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研界當前有三大頂層理論問題處于“說不清”狀態:一是定義不清楚,二是鑒定不清楚,三是需求不清楚。這三個“說不清”導致中國科研界的長期低效、無能和存在不公。
一是中國科研界普遍對科學定義說不清楚,把分科當成科學,把論文發表當科學,把權威的話當科學,這是一種荒謬的現象。其實,分科是科學的現象,科學的定義是“驗證”——經過多次試驗的反復對某一個物理過程的符合性說明。
在驗證面前,“合格的”學術論文,也只是基于實驗室的小批量試驗驗證而建立的科學假說。學術論文絕不是“科學”,發表的學術論文隨時可以基于新的試驗數據而被推翻。在歐美科研界,對于論文的科學價值基本上能夠保持清醒的態度。而在中國科研界和高校,用考核發表論文的數量來確定學水平是違反科學定義和客觀規律的,這是世界科學歷史發展中的笑談。
學術權威的分析論斷,在驗證科學面前,永遠也不能作為高可靠性的驗證依據。對某事物的科學性的鑒定,如果是最終依靠了權威的論斷,這是制度建設上的不足。中國從晚清洋務運動以來,在科技能力進步上大多采取引進模式,這與國內科研界的“權威文化”盛行直接有關。事實上,有的權威專家對某些科研萌芽采取粗暴的打壓態度,常常阻礙了中國原創科學技術的進步。比如流體力學權威周某曾經率眾學者對于北京航天大學發動機國家一等獎獲得者高歌教授集體給予不利的學術結論,15年后又由中國力學會進行道歉。
二是中國科研成果的鑒定、評議,既沒制度、也沒方法論指導。當前科研成果的“鑒定會”仍然普遍處于“科學家人治”的狀態下。科研成果的鑒定準則離不開驗證。如果不基于重復性的特定試驗設計來審核,僅僅基于鑒定人的“頭銜話語權”來開一個所謂的鑒定會,這是離譜的科研鑒定。國內普遍性的用“科研鑒定會”來結題,是錯誤的科學方法論,造成了一定比例的科研成果造假,也造成了我國科研界華而不實的作風,這樣的科研“成果”往往難以進行產業轉化,實際上就不是成果!
國內所謂的科研成果“轉化難”,其中有很大的比例就是因為它不是真正的科學技術成果,而是對一個技術物理過程不成熟、不穩定、含含糊糊的描述。這些沒有經過“中試”驗證的論文、技術、專利等,其實都是“點子”,而不是“科學”,因為在中試驗證過程中有可能被完全顛覆了,或者中試過程里既不能證明也不能證偽,比如石墨烯。中國對石墨烯的宣傳是全世界最火爆的,其實中試階段還沒有走過去,產業化風險非常大。
三是科技研究進步的本國需求和本國目標不清晰,總是盲目跟著歐美跑。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一直是基于“超英趕美”的心態在發展科技事業,這種發展目標設立的訴求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合理一面就是在國際上科技競爭力是立國之本,知彼知己是必要的。不合理的一面就是歐美公開的科研指南文件里有“假目標”的干擾,有真目標的隱藏,也有超越中國今天基礎科研能力的部分,這些都是需要逐項認真甄別的。比如“星球大戰計劃”,就是美國干擾前蘇聯國防戰略發展的假目標。波音公司的“B797、音速巡航者”等也是假型號目標,而多種產品技術的高可靠性系數卻是真內涵,在產品對外宣傳中是隱藏著的。比如汽車底盤的制動可靠性系數、大型客機適航證的內在邏輯、發動機的適航審定等。航空碳纖維復材的真正竅門在樹脂的改性上,但是不斷宣傳的卻是碳纖維技術的進步。我國十幾年來研制航空先進復合材料,一直不知道在航空級樹脂上進行科研立項,帶頭院士杜某一直在高倡碳纖維進步,就是被國外媒體所誤導。中國科研界不能甄別歐美各個學科“指南”內容上的真偽,當然就無法樹立正確的“過程目標”分解來指導我國各行業的科研立項,同時還荒廢了中國自身基礎研究的“自生”能力,于是就長期處于“跟著亂跑”的困窘、低效狀態。
解決中國科研界這“三個說不清”的頂層理論問題,就必須放棄對“論文”的庸俗功利主義的獎勵,弱化“科技界權威”的話語權,讓科研真正回到“顛撲不破的驗證”這個軌道上,服務于國家現實科研需求的目標,
作者:中國科學院計算所高級工程師、國家民航局適航司無人機適航法規工作組專家、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無人機物流運行標準工作組組長、國家工信部2018年、2019年中國工業APP軟件創新大賽評委。本文原載“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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