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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歷史唯心史觀改造中國的企圖

用歷史唯心主義方法論解釋政治文化現象，反映到中美貿易爭端，對西方“普世價值”缺乏警惕，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存在幻想；反映在改革開放中，堅持私有化意志，甘愿放棄經濟和金融控股權，視國家主權為兒戲，不自覺的發揮美國政客多次期盼的“內部力量”作用?？傊盟麄兊臍v史唯心主義史觀改造中國。

恩格斯提出，

“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電子版432頁。）

在意識形態研究中，如果只是把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作為一種裝潢，而不是思考問題、剖析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會從政治到政治，從文化到文化，從觀念到觀念，淪為隔靴搔癢，或是故弄玄虛的夸夸其談。

認識的膚淺，學風的不端不難糾正，但如果被歷史唯心主義俘虜，形成思想體系，就會不自覺接受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背離馬克思主義剩余價值論在國際間，在社會生活中活生生的現實。如有官媒重頭文章在評價中美貿易戰時，評論說： 

“我們不指望一些美國政客可以達到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所言的“正義、仁慈、良心”，但成為《國富論》所講的“理性經濟人”，應是不難的選擇。” 

二、弊 病

以上媒體文章的觀點，看似不過是寬厚大度，其實忽略一個史實，差之毫米，謬之千里。

1、美國政客的“理性”，歷來是處在弱勢的無奈表現，是弱肉強食的工具。無論是屠殺印第安人，還是1882年針對半殖民地中國人的“排華案”。中國人感受到美國政客的理性，是在板門店談判中——那是美國人在朝鮮戰場上被打得落花流水后的理性，直到十年后在越南戰場上不敢越過17度線，二十年后尼克松訪華，四十年后在白宮前方豎起4塊碑，老老實實承認被中朝軍隊消滅的死、傷、失蹤、被俘的十七國聯軍人數合計2429370名。

2、 美國政客口中的“公平”“理性”，不過是“看不見的手”對竊取剩余價值的裝飾。無論是斯密的“理性經濟人”，還是“正義、仁慈、良心”，都表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上層建筑的一個根本特性：就像小偷設法避開偷東西的地方一樣，避開剩余價值。盡管許多資本家個人表現出了高雅的風度。

3、美國人在生意場上的契約精神，反映了商品經濟在資本主義這個高級階段的成熟。究其實質，是美國勞動階級為了糊口謀生，不斷科技創新，創造新的使用價值和生產力，而取信于社會的結果，它構成了偉大的美國民族的特性之一。但它和掌握資本的美國政客并無本質聯系，它不過是美國政客為壟斷資本利潤至上而使用的工具：在生產環節馴服勞動者，在消費環節籠絡消費者，在資本的配置階段，又以未來利潤為誘惑，隱藏在眾多的欺騙謊言之中。

美國政客的股東至上，利潤至上從來就是契約精神的腐蝕劑和毒藥，最新的例證表現在全球用戶對波音737 max飛機的索賠事件上。它反映了資本主義商品中價值與使用價值所呈現的核心矛盾，它的理論基石，是亞當?斯密的人性自私。

4、特別是把進入帝國主義時期“腐朽的、垂死的”霸權主義意識形態混同于資產階級反抗封建主義、殖民主義上升階段的公平主張，無視這些公平主張在維護資產階級自身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虛偽性。這是一種嚴重的、長期以來以反極左為名形成的習以為常的，背離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歷史史實的觀念。

官媒文章提出“理性經濟人”，忘記了這些年，美國今天借口說這個國家有化學武器，明天借口說那個國家有濃縮鈾，出手隨意，打擊狠毒，直至這個國家陷入戰亂，民不聊生?？梢杂靡话匆路鄞蛞晾耍俅蚶葋啞⒏缓?hellip;…哪個有正當理由？結果證明都是莫須有。

在美國和新加坡培訓以及西方價值觀的泛濫中，放棄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武裝的媚美派官員，不僅無視或“忘記”了美國政客歷來對弱國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卻對林肯在葛底斯堡的著名講話：“民有，民治，民享”崇拜備至，對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寫入“人人生而平等”而著名的美國總統杰斐遜奉若神明。他們無知或無視林肯葛底斯堡演講前后也正是美國屠殺印第安人的高峰時期這一歷史史實，他們無知或無視杰斐遜去世前，對家中數十奴隸的黑白分置成為美國種族歧視的開端的歷史史實。他們的洋人老師未必會講到當年美軍的黑人為反對欺壓，成建制的向中國人民志愿軍投降；也不會提及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主席兩次在天安門廣場百萬人集會上，對美國弱勢群體黑人提出的有力聲援，至今在美國黑人中還有大量的“毛粉”，從拳王阿里的紋身頭像，到首任黑人總統夫人在圣誕樹上掛上毛主席像。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 中早已闡明，如果不把平等了解為消滅階級，反映商品生產關系的平等概念就會變成一種偏見。”（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68頁。）

 

“卡爾· 馬克思在《資本論》 中譏笑了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人權大憲章的浮華辭藻， 譏笑了所有關于一般自由、 平等、 博愛的美麗詞句， 這些詞句迷惑了一切國家的市儈和庸人”（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28日，《列寧選集》第4卷，第17頁。）

三、根 源

剖析那些無論來自象牙塔的膚淺的唯心主義政治文化論，還是在對帝國主義霸權忍不住說“不”的時候，信手拈起的，居然還是唯心主義的“普世價值”，“理性經濟人”。這種思想，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源遠流長，有時甚至形成一種強大的勢力和思想慣性，損害黨的事業，究其特質，是把自己的政治色譜不自覺地定位在民主革命派的位置上。

諸如建黨初期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抗戰時期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建國后革命到站的“二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種強大思想慣性，早期與中國深厚的農業小生產思維對資產階級先進生產方式的仰慕有關。這種“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思想，在西方的物質文明面前，很容易被西方的價值觀所折服。

其中，在民主革命派的方向上，走的最遠的是臣服西方價值觀的改旗易幟派。表現在極少數放松思想改造的老一代革命者和一些“公知”身上，他們是中國當代革命洪流中的小小逆流。例如《炎黃春秋》的反毛三老之一的某前組織部門領導，在位時大力培置特權，在缺乏約束的晚年，又追捧美國的自由平等博愛為”理性”，從思想觀念上看，他們是享受著離休干部優厚待遇，沒有出走的民運分子。他們很輕易的在走向前半生信仰的反面、走向背叛的同時，表現出民主革命派轉向資產階級時的特征之一：言行不一。

也有一些槍林彈雨出身的老革命，他們有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但是，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面對掌權后的權力和地位，又放松思想改造，往往把黨的繼續革命、自我革命要求視為極左，而不容忍群眾路線對他們的地位、特權和個人尊嚴的沖擊，但十分寬容權力傲慢，不愿正視由此誘發的權力腐敗；他們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經過社會實踐檢驗的真理——毛澤東思想；他們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面前，不自覺地陷入折中主義，例如淡化、放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試圖把私有制與共同富裕折中起來，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中的剝削元素調和為一體。他們以為依靠自己的這套實用主義理論及其指導的實踐，才符合社會主義，才能避免蘇聯東歐悲劇。但遺憾的是，他們以堅定的社會主義信仰，卻在客觀上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他們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主客觀分離的悲劇者。悲劇根源是“不讀書”，拒絕自我革命和思想改造，忘記了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忘記了共產黨為什么叫“共產黨”。

四、危 機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公有經濟的削弱，媚美派官學商的主張已經成為中國私人資本的意識形態，它們長期反映到經濟領域中。這種執政和改革理念的核心，是林肯葛底斯堡演講中的名句：民有民享民治。它們通過某些部門、某些智囊集團的“改革”“創新”和資本控制的網絡媒體大肆宣傳，憑借地方機構官員的呼應，不斷加強中國經濟領域的私有化意志。這與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要堅持憲法黨章所規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了不同的改革路線。

有些人善于偷梁換柱，接過上面的口號，塞入私有化的私貨。黨中央要求建設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擴大對外開放，他們就提出放棄金融、保險、電網、鐵路、農業種子、稀有礦產甚至國土測繪等國計民生、國家命脈的控股權。這種打著中央的旗號，公然充當美國內閣高官多次口中的“內部力量”的行徑，其智商之低，令人吃驚。

毫無疑問，這恰恰是希冀美國是“理性經濟人”思維的愚蠢杰作。其實質是糾集中外壟斷資本，向中國僅存的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發起私有化總攻。

我們相信，這種低估人民智商的行為，不會得逞。而有關部門和決策者應該認真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認真深入學習黨章和憲法，強固政治主心骨，該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絕不能改，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真正落實到自己的言行上。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新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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