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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2017年2月是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25周年和逝世20周年。這幾天，一些媒體又借著紀念鄧小平，祭出“徹底改革政治體制”、“普世價值”、“不要搞意識形態爭論”的老調。實際上他們是意在言外，根本不是要紀念鄧小平，而是借著歪曲鄧小平的只言片語，來推動私有化、自由化、西化的錯誤改革方向。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紀念鄧小平首先是要堅持共產主義理想信念。使借助紀念鄧小平推動中國“西化”、新自由主義化的愿望落空了。

原題: 堅持中國道路是對鄧小平最好的紀念

——學習習近平同志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核心提示：習近平紀念鄧小平的講話，在關鍵時刻為改革開放再次把關定向，使借助紀念鄧小平推動中國“西化”、新自由主義化的愿望落空。外媒稱：“中國媒體對習近平講話的報道中，解讀鄧小平遺產——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自然發展，而不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否定。”

2014年8月是鄧小平誕辰110周年，黨中央舉行了隆重紀念活動，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講話。結合2013年12月舉辦的毛澤東誕辰120周年紀念活動，這兩次紀念活動傳達出一個共同的信號：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共產主義者，都是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實事求是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理論和實踐是一脈相承的，他們的奮斗目標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獨立自主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鄧小平是對毛澤東時代的繼承和發展，這是一條土生土長、承前啟后、不可割裂的中國道路。今天我們紀念毛澤東和鄧小平，最重要的就是堅持他們的理想信念，吸納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不斷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堅持沿著他們開創的中國道路走下去。

在紀念鄧小平的熱潮中，也有一些觀點有意或無意地曲解鄧小平，曲解鄧小平理論。有人認為，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成功，正是由于與毛澤東時代進行了徹底決裂，朝“普世價值”靠近。也有一些人認為，今天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皆是源于改革開放，他們甚至責備鄧小平是“修正主義者”，背叛了社會主義；是“實用主義者”，只顧眼前不顧長遠。這兩種觀點雖然立場不同，但都是把鄧小平時期和整個中國近現代史割裂開來，脫離了具體的歷史環境。“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1]。”這個標準，對毛澤東、對鄧小平、對一切歷史人物都是適用的。

按照這個標準，把兩位偉人放到歷史長河中，我們清晰地發現：雖然從表面上看，毛澤東和鄧小平在不少具體問題的做法上有區別，甚至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但這種區別是在共同理想信念、共同遠大目標的前提下關于具體路徑的區別，是在同一場萬里長征中不同階段戰略戰術的區別。他們的區別，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所處的歷史環境不同、階段性目標不同、工作重點不同和外部約束不同而導致的。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堅持獨立自主地走中國道路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道路問題。和一切落后國家一樣，中國在探索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過政治經濟上依附于外部大國、發展模式上照搬外部大國的傾向。從世界歷史上看，除了少數具有地緣戰略特殊性的小國可以依靠依附和效仿發展起來之外，依附型發展道路并不成功。能否擺脫在政治經濟和發展模式上對大國的依附，關系到落后民族能否真正自立于世界。

近代以來，中國出現過三次比較嚴重的依附和迷信的傾向，影響著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這三次傾向，正是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共同努力下才得以避免和糾正的。

第一次是國民黨政府時期，國民黨政府得到美國和蘇聯的經濟和武器支援，其內部高級官員以歐美留學生為主，在政治傾向上高度迷信美國。這種迷信就連美國人自己都看不下去。美國記者白修德寫道：“在亞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沒有哪一個政府如此徹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滲透，被美國的理念、援助和指導所毀滅”，“這個政府中任何一個說著流利英語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國民完全脫節的” [2]。而與之恰恰相反，中國共產黨艱苦卓絕、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解放道路，堅持全民族抗戰，開展土地革命，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贏得了人民支持，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宣告了依附道路的結束，避免了淪為美國附庸的命運。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在中國共產黨內領導了對照搬蘇聯模式的斗爭。新民主主義革命是毛澤東領導的，也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共同完成的。

第二次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對蘇聯的迷信和依附。新中國成立之后，從當時國際形勢出發，選擇了“一邊倒”，因為當時只有蘇聯能夠給予中國安全保障和重工業支持。但是新中國從一開始就強調獨立自主。特別是1958年之后，隨著蘇聯對中國提出搞共同艦隊、駐軍、服從蘇聯全球戰略等要求，中國果斷地堅持原則，不惜同蘇聯分道揚鑣。在國內政策方面，早在1956年就開始反思照搬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做法，逐步向地方下放企業管理權、調動地方積極性，推行體現工人民主管理的“鞍鋼憲法”等等。雖然在探索中國獨立自主工業化的過程中有失誤，但總的來看，到20世紀70年代，中國已經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獨立自主地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而且成為一個靈活性和分權化相當高的國家，避免了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僵化和固化。如果沒有這些努力所奠定的中國道路的內生活力，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基礎，中國也極有可能在蘇聯東歐劇變中出大問題。

這次擺脫對蘇聯的依賴和迷信，是在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鄧小平在其中發揮了突出作用。1956-1966年，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在擺脫對蘇聯的迷信和依附中，鄧小平承擔了大量工作。他多次帶隊赴蘇聯參加談判和論戰。闡明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立場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等重要文章，就是由鄧小平主持討論起草、毛澤東修改定稿的。在“文革”后期，毛澤東提議恢復鄧小平工作時，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3]可見，在堅持獨立自主方面，鄧小平和毛澤東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贊賞。

第三次是改革開放以來對西方的迷信和依附傾向。改革開放，在扭轉了一種傾向之后又逐步出現了另一種傾向，那就是對西方政治經濟模式的迷信，鄧小平對此堅決地進行了糾正。改革開放初期，他頂住黨內外的壓力，堅決維護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鄧小平為改革開放確定了“四項基本原則”的底線，親自領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并且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4]。20世紀80年代末，面對黨內一些迷信西方模式的領導人，鄧小平領導全黨堅持了改革的正確方向。在中國一度受到美國等西方國家制裁時，他又領導中國頂住壓力，在原則立場上絕不妥協。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創造了建設社會主義的輝煌成就，我們應該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創造。我們自己不足、不好的東西，要努力改革。外國有益、好的東西，我們要虛心學習。但是，不能全盤照搬外國，更不能接受外國不好的東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數典忘祖”。鄧小平同毛澤東一樣，都是照搬照抄的反對者，都是獨立自主的堅持者，都是中國道路的探索者。這一獨立自主的精神，在新一屆中央領導身上得到了發揚光大。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走群眾路線、實現共同富裕

如果說，對外堅持獨立自主，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共同信念。那么，在國內發展道路上，走社會主義道路、走群眾路線、實現共同富裕，則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最大公約數。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和鄧小平只有具體做法的區別，沒有方向和本質的區別。

毛澤東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群眾路線和共同富裕，這是大多數人認可的。值得指出的是，這并非僅僅出于信仰，而是基于對中國現實的認識，是從中國歷史血的教訓中得出的結論。中國的現代化，要解決的是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經形成的情況下，一個小農經濟為主的貧窮大國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問題。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已經證明，走那種“先形成貧富分化再縮小差距”的西方發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一方面，這不僅將帶來巨大的社會代價；另一方面，封建士大夫、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要么自身過于弱小，要么依附外國列強，出賣民族利益，都不可能承擔起現代化的重任。而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正是由于走了“先解決公平問題再解決發展問題”的道路。通過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樹立了社會主義新思想新文化，建立了一個比較公平的社會基礎，建設了一個“扁平化”的國家。這不僅大大降低了工業化的社會成本，而且做到了公平分擔工業化的成本，避免了僅僅由中下層民眾承擔。同時，在經濟水平較低的那個歷史時期，創造性地為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醫療、住房和養老等社會福利，從而贏得最廣大人民的擁護，有力地鞏固了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內的公平正義，和對外關系中的獨立自主，是相輔相成的。因此，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都把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共同富?？醋魇遣豢纱蚱频纳€。

1965年，毛澤東已經察覺到黨內的某些傾向，他在重上井岡山時對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說：“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5]

而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多次闡述過同樣的道理。他說：“公有制占主體，實現共同富裕。這兩條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東西”，“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6]，“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7]可見，鄧小平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堅持，是一以貫之的。20世紀90年代初，當貧富差距的問題已經開始出現時，鄧小平及時提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他主張，應該把縮小收入差距、克服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問題提上日程。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之后會見記者時強調，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這是對共同富裕這個毛澤東、鄧小平的“最大公約數”的繼承。

毛澤東和鄧小平：矛盾中的對立統一

毛澤東和鄧小平在一些問題上看似對立，實則是一對矛盾的對立統一，是在不同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下，矛盾的重點有所不同，不能把他們對立起來、割裂開來。

例如，包產到戶是鄧小平領導改革開放的先聲。但是，也有一些觀點把包產到戶絕對化、教條化，得出“體制改革，一抓就靈”的印象，從而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之前的人民公社完全對立起來，進而得出今天應該進一步推進農村土地私有化的主張。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農業集體化，解決了農業機械化、良種和技術傳播、農田水利建設、農村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投入問題。全國水庫庫容由新中國成立前的200億方增加到1976年4200億方，修建了長達20多萬公里的防洪堤壩和8.6萬個水庫，灌溉面積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于新中國成立初全國發電量的7.5倍[8]，農民的預期壽命從30多歲增加到60多歲，農民普遍享受到基礎教育。這些都使得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業生產條件，已經同建國初期大不一樣，遠遠不是“一改革就吃飽飯了”那么簡單。如果脫離了毛澤東時期的農業成就，就無法解釋為什么中國幾千年小農經濟都沒有解決吃飯的問題。

人民公社管理不善，固然會導致勞動積極性不足，但是要看到，在傳統農業最稀缺的并不是勞動力投入。在我國這樣人多地少的國家，勞動力對提高農業產量的作用已經接近極限，如果不解決機械、水利、交通、通訊、良種、工業化支持等主要屬于公共產品的要素（毛澤東將其總結為“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八字憲法），即使把人累死也不能顯著提高產量，而人民公社恰恰提供了這些公共要素。一旦具備這些公共要素，再進行包產到戶，就能夠有效激勵勞動者使用這些要素，發揮家庭經營精耕細作的優勢，還能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而在毛澤東時代，我國的工業基礎還很薄弱，也不具備大量轉移農村勞動力人口的條件。所以，毛澤東時代的農業集體化，和鄧小平時代的包產到戶，是前者為后者打基礎的關系，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而不是對立的關系。

類似地，到了20世紀90年代，當包產到戶的體制紅利已經消耗殆盡，而小農經濟面對市場經濟沖擊時的脆弱性暴露出來之后，鄧小平又及時提出了我國農業發展“兩個飛躍”的設想。他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9]

在許多問題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都有這種“否定之否定”、“正題-反題-合題”的現象。

又如對外開放。毛澤東時代，我國沒有全面開放，并非是主觀上要閉關鎖國，而是受到西方國家的封鎖。改革開放后，我國對外開放的條件不斷成熟，但是即便如此，也沒有無原則地全面開放。再如發展戰略的選擇。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重工業優先戰略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中國既不能像英美等國那樣通過對內圈地、對外擴張來完成原始積累，也不能像一些小國那樣通過犧牲主權、充當大國的軍事基地來換取經濟援助，而只能集中國內的有限資源優先發展重工業。正如毛澤東所說：“為人民的當前利益，是小仁政；為人民的長遠利益，是大仁政……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10]改革開放之后，有條件引入市場機制，發展消費工業，改善人民生活，一度在一些戰略性基礎產業上減少了投入；但20世紀90年代之后又重新加大了重視，這也是一個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調整的過程。

鄧小平的偉大之處在于，打破傳統社會主義教條的束縛，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實事求是地根據形勢和環境的變化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并且排除阻力予以實施，使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充滿生機、活力和感召力。

鄧小平領導走出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我們紀念鄧小平同志，就要學習他對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無比堅定的崇高品格。信念堅定，是鄧小平同志一生最鮮明的政治品格，也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挺起的精神脊梁”。[11]有人認為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并且認為“改革開放能成功，就是因為放棄了不切實際的理想”，這是對鄧小平的誤解。鄧小平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表現在他對個人及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上。鄧小平年輕時就加入了共產黨，那時候的共產黨，沒有絲毫物質利益，革命的前途也很渺茫。如果是一個實用主義者，在那時有一千一萬條路可以選擇，但是不可能選擇提著腦袋干革命，不可能忍受長期殘酷的革命戰爭。

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事業出現挫折的情況下，鄧小平不惜排除黨內外巨大阻力，堅持了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阻止了一些人試圖把中國引向歧途的做法。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說：“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12]正是鄧小平維護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抵制了新自由主義，沒有使中國像蘇聯那樣改變顏色，這是他對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貢獻。

毛澤東和鄧小平，都具有高度的歷史自信和歷史自覺。他們都認為，中國只有走一條新路，才能跳出歷史的周期律，而這條新路就是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并不是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基于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做出的理性選擇，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中國的歷史和其他發展中大國的教訓證明，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已經形成的情況下，靠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簡單地加入全球分工來謀求獨立與發展的道路走不通；只有走一條新路，才有可能建設一個更好的新世界，才可能跳出興衰成敗的周期律。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需要高度的歷史自信和歷史自覺，就是因為社會主義是前所未有的事業。要打破舊的發展模式、舊的利益格局、舊的思想文化，就會遇到重重阻力甚至出現反復。沒有對人民高度的責任感，就不可能應對探索新路所要遇到的各種風險和挑戰。

同時，毛澤東和鄧小平又都不是空談理想的人，他們堅持理想百折不撓，為了理想敢于和善于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社會主義畢竟是前所未有的事業，它的基本原則和方向是明確的：消滅剝削，消滅壓迫，消滅兩極分化，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但是，這條新路怎么走？誰都不知道。只有借鑒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在內的人類文明一切成果，同時又不斷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社會主義才能不斷豐富和完善。在鄧小平那里，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等等，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不可褻瀆的教條。社會主義可以利用市場、可以利用資本，但是必須要搞清楚這些手段為誰服務。正如他所說：“市場和計劃都是工具”。他在對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政治交代中指出：“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于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13]可見，鄧小平從來沒有把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絕對化、教條化，而是敢于和善于吸取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中國人民服務。

黨的十八大以后，黨中央再次強調“改革開放永無止境”，這是一個具有哲學高度的認識，因為世界本身就是在不斷變化的，靜止和停滯的論點是錯誤的。正如毛澤東所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今天，能夠繼續保持繁榮，就是因為保持著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能力，從包括社會主義運動在內的各種社會運動中不斷吸取營養，完善自己。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今天，從東方到西方，從華爾街到廣闊的拉美大陸，都在反思原有的發展模式，反思新自由主義的思潮對全球帶來的危害。作為經過五千多年輝煌歷史、一百多年苦難抗爭、六十多年艱苦創業的中國人，為什么要停滯和迷信呢？“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如果把改革變成了教條和迷信，改革就沒有生命力了。

習近平紀念鄧小平的講話，在關鍵時刻為改革開放再次把關定向，使借助紀念鄧小平推動中國“西化”、新自由主義化的愿望落空。外媒稱：“中國媒體對習近平講話的報道中，解讀鄧小平遺產——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自然發展，而不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否定。”

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新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繼續走好中國道路，把毛澤東和鄧小平共同開創的道路走下去，這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任務，也是對老一輩革命家最好的紀念。中國共產黨人愿意吸收世界上一切國家、一切民族創造的優秀文化，包括吸收中華民族自己的優秀文化，從黨史國史中獲得啟迪，創造新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要做到這一點，關鍵是中國共產黨不能失去理論自信，關鍵是中華民族不能失去文化主體性，這樣才能“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1] 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2] 劉永峰：《時代》如何塑造中國，《時代教育》 2009年07期。

[3] 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的批語，手稿，1972年8月14日，引自金沖及等《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39章。

[4]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

[5]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頁。

[6] 《善于利用時機解決發展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

[7] 《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

[8] 董忠：《下決心解決農田水利建設滯后問題》，《中國發展觀察》2011年第2期；王紹光：《堅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國社會主義實踐60年》，《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5期。

[9] 鄧小平年譜（1975～1997年），第1310-1311頁。

[10]《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988—989頁。

[11] 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12] 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13]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笫365頁。

 《經濟導刊》 李玲 江宇   201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