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鄧小平多次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由來已久,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逐漸引起大家的重視。然而長期以來,由于認識不清、重視不夠、監管不嚴、措施不力,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越來越強勁,最終在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裹挾下,于19八9年春夏之交集中爆發,給黨和國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作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創立者和實踐領導者,鄧小平始終強調,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重溫鄧小平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系列論述,對于澄清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錯誤認識,確立當前意識形態現象的審視坐標,尋求當前意識形態難題的解決辦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指導意義。
一、重溫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論述的意義
重溫鄧小平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系列論述,可以讓我們清醒認識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存在的長期性和危害性,深刻感受十八大以來我國意識形態形勢和局面的進一步復雜化,幫助我們在大是大非問題面前把握實質、站穩腳跟,從而“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304 頁。】
1. 清醒認識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存在的長期性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敏銳地意識到,在“打開國門”向發達國家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資產階級價值觀和腐朽生活方式也會乘機而入。正如打開窗戶,既能呼吸到新鮮空氣,也難免混進來蒼蠅蚊子一樣。面對外來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一些意志不堅定的同志甚至黨員干部的政治立場就會動搖,走上資產階級自由化道路。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將是一個貫穿改革開放始終的長期過程。對于這個問題,鄧小平曾經先后作出了多次判斷,從1983年提出“清除思想戰線精神污染”,到1986年十二屆六中全會“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再到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表明我們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歷程。鄧小平多次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但在十八大前后的一個時期,無論在學術討論還是社會生活中,“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成為一個很少使用的術語。原因大抵有三: 一是有些人認為,這個詞的意識形態屬性過于濃郁,在多元化背景下再講已經不合時宜; 二是有些人擔心,再用這個詞去捍衛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不僅容易讓對手找到反擊的靶子,還容易讓一些中間的同志反感; 三是一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已經意識到,在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工作的高壓態勢下,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去影響群眾的最好辦法,就是努力去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痕跡。這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方不愿意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方“只做不說”,造成一段時間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些現象極其不正常。事實上,只要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和平演變圖謀猶存,無論“說還是不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就在那里”,還會以這樣那樣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普世價值、憲政民主、公民社會、新聞自由等。
值得欣慰的是,隨著多元價值觀念和一元主流意識形態的斗爭成為常態,人們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認識越來越清晰,我們的意識形態工作在不斷加強,面臨的意識形態局面也在逐漸好轉。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并不會隨著形勢的好轉而消失,必將貫穿全面深化改革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過程,我們決不能在這種“常態化”存在中掉以輕心。
2. 深刻感受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局面的進一步復雜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種排擠、否定、淡化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一度甚囂塵上,導致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波譎云詭,局面更加復雜多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呈現出許多新的特點。但無論怎樣改頭換面,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本質和目的并未改變。近幾年來,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遙相呼應,無論是通過歷史虛無主義丑化我們的領袖,還是通過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腐蝕我們黨的干部,或者通過宣揚“普世價值”“司法獨立”“憲政民主”等蠱惑人心,甚至直接鼓動所謂的“顏色革命”和 “街頭抗爭”消解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其終極目的是為了推fan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為了達到這一險惡目標,一方面,他們采取更具滲透性、隱蔽性和欺騙性的手段,或在學術研討、文化交流等合法外衣的掩護下兜售西方價值觀,或利用各種媒體特別是網絡和影視販賣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私貨; 另一方面,他們在拉攏、利誘一些“精英分子”作代理人的同時,大力在普通知識分子中培植“異見分子”和 “意見領袖”。然而,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力量的層層滲透和步步緊逼,相關工作部門并沒有拿出特別好的反制措施,造成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局部泛濫,部分意識形態陣地一度失守。比如,十八大前后,仿佛人人可以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污名化”甚至謾罵黨的領袖、戲說甚至貶損我們的英雄好像成為一種時尚。又如,“砸鍋黨”“死磕派”大行其道,公然與主流意識形態觀念唱反調,一些教師公然在課堂、網絡上抹黑中國,而 “四個絕不能”無非強調了一下社會主義大學的辦學要求,竟然受到圍攻和控告。這種局面及其成因,與20世紀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歷史有著“驚人的相似”。
20世紀80年代中期,資產階級自由化活動日益公開化,開始通過有組織的游行、罷課等活動,或者成立非法組織、組織非法集會,利用非法出版物或大字報、民主墻等,攻擊國家機關,擾亂社會秩序,并且把斗爭矛頭直指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敏銳地注意到這種態勢,反復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遺憾的是,他的講話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活動愈演愈烈。在總結19八9年春夏之交風波的原因時,鄧小平認為,主要是因為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得不夠好,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退讓、容忍甚至縱容,造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不斷蔓延。他指出:
【“四個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精神污染,我們不是沒有講,而是缺乏一貫性,沒有行動,甚至講得都很少。”】
殷鑒不遠,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并重新審視當前的意識形態形勢和工作。
3. 重新審視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重點部位和關鍵環節
對于逐漸蔓延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強調,在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時,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他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應該講究方式方法,要關注重點部位,把握關鍵環節。重溫鄧小平的相關論述,對于我們把握當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點和關鍵,特別是抓緊黨員干部和高校、軍隊等重點部位的工作,抓好課堂、教材和網絡輿論陣地等重點領域,完善和落實意識形態工作相關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所謂重點部位,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要抓緊抓好重點人群和重點領域。在鄧小平看來,重點人群主要是黨員干部。因為一旦某些黨員干部受到腐蝕,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就會在黨內蔓延,危害巨大后患無窮。早在1979年,針對社會上極少數人散布懷疑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他就批評“黨內也有個別同志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1985年后,鄧小平敏銳地認識到,自由化思潮
【“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而那些帶頭煽動和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
為此,他反復告誡全黨,必須高度重視黨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否則,“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鄧小平認為,重點領域主要是理論教育和思想文化戰線。他在《關于思想戰線上問題的談話》中批評了文藝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同時指出“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他針對“理論界文藝界還有不少的問題,還存在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現象”,明確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對于不分析、不鑒別、不批判,一窩蜂地盲目推崇各種西方思潮,用西方資產階級沒落文化來腐蝕青年的狀況,他語重心長地指出:
【“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采取堅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嚴重。從長遠來看,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的事業將由什么樣的一代人來接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 為此,他要求: “思想戰線上的戰士,都應當是人類靈魂工程師。”】
所謂關鍵環節,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既要靠教育爭取群眾,特別是青年學生,也要靠制度和法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1987 年 3 月,談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長期性時,鄧小平指出:
【“既然這是個長期的任務,我們就不能搞運動,方法以教育、引導為主。當然,如果有人搞得我們總是不安寧,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種專政手段,使用紀律、法律手段。”】
一方面,要積極地開展思想斗爭,對錯誤思潮進行批判,用正確思想來教育和引導廣大民眾,而不能聽任自由化思潮搞亂人們的思想,爭奪廣大青年。鄧小平要求,思想理論戰線要根據新的豐富事實,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
【“這樣才能夠教育全國人民,全國青年,全國工人,解放軍全體指戰員,也才能夠說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國尋求真理的人們……我們思想理論戰線的同志們一定要趕快組織力量,定好計劃,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陸續寫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內容、新思想、新語言的有分量的論文、書籍、讀本、教科書來,填補這個空白。”】
另一方面,要努力實現法制化,通過法制的力量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要時甚至動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保證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和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鄧小平指出:
【“這場斗爭是政治斗爭,但是一定要在法律范圍內進行。要有聲勢,但準備必須充分,步驟必須穩妥,分寸必須適當……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學會使用法律武器 ( 包括罰款、重稅一類經濟武器) 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進行斗爭。” “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誣蔑的人暢行無阻,煽動群眾。” “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鄧小平多次強調人民民主專政之于國內穩定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不止一次講過,穩定壓倒一切,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丟。你鬧資產階級自由化,用資產階級人權、民主那一套來搞動亂,我就堅決制止……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于其他三條。”】
二、鄧小平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要論斷
鄧小平在一系列講話中,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表現、危害及其與改革開放的關系,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深刻揭露和鞭辟入里的精彩論述,值得我們認真研討、悉心體會、貫徹落實。
1.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及表現
仔細分析,無論是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新聞自由,還是重新定義所有制、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其實質都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對此,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 “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 ‘民主’、 ‘自由’,否定社會主義”,是 “四個堅持的對立面” “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論述,科學界定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涵,揭示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實質,是我們撥云見日,認清當前意識形態領域一些 “慣用伎倆”“鬼把戲”的 “照妖鏡”。
在此基礎上,鄧小平進一步描述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種種表現,他指出: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也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宣傳,一定要堅決反對。”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么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
“我們腦子里的四化是社會主義的四化。他們只講四化,不講社會主義。這就忘記了事物的本質,也就離開了中國的發展道路。這樣,關系就大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與我們的不同。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而他們卻提倡資本主義理想。”】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上述表現,與我們的改革開放政策背道而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公然挑戰。鄧小平始終認為:
【“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
“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
他多次批評這種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改革:
【“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 ‘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
鄧小平還一針見血地批評了一些人借改革開放需要解放思想之名,行資產階級自由化之實,實質上是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希望放棄黨的領導,放棄社會主義制度,最終轉向全盤西化。他指出:
【“什么叫解放思想? 我們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打破習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解放思想決不能夠偏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軌道,不能損害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全黨對這個問題要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如果像 ‘西單墻’的一些人那樣,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去 ‘解放思想’,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到黨和人民的對立面去了。”】
這些論述,對于幫助當時頭腦發熱的青年學生,以及盲目參與學潮的社會各界人士,及時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和實質,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2. 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危害
為什么當前一些人的言論很有市場,并不是因為這些公知、大 V 掌握了真理,并把這種真理分析得多么深刻,也不是所有信奉者都不愛國,或者說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我們沒有給群眾講清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危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所有努力,無非是想借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不和諧因素,以及人們對一些問題的不理解,把意識形態領域的水攪渾,把全國人民的思想搞亂,從而破壞我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為全面深化改革制造障礙,最終達到攻擊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推fan中國共產黨領導、顛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實行 “全盤西化”的罪惡目的。
對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危害以及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沖擊,鄧小平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他始終認為,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建設,離不開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絕不能瞎折騰。為此,他多次強調: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沒有共產黨的領導,肯定會天下大亂,四分五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而沒有黨的領導也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制度。”
“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
“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設……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沖擊。”】
他告誡大家:
【“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特別強調有理想、有紀律,就是這個道理。如果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黨的領導,十億人民沒有凝聚的中心,黨也就喪失了戰斗力,那樣的黨連個群眾團體也不如了,怎么領導人民搞建設?” “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
3.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會妨礙改革開放
針對國內外一些人認為 “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會妨礙甚至終止改革開放”的錯誤思維,鄧小平強調,不能把改革開放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他多次在講話中表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不是今天才講的,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一直在講的。有人說我們改變了方針政策,那是一種誤解”。他很努力地給國內外解釋:
【“中國的政策基本上是兩個方面,說不變不是一個方面不變,而是兩個方面不變。人們忽略的一個方面,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黨領導。”】
他始終強調,改革開放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路線、方針、政策的兩個方面,要把二者關聯起來。他指出:
【“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
“要搞現代化建設使中國興旺發達起來,第一,必須實行改革、開放政策; 第二,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兩個基本點是相互依存的。”】
鄧小平之所以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為了更好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他始終強調:
【“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
他警告說:
【“如果中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么肯定會有動亂,使我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們制定的方針、政策、路線、三個階段發展戰略的目標統統告吹。”】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正是由于始終堅定不移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才使改革開放事業歷經復雜局面而始終順利向前。進入新時期后,隨著改革難度的增大,以及對改革質疑的增多,有的人把出現社會問題的原因歸咎于改革開放,堅持 “回頭看”,鼓吹 “回到原點”,試圖重回封閉僵化的老路; 還有的人以 “唯我獨革”的 “改革家”“改革派”自居,把出現不和諧問題的原因歸咎于 “改革不徹底”,傳播和鼓吹西方憲政民主、 “普世價值”等錯誤思潮和主張,希望通過以西方制度為標準的所謂全面徹底改革,把中國引向改旗易幟的邪路; 甚至有一些人提出,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要回避各種矛盾,放棄四項基本原則,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對此,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 “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必須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扎扎實實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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