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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50年代后期我國發生的“大躍進”，是黨的重大決策。當今不少人認為，大躍進是毛澤東貪多求快、好大喜功、背離實事求是的產物。持此種觀點者，學界不乏其人。近來，筆者在認真閱讀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先后主編、出版的《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之后認為，翔實的史料表明，從總體看，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還是自覺堅持實事求是的。 

一、大躍進的動因

大躍進的發生，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列寧說過：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

1、中國太窮，人民太苦

毛澤東說：農民苦得不得了。我們人多，很窮，百分之七十是下中農，吃的穿的都不夠，房子也很簡陋，也很不衛生，中國是一窮二白，窮就東西少，糧食少，油類少，鋼鐵少，機器少，各種東西都少，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好。窮，對于有志氣的新中國人民來說，理當“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人民要求擺脫這種處境，所以要鼓足干勁。

2、外國人“看不起”，落后就要挨打

國家和人一樣，都有自尊。倘被歧視，理當奮起。

我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的艱苦卓絕的斗爭，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中國的勞動人民第一次奪得了全國政權。人民歡欣鼓舞，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拒不承認我們，虎視眈眈。毛主席深知，中國近百年來，為什么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欺侮過我們，都侵略過我國?其原因，“除了制度腐敗，就是經濟技術落后。”他反復指出：落后就要挨打。因此，為了鞏固和加強國防建設，確保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的安全，也亟須加快經濟建設的步伐，盡快發展經濟。

1960年的釣魚臺會議上，毛澤東說：你這么一點鋼，年產才1300萬噸，看不起你是應該的。等我們年產1億噸鋼，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其實這一肚子氣早已有了，100多年來人家說我們是“東亞病夫”。

中國處在一窮二白，窮者鋼不多，白者科學文化落后。

3、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寫道：“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躍進之勢，躍然紙上。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一書中，對于1958年大躍進，他在書中寫到：“1957年，幾件事情影響到1958年的‘大躍進’。為什么提出‘大躍進’?一是反右派斗爭勝利了。毛主席覺得是很大的勝利。完全是群眾性的斗爭，把資產階級右派打退了。特別是他相信中國黨領導經濟建設，能夠有更快的發展。整風中工人貼了很多大字報，毛主席在上海看了幾個工廠的大字報，感到群眾發動起來了，群眾中蘊藏著很大的積極性。這些都為‘大躍進’的提出打下基礎。”“有這些內外因素，毛主席覺得可以探索一種更高的發展速度。把群眾發動起來，生產一定會大躍進。”胡喬木并非全面闡述大躍進的動因，但此處所述，特別是關于國際條件方面，對于我們全面、客觀地認識1958年之所以會有大躍進，是很有助益的。

1959年8月17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所說“中國要搞大躍進，這是不可避免的”，是有根據的，而非主觀臆斷。

對于這種革命性的群眾運動，共產黨人只能堅定地站在革命群眾的立場上，善于發現他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保護、愛惜這種積極性。有道是“氣可鼓而不可泄”。人們常說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的。竊以為，這里的“發動”二字還可研究。此種表述，突顯了毛澤東個人的領導作用，卻忽視了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也未必符合歷史真實。發動發動，不“發”不“動”。事實是：在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已有相當的顯現即已經“動”起來之后，這才提出了“大躍進”這個口號，順勢而行，引領群眾“奔向社會主義前方”。

二、毛澤東對大躍進中浮夸風的態度

第一，毛主席反復指明加快建設速度要實事求是

早在1958年3月9日-26日，毛主席主持成都會議，在聽取各省市的發展計劃匯報時，就發現并批評了“虛報、浮夸”、“假高產、假躍進”等脫離實際的問題，強調加速經濟建設發展，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他在3月2 0日成都會議第三次講話中尖銳提出：“建設的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要務實，要有措施。”(《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319頁)

4月9日，他在聽取省市的匯報時指出，要反對“假高產、假躍進、假報告”。他說：農民瞞產可以原諒，……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得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會讓當;不相信，就會喪失信心。我們對各項工作，各種典型，要好好檢查，核對清楚 ，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產、假躍進、假報告。(《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336_337頁)

4月27日，毛主席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共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負責人會議，討論工業問題。毛澤東提出：“現在兩個部提出十五年趕上美國，有無可能?能不能超過?我們暫不提超美國，要蘇聯提，我們只提超英國，口號超英不變，超美國是第二本帳，是內部問題”(《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341頁)

第二、毛主席反復強調“要壓縮空氣”，批評“虛報、浮夸”

他針對各省市發展規劃匯報中高指標、浮夸風，反復提出要“壓縮空氣”。

早在3月20日成都會議上第3 次講話中就曾尖銳指出：凡事根據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能辦到的，就應當多快好省，力爭上游。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十級臺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壓縮空氣不是潑冷水，而是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要有具體措施。”(《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319頁)

在這里，毛主席把當時出現的“浮夸、虛報”風，比喻成“十級臺風”，尖銳指出“要壓縮空氣”。

只過4天，他預感“浮夸、虛報”問題的嚴重性，又在3月25日成都會議第5次講話時，再次強調要“壓縮空氣”，不要被群眾熱潮“沖昏了頭腦”。

又過了10天，毛澤東4月5日在武昌會議講話，針對湖南一年要實現幾“化“，又一次強調“要壓縮空氣”。他說：“空氣還是那么多，一點不少，不過要壓縮一下。反冒進把空氣砍掉一半，我們不要砍，只是把空氣壓縮一下。”(《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334頁)

就這樣，毛主席在大躍進的發動階段，就看到了各地發展計劃中存在著高指標和浮夸風，稱之為“十級臺風”，在短短15天里，先后三次提出并強調要“壓縮空氣”，要大家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些”;“去掉虛報、浮夸”;“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應當承認，這是及時的，重要的，振聾發聵的。

后來有人想剪裁歷史，污蔑毛主席，在這些鐵的證據面前，不知那些小丑作何感想？！

第三、毛主席還明確提出，指標不要太高，“要留有余地”

3月25日，他在成都會議第五次講話時，為了在建設中做到實事求是，“壓縮空氣”，又提出另外一條原則，做計劃、定指標要“留有余地”，“辦得到，行得通”。

他說：“我希望一些過高的指標不要那么太高，要能辦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東西不要登報。做是一件事，講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講也要慎重些，給群眾留點余地，給下級留點余地，也給自己留點余地。寫劇本有這么個原則，要給觀眾留余地，就是使人家有點想頭，如果一切動作、一切語言都做完了、講完了，并不見得好。總而言之，支票開得太多，后頭難于兌現。(《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325頁)。

4月2日，毛主席在武昌會議上再一次指出“要留有余地”。他說：“不要過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綠化、‘四無’是危險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苦戰三年基本改變面貌，以后不是不奮斗了。我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艱苦奮斗幾十年，才有希望。”(《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331頁)

最后，毛主席還提倡“要從反面來看”

3月20日，毛主席在成都會議第三次講話時提出，縣縣都辦工業，從反而看，究竟是好，還是“天下大亂”?他說：“第二個五年計劃搞幾十萬項，縣縣都辦起工業來，結果如何?會不會生產過剩?在我腦子中存在問題。是好，還是天下大亂?我現在沒有把握。所以，現在要開會，要每年抓四次，看到問題就調整一下。”(《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319-320頁)

3月25日，毛主席在成都會議的另一次講話中提倡，從反面考慮問題，就要“聽取對立方面的意見”。他說：“尊重唯物論、辯證法的人，是提倡爭論，聽取對立方面的意見的，這是對立的斗爭”(《毛澤東年譜》第3卷，第324頁)

參考文獻略。

紅色衛士整理

2019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