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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有些人將我們黨強調的依憲執政與西方憲政混淆起來，用西方憲政詮釋依憲執政，其實質就是要用西方憲政民主制度取代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制造“法理依據”和意識形態氛圍。鼓吹西方憲政民主的人對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不以為然，瓦解這個有機統一是西方憲政民主思潮的最主要目標，核心目標是取消黨的領導。

法治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黨的領導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意識形態前提。這個前提丟掉了，法治就失去了靈魂和根基。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進程中，必須不斷鞏固和筑牢全面依法治國的意識形態基礎，堅決反對在法治問題上的非意識形態化觀念。

“我國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成果，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為歷史新時期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則、重大方針、重要政策在國家法制上的最高體現。”[1]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前提，也應當是全社會在法治問題上的基本共識。

有些人只相信西方所謂的民主制度和憲政民主才是法治的正道, 刊文稱：“當前，要推動中國憲政的實質性的進步，我們還是需要制度的支持。什么制度？首先當然是周期性的選舉、黨內民主、黨外競爭，等等。”[2]在有的人看來，只要中國不實行西方的憲政制度，依法治國就不可能取得實質性的進步。這樣的法理教條將依法治國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立起來，企圖將我國的法治建設納入西方資本主義法制軌道。

有的人故意割裂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制造“黨大還是法大”的偽命題，其實質是在意識形態上根本否定黨的領導。有人強調“以法治國”和“以黨治國”的根本區別，實際上是制造黨和法治的對立，比如，《炎黃春秋》2013年第3期刊文認為：“‘以法治國’是憲法至上，憲法高于一切。任何組織（無論是軍隊、政府、政黨）、任何人（無論是總統、總司令、國家主席）都必須遵守憲法，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執政黨依憲執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嚴守獨立。‘以黨治國’是黨權高于一切，執政黨的指示高于憲法，誰不擁護黨就是違法。政權機關成為執政黨隨意擺弄的工具，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黨組織包辦代替政權機關的工作，代民作主，而不受實質性監督，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干預司法。”[3]這一觀點的實質就是要否定黨的領導。

有些人將我們黨強調的依憲執政與西方憲政混淆起來，用西方憲政詮釋依憲執政，其實質就是要用西方憲政民主制度取代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制造“法理依據”和意識形態氛圍。鼓吹西方憲政民主的人對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不以為然，瓦解這個有機統一是西方憲政民主思潮的最主要目標，核心目標是取消黨的領導。針對西方憲政民主思潮的錯誤主張，有學者深刻指出：“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是人民，通過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有效整合，體現最廣大人民的意志，因而是人民民主，黨的領導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也因此，西方在民主上針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的核心就是顛覆共產黨的領導，主要思想武器是將‘憲政民主’的政黨輪替、三權分立、公權和私權的博弈等作為‘普世民主的模式’加以推行。”[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表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這三者統一，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政治前提和理論前提，任何割裂這三者統一的主張都會損害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推進。

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實踐進程中，我們要高度警惕西方憲政民主思潮的干擾和破壞。憲政民主是西方國家價值觀輸出的核心內容，它們將非西方價值觀視為劣等價值觀，認為西方憲政民主價值觀具有普世意義。西方國家的憲政民主價值觀輸出動搖了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意識形態基礎，有些國家發生了 “顏色革命”。但是，一些人別有用心推崇的“顏色革命”，其結果卻使一些國家發生了國家分裂、政治動蕩、經濟滑坡等現象，因此，“顏色革命”的正當性受到質疑。但由于歷史的和現實的各種原因，特別是長期形成的話語強勢，西方憲政民主價值觀在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界和學術界的影響力仍然不容小視。作為西方現行制度的憲政民主，在其自身的實踐中暴露出許多矛盾，已受到西方學者中的有識之士的質疑和反思，“西式民主”的制度神話正在破滅。但是，有些人仍然信奉“西式民主”的制度神話，醉心于所謂“制度移植”，認為只要移植了西方民主制度，一切矛盾和問題就解決了。在西方國家的全球民主化戰略中，民主價值觀輸出和民主制度移植是一個整體。價值觀輸出是先導，制度移植是具體實踐和結果。

(標題 為編者所擬)

[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８６頁。

[2]張千帆：《中國憲法為何難以落實》，《炎黃春秋》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3]高鍇：《憲法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旗幟》，《炎黃春秋》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4]侯惠勤：《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設》，《馬克思主義研究》２〇１５年第１２期。

【姜迎春，察網專欄學者，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節選自《馬克思主義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論“四個全面”與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建設的內在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