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由于上述的一些詞匯在資產階級“普世價值”中也曾出現,因此,社會上有些人企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產階級“普世價值”混為一談,并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來推銷資產階級“普世價值”。本文借助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來逐一比較上述詞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產階級“普世價值”中的不同含義,明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本質差別,從而徹底揭露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虛偽,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關鍵詞:黨的十八大報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資產階級“普世價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央辦公廳隨后印發《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將24字核心價值觀分成3個層面: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
由于上述的一些詞匯在資產階級“普世價值”中也曾出現,因此,社會上有些人企圖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產階級“普世價值”混為一談,并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宣傳來推銷資產階級“普世價值”。但是,恩格斯早就指出,在存在剝削階級的社會里,“統治階級把自己與整個社會等同起來了。所以文明時代越是向前進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種種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一句話,即實行流俗的偽善”。恩格斯還指出,隨著馬克思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有產階級胡說現代社會制度盛行公道、正義、權利平等、義務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諧這一類虛偽的空話,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
本文借助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來逐一比較上述詞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產階級“普世價值”中的不同含義,明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本質差別。
一、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比較
1.富強
恩格斯指出,“國民財富這個用語是由于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努力進行概括才產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這個用語便沒有任何意義。英國人的‘國民財富’很多,他們卻是世界上最窮的民族。”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僚也承認,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于有產階級。富強起來的資產階級國家通過基于商業角逐而引起的戰爭表明:“貿易和掠奪一樣,是以強權為基礎的;人們只要認為哪些條約最有利,他們就甚至會昧著良心使用詭計或暴力強行訂立這些條約。”
相反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則是社會主義的富強目的。在國際關系上,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現在屬于第三世界,將來發展富強起來,仍然屬于第三世界。中國和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命運是共同的。中國永遠不會稱霸,永遠不會欺負別人,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
同樣是追求富強,資本主義國家是出于貪婪和自私,而社會主義國家不是。
2.民主
《共產黨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這也就是說,在無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之前,是談不上民主的。恩格斯進一步指出,“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為手段實行進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發起進攻和保障無產階級生存的各種措施,那么,這種民主對于無產階級就毫無用處。”
對于一些人鼓吹的選舉式民主,馬克思指出,“選舉是一種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國公社和勞動組合中都有。選舉的性質并不取決于這個名稱,而是取決于經濟基礎,取決于選民之間的經濟聯系”。
而“資產階級自從面對著一個有覺悟、有組織的無產階級以來,就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它的自由和民主的總傾向;另一方面是它對無產階級進行防御斗爭所需要的鎮壓。”“英國資產階級,只要它還壟斷著表決權,總是表現得很愿意接受多數做出的決定。但是,請注意,一旦它在自己認為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上遭到多數否決,我們在這里就會看到一場新的奴隸主戰爭。”
今天一些人對“無產階級專政”這個詞很反感,甚至把它跟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打砸搶聯系在一起。但是,列寧明確指出,“訓練勞動者不靠資本家過日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而“在保持資本主義的壓迫、桎梏、奴役的條件下用形式上的平等來欺騙勞動者=資產階級民主。”
3.文明
資產階級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但是,資產階級的政黨卻“把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以及這個階級統治的條件描繪為文明的統治,描繪為物質生產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交往關系的必要條件。”而“每當資產階級秩序的奴隸和被壓迫者起來反對主人的時候,這種秩序的文明和正義就顯示出自己的兇殘面目。那時,這種文明和正義就是赤裸裸的野蠻和無法無天的報復。”法國資產階級政府對巴黎公社的鎮壓、得到西方資產階級支持的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四·一二”大屠殺都是如此。
在中國近代史上,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對我國的鴉片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馬克思指出,“中國皇帝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殺行為,下令同時禁止外國人輸入和本國人吸食這種毒品,而東印度公司卻迅速地把在印度種植鴉片和向中國私賣鴉片變成自己財政系統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從物質文明的角度來講,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資本主義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社會主義文明,首先就是要解放生產力,把生產力從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國際事務中,社會主義國家層面的文明就是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
4.和諧
“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式代替了舊的。”馬克思指出,“既然這三種形式(工資、地租、利潤(利息))是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這三個階級的收入來源,結論就是階級斗爭”。
關于勞資和諧的老調,在西方國家已經談了很多年。其中一個原因是,“企業規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發生沖突時所遭受的損失和經營方面的困難也就越多。因此,工廠主們,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廠主,就漸漸產生了一種新的想法。他們學會了避免不必要的紛爭,默認工聯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發現罷工——發生得適時的罷工——也是實現他們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于是,過去帶頭同工人階級作斗爭的最大的工廠主們,現在卻首先起來呼吁和平與和諧了。”但是,“所有這些對正義和仁愛的讓步,事實上只是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可以使資本加速積聚在少數人手中,并且壓垮那些沒有這種額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競爭者。……這樣一來,下面這個重大的基本事實就越來越明顯了: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通過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致力于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和諧。在國際關系上,“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
二、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比較
1.自由
資產階級“普世價值”鼓吹人權,其首選是自由。然而,“自由這一人權不是建立在人與人相結合的基礎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與人相分隔的基礎上。這一權利就是這種分隔的權利,是狹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個人的權利。自由這一人權的實際應用就是私有財產這一人權。……私有財產這一人權是任意地、同他人無關地、不受社會影響地享用和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這一權利是自私自利的權利。這種個人自由和對這種自由的應用構成了市民社會的基礎。這種自由使每個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實現,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
這樣一來,資產階級就“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于是,“這是誰的自由呢?這不是一個人在另一個人面前享有的自由。這是資本所享有的壓榨工人的自由。”
對于工人來說,“工人只有在成了他們的勞動資料的占有者時才能獲得自由;這可以采取個體形式或集體形式;個體占有形式正在被經濟的發展所排斥,而且將日益被排斥;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形式”。因此,“無產階級將取得公共權力,并且利用這個權力把脫離資產階級掌握的社會化生產資料變為公共財產。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質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生產的發展使不同社會階級的繼續存在成為時代錯亂。隨著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消失,國家的政治權威也將消失。人終于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從而也就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于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2.平等
馬克思曾經寫道,我們來聽聽倫敦《每日電訊》怎樣說:“應該教訓中國人尊重英國人,英國人高中國人一等,應該做他們的主人”。而鼓吹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一些人與一些西方國家的政要一樣,也正是拿西方國家那一套居高臨下地教訓甚至威脅中國人。
歷史上,“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制度的斗爭中和在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中不得不廢除一切等級的即個人的特權,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來逐漸在公法方面實施了個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權利,從那時以來并且由于那個緣故,平等權利在口頭上是被承認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極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觀念上的權利來滿足,絕大部分卻要靠物質的手段來實現,而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所關心的,是使絕大多數權利平等的人僅有最必需的東西來勉強維持生活,所以資本主義對多數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所給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隸制或農奴制所給予的多一些。”
另一方面,“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資產階級的平等理論本身為依據了。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說的話,指出:平等應當不僅僅是表面的,不僅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尤其是從法國資產階級自大革命開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來,法國無產階級就針鋒相對地提出社會的、經濟的平等的要求,這種平等成了法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戰斗口號。”
“工人階級的解放斗爭不是要爭取階級特權和壟斷權,而是要爭取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并消滅一切階級統治”。“資產者的平等(消滅階級特權)完全不同于無產者的平等(消滅階級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圍,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么平等就會變成荒謬。”而“隨著階級差別的消滅,一切由這些差別產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
3.公正
在談到由于拆毀不適用的房子而把工人從某個街區趕出去時,馬克思寫道:“讓我們來贊美資本主義的公正吧!土地占有者、房主、實業家,在他們的財產由于進行‘改良’,如修鐵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時,不僅可以得到充分的賠償,而且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間法律,他們還應得到一大筆利潤,作為對他們迫不得已實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兒女連同全部家當卻被拋到大街上來,如果他們過于大量地擁到那些市政當局要維持市容的市區,他們還要遭到衛生警察的起訴!”
資產階級學者認為靠吸掉工業資本家湯里的油水來刺激工業資本家去積累是不公正的,但同時卻覺得必須盡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資減到最低限度。這就是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公正。
“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規律,產品的絕大部分并不屬于生產這些產品的工人。如果我們說,這是不公平的,不應該這樣,那么這首先同經濟學沒有什么關系。我們不過是說,這個經濟事實同我們的道德情感相矛盾。所以馬克思從來不把他的共產主義要求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的、我們眼見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潰上;他只說了剩余價值由無酬勞動構成這個簡單的事實。但是,從經濟學來看形式上是錯誤的東西,從世界歷史來看卻可能是正確的。如果群眾的道德意識宣布某一經濟事實,如當年的奴隸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那么這就證明這一經濟事實本身已經過時,另外的經濟事實已經出現,由此原來的事實就變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維持了。因此,從經濟學來看的形式上的謬誤背后,可能隱藏著非常真實的經濟內容。”
而“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和資源日益增多的情況下,經過不多幾代的社會發展,人們就一定會達到這樣的境地:侈談平等和權利就像今天侈談貴族等等的世襲特權一樣顯得可笑;同舊的不平等和舊的實在法的對立,甚至同新的暫行法的對立,都要從實際生活中消失;誰如果堅持要求絲毫不差地給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產品,別人就會給他兩份以示嘲笑。”
鄧小平同志也指出,“我們為社會主義奮斗,不但是因為社會主義有條件比資本主義更快地發展生產力,而且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消除資本主義和其他剝削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種種貪婪、腐敗和不公正現象。”
4.法治
在資本主義國家,“整個立法首先就是為了保護有產者反對無產者,這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因為有了無產者,所以才必須有法律。這一點雖然只是在少數法律條文里直接表現出來,例如取締漂泊流浪和露宿街頭行為的法律就宣布無產階級本身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但是,敵視無產階級卻是法律的重要基礎,因此法官,特別是本身就是資產者并且是和無產階級接觸最多的治安法官,立刻就會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這種意圖。如果富人被傳喚,或者更確切些說,被請到法庭上來,法官便會為打攪了這位富人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盡力使案件變得對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給他判罪,那么法官又要為此表示極大的歉意,如此等等,判決的結果是讓他交一筆微不足道的罰款,于是資產者輕蔑地把錢往桌上一扔,就揚長而去。但是,如果是一個窮鬼被傳喚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么他幾乎總是被帶到拘留所,和其他許多這樣的人一起過一夜,他一開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罵,他的辯護被一聲輕蔑的‘啊,我們懂得這些借口’制止,最后被處以罰款,他付不出這一筆錢,于是只好在監獄里做一個月或幾個月的苦役來抵罪。即使不能給他加上任何罪名,他還是會被當做流氓和流浪漢(a rogue and a vagabond——這兩個詞幾乎總是連在一起用)送去做苦役。……和治安法官一樣,警察也是這樣做的。資產者無論做什么,警察對他總是客客氣氣,并且嚴格地依法辦事,但是對無產者卻粗暴而又殘酷;貧窮本身就已經使無產者受到犯有各種罪行的懷疑,同時也剝奪了他對付當局專橫行為的法律手段。因此,對無產者來說,法律的保護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直接闖進他家里,逮捕他,粗暴地對待他。只是在工人協會聘請了辯護人,例如煤礦工人聘請了羅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護作用對無產者說來是多么微小,無產者經常不得不肩負法律的全部重擔,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點好處。”
另一方面,在那里,“工人的整個狀況和周圍環境都強烈地促使他們道德墮落。他們窮,生活對于他們沒有任何樂趣,幾乎一切享受都與他們無緣,法律的懲罰對他們再也沒有什么可怕的。……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起碼的生活需要,窮到處境悲慘和食不果腹的時候,那就會更加促使他們蔑視一切社會秩序。”[1]“工廠制度的擴展到處引起犯罪行為的增加。我們能夠精確地預計一個大城市或者一個地區每年會發生的逮捕、刑事案件,以至兇殺、搶劫、偷竊等事件的數字,在英國就常常這樣做。這種規律性證明犯罪也受競爭支配,證明社會產生了犯罪的需求,這個需求要由相應的供給來滿足;它證明由于一些人被逮捕、放逐或處死所形成的空隙,立刻會有其他的人來填滿,正如人口一有空隙立刻就會有新來的人填滿一樣;換句話說,它證明了犯罪威脅著懲罰手段,正如人口威脅著就業手段一樣。別的且不談,在這種情況下對罪犯的懲罰究竟公正到什么程度,我讓我的讀者去判斷。我認為這里重要的是:證明競爭也擴展到了道德領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墮落到多么嚴重的地步。”
既然如此,那么社會主義的法治理念和價值取向就是,“應當消滅產生犯罪行為的反社會的溫床,使每個人都有社會空間來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現。”
三、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比較
1.愛國
“資產階級的純正的愛國主義,對各類‘國有’財產的實際所有者說來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們的金融、商業和工業活動已帶有世界的性質,這種愛國主義現在已只剩下一個騙人的幌子。”
在普法戰爭期間,馬克思曾經指出,“根據我從法國得到的種種消息來看,整個資產階級都寧愿讓普魯士占領,而不愿讓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共和國取得勝利。”這一點,與中國抗戰期間,國民黨的高官公然叫囂“寧亡于日,不亡于共”,是一致的。而普法兩軍對巴黎公社的聯合鎮壓也表明,“資產階級舊社會已經完全腐朽了。舊社會還能創造的最高英雄偉績不過是民族戰爭,而這種戰爭如今被證明不過是政府用來騙人的東西,意在延緩階級斗爭,一旦階級斗爭爆發成內戰,這種騙人的東西也就會立刻被拋在一邊。階級的統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軍服來掩蓋了;面對無產階級,各民族政府乃是一體!”
相比之下,《共產黨宣言》指出,“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領導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雖然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而“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因此,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愛國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是一致的。
2.敬業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而對不受人尊崇的雇傭勞動者來說,是談不上什么敬業的,尤其是對最正宗的雇傭勞動者——雇傭工人來說。而“工人頹廢墮落的另一個根源是他們的勞動的強制性。如果說自愿的生產活動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強制勞動就是一種最殘酷最帶侮辱性的折磨。沒有什么比必須從早到晚整天做那種自己討厭的事情更可怕了。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為他感覺到這種工作是被迫的,對他自己來說是沒有目的的。他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歡干活?是由于本能?決不是這樣!他是為了錢,為了和工作本身毫無關系的東西而工作。他工作,因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長時間地、不間斷地做這種單調的工作,如果他還保有一點人的性情,僅僅這一點就足以使他在最初幾個星期內感到工作是一種折磨。……這種強制勞動剝奪了工人的一切可支配的時間,工人只有一點時間用于吃飯和睡覺,而沒有時間從事戶外活動,在大自然中獲得一點享受,更不用說從事精神活動了,這種工作怎能不使人淪為牲口呢!”這樣的工作又怎么能讓人去敬業呢?
相比之下,習近平同志在同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座談時指出,人民創造歷史,勞動開創未來。勞動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根本力量。幸福不會從天而降,夢想不會自動成真。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開創我們的美好未來,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始終為了人民,必須依靠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在邁向未來的征程上,我們必須充分發揮我國工人階級的重要作用,煥發他們的歷史主動精神,調動勞動和創造的積極性。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不僅要在物質上強大起來,而且要在精神上強大起來。全國各族人民都要向勞模學習,以勞模為榜樣,發揮只爭朝夕的奮斗精神,共同投身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顯然,這樣的勞動,才能激發廣大工人群眾的愛崗敬業,才能使敬業成為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
3.誠信
資本主義“商業所產生的第一個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為這種互不信任辯護,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業的第一條原則就是對一切可能降低有關商品的價格的事情都絕口不談,秘而不宣。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商業中允許利用對方的無知和輕信來取得最大利益,并且也同樣允許夸大自己的商品本來沒有的品質。總而言之,商業是合法的欺詐。任何一個商人,只要他說實話,他就會證明實踐是符合這個理論的。”“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誰也搞不清楚到哪里為止算是誠實,從哪里起就算是欺詐。”
而在小資本同大資本相對立的激烈競爭中,“商品質量普遍低劣,偽造、假冒,無毒不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那樣,這是必然的結果。”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顯然,只有這樣的共產黨人以及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整個世界的人民群眾,才有可能講誠信,因為他們將不是靠損人利己來謀取私利,而是共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4.友善
資產階級“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相反地,“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資產者仁慈得多。……乞丐通常幾乎只向工人乞討,工人在幫助窮人方面總是比資產階級做得多。”
“但是,千萬不要以為‘有教養的’英國人會公開承認這種自私自利。相反,他們用最卑鄙的偽善把它遮蓋起來。”“這種偽善,無論在較早的那些社會形式下還是在文明時代初期階段都是沒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說法中達到了極點:剝削階級對被壓迫階級進行剝削,完全是為了被剝削階級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剝削階級不懂得這一點,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對行善的人即對剝削者的一種最卑劣的忘恩負義行為。”而“把世界范圍的剝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愛,這種觀念只有資產階級才想得出來。”
相比之下,毛澤東同志在給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會議的復電中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各民族就開始團結成為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戰勝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并且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繁榮強盛的國家。”正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個人之間的普遍友善和團結友愛才成為了可能。
四、小結
針對有人會說什么“存在著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恒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相矛盾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么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盡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事實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產階級“普世價值”就存在著最徹底的決裂。只不過,由于資產階級“普世價值”偽善地使用了人類思想史上的美好名詞,這兩者才在一些詞匯上存在著表面上的重合。這種重合,的確會被一些人拿來混淆視聽,盡管如此,我們并不應當把這些詞匯“讓”給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家們,而應當徹底揭露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虛偽,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原文為《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15年第2期特稿,參考文獻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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