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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的新書《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潘維教授的觀點引起過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他的演講稿《理想主義與大學》、《科學工作者的祖國》在網上曾廣為傳播，他為《大道之行》一書撰寫的序言在微信上的閱讀量超千萬次，并引發強烈共鳴。】

一、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從未分開過

冷戰后，主張“市場機制”與“政府干預”截然兩分、相互矛盾、相互對抗的“經濟學”以“科學”的名義大行其道。

沒有政府，市場不可能存在。在無政府狀態下，搶劫機制會取代市場機制。沒有市場，政府也不可能存在。政府靠稅收運作，沒有稅收就沒有政府。政府就是靠壟斷稅收和暴力來管理社會的機構。換言之，人類社會從未有過不受政府干預的市場，也從未有過不干預市場的政府。

什么是“市場機制”？以競爭獲利的私欲為動力，自動調節商品供需平衡的機制就是市場機制。換言之，市場機制就是商品少貴多賤的機制——價高則刺激多產，多產則價低利薄，生產減緩。這個機制非常簡單，不神秘，更不神圣，古今中外的百姓都懂。

什么是“政府干預”？政府出手干預經濟四要素的配置就是政府干預。經濟四要素指的是勞力、土地（生產資料）、貨幣（資本）、企業。政府從來就同市場一起配置這四大要素。為官員之私還是為社會之公來配置則是另一回事。比如,“高干病房”就不反映市場配置醫療資源；再如，取締賣淫、賭博和污染企業，促進產業升級，等等，都是政府在干預市場機制。

所有國家的政府治權都以稅收為基礎。各種稅收就是對市場的干預。而且，稅收能左右市場，如不動產稅、企業增值稅、進出口稅、累進所得稅、遺產稅等等。反之亦然，沒有市場就沒有稅收，沒有政府。竭澤而漁，企業被稅收壓垮了，政府也就垮了。

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干預勞力及其供給。政府治權的核心任務就是管理勞動者。奴隸、農奴、雇傭工都有主從紀律，紀律契約由政府用暴力保障。勞工權利契約也是由政府暴力保障的。不僅如此，所有國家對勞力的供應都“有計劃”，如用暴力阻止外國勞工進入，有時還伴有鼓勵或限制生育的政策及戶籍準入政策。

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干預土地（生產資料）供給。地球上的土地和產自土地的自然資源不是制造的商品，不會隨市場需求增加而增加。盡管技術革新能使土地和資源的使用效率提高，但所有政府依然以各種形式干預土地的流轉分配，干預生產資料的歸屬，如高額資源稅、農地保護、土地用途管制、國家公園政策等等。干預土地和自然資源的供給和歸屬只有因地制宜的程度區別，但沒有哪國不進行干預。

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干預貨幣。金銀天然是貨幣，其本身就是財富。古今中外的政府都干預金銀的開采、使用。現代紙幣均由政府發行，是以政府信用為基礎的“債務貨幣”，即每張紙幣都是由政府擔保的欠條。紙幣發行量與生產規模掛鉤，也同政府政策掛鉤。政府不僅通過常規手段左右貨幣供應，實行寬松、穩健、緊縮等不同的貨幣政策，而且采用非常規手段干預。美國是世界上最熟練的貨幣操縱國，其強大的國家軍事機器支撐著金融帝國，如同英國的強大海軍支撐了貿易帝國。

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干預企業。政府干預企業是近代的事，因為大規模的工業企業和金融企業是近代才出現的。政府干預企業的主要原因有三個：（1）主張人類平等的社會主義思潮為“下等人”的福利鼓與呼。社會主義的核心要求是教育和醫療資源平等，反對由資本市場決定公眾養小和送老的資源配置，并呼吁把天然壟斷行業變成非營利性質的“事業”。（2）近代“國族”誕生，彼此間發生激烈的生存競爭乃至戰爭。計劃指令經濟就是戰時經濟。（3）主導人類生活的第一產業被第二產業取代，而且第二產業正在被以科技知識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取代。而今，“高科技”主導相對的國家興衰已是常識。近代以來幾乎所有高科技都來自軍事性質的科技，都是國家機器以稅款促成了其發明創造。高科技在一定時限內是不可出售的國家機密，也成為今日國家間諜活動的主要目標。

一方面，所有人都懂得差異產生動力的道理。沒有高差就沒有水流，沒有正負兩極的勢差就沒有電流。在個人和國家競爭生存、普遍自私的人類文化環境里，市場制造差異，差異是創造財富的主動力，而財富多寡是國家間生存競爭的核心。因此，拒絕市場機制當然是愚蠢的。事實上，哪怕是“指令經濟”時代也沒有徹底拒絕市場，沒拒絕按勞分配甚至按資分配。

另一方面，所有政府都干預市場。科技、軍事、教育、醫療、天然壟斷行業、區域均衡發展、國家統一等等，都迫使政府出手，用各種手段干預資源配置。蘇聯徹底否定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走向了極端。美國貌似否定政府配置資源，實際上稅收越來越高，給人民養小送老的福利越來越多，對關鍵企業的幫助越來越大，對包括金融在內的所有企業的監管越來越嚴格，還有對大宗貿易產品，如糧食、石油、天然氣、礦石的干預也越來越多。

因為壟斷稅收權，除極少數袖珍國家外，當今世界上沒有哪個企業或私人“富可敵國”，否則就談不上政府對社會的管理權了。因此，世上從未有過沒有“經濟職能”的政府。政府絕不僅是市場機制的“守夜人”，所有政府都是本國市場上的主要“運動員”之一。當然“純市場經濟”學人們不了解政府的性質是可以理解的。

政府與市場關系變遷的動能來自哪里？如同傳統的西方經濟學，中國傳統的經濟學都是政治經濟學，是“經世濟民”的學問。把經濟學視為純市場機制的知識，把市場機制放在沒有政治、沒有政府、沒有人民、沒有社會歷史的真空里研究，豈能稱為“社會”科學？

二、市場與政府之外還有人民和歷史

今人大談“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卻不知決定兩者間關系的要素還有人民群眾所“認知”的利益。換言之，市場和政府之外還有第三者，即人民大眾。沒有人民大眾的支持，無論什么關于市場和政府關系的“理論”都是空中樓閣或空穴來風。

政府是靠人民生存的。人民大眾的福祉要求政府出手干預市場。“谷賤傷農，谷貴傷（市）民”，所以華夏各國自古就有政府設置的“常平倉”，豐年糴，儉年糶，致使大災之年民不散，國以富強。之后，維持中華一統還靠鹽鐵官營、土地公有私用等等干預市場的行為。

政府與人民站在一起不是必然的，而是歷史的。與人民大眾站在一起的政府經常被精英謾罵為“民粹主義”。然而，缺少了人民大眾的支持，政府的治權必然風雨飄搖，得花大錢“維穩”。

“人民大眾的福祉”指的是什么？生老病死而已。普通人短暫的一生分為四個階段：被養、養小、送老、被送。頭尾兩個階段是被動的，中間兩個階段是主動的。被養的現實展示了自己養小的前景，送老的現實展示了自己被送的前景。古今中外，普通人辛勤工作，追求事業有成，其根本目的就是改善養小和送老的條件。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改善教育、醫療條件，在教育、醫療領域爭得更多的公正。

因為歐洲人正確地認為資本主義是挑起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民族和宗教戰爭的罪魁禍首，所以歐洲許多國家在二戰后經濟最困難時就實行了全民免費教育和全民免費醫療。美國的醫療體系曾高度市場化，但也早就實行了對窮人的免費醫療，而今更是在艱難地追趕全民免費醫療的歐洲步伐。美國的私立教育機構早就是非營利機構，公立教育機構也是從無到有，日漸強大。中國臺灣有一部分醫院屬于大學、教會和財團法人，是非營利機構，不是我們通常說的“私立醫院”。臺灣私人辦的、以營利為目的的醫院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

教育和醫療耗費龐大經濟資源。這類經濟資源由市場配置還是政府配置，抑或由政府與市場共同配置？顯然，時代不同，文化不同，信奉的思想潮流不同，答案也就不同。當這些資源被稱為“社會資源”，否定了其“市場資源”的性質，答案就幾乎揭曉了。然而，教育和醫療的龐大開支同時也意味著這些領域的市場能給資本帶來巨額利潤。資本至上的主義與社會至上的主義、保守的主義與進步的主義，在教育與醫療資源配置上的爭奪始終熾熱，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勝負趨勢。

我國很多官員追求升職，不僅為提升一點薪水，更是為給自己和自家父母爭取更優質的醫療待遇，為自己孩子獲得更優質的教育資源。然而，人民認可革命戰爭時代浴血奮戰出身的高官享受優質醫療資源，卻未必認可和平時期的今日高官享受特權。“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推己及人，若官位高低與優質醫療資源脫鉤，廉潔的政府官員不會支持醫療市場化；若教育界只認錢不認與官員的“關系”，廉潔的官員也不會支持教育市場化。

最優質的教育和醫療資源永遠是稀缺的。在今天平等導向的世界文明里，若僅極少數人能享受優質教育和醫療資源，多數人去苦苦追趕而不可得，百姓生活就注定輸在起跑線和死亡線上。今天的世界文明已經進步到如此地步，讓起點不平等，讓生命的終點不平等，讓金錢取代生命的尊嚴，已被視為不公正、不正義。

公正的養小和送老條件，隨國家財富的增加而普遍改善，是勞動者們獲得更多自由的根本標志，也是社會進步的最明顯標志。從此，“卑賤者”們八小時以外不用再為養小和送老“加班”，從而獲得了與“高貴者”們日漸平等的體育和文化權益。從此，金錢不再至上，全民身心趨于健康，全民文化素質趨于提高。

正因為如此，日本和歐洲的小學、中學質量全國統一，日本、德國、北歐、北美的大學本科教育質量日漸趨同，醫院的質量也整齊劃一。這就是全社會進步發達的根本標志，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根本標志。

因為教育和醫療領域差異的迅速擴大，我國人民養小和送老的條件隨經濟發展反而惡化。全國13億人挖空心思去爭奪幾所“一流”大學，幾十家“一流”醫院，幾百個“一流”中學的教育和醫療資源而不可得。這是嚴重的不公正，是社會倒退而非社會進步。

官權親近資本是時代特征，但官權親近民眾更是時代特征。當看到連北大才華橫溢的教授和博士畢業生們都為養小和送老把大量精力花在托門子找關系和升官發財上，當看到鄉下那些貧病交加的老人因無人照顧而自殺，你能不為我們民族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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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本與社會的大妥協

市場自古就有，社會主義精神也自古就有。自從有了市場，有了差異，就有了關于人類平等的追求。以平等來維持社會團結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視社會團結至上，是對抗差異擴大，是人文精神。社會主義希望所有人幼有所學、壯有所用、老有所終，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社會主義的終極理想是“天下為公”，由此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人民簡單而純樸，彼此關愛如同一家。這亙古的理想照耀著人類的未來，給人類以希望。

然而，理想并非現實。在現實中抽象出所有經濟領域里政府與市場間的“恰當”或“正確”關系是不可能的。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經濟領域，不同的時代，由不同的思想文化主導，“正確”就不同。

政府與市場相互依存。如同一幅陰陽圖，表面上你大我小，我大你小，實際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缺不了我，我也缺不了你。在這幅動態的陰陽圖里，動能是人民大眾，是思想文化潮流的歷史。

在陰陽理論里，均衡是核心。在現實中，陰陽均衡意味著整體的均衡，不是每個領域里的市場與政府均衡。支撐著當今全球資本主義大潮的其實是全球社會主義大潮，主要是在教育和醫療兩大領域中的均等化、非資本化。如此，公民們感受到了公平與進步，減少了金錢至上的庸俗，享受到了體育和文化創造的閑暇，提高了全民素質，就任憑資本在其他領域里自由發揮。

在我國，若能扭轉教育和醫療差異擴大化的趨勢，大眾就會對養小和送老的公正有信心，就不會在意市場在其他資源配置上起“決定作用”還是“基礎作用”，就不會在意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就不會“仇官”和“仇富”，不會有那么多憤青、憤中、憤老。

社會與資本間能否達成如此的“大妥協”？這將考驗新一代領導人的治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