主力軍（而且還有很大比例是外資）：

 

 

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到，當前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主要是出口大量勞動密集型機電產品和家具、紡織品、鞋類等輕工業產品形成的。某些看似高科技的出口產品，除了少數高鐵等產品外，其實中國并不掌握核心技術，出口附加值也非常低。中國進出口銀行原行長李若谷指出，

【中國工業化剛起步，大約是初期或中期的水平，高端制造業還差得特別遠。我們是數控機床出口大國，但數控機床的核心部分還是靠進口，所以掙的錢特別少。比如說，出口一部數控機床30萬，其中20萬需要交專利費用、8、9萬是成本，掙到的只有1萬多，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這核心技術專利是我們自己的呢?那掙得就多了，利潤就變成了20多萬了，這個增長空間得有多大呢?這才是實實在在的大幅提高了利潤和經濟效益。我們現在只是學會了制造一些產品，可以造飛機、汽車、核電設備了，但制造這些產品的設備都是從國外進口的。這些先進的裝備我們還不能制造，或是雖能制造但精度不夠，穩定性差。因此我們的工業化只是初期的，我們的增長空間還很大。】

換句話說，中國對美出口低附加值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進口大飛機、芯片、操作系統等高附加值產品。可以說，中國勞動者的工資，遠遠低于同樣工作的美國勞動者的工資，遠遠低于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中國這些出口商品的出口價格，遠遠低于商品的價值(其中包含的社會平均勞動量)。但是，美國向中國出口的高附加值商品，其價格則遠遠高于其包含的價值。在中美貿易中，美國才是真正的帝國主義國家，無償剝削了中國勞動者巨量的剩余價值。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美國放開對中國高科技設備和產品的出口，中美貿易平衡，抹平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但是這仍然相當于美國用較少勞動量和價值的高附加值商品，換取了中國較多勞動量的低附加值商品。中國對美的巨額貿易順差，實際上是由于德國日本的產業競爭，美國工人日子不好過，需要購買中國巨量的物美價廉商品，以維持或提高其生活質量。中國對美的巨額貿易順差，其本質上等于中國以低于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向美國出售了巨量的勞動力，剩余價值主要由美國資本和工人消費者獲取，但是美國卻拒絕向中國出售其更多的高附加值的高科技技術、設備與產品。這與中國賤賣自己的稀土、煤炭等資源同樣也可以積累巨額貿易順差一樣，都是名義上得利而實際上吃虧。更何況，中國向美國出口的最大宗的機電產品，如蘋果手機，其最大的利潤恰恰是在美國人手中。以蘋果電腦為例，蘋果將制造外包給200多家企業，在全球900多個工廠制造，其中中國就占358家，日本137家，美國64家。英特爾供應給蘋果的10家晶片廠中，3家在美國、2家在中國。也就是說，這些留在中國外匯儲備上的利潤，很大一部分是美國人的資產。

2018年07月20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0日主持例行記者會并答問，外交部發言人說：

【得益于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和龐大的消費市場，很多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賺得盆滿缽滿。中國是蘋果公司和通用汽車的最大消費市場。2017年，通用集團在全球虧損109.8億元人民幣的情況下，從其在華兩家合資企業拿走133.3億元利潤。高通在華銷售占其總營收的58%。一臺蘋果7手機售價最低為649美元，但屬于中國的加工成本僅占不到1%。中國對美出口一套450美元的西服，中美獲得的利潤分別為5%和84%。】

這才是中美貿易的真正情況。

有意思的是，美國是一個赤裸裸在全球搞新殖民主義的帝國主義國家，但是美國共和黨極右翼及其扶持的特朗普、納瓦羅們從來不承認這一點，奧巴馬、小布什、克林頓、老布什、里根都不承認自己在搞帝國主義，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的事情。

4. 應對美國對華貿易金融戰爭，必然首先是一場與新自由主義的斗爭

1949年建國后，是新中國硬實力最虛弱的時候，美國的大戰略，一直就是“柿子專挑軟的捏”、“打不敗的對手就是朋友”，那時候美國是怎么對付中國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封鎖臺灣海峽，核武器進臺灣”。然而，新中國在朝鮮、越南戰場徹底將美國打怕打疼了，中國1970年后又擁有了兩彈一星核潛艇，中國工業真正蒸蒸日上的時候，美國極右翼勢力的代表尼克松只能到毛澤東書房進行朝覲，并將主要精力用于和平演變蘇聯和鎮壓拉美共產黨左翼力量。今天美國對中國全面轉向強硬，其戰術原因是和平演變的政治計劃因十八大等等原因推行不順利，其戰略原因則是美國通過向中國輸出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勢力，成功破壞瓦解了中國的核心工業體系，并且對中國知識分子和干部群體進行了有效的洗腦工程，知識分子大面積西化親美，黨員干部大面積腐敗變質，中國今天物質財富雖然遠比之前富足，但是卻處于1972年以來相對美國最虛弱的時期。正如美國對于斯大林的蘇聯只能承認其勢力范圍，但是對于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卻強力肢解，并且對軟弱的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仍然要肢解成歐洲部分、西伯利亞、遠東三塊一樣。

各種跡象顯示，美國種族主義壟斷財團及統治階級1999-2001年左右就將已中國鎖定為主要對手。當年何新根據來自美國的絕密情報，披露了美國有解決世界問題、稱霸世界的的時間表，次序是：（一）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伊朗，（二）朝鮮、中國， （三）俄羅斯。因此，盡管已將中國和俄羅斯鎖定為主要對手，但美國的計劃并不是直接攻擊中國和俄羅斯，而是在穩住中俄前提下，先掃清外圍，諸如伊拉克薩達姆、利比亞卡扎菲、敘利亞阿薩德父子等反美政權后，再攻擊中國和俄羅斯。

美國在執行這個時間表過程中，被覺醒的普京主導的俄羅斯所強力破壞，普京在敘利亞戰場和克里米亞-東烏克蘭戰場那樣像當年毛澤東在朝鮮和越南那樣重創美國及其代理人軍隊。基辛格代表美國種族主義壟斷財團和普京握手言和，試圖像當年穩住中國那樣穩住普京，將主要斗爭矛頭轉向對美不斷妥協退讓的中國（就像對付戈爾巴喬夫的蘇聯和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

2018年是偉大的《論持久戰》發表80周年。當前，既有站在愛國立場之上高估自己、輕視敵人的“速勝論”，也有類似汪精衛式的“投降論”。

而我們最正確的姿態，是應該站在《論持久戰》的姿態上，科學分析局勢，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但是一定要與割地求和的汪精衛們堅決劃清界限。毛澤東講清楚了，抗戰是持久戰，很艱苦，但中國必勝，根源在于，兵民是勝利之本。

對應的，中國今天的對美斗爭，是長期艱難的。但是艱難的原因，是新自由主義勢力（及其新權威主義和國家主義變種）在學術界的壟斷地位及其對國家經濟、金融、產業政策的干擾、誤導。當年抗日戰爭時期之所以是持久戰，歸根結底是中國的合法政權國民黨是一個依附于英美的買辦政權，而抗戰初期共產黨的物質力量和實力極為弱小。只有真正共產黨和人民戰爭隊伍發展壯大了，抗日戰爭才能取得勝利。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成為合法政權后，我們解放初的志愿軍武器裝備沒有當年國民黨美式機械師強大，整個國家經濟科技實力和解放前相比也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但是共產黨的軍隊可以打敗美國及發達國家十六國聯軍。

同樣，中國應對美國對華貿易戰及其他軟硬戰爭，我們最大的弱點就是國內存在的異常強大的新自由主義勢力和西化派第五縱隊勢力（所謂主張政治獨裁+經濟私有化的新權威主義只是其一個支隊的偽裝），尤其是他們對中國改革政策的干擾、誤導和破壞，只有戰勝他們，我們才能取得對美貿易、金融博弈的勝利。

就在2018年7月27日，著名學者何新發表了悲壯地退休告別感言：

【回顧平生，我為國家服務殆50年。在意識形態領域以一己孤獨之力，與披靡橫掃中國思想界的新自由主義、拜金主義和西化主義角力30年，論敵無數，被眾多陰謀及利益集團視為惡棍、死敵。現在遍體鱗傷，重病纏身，朝不保夕。——我承認，我失敗了！我曾經最早地告誡國人，十幾年來，在食品衛生領域有五大妖魔為禍中國……很早以來我就認為，自從發動全面市場化私有化的錯誤經濟學導向的“改革”以來，累積出三座大山，壓得無特權的眾生平民百姓喘不過氣：第一大山——醫療市場化；第二大山——教育市場化；第三大山——住房及養老市場化。 三大市場化的泰山壓頂把國家社會應向全民免費或廉價提供的公共服務，變成所謂“公共產品”——即牟利商品，從而讓資本家謀取暴利，以經濟的無情掠奪荼毒百姓！……我的呼吁是，必須……利用大數據和智能經濟技術，讓中國回歸更高階次的新社會主義制度！這才是國泰民安之道，長治久安之道，國家復興之道！否則……國家前景將不堪前瞻！這就是我的退休和告別感言！】

人之將退，其言也衷。總而言之，應對美國對華貿易金融戰爭，必然也是一場新時代的持久戰。改革開放以來，大面積官員腐敗，國企也因官員干部腐敗蛻變而喪失活力，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私營經濟改善民生，屬于一種必然，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出現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隨著十八大后腐敗的被清理，隨著新自由主義惡果以及兩極分化、國有資產流失、非法暴富階層崛起等矛盾的激化，隨著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任務的迫切，隨著教育、醫療、住房、食品藥品安全等問題的全面出現，新自由主義在中國已經淪為徹頭徹尾的毒瘤。

面對美國特朗普政權（特朗普即便下臺，美國仍然是極右翼法西斯主義得勢，其反華肢解戰略是不可能動搖的）的金融貿易戰，中國必須要抓緊將清理新自由主義勢力的措施提上議程，這一戰必須速戰速決，只有如此，中國的工業、金融及經濟民生才能在未來10年得到初步恢復，應對美國金融貿易的持久戰才會成功。否則，未來真的不容樂觀，像何新說得“愈改愈亂，國家前景不堪前瞻”以及經濟金融危機的局面，也不是沒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