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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澄清長期以來幾點關于毛主席的誤解 ——“大躍進”運動的幾個問題的辨析

點擊：10581 作者：胡新民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10-29 07:27:49

【1958年8月7日，毛主席和農村兒童在一起。】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6年6月，以下簡稱《九十年》）指出：“大躍進”運動是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的一次嚴重挫折。關于“大躍進”運動的發動，則起始于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過程中。

反右派斗爭結束后，毛主席強調：

“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

也就是說，黨的工作重心必須轉移到經濟建設和技術革命上來。為了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在毛主席的倡導下，全黨集思廣益，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在這次會議所作的政治報告認為

“建設速度的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

《九十年》指出：

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它們的提出和推行，表明黨力圖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打開一個嶄新的局面。實踐證明，這個努力是不成功的。”（第494頁）

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回顧這段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特別是一些容易被忽視的內容，今日重提，更有借鑒意義。

毛主席不是“大躍進”提法的發明者

據筆者所知，“大躍進”的提法的由來有幾種說法。

毛主席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

在總路線通過后，有一次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接待客人后回菊香書屋。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和毛主席一道走著的時候，說：“主席，現在譚震林（當時主管農業的副總理——作者注）他們提出個大躍進口號，我看這個提法很好。”然后又補充說：“《人民日報》上登了。”毛主席說：“拿來給我看看。”于是那位負責同志把報紙找來，請毛主席看。毛主席認真看了一遍，點點頭說：“嗯，這個提法很好。”（《實錄毛澤東第四卷》長征出版社 2013年10月第27頁）

薄一波在《領袖.元帥.戰友》（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9 ）一書中寫道：

“（在總路線制定的過程中，）周恩來還提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可以大躍進。他說，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可以躍進，我們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躍進？有一次，毛主席見到我們，問我們大躍進是誰發明的？還風趣地說，要頒發獎章。總理笑了笑，沒說話。”（第71頁）

關于周恩來最早提出（大）躍進，《毛澤東年譜》和《周恩來年譜》中有這樣的記載。

1958年5月26-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5月25日，彭真將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高潮》送毛澤東閱，說明最早使用“躍進”一詞自此始。第二天上午，毛澤東重閱此社論后，寫信給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和參加這次會議的其他同志：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是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后，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

信中還寫道，

“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三卷 361頁》，以下簡稱《毛澤東年譜》）

在毛主席發出這封信后當天，彭真又把周恩來在全國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作的報告送給毛主席，并在上面附言：

“主席：‘躍進’一詞，在這個報告中已用了。”

據《周恩來年譜 1949-1976 中卷》記載，

“（1958年）5月26日晚，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說去年政府工作報告有兩處提到了一九五六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我又將這個報告讀了一次，覺得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是‘冒進’的錯誤估計。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四十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由量到質的躍進。”（第145頁）

順便再提一下與“大躍進”密切相關的人民公社的來歷。

劉少奇在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談到這個問題時說：

“公社這個名詞，我記得在這里（鄭州火車站）跟吳芝圃（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談過。在廣州開會（少奇等同志去廣州向毛主席匯報八大二次會議準備情況，時間估計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還吹空想社會主義......還吹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半工半讀。要鄧力群編空想社會主義，要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下了火車，在這個地方，大概有十幾分鐘，跟吳芝圃同志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他熱情很高，采取的辦法也很快（吳芝圃插話說：那個時候托兒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還不叫公社），工農商學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鄉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陸定一回去馬上就編那本書。八大二次會議，我去講了一個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后頭要北京試驗，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為當時天津市屬河北省，是河北的省會——作者注）試驗。公社就是這樣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里邊講了這個東西。”（《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3年6月第731-732頁）

即使在廬山會議受到批判的彭德懷，在參加廬山會議時也明確認為：

“我對當時國內形勢的看法：我認為當時是處于大好形勢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在各地陸續組成。大躍進運動的廣泛掀起，和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與我國人民為迅速擺脫‘一窮二白’的愿望相適應的。這些總的大好形勢，給了我們在執行總路線、鞏固人民公社和持續大躍進方面，都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第270頁）

因此，僅從“大躍進”提法的由來和人民公社的來歷，不難發現，在當時的形勢下，開展“大躍進”運動，是當時全黨的共識，也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后來鄧小平說得很中肯：

“大躍進開始時，有哪個人反對過？”（1981年3月27日）

毛主席領導的九個月糾“左”

薄一波在《領袖.元帥.戰友》一書中寫道：

“應當公道地說，對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錯誤，是毛澤東同志首先提出要糾正的。”（該書第15頁).

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的嚴重后果開始顯現出來。毛主席很快察覺到了這一點。從1958年10月中旬起，他赴河北、河南、湖北等地調研，并于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會議開始糾正了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廢除商品生產等錯誤主張。這次會議還針對當時全民大辦鋼鐵、大興水利、深翻耕地等連續苦戰需要休整的實際情況，規定了要實行勞逸結合，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為了貫徹第一次鄭州會議的精神，進一步解決國民經濟中的高指示問題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后不久，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武昌會議）。毛澤東同志指出當時的一些典型亂象：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管他作假不作假，沒那么多東西，就要造假。毛主席在會上反復講要"壓縮空氣"，要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降下來。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黨的八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毛澤東同志主持起草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集中體現了黨對初步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傾錯誤的思想認識。

為了加快糾“左”的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召開擴大會議。緊接著在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又在上海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同志在會上都重點談了人民公社和“共產風”的問題。通過這兩次會議，黨中央在糾正“共產風”、整頓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邁出了一大步。

為了把這些會議精神貫徹到農村基層，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直接給省以下直到生產小隊的各級干部寫了一封《黨內通信》。他用通俗生動的語言，切中時弊地談到包產、密植、節約糧食、播種面積、機械化、講真話等影響農業的幾個關鍵問題。講真話是全篇的點睛之筆。他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這封信寫出了農村基層干部和廣大農民的心聲，獲得他們的熱烈擁護。”（《九十年》第505頁）

在隨后的五六月間，黨中央陸續發出一系列緊急指示，將1959年鋼產量指標降為1300萬噸；農村恢復自留地制度，允許社員私人喂養家畜家禽。鼓勵社員充分利用屋前屋后的零星閑散土地種植莊稼和樹木，不征公糧，不歸公有。這樣，經過近九個月糾“左”的緊張努力，“共產風”、浮夸風、高指標和瞎指揮受到初步遏制，形勢開始有所好轉。

關于廬山會議大轉彎之迷

黃克誠和薄一波都是廬山會議參加者。他們對為了進一步糾“左”而召開的廬山會議，為什么最后卻以反右傾收場，特別是毛主席的態度轉變，而感到不解。

黃克誠在《黃克誠自述》一書中寫道：

“我不明白主席為什么忽然來一個大轉彎，把‘糾左’的會議，變成了反右；反復思索，不得其解。”（《黃克誠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253頁）

薄一波也有同感。他寫道：

“毛主席的黨性原則，黨性修養不可謂不高，大家對此都是景仰不已。何以到了廬山會議上，卻未能實踐‘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究竟還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會歷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滿意的答案。大家還可以繼續研究。”（《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876頁）

筆者本著“繼續研究”的精神，查閱了大量有關資料。筆者認為，有些資料應該有助于解開這個迷。

《九十年》寫道，對于彭德懷的信，與會人員有些人反對，也有不少人表示基本贊成。毛主席認為，自第一次鄭州會議后，中央一直努力糾“左”，彭德懷、張聞天并未參加這種努力。毛主席把他們的批評看作是對黨的攻擊，“又把國內的批評和爭論同國際上對中國的攻擊和指責聯系起來”（主要是蘇聯的赫魯曉夫和美國的杜勒斯等人——筆者注）（第508頁）。

王光美在關于廬山會議的訪談中說：

“廬山會議中間發生180度的轉變，實在很遺憾。我認為有很多因素。彭總的有些話確實說得不夠妥當，例如說當年在延安召開的華北會議罵了他40天的娘，中國的嚴重問題也許要蘇聯紅軍幫助解決。正好這時駐蘇大使館發來情報，匯集了蘇聯領導人指責我們黨的材料，所用的語言同彭總的說法相像。蘇聯大使尤金還在北京對留守中央的陳毅同志說：‘現在你可以搞政變了。’廬山會議前蘇聯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國，停止供應我們制造原子彈的設備。聯想到彭總在會前率軍事代表團出訪東歐幾個國家，受到隆重歡迎等等情況，就認為他有國際背景，‘為民請命’。在廬山會議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也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同志。雖然少奇同志認為，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反映問題即使有些意見說得不對，也不算犯錯誤，但他并不贊成彭總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內已經開始著手糾‘左’，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這不是要導致黨的分裂嗎？......他（毛主席——徐郎注）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于一切的。”

“廬山上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但少奇、周總理他們是在第一線工作的，不能不參加，還要主持。有時會場亂得都開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總，被少奇同志喝住。”（《王光美訪談錄》，黃崢執筆，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1月第185頁、186頁）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特別關注的是國家安全問題。正如學者金燦榮在2017年6月發表的《兩種戰略思維須學會相互包容》一文中指出的：

“在那種內外壓力下，彼時無論誰領導新中國，首要考慮都是如何讓國家‘活下去’，表現出來就是對外不懼打仗，對內強調階級斗爭。等到中美建交、中國有了‘兩彈一星’之后，國家安全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然后就開始轉向發展了。”

《九十年》寫道：

1958年蘇聯提出的建立中蘇共有共管的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當即遭到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其他領導人的堅決拒絕。“毛澤東后來說，中蘇鬧翻實際上是在1958年，他們要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干。”（第543頁）

蘇聯解體后，1997年10月，中國和俄羅斯兩國的曾在中國和前蘇聯領導層身邊的工作人員，在北京召開學術研討會。俄羅斯方面曾長期擔任蘇共中央國際部中國處處長的庫里克解釋道：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的設想是針對美國的，為了在必要時“給美國實施導彈襲擊。”“毛澤東對這件事情非常憤怒，他把蘇聯的這個建議當作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一種侵犯。但是蘇聯考慮這個艦隊的時候，實際上并沒有考慮中國，考慮的是美國。”（《新中國往事》鄧力群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6年1月第13頁）

毛澤東同志，還有中央其他領導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是有高度警惕的。盡管今天或許可以說當年是中國“誤會”了蘇聯的設想，但并不能否認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拒絕態度的正確性。回過頭來，把王光美回憶中的“要蘇聯紅軍幫助解決”和中蘇長波電臺、共同艦隊這些事情聯系起來看，并聯系到毛澤東同志對彭德懷說：“你解放軍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的話，應該非常有助于理解為什么毛澤東同志會在廬山會議上轉彎。

從廬山會議后的情況看，彭德懷的這個“國際背景”問題仍然是他的主要問題。

廬山會議后的1959年9月9日，彭德懷寫信給毛主席。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主席在批語中寫道：

“我熱烈地歡迎彭德懷同志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我建議，全黨同志都對彭德懷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一方面嚴肅地批判他的錯誤，一方面對他的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這一位同我們有三十一年歷史關系的老同志。對其他一切犯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們表示愿意改正，都用這兩種態度去對待他們。”（第176頁）

1959年9月11日，毛主席出席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時講話：

“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請同志們永遠記住這一條。在軍隊里頭組織派別，煽動反對中央，破壞黨的團結，反對黨的領導機關，無論哪個時候，都是絕對不許可的。還有國際的團結，一定要同蘇聯同志團結起來。切記不可背著祖國里通外國，同志們開會批評了。自古以來，凡是背著祖國里通外國的人，從來是沒有好結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許的。我以上講的都是壞話，現在我要講一點好話。歡迎彭德懷同志的進步，我認為他是有進步的。他的錯誤缺點只是他的一個側面，他還有另外一個側面，他要革命。我們現在爭取他的根據就在這里。我想，我們大家都要幫助彭德懷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錯誤。我相信彭德懷同志會改好的。”（第177頁）

在這里，毛主席的話很直白：“里通外國”。而且警告“自古以來，凡是背著祖國里通外國的人，從來是沒有好結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許的。”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會上，1月27日，劉少奇再次提到了彭德懷的問題。他說：

“彭德懷的錯誤不只是寫了那封信，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并不算犯錯誤。”“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斗爭，是由于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摘自《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蘇維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劉少奇則把問題說得更清楚：彭德懷寫信反映意見并不算犯錯誤，而搞有“國際背景”的小集團，并與“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才是實質性問題。

關于高崗與蘇聯的關系，因文章篇幅所限，在此不贅。只提示一點：

蘇聯方面認為高崗是“實在難得有這樣不顧中國利益而一心一意維護和擴大蘇聯利益的人。”

針對高崗向斯大林建議東北加入蘇聯一事，毛主席還對有關人員說了這樣的話：

“你告訴高崗，東北是中國的一部分。”

因此，這個“國際背景”因素，是不是毛澤東同志，還有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廣大與會者，在廬山會議大轉彎的主要因素，讀者可以自行判斷。

對“大躍進”運動的一分為二

《九十年》指出：

“從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十年，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無可否認的巨大成就，但也經歷曲折甚至遭受過嚴重挫折。”“盡管這個時期發生了‘大躍進’運動，給工農業生產和其他事業造成極大的破壞和浪費，但多方面的建設也為后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提供的數據，從新中國建立到1964年，重工業各主要部門累計新建的大中型項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躍進”期間開工的。這三年新增的煉鋼能力占從1949年到1979年新增煉鋼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紡錠占25.9％。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些開工項目和新增能力獲得了扎實的成果。

以大煉鋼鐵為例，改革開放后被評為“上市公司50強”，連續三年進入“中國納稅百強企業”的“安陽鋼鐵”，就是在大煉鋼鐵的1958年8月10日正式動工的，這也是河南現代鋼鐵工業的起端。談到鋼鐵，“大躍進”時，大家不會忘記15年趕上英國的口號。到1972年，中國生產了2338萬噸鋼，而英國那一年只生產了2232萬噸鋼，中國確實用15年時間在鋼鐵產量上趕上了英國。當然，就鋼鐵產品的質量，還有整體科技水平，不但那時有不小的差距，直至現在也仍在追趕中。毛主席也很清楚這一點，他在1961年1月1日說：“超過英國只是指數量，但就質量來說，那還差得很遠。”（《毛澤東年譜》第515頁）當時經過深入調查的彭德懷還提到另一點：盡管有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大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的技術人員，廣大干部在這一運動得到了鍛煉和提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有人民公社的大煉鋼鐵，才出現了最初的社隊企業，后來演變成鄉鎮企業，改革開放后，有不少又發展成為當地赫赫有名的私營企業。

《九十年》指出的“農田水利建設取得重大成就”，“不僅在當時發揮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繼續發揮著效益。”而大興農田水利建設，正是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最早驅動力。中國8萬多水庫，絕大多數是在那幾年建成的。“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如果沒有當年的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后來的農業改革的“命脈”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九十年》還指出，“科學技術發展進步，成績十分顯著。”特別是保障國家安全、奠定中國世界大國地位的“兩彈一星”。因此，如果沒有當年黨中央的英明決策和那代人、特別是“兩彈一星”元勛們的偉大付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之路有可能改寫，中國的戰略自信絕不會有今天的質量。被稱作“中國核潛艇之父”的黃旭華說，就是毛主席1958年的一句：“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激勵他隱名埋姓地工作了30年。

特別突出的還有石油工業的發展。中國以前被認為是個缺油國，所用燃油是從國外進口的“洋油”。1959年技術人員在東北的松遼盆地發現工業性油流后，黨中央于1960年在國民經濟困難之時決定從各方面抽調工人、干部、技術人員和退伍軍人，集中力量在茫茫荒原上進行勘探開發，僅用一年時間就探明油田面積并進行試采實驗，三年就建設起中國最大的石油基地——大慶油田，產量達全國石油總產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國需要的石油已經全部自給，中國人靠進口“洋油”過日子的時代宣告結束。

更難能可貴的是，面對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國人民表現出了戰勝困難的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和高昂的精神狀態，各行各業都涌現出了大量的先進典型和大批模范人物，形成了影響至今的“ 兩彈一星”精神、大慶精神、大寨精神、紅旗渠精神、雷鋒精神和焦裕祿精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五十年代后期開始，黨中央、毛主席從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出發，提出要防止西方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強調大力培養和提拔新生力量，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并著手采取切實措施，將一批優秀中青年干部提拔到省、地、縣各級領導崗位。這對于黨和國家的長遠建設具有重大意義。

黨的這個造就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寶貴經驗，歷久彌新。2018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在習近平的主持下，審議通過了《關于適應新時代要求大力發現培養選拔優秀年輕干部的意見》。

《九十年》在論述“大躍進”運動時指出：

“由于對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艱巨性估計不足，對掌握經濟規律和科學知識的必要性認識不足，搬用戰爭年代大搞群眾運動的方法指導經濟建設，加上黨內領導層的民主生活不正常，黨未經調查研究和科學論證，憑主觀愿望和意志辦事，提出許多違背科學的高指標，結果事與愿違，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性的損失，教訓非常深刻。”

《九十年》同時也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