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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面對大城市日益高漲的房價，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讓全體人民住有所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潘維教授在2012年接受《三聯生活周刊》的采訪中提到了這種觀點。本文摘自潘維教授的著作《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一、更開放的城市化

三聯生活周刊：具體到中國社會馬上面臨的轉型，您曾提到我們如何繼續接納大量農民成為城市居民，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潘維：城市化高速發展已經給我們提出了新問題。我國農民占人口比例未來會下降到15%以下。新一代“90后”農民工是不會回鄉生活的，如果城市化使他們成為城市新貧民，會是今后社會的動蕩之源。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國人口80%以上都是農民，拒絕農民定居城市，就喪失了政治上的道德制高點。

世界上主要有四種可資中國借鑒的城市化模式：(1)歐洲模式，通過向外移民減少社會革命壓力，并通過漫長的工業化逐漸減少農民，使他們成為工人階級;(2)拉美模式，通過大莊園的土地集中把農民變成城市貧民;(3)日本模式，通過長期的對外戰爭把農民變成士兵，然后成為工人;(4)美國模式，通過城市自治和先進的城市規劃，給城市擴張的自由，迅速把人們聚集在一起，制造城市經濟效應。美國的模式與我們接近，但我們又有自己的特殊性。

中國的“鄉下人”是世界上素質較高的一批人，聰明、勤奮、能寫、會算，而且無所畏懼。中國農民最大的缺陷是散漫，很難組織。我們該怎樣釋放農民進城和造城的壓力，變壓力為動力?我國農民在市場條件下取得的成就是驚人的。與西方大多數國家的小農不同，中國小農非但沒有被市場壓垮，反而對嚴密設防的城市和工業經濟展開了無孔不入的游擊戰。現在，安頓大量農民工的任務恐怕得靠戶籍自由流動，首先讓城市人口流動起來，讓所有大、中、小城市出現競相吸引勞動者的狀態。或許這樣能高速完成建設城市中國的任務。

三聯生活周刊：隨著近年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土地該如何流轉是學術界爭論的一個熱點。您是主張耕地堅持集體所有的。

潘維：確實如此。現在人類的生產方式正在發生第二次大轉變，第一次是從農耕時代向制造業為主轉變，現在是主導產業從制造業向高端服務業轉變。農業早在制造業時代就已經不是主導產業。以美國為例，進入制造業時代以后，美國的農產品足夠養活兩個美國的人口，然而農業從業者在勞動者總量中的比例從70%以上降到10%以下;食品開支在生活消費支出中的比例從70%以上降到10%以下;農產品占財富總量的比例也從70%以上降到10%以下。

就經濟效率而言，美國的大農業比我們高得多。我們農業人口下降是正常趨勢，還會繼續有農民離開土地。但是我們的耕地不能私有化，越來越少的農民應該擁有越來越多的耕地，讓耕者有其田。而今耕地拋荒現象非常嚴重，應當規定拋荒土地由農村集體收回。

三聯生活周刊：我們今天的農村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由于農業稅的取消、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等等，農民的日子好過多了;另一方面網絡時代農民的自我意識迅速覺醒，他們對政治經濟生活的要求也越來越多了。您怎樣看待農村社會的變化?

潘維：在血親關系主導的中國鄉村搞西式多數決程序，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我在重慶巫溪做調查時，巫溪縣的一個鄉鎮書記說，每隔三年的“換屆”得安排在春節，這樣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家了，不然湊不夠“法定人數”。大過節的，村民們在山區騎摩托車往返行政村參選，折騰半個多月，好不容易選出了村主任，就沒興趣再參加村委和村民代表選舉了。草草選完后，“代表”們就外出打工，村委會無法有效行使職權。老百姓如果被基層政權的弊端刺痛，怎么會對黨和政府有感情、有信任?

農村的社區怎么治、治什么，事無巨細都由全國統一的法律規定，而中國法律規定全國選村主任的方法必須一樣。中國地域這么廣闊，不同地區的情況千差萬別，基層政權需要充分發揮自然社區的作用。黨領導科層組織，但要通過與基層社區的密切聯系來保持政黨的扁平組織特性。“人民”如果分散為自私自利的“個人”，只能找科層體系解決五花八門的“公正”問題。自然社區解體了，“人民”也就沒有了，個人問題就會轉化為社會問題，社區矛盾就會轉化為社會矛盾。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就農村上訪行為的調查顯示，農村稅費改革以來，以民事糾紛、社區公共服務缺失等問題為主的“治理型上訪”占到農村上訪總量的60%以上，而以政府侵害個人權益為由的“維權型上訪”下降到5%。與此同時，要求國家照顧的“謀利型上訪”數量快速上升，接近總量的30%。一些“謀利型”訴求超出合理范疇，出現了不少無理甚至耍無賴性質的纏訪、鬧訪行為。基層組織如何在這里發揮作用非常重要。讓政府部門之間相互制衡是西方學問；讓人民與政府相交互嵌、陰陽平衡是中華學問。

二、一個大國如果靠少數人炒房子來拉動經濟，肯定是有問題的

三聯生活周刊：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制造業已經進入黃昏末日，服務業有取代制造業成為我國主要產業的趨勢。中國應該怎樣跟上這個形勢?

潘維：農業占人類財富的總量已經下降到15%以下了，有一天制造業也會面臨同樣的局面。中國面臨著由制造業向高端服務業轉型的壓力，設計研發能力需要大大提高。人類生產方式面臨著重大轉型，今天世界上最賺錢的公司已不再擁有工廠。

“服務業占經濟總量70%以上”成為今日發達國家的基本標志。上世紀末，研發部門還只是企業的一個小部門，而今已經是先進企業的全部。世界上價值最高的公司是做軟件的“微軟”，然后是提供互聯網服務的“谷歌”，再后是專業提供產品設計的“蘋果”。只要有設計能力，終端產品將被“打印”出來。如同先前被“淘汰”的農業，從事“打印”的制造業變成生產的底端，不僅利潤低，而且消耗能源和原料，排放污染物，甚至還被發達國家強征“碳稅”。從事制造業只是落后經濟體因解決就業而進行的被動選擇。然而，制造業的衰落是相對的，是就占生產總量的比例而言的，不是絕對量下降的概念。而且，那不是行政措施能左右的，是經濟發展、勞動力素質提高和成本上升的自然結果。

三聯生活周刊：這種主要生產方式的轉變，會不會帶來上層政治制度的改變?

潘維：在發達國家的高中端服務業中，雇員和雇主一樣都是在創造“知識”，社會地位的流動性比制造業時代大得多。由于不再代表“先進生產力”，作為階級的產業工人走向衰落不可避免，傳統的階級斗爭衰落，“世界政治”崛起。第三產業的核心成本是高等教育的成本。

統治者的宮廷政治是農牧時代的產物;以政黨為基礎的選舉政治是制造業時代階級斗爭的產物。在服務業占主導的時代，信息和知識普及，分工不是確定的，階級界限日趨模糊，所以“當選”與“代表性”日漸脫節。只是由于選舉制度，選民們被迫在“都不滿意”中挑一個。

在發達國家，選舉制本身的正當性正遭到越來越多、越來越普遍的質疑。一度輝煌的代議制終將走向沒落，這也是我不贊成中國簡單照搬西方選舉制的一個原因。在今天的發達國家，以政黨政治為核心的“階級斗爭”正在被“社會運動”取代。“社會運動”的發動者多是此起彼伏的“市民會社”。市民會社圍繞某個議題或“符號”突然發難、突然崛起、突然消失，比如美國因經濟危機而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移動互聯時代政治生態的不穩定性或不確定性已初露端倪。以移動互聯技術為支撐的“社交網絡”改變了社會生態。一個群眾普遍參與到日常政治的時代到來了。抵抗群眾的參與會遭到群眾或遲或早、以各種形式進行的報復，最終淹沒政治家。在第二產業時代，精英政治是常態;在第三產業時代，精英政治日漸難以維持，群眾議政將變為常態。

三聯生活周刊：它給中國帶來的影響會是什么?我們在新一輪研發能力的競爭中，與西方的差距是在縮小還是在拉大?

潘維：近十年來，這種差距在拉大。如果我們國家還在拼命補貼制造業，不注重創新研發能力，有可能再次被甩到時代潮流之后。我們還在以農耕為主的時代，發達國家就進入了以制造業為主的時代，所以中國貧窮。現在，日本開始放棄不景氣的索尼、松下，韓國對高端服務業和制造業同等重視，都在全力面對第三產業時代。

“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今天看也非常正確，只有高速增長才可能有比較平均的分配。中國人均GDP的水平還比較低，未來維持時間比較長的高增長是可能的。投資拉動經濟是我們發展的一個階段，日、韓等東亞國家也都有這樣的階段。近年來西方集中攻擊我們靠投資拉動經濟，可是這種模式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我們大量投入基礎設施，先進的基礎設施代表未來，未來年輕人將掙很高的工資。

但是我們的經濟增長確實有不少問題。美國、德國、日本這樣的經濟體都不會主要依靠房地產來拉動經濟。一個大國如果靠少數人炒房子來拉動經濟，肯定是有問題的。但是蓋房子本身沒有錯，將來流動進城的農民工都需要房子住，只是哪些人來蓋房子，誰來掙這個錢，這是需要討論的。“居者有其屋”對一個社會太重要了，土地供應不會因為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國家越富強土地就越貴，這就需要國家、集體、地方政府、個人四方都來合作參與，四條腿走路。換句話說，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作”而獲取“資產型收入”的，不應是少數人賺錢的工具。

今后我們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高端制造業、服務業、新能源、環保產業、養老產業上來。美國人發明了開采頁巖氣的技術，降低碳排放的前景非常好。美國進口石油若大幅下降，其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可能終止。這就是高端研發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美國和歐洲總共才有10.4億人，低于我國的13.54億。現代化在中國的主要含義就是追上美歐的人均產值。為了中國的現代化，我國必須保持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升級我們的制造業，提升設計研發的整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