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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藝術研究院對舊炎黃春秋編輯部的改組，以歷史虛無主義為手段，以改旗易幟為目的炎黃春秋集團可謂一朝傾覆。雖然舊炎黃春秋編輯部的一些人不甘心失敗，糜集在杜導正周圍負隅頑抗，但這種頑抗持續不了太久則是可以預見的。當年的74師被我軍包圍在孟良崮，張靈甫也躲在山洞里拒不投降，下場如何大家都知道了。

　　有趣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杜導正鼓動一“廢太子”赤膊上陣，數次強闖新炎黃春秋編輯部，制造事端，吸引眼球，但由他欽定的“皇太女”、改組前實際掌控炎黃春秋的杜明明卻滯美不歸，含笑不語，不由得令人感嘆精明者自是精明，愚蠢者仍然愚蠢，被人利用和利用別人都是有家族遺傳的，也罷！

　　據悉，為應對目前的局勢，杜導正密會了炎黃春秋的精神領袖李銳——自從被原中顧委委員周惠曝出曾經在廬山誣告彭總的消息后，李銳就一直閉門謝客、深居簡出。據傳，在這次會面中，李銳說決策改組炎黃春秋的人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并鼓勵杜導正“打到底！”可見其仇恨之深，亦可見其態度之頑固了。

　　舊炎黃春秋編輯部，雖然把“憲政民主”寫進新年獻詞，但內部管理卻完全是封建的，一點民主的氣味都沒有。比如名義上炎黃春秋最高權力機構是“社委會”，但實際上真正掌握決策權的卻是“老人小組”，即李銳、何方、杜導正，也就是民間輿論中所說的“歷史虛無主義三人團”。在2014年由于變更主管單位所引發的風波中，“老人小組”越俎代庖，宣布暫停社委會職權，徑直任命社長、總編輯，其所作所為頗似慈禧太后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奪光緒帝的權，結果導致雜志社內訌，“中生代”楊繼繩、吳思被迫辭職，少壯派黃鐘、洪振快也聯袂出走。炎黃春秋元氣大傷，杜明明卻趁機登堂入室，位居要津。

　　“老人小組”中，李銳今年99歲，何方今年94歲，杜導正93歲，三人加在一起快300歲了。長壽是值得祝賀的，但是想到正是由于長壽，他們在最近三十年有機會說了那么多謊言和不著調的話，誤導了許多比他們年輕的人，我又覺得這種祝賀還是且慢說出來，心中油然而起的，反而是民間關于“好人不長壽……”的俗諺，也許這才是真正符合實際情況的慨切之論。

　　不過，中國民間還有一句俗諺，叫壽多則辱。這句俗諺的含義大概有兩點：一是高齡之后，生活失去自理能力，會鬧出許多糗事，給晚輩添麻煩，也讓自己尷尬。再一個就是自己逐漸被時代所超越，看到許多不想看，也無法接受的事。

　　對“老人小組”來說，第一種尷尬是不會出現的。因為他們都是高級干部、離休干部，體制給了他們“全包”的待遇：醫療不僅完全免費，住院還有高干病房，高額的離休工資之外，住房、用車也是完全免費的……這三個人是如此痛恨這個體制，但體制給他們極為優厚的待遇，他們全都欣然接受了，也許曾經抱怨給的還不夠多、不夠高，但從來沒有想過不要“極權體制的恩賜”。在體制的厚愛下反體制——做人做到這個份上，也讓人嘆為觀止了。

　　第二種尷尬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老人小組”親手推動了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興起，八十年代的時候，他們地位還不夠高，于是充當了打手和急先鋒，九十年代之后，他們漸漸熬成了“旗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濁浪排空之時，這三個人也一度風光無限。但十八大之后，他們又見證了歷史虛無主義盛極而衰、見證了洪振快、黃鐘兩次敗訴、見證了舊炎黃春秋編輯部被掃地出門，當然，也見證了自己從風頭無兩到千夫所指……盡管他們早就應該預見到這種結局，但預見到和自己親自體會到，感覺還是會有所區別的吧？

　　“老人小組”里，李銳的年齡最大，名氣也最大。他最有名的頭銜是“毛澤東秘書”，但他還真的不是毛澤東秘書，遍查中共黨史資料，在毛主席的歷任秘書名單里，從來沒有一個叫李銳的人。他僅僅是在大躍進期間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作為水電部副部長有資格給毛主席寫信報告水利、水電方面的情況罷了。當時毛主席為了掌握經濟建設的信息，在國務院各個經濟部門都找了這么一個寫信匯報情況的人，他老人家也沒有想到，幾十年后會有人因此自稱是他的秘書。想來在毛主席生前，給他寫信匯報情況的人何止成千上萬？如果都算是他的秘書，那他使用秘書的數量恐怕可以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了。

　　李銳是反毛急先鋒。他以“毛澤東秘書”相招搖，倒并不是出于虛榮，而是出于反毛的需要。第一，我是“毛澤東的秘書”，我說的話你還不信嗎？第二，“秘書”都出來反對他，可見他這個人確實有問題。李銳靠“毛主席的秘書”頭銜唬住了很多人，只是對熱愛毛主席的人民群眾來說，這未免欺人太甚！

　　對李銳來說，他最大的心病是2009年原中顧委委員周惠關于廬山會議的一則談話被披露，據周惠講，李銳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曾經夜闖主席駐地，以參與者的身份跪在主席面前揭發（誣陷?）彭德懷元帥搞軍事俱樂部，干擾了廬山會議的進程。這份材料打碎了李銳通過《廬山會議實錄》一書為自己塑造的“剛正不阿”的形象，而將其重新還原為勢利小人的嘴臉。李銳對此一開始矢口否認，但是待有人拿出周惠秘書田聰明發表的《憶周惠同志》一文作為旁證后，李銳對此事就絕口不提了。2016年，廬山會議期間在中南海秘書室工作的戚本禹在香港出版了回憶錄，他在書中直接證實周惠所言屬實，李銳就再也不為自己辯解了。

　　相對于李銳子虛烏有的“秘書”頭銜，何方作為張聞天秘書，倒是有實無名。說有實，是因為張聞天在長達10年左右的時間里，確實是把他作為秘書使用，說無名，則是因為張聞天從來沒有給他秘書的名義。

　　說起來，張聞天對何方是有知遇之恩的。解放戰爭期間，張聞天擔任遼東省委書記時，就開始重用何方。1949年從遼東省委調外交部工作的時候，又把他調到了外交部，此后無論是去蘇聯做大使，還是回國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都始終帶著他。張聞天對何方的信任。一度達到了“秘書專政”的程度，據何方自言：“凡是送給張聞天的材料，政治局的、書記處的、中央各部委的，更不要說外交部各單位和駐外使館的，都由我先看一遍，挑出需要送張聞天閱的（其余就被我給精簡了）”，“凡送經張聞天審批上呈、會簽以及發表的文件，他也要我先看一下，該修改的就修改……”以至于有些外交部的司局長們說：“何方真霸道，他的這道關比部長都難過！”

　　不過，盡管張聞天對何方寵信有加，何方對張聞天卻配不上這份寵信。1959年廬山會議后，何方發現張聞天政治上已失勢，遂“下決心同張聞天劃清界限，站出來揭發批判張聞天”，由于他和張聞天關系密切，所以他在外交部的會議上把大量張聞天和他的私下談話都揭發了出來，幾十年后他仍不無得意的說“沒有人能夠揭發出這么多和這么具體的問題”。何方的揭發給張聞天造成了重大的打擊，當時主持會議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就語帶雙關地對張聞天說：“洛甫同志，你已經眾叛親離了。”

　　但是，后面的劇情更令人詫異。文革結束之后，張聞天被平反。何方又跑到張聞天的遺孀劉英那里痛哭道歉，獲得了劉英的原諒。此后，他又開始了神化張聞天，把遵義會議以后的黨史描述成“以他（指張聞天）為首的領導集體率領中央紅軍完成了萬里長征，并順利地落腳于陜北”的歷史，把毛主席當年對張聞天的團結描述成張聞天對毛澤東的賞識與提攜，“（張聞天）把毛澤東推上領袖地位，做到了‘扶上馬，送一程’”。

　　如果說，1959年，何方對張聞天的揭發是把張聞天妖魔化的話，那么張聞天平反后何方對張聞天的神化，則是把他漫畫化了。

　　張聞天同志何辜？給了何方知遇之恩，卻被他如此利用——正用、反用、化用，生前要用，身后還要用。

　　在“歷史虛無主義三人團”中，杜導正是最年輕、最務實的一位。比如，他雖然早就到耄耋之年，卻始終不肯放棄社長這個最有實權的職務。有人算了一筆賬，《炎黃春秋》號稱發行20萬份，如果簡單按年訂閱費120元/份計，每年就是2000多萬元。刨去各種成本，按30%的利潤率計，每年凈收入少說也有好幾百萬元。但對于錢的問題，杜導正早有鋪墊，他在不同場合多次講，開辦《炎黃春秋》是他個人借錢開辦的，并說炎黃春秋的體制是“四不象”，不像事業單位，也不像企業，不像國有，也不像民營。其實，炎黃春秋就是國有事業單位，但杜導正既然說是四不像，別人也就很難對它進行審計了，錢花在什么地方，最后進了誰的口袋，也就只有天曉得了。實際上，杜導正想要的恐怕就是四不像，只有四不像才能四種便宜全占又不用承擔任何責任，杜導正才能上下其手，讓長期在國外生活，對炎黃春秋并沒有實際貢獻的“皇太女”杜明明當上副社長兼有實權的社委會秘書長，硬是把炎黃春秋搞成了一個小小的家天下。

　　盤點一下杜導正參加革命后的歷史，發現他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里，都是非常“左”的，比如抗日時期，不經解放區民主政府的審判就以鋤奸的名義隨便殺人，土改時期，違反黨的政策，縱容落后農民公報私仇，反右的時候表現非常積極，在自己擔任社長的新華社廣東分社內大打右派，大躍進時又積極鼓吹浮夸風……，杜導正對這些事情都是直言不諱的，他的過人之處在于把這些都轉手推到了“黨”的身上，“我非常聽黨的話，因此黨對我也對，黨錯我也錯。”全然不提自己的所作所為都違反了黨在各個時期的政策。待到1989年，杜導正從新聞出版署署長的位置上離休之后，又開始擁抱“普世價值”，和李銳一起呼喚“何時憲政大開張”了。

　　李銳、何方、杜導正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都是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后期，隨著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全面抗戰的開始，革命力量急劇擴張的時候加入革命隊伍中來的，他們都出身于逐漸敗落的殷實之家，受過一些教育，也有一些小聰明，都有極為強烈的出人頭地的愿望，堪稱革命隊伍中于連·索黑爾（司湯達小說《紅與黑》中的主人公）式的人物。

　　于連參加革命——這是革命洪波涌起時難以避免的現象。關鍵要對于連們進行改造，使他們成為真誠的革命戰士。毛主席高度重視這項工作，所以有了延安整風。大量和李、何、杜情況類似的青年在整風中完成了思想改造，成為革命的中間力量，并以“三八式老干部”的名義受到歷史的尊重。但這三個人的特點是對思想改造強烈反感，李銳、何方都用極為仇視的筆調回憶過延安整風，他們拒絕了改造，也確實沒有被改造好。

　　一個人的個人動機過于強烈，行為就不可避免的會具有機會主義特征，在革命的理想主義時代，也就往往容易被淘汰。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李、何、杜三人都經歷了“投機-失敗-出局”的共同經歷，這并不是偶然的。

　　新時期開始后，他們重新獲得了高位，但革命時代“投機-失敗-出局”的經歷，構成了他們內心深處最為痛苦的回憶，他們給這段經歷賦予了新的名稱：“受迫害”。對革命時代和決定讓他們出局的革命領袖，他們內心深處充滿了仇恨；而一度被壓抑的出人頭地愿望，又再次強烈復蘇，在冷戰結束后美國似乎是歷史終結者的局面下，“無論如何都要和勝利者站在一起”的機會主義心理，也再次主導了他們的行為——所有這一切，構成了“老人小組”掌控《炎黃春秋》20多年的全部行動指南。

　　舊《炎黃春秋》的特點，在于用歷史的碎片遮蔽歷史的大是大非，甚至用歷史的碎片，冒充歷史本身，并美其名曰“還原歷史真相”。比如那篇激起公憤的《狼牙山五壯士細節分歧》就是這樣。試問狼牙山五壯士的歷史是什么？就是五位八路軍戰士頑強阻擊了日寇，并在把日寇引上絕路之后英勇跳崖，表現了要和日寇血戰到底的決心。但在《細節》一文中，這一英勇悲壯的歷史卻變成了“有沒有拔蘿卜”的歷史、“溜下去還是滾下去”的歷史——先烈可以這樣被羞辱嗎？歷史可以這樣被改寫嗎？當然不能！舊《炎黃春秋》的文章，萬變不離其宗，大抵如是。

　　李銳、何方、杜導正控制的舊炎黃春秋曾經標榜“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他們的全部實踐，卻證明了其實是“亂臣賊子作《炎黃春秋》”，此前20多年出版的每一本《炎黃春秋》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們朝天空吐唾沫，但所有的恥辱都迅速落回了他們溝壑縱橫的臉上，并最終會成為他們的墓志銘。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根據作者微信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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