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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什么是“普世價值”？有沒有“普世價值”？這是國內學界關于“普世價值”爭論的兩個焦點。事實上，對于第一個問題的認識直接決定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學界的“普世價值”之爭，直接原因在于理論上對“普世價值”的界定有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政治上階級立場和政治主張存在對立，其實質是意識形態領域的交鋒。厘清這場爭論，理論研究上要保持多樣、縱向深入，政治認識上應要求統一、橫向前進。現實上要動靜結合、求同存異，在學理研究和政治認識的互動中，實現對“普世價值”之爭的引領。

國內學界的“普世價值”之爭發端于20世紀初的“全球化視域中的普世倫理問題”，2005年后，境內外敵對勢力以“普世價值”作為理論武器，攻擊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一批學者和有識之士站出來予以反擊，“普世價值”之爭由此拉開了帷幕。之后，“普世價值”愈發成為以“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為主要內容的西方價值的代名詞，受到廣泛關注，并在國內不斷地擴散和傳播，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社會思潮。黨的十八大召開以后，圍繞著“十八大精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普世價值”之爭再次浮出水面。

一、學界“普世價值”之爭的焦點

國內學界關于“普世價值”爭論的問題頗多，比如“普世價值的內涵與外延”“普世價值的內容與形式”“普世價值的目的與實質”“普世價值的最終命運”以及對“普世價值”的態度等。在這些問題中，當屬以下這兩個問題分歧最大、爭論最為激烈。

（一）有沒有“普世價值”？

肯定論者認為普世價值是存在的。第一種觀點可概括為絕對論，即認為普世價值具有客觀性、必然性和現實性。在哲學層面，它作為一種觀念性的存在，根源于人的類共性。[1]地球上的人類因為屬于共同的物種而有共同的尺度，對涉及普遍的生命條件、人類特有的生存基礎和生命特征的價值的追求是相通的，那么，就有普世價值得以存在的客觀基礎。[2]在現實層面，真正的普世價值是當代全球化中人類共同生活條件形成的產物，普世價值應予以承認，我們不應因為反對西方普世價值論而走向否認普世價值本身。[3]

第二種觀點可概括為相對論，即認為普世價值的存在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條件之一，抽象的普世價值是一個偽命題，不以時空為轉移的、必然性的普世價值是不存在的的，但具體的普世價值是存在的。[4]進一步來講，以普遍人性與普遍理性為基礎的“絕對普世價值”是不存在的，而作為評判社會關系行為的共同準則的“相對普世價值”在人類歷史實踐發展中是現實存在的。以和平與發展作為全球化主題的當代，產生了對“相對普世價值”的社會需要和生成條件。[5]條件之二，普世價值不能脫離現實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 只有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方式才能得以建構。[6]條件之三，以觀念形態存在的普世價值是不可能產生的，但作為客觀形態的普世價值是確實存在的。[7]條件之四，共產主義的實現，是普世價值得以存在的必要前提。

否定論者認為世界上根本沒有所謂的“普世價值”。具體的論證思路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第一，從概念上進行否定。從“普世價值”的內涵與外延入手，深刻地剖析哲學意義上的“價值”，辨析“普世價值”與“普遍價值”“普世價值觀”“價值認同”“價值共識”等相關概念的區別，以解讀“普世價值”內在邏輯的混亂與矛盾，最后，都得出同樣一個結論：“普世價值”只是一個幻想。[8]

第二，從現實上進行否定。“普世價值”與事實相背離，宣揚“普世價值”的人認為這種價值觀念具有普遍適用性與永恒性，但事實卻是在不同時代、不同的社會形態的價值各不相同，就現時代來說，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沒有認同或者踐行這種價值， 足以見得這種價值并不是真正普世的。[9]人有普遍的、共同性的一面，并不是“普世價值”存在的充分條件，因為人又是具體的、歷史的，人的社會性決定了不可能有適用一切時代與一切人的“普世價值”；[10]“普世價值”對實踐有危害，它“根本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完全割裂中國改革開放中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間的內在聯系，力圖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引導到‘回歸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11] 。同時，這一思潮蠱惑了大批青年，阻礙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

在有沒有“普世價值”這一問題上，否定論者與持完全肯定論的學者之間的觀點是針鋒相對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對“普世價值”內涵與外延的界定上有分歧。這也就引出了這場論爭的另一個焦點——到底什么是“普世價值”？

（二）什么是“普世價值” ？

國內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爭論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從含義上界定“普世價值”和從內容上規定“普世價值”，集中表現在對于“什么是”和“是不是”的分歧上，而后一個問題實際上是對于前一個問題的延伸與拓展。

什么是“普世價值”？學界兩種對立的觀點分別是：“共性說”和“普適說”。“共性說”認為，“普世價值”是指理論上與實踐上都符合于人類中絕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和社會需要的基本價值。[12]而“普適說”則認為，“普世價值”橫向上是指價值的普遍適用性，即這種價值觀念適用于世界上的所有人，不管地域、民族、階級、政治文化等差異，都贊成并實踐這種價值；縱向上是指價值的永恒性，即這種價值適用于所有社會，不管時代與社會形態上的差異，都奉行這種價值，所以，這一價值，只要有一部分人不贊成、或只代表某一個階級價值觀念的共性，就不能稱之為“普世價值”。[13]把“普世價值”這一概念表述為價值的普遍適用，這在學界基本上是無異議的。關鍵在于如何界定“普遍適用”一詞，它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它的標準是怎樣的？是對于所有人適用？是對于多數人適用？還是只對于部分人甚至是少數人適用？這也是爭論的關鍵所在。

從什么是“普世價值”衍生出了對另一個問題“......是不是普世價值”的爭論，其主要內容包括：馬克思主義是不是普世價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是不是普世價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不是普世價值？“追求幸福”、“消除貧困”“實現夢想”是不是普世價值？“十八大精神”是不是普世價值？中國傳統文化、儒家倫理是不是普世價值？科學發展觀是不是普世價值？宗教信仰是不是普世價值？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是不是普世價值？等等。

上述兩個問題之爭，歸根到底還是對什么是“普世價值”這一個問題的爭論，只是爭論的側重和角度有差別而已，實際上是反映了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即“普世價值”的內涵與外延。對什么是“普世價值”的認識直接決定了有沒有“普世價值”這一問題的答案，而這個答案又影響著關于是不是“普世價值”這一問題的現實性，因為如果世界上根本沒有普世價值，“……是不是普世價值？”就是一個偽命題，自然也失去了討論的必要。

二、“普世價值”之爭的實質

 “普世價值”之爭如果只是純學術問題的話，那么兩種對立的觀點可看作是儒家的“忠恕之道”與“濠梁之辯”，二者所關注的角度不同，不過是分別側重于共性與個性而已，觀點對壘的雙方還存在著有效溝通、化解紛爭的可能性。但是，在認識領域上出現的這場關于“普世價值”的爭論，實質上是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是階級立場與政治主張上的對立，是在政治層面上的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普世價值”之爭的實質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在意識形態領域，是否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不動搖？在社會領域，是否應該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在經濟領域，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還是全盤私有化？在政治領域，是否應該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在文化領域，是否應該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統領地位？換句話說，這是四個“要不要”的爭論：要不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要不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要不要全盤西化？最明顯、最直接的分歧在于要不要以“普世價值”取代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話語體系，而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在于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

綜上所述，學界的這場“普世價值”之爭，直接原因在于理論層面上對“普世價值”界定上有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層面上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立場上存在對立。由此決定了對于這場論戰的把握，不能僅僅停留在理論層面上，不能把它只當做單純的學術之爭，還應該站在政治認識的高度，深入探究其中所隱含的政治主張以及它背后所滲透的政治目的，運用合理的方法，有效實現對這場爭論的正確引領。

三、對“普世價值”之爭的引領

學術的探討與爭鳴應該在思想的碰撞中不斷引發思考，逐步地發現和掌握真理；政治異見的沖突與激蕩，不應旨在制造混亂，應在于促進內省與糾錯，推進政治的成熟與穩定。因此，要對“普世價值”之爭作出正確的引領。比如那些力圖以學術之名攻擊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敵對勢力，在學術上和政治認識上的引領幾乎是無法做到的，而且很可能寬縱放任或者激化矛盾。因此，要區分不同的派別、不同的層次，對不同的對象采取不同的方法。要對那些可引領的對象做工作，尤其是要注意那些保持中立或一直觀望的人，因為他們很可能走向對立面的任意一方，適時適當的疏導尤為必要。引領工作要抓重點對象，即那些參與其中的理論工作者、黨員干部和青年學生，因為他們有著特殊的社會責任和歷史擔當——弘揚科學、捍衛真理；堅定信仰、行為示范；拼搏進取，奮斗創新，他們共同肩負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使命與職責，決定著祖國和未來的發展方向，幫助他們糾正錯誤的思想傾向，激發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引導他們積極而進步的行動，并調動他們的合力，尤為重要。引領“普世價值”之爭的最終目的和結果還是引領人，對人的引領貫穿于引領“普世價值”之爭的全過程。而厘清這場爭論，總的原則是求同存異，在學理研究與政治認識的良性互動與有效結合中，實現對爭論本身乃至對人的引領。

如何求同存異？第一，保持學理研究與政治認識之間的差異。具體表現在：一是要保持二者在要求上的差異性。學理研究要保持多樣，在合理的范圍內，學術的爭鳴、觀點的探討、思想的激蕩對于研究的深入與拓展、理論的發展與完善是有益的。而政治認識應要求統一，提倡“和而不同”，具體的差別是客觀存在的，融合與發展是現實所追求的，“不和”就會亂，就會引起社會動蕩，甚至危害人民。因此，重點在于“和”，在于統一思想，使口號和行動的步調一致，使人們向著一個共同的方向使勁，不斷向著既定的目標邁進。二是要保持二者在側重點上的差異性。學理研究的側重點在于從理論上闡述“普世價值”，發現問題，促進發展。而政治認識上的側重點在于從現實中引領“普世價值”，解決問題，達成共識。三是要保持兩者在發展方向上的差異性。學理研究力求不斷深入，體現的是向下挖掘的縱向發展；政治認識上意在保持前進，體現的是向前進步的橫向發展。由此，在引領“普世價值”之爭的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幾點：學術無邊界，政治有禁區；不能以學術自由的名義濫用權力，也不能以政治安全的名義專制思想；學理研究上的權威性容易把握，但是政治認識上的權威性就要小心謹慎，把握尺度；學理研究重在總結發現新理論、新成果，政治認識上重在辨好惡，明性質；學理研究可以鉆牛角尖，政治認識上不能走極端。不過，學術研究與政治認識上的完全西化或者閉目塞聽是一樣危險的。正如俞可平所指出的，在這場“普世價值”之爭中，有兩種極端觀點是令人擔憂的：“一種認為普世價值就是沒有任何差別的共同價值，其極端就是簡單地把西方價值當作‘普世價值’，另一種認為人類社會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價值，其極端就是幼稚地認為‘中國特色’與人類的普遍價值格格不入。”[14]

第二，實現學理研究和政治認識之間的統一。學理研究與政治認識的諸多不同，并不代表這兩者就無法實現統一，恰恰因為如此，才給二者之間的互動創造了可能。學理研究和政治認識之間的統一，正是以“存異”為前提的“求同”，是尊重差異基礎上的統一，這種統一性具體表現為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關系。具體表現為：學理研究可以用以指導政治認識，什么是“普世價值”？有沒有“普世價值”？為什么會有“普世價值”之爭？如何引領“普世價值”？對這些基礎性問題的研究與探討，實則都為政治認識的統一提供了理論準備，創造了理論前提。從理論共識中發現長處與優勢，從理論爭議中吸取教訓與能量，發現問題與不足，實則為走出政治認識上的誤區提供了一把鑰匙。反過來講，政治認識也會促進學理研究的深入，一定意義上而言，政治觀點的對立可以引發思考，提供理論生長點；政治認識的統一也會為學理研究創造有利條件，推進理論發展。從政治認識上的誤區發現理論難點，不斷攻克；從政治認識上的分歧發現理論盲點，不斷創新；從政治認識上的一致性中發現理論優勢，夯實鞏固，借以拓展學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并在關注現實、指導實踐的視野中追求理論層次的提升。

“普世價值”之爭，以學術爭鳴的形式直觀地表現出來，不過是政治立場與主張對立的一個縮影，實則是關于“中國的未來向何處去？”、“中國的道路該怎么走？”的問題。既然是立足于中國的問題，那么，認識和把握所謂的“普世價值”，在學理研究與政治認識的互動中引領“普世價值”之爭，就應該放在中國的這個背景下，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和語境，符合中國這個民族和人民的需求，用現實的眼光來尋求答案，用切實而有益的行動來代替抽象的爭論，用合理而有現實性的建議、積極而具建設性的工作來代替冷眼旁觀、指責打擊，并始終堅持一個標準，那就是真正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中國人民的發展，把這場論爭引領到真正有利于堅持并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道路上來。畢竟，“普世價值”之爭的結果和影響要遠遠比這一爭論本身更重要。

 參考文獻：

[1] 徐化影.對“普世價值”的哲學探析[N].學習時報，2008-10-13.

[2] 李延明.科學理解“普世價值”與“普世價值觀” [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3）.

[3] 汪信硯.普世價值·價值認同·價值共識——當前我國價值論研究中三個重要概念辨析 [J].學術研究，2009，（11）.

[4] 甄言.關于“普世價值”的幾個認識問題[N].北京日報，2008-06-16.

[5] 魯品越.“價值”的層次與“相對普世價值”的生成[J].學術月刊，2012，（6）.

[6] 郭明俊.解構與建構：對普世價值建構方式的理性思考[J].寧夏社會科學，2003，（5）.

[7] 王孝哲.試論“普世價值”[J].學術探索，2010，（6）.

[8] 李慎明.“普世價值”只是一個幻想[N].中國教育報，201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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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汪亭友.提出“普世價值”的依據不成立[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9，（3）.

[11] 侯惠勤.我們為什么必須批判抵制“普世價值觀” [J].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3）.

[12] 郭文亮，王經北.繼承與超越：馬克思主義與普世價值的關系辨析——兼與汪亭友先生商榷[J].現代哲學，2009，（6）.

[13] 周新城.關于“普世價值”問題需要搞清楚的幾個觀點[J].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9，（3）.

[14] 文迪.“中國模式”與思想解放——訪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J].上海黨史黨建，2008，（11）.

（作者：張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