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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段時間，有關沙特的新聞占據了媒體大量版面。被認為較保守的沙特發生的重要轉變，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事實上，轉型或調整正成為更廣泛的伊斯蘭世界的普遍現象，沙特可被視為一個縮影。

　　以轉變促國家身份重建

　　在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外交等領域，沙特都對外展示著它的轉型。經濟方面，王儲穆罕默德主持制訂“2030發展愿景”這樣一份在伊斯蘭國家罕見的長遠發展戰略，推動經濟向多元型轉變，同時也有投巨資興建“尼尤姆”新城等具體舉措。社會政治方面，新設反腐敗總署、娛樂總署等機構，任命大批青年閣員，為開展自上而下的改革創造條件，而允許婦女開車等措施則反映出社會層面的進步。外交方面，國王四處出訪，舉辦地區峰會，同時確立以伊朗和地區內其他什葉派組織為敵的政策，確保在遜尼派國家中的盟主地位。

　　不僅沙特，經歷“阿拉伯之春”的伊斯蘭國家也在發生深刻變化。伊拉克和敘利亞軍事打擊“伊斯蘭國”的行動進入收官階段，兩國都已將戰后重建提上日程，伊拉克遏制住了庫爾德自治區獨立公投事件的發酵，而在俄羅斯、伊朗、土耳其等力量參與下，政治解決敘利亞危機和開展經濟重建都已不容回避。地區大國埃及雖然國內安全狀況仍不容樂觀，但經濟已在恢復，外匯儲備回到了“阿拉伯之春”前水平。

　　總的來看，作為伊斯蘭世界核心的阿拉伯國家普遍都在探索自身經濟發展道路和社會政治進程。在此背景下，基督教文明的美歐國家、東亞文明的中國，對伊斯蘭文明相關國家的意義和影響也在經歷變化。

　　2001年“9·11”事件后，美國小布什政府先后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在伊戰后，美國提出“大中東民主倡議”，企圖用西方民主改造伊斯蘭國家。雖然幾乎所有伊斯蘭國家對此都不能接受，但美國還是一面反恐一面強迫這些國家改造，不少伊斯蘭國家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被迫按照“華盛頓共識”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結果引發錢權交易等諸多問題。

　　但“阿拉伯之春”以及相關國家的慘痛經歷，已經證明西方強加的模式并不奏效。在當前美歐國家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它們的那套模式在伊斯蘭國家的吸引力更是大幅下降。

　　伊斯蘭教擁有17億信眾，僅次于基督徒的23億人，是世界格局中一支極為特殊的力量。它們既不屬于資本主義世界，也不屬于社會主義陣營，而是強調自身的伊斯蘭屬性。其中的阿拉伯國家，還在伊斯蘭屬性之外強調民族屬性和國家屬性。

　　但在“阿拉伯之春”期間，這種國家屬性或國民意識遭到教派政治劇烈沖擊，現在阿拉伯國家要做的就是進行國家身份認同的重建。宗教信仰身份、民族身份和國家身份是伊斯蘭尤其阿拉伯國家的三重身份，而國家身份無疑應該排在首位，因為當前國際政治是以國家行為體為主。

　　以“寬容”價值觀引領變革

　　當然，在探討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改革時，很多人會提出伊斯蘭教是否也要進行宗教改革的問題。需要強調的是，宗教改革這種說法并不適宜，因為那牽涉到一個擁有17億信眾的世界性大宗教。這也是為什么埃及總統塞西上任后先后提出進行伊斯蘭革命、伊斯蘭教改革，但最后還是選擇了“更新宗教話語”的表述。

　　宗教的調整與話語更新應該主要通過宗教界內部進行，伊斯蘭教本身也有相應工具，比如協商、公議以及創制等。事實上，這種情況也確實在發生，即便沙特這樣被普遍認為比較保守和封閉的伊斯蘭國家也在調整。筆者近期在與沙特一些人士接觸時就感覺到，當地社會精英正在尋求改變，沙特王儲穆罕默德不久前明確提出要重返“更溫和的伊斯蘭”，就是這種改變的注腳。

　　加上埃及提出“更新宗教話語”，阿聯酋去年在主張“中道”原則的基礎上又加入了“寬容”，可以看到，中道、溫和、寬容、開放、共生等，正成為伊斯蘭國家普遍的國家價值觀。而價值觀是經濟和社會等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對民眾發揮著引領作用。從這個角度講，這種變化令人鼓舞。

　　為推動國家發展“向東看”

　　因此，伊斯蘭國家的當務之急是把國家建設好。它們現在的轉型發展，首要目標是從前工業化和前現代化轉變到工業化和現代化階段。目前阿拉伯中東國家的工業化程度只有17%，這個課得補上。

　　其次是對國家發展模式的探索與選擇。伊斯蘭國家已認識到不能完全依靠別國模式，既不能用美國強加的民主政治模式，也不能簡單照搬其他國家模式，只能在借鑒別國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自身模式。

　　在這種情況下，同為文明古國和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引起伊斯蘭國家注意。除了中國的發展經驗值得它們借鑒，中國平等互利的態度容易為它們所接受等現實因素，伊斯蘭文明和中華文明在歷史層面也有相似之處。

　　13世紀以后，位于巴格達的伊斯蘭文明主體阿拔斯王朝被蒙古鐵騎打敗，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法蒂瑪王朝也受到11世紀到13世紀的十字軍東侵。而中華文明在經過北宋的繁榮期后，被元朝統治了近100年。兩大文明在遭受外來侵略后都進入衰落期，它們也都錯過了世界進程中的兩件大事，即14、15世紀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18、19世紀的歐洲工業革命，逐漸變得落后。

　　但隨后百年來，兩種文明的走向和命運各有不同。中國在經歷革命后建立嶄新國家，開啟國家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矚目成就。但阿拉伯國家在一戰后淪為殖民地，二戰后因陷于大國盟國體系而變成美歐利益爭奪的戰場，國家建設一直沒能起步。

　　直到“阿拉伯之春”，本來民眾運動的初衷是推動國家改革，但最后被西方國家誤導，變成一場“顏色革命”。“顏色革命”又被宗教極端勢力和恐怖勢力利用，導致社會動蕩甚至戰亂、戰爭。如今過去6年多了，阿拉伯國家痛定思痛，深刻認識到必須尋找符合自身需求、利于本國穩定和發展的道路。

　　放眼當今世界，再沒其他國家能像中國這樣把精力集中于改革和發展了。因此，阿拉伯國家無論如何都不會忽視與中國的合作交往，“向東看”勢所必然。

　　總體而言，伊斯蘭國家尤其阿拉伯國家正按符合自身利益的標準探索改革和發展道路。在外界對伊斯蘭文明普遍存在認知赤字的情況下，我們對伊斯蘭國家的調整和變化既不能想當然地隨意置評，也不必做西方評論的搬運工，而應根據那些變化是否有益于伊斯蘭國家自身以及世界整體利益做出判斷。(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名譽所長，上海高校智庫上外中東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