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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提出過一個標準，“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達到這個標準，才是圣人。但是歷史上到底有誰達標了，大家說法不一。支持孔子和王陽明的人是最多的。

所謂“三不朽”最早出現在《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當中。具體表述是：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但是這個說法過于籠統，還需要做具體詮釋。于是唐代學者，孔子的三十一世孫孔穎達做了這項工作，他說：

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

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

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

孔穎達所講的立德，顯然不是私德，而是公德。不是個人德道水平有多高，而是社會因為有了他變得有多好。并且這個公德不僅是以自我修養對社會進行道德示范，更為關鍵的是要建立一套能促進國家不斷強大，社會日漸文明的法制體系。因為道德倡導，往往只對自覺的人起作用；而“創制垂法”則可以借助國家機器來揚善棄惡，最大程度地讓老百姓獲得實實在在的保護和幫助。

然而尷尬的是，如果嚴格按照這個標準，孔子和王陽明在“立德”這一項上似乎都未達標。我們非常敬佩兩位先賢的為人，完全相信他們有“博施濟眾”的強烈愿望，但遺憾的是現實并沒有為他們提供“創制垂法”的充分條件。所以，我們不應該拘泥于孔穎達的文字界定，而要看到立德也有客觀條件的局限。只要在能力范圍內將立德行為最大化，已經可以稱作典范了。從這個角度看孔子和王陽明被譽為圣人，并無不妥。

那么，本書的主人公管仲，是否達到“三不朽”的標準呢？

顯然，對于不熟悉管仲的讀者來說，這個問題本身就很唐突。在很多人心里，管仲的形象還存在不少瑕疵。但是在中華世紀壇的所立四十位文化先賢雕像，管仲卻位列第一。認知的反差如此巨大，正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所以這本書愿望之一，就是幫助讀者解除種種誤會，了解真實的管仲，從而能夠對照“三不朽”來評判他的人生高度。

首先說立德。

按照孔穎達的標準，管仲當之無愧。因為管仲為齊國建立了強大的國政系統，德法兼治使得百姓越來越富裕，國家越來越強大，社會越來越和諧。比如“九惠之教”就是用制度為百姓創造福利。完全符合“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的標準。在他去世之后，齊國遵其政，仍能常強于諸侯。并且管仲的作為并不局限在齊國國內，他還為華夏聯盟制定了更加文明進步的盟約，促進了華夏圈的和平、團結、互惠，使得更多百姓過上了平安的生活。因此管仲的公德，無可置疑。

以往人們對他的成見，主要聚焦在私德方面。比如：他跟鮑叔牙合伙做生意時是否多分了紅利？是否真的當過逃兵？為什么要輔佐政敵齊桓公？為什么在上任之前要求優厚的待遇？他是不是妓院的祖師爺？為什么要把家里搞得那么奢侈并且還僭越禮制？

其實這些私德問題不在孔穎達界定的范圍之內，本不必細說。但是既然影響了公眾判斷，還是需要在此做一些分析。其中偷利和逃跑，是管仲為了抬舉鮑叔牙所做的自嘲，不可當真；輔佐政敵和要求待遇，孔子已經給了非常肯定的評價，前者是他心懷天下，后者是為了更好地工作；奢侈和越禮，是管仲主動替齊桓公背的黑鍋，為國君的形象所做的自我犧牲；所謂妓院祖師，更是無稽之談，宋元之前的史料當中根本沒有這個說法，這盆臟水是明清之際才潑到他身上的。

一個人貶低自己抬舉朋友，犧牲自己維護國君，看淡小集團利益選擇為國效力，以一國之力促進天下和平，難道不能稱之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嗎？

再說立功。

每個時代都有具體的需要。所以分析古人立功，也需要考慮到現實情況。在和平年月拍出《流浪地球》很了不起，而在戰爭年月則需要把敵方趕盡殺絕。管仲所在的時代，華夏社會有兩大突出矛盾：一是周王失去威信，華夏秩序紊亂，諸侯之間戰爭頻發；二是外敵不斷侵略，諸侯無力抵抗，華夏眼看不保。在這種危難之際，周天子提出過好辦法么？沒有；同時代的各國諸侯，比如魯莊公、鄭文公、燕莊公、衛懿公、晉獻公提出過好辦法嗎？同樣沒有；還有天下精英，比如宰孔、單伯、曹劌、子文等等提出過好辦法嗎？仍然沒有。于是，山河破碎幾乎成了必然趨勢。

但是，管仲從貧寒之士經過個人奮斗，在當上齊國宰相之后，通過壯大齊國實力，擔負起天下興亡。孔子在這個問題上的評價是——

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論語》

沒有管仲，中華文明就消亡了。所以管仲是孔子心中中華文明的保護神。

管仲僅僅是一國宰相，但他解決的是整個華夏的問題。他所促成的華夏聯盟規模最大時，有齊魯宋陳衛鄭蔡燕楚江黃曹許滑滕邾大大小小等幾十個諸侯國。各國諸侯有了盟主調停關系，變得和平團結，于是有精力發展經濟，對抗外敵，中華文明從而得以保全。如果管仲本身就在輔佐周王，建立這樣的功績會相對容易。但僅僅是憑借司馬遷所說的“區區之齊”就做出這種效果，實在令人深深敬服。這樣的功績稱作“拯厄除難，功濟于時”，無疑是恰如其分的。

最后說立言。

公元前500年左右，被很多學者稱為“軸心時代”。那段時間，無論東西還是西方都出現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他們的智慧照耀著人類發展路程，即便是兩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們仍然在不斷地在他們的著作當中尋找答案。管子、老子、孔子，則是屹立于那個時代的巨人。

管仲身后的《管子》一書，包羅萬象，宏博精深，“遠非他書可及”。與老子專心于道，孔子專心于仁所不同的是，管子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思考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權威和獨到的，被歷代政治家奉為經典。他提出的“以人為本”、“以百姓為天”、“以法治國”、“百年樹人”、“禮義廉恥”、“和諧”“誠信”等等思想觀念，放在今天也可謂主流高端，經世致用，無疑符合“言得其要，理足可傳”的標準。

但是，《管子》一書后來也遭到質疑，焦點在《管子》是否為管仲親著上面。產生質疑的原因很復雜，既有學術探究，也夾雜著門派之爭和政治目的。因此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可全面接受。在此只提醒學者們注意如下問題：

第一，管仲有《管子》一書流傳下來，是韓非子和司馬遷都確認過的。他們與管仲在時間上更接近。他們的說法后世可以質疑，但在找到過硬的證據之前，是不能把質疑當結論的。

第二，管仲是宰相，他的職責并不是做一門學問，而是要博采眾家之長治國理政。但在那個時代思想成果極為有限，因此管仲需要思考很多問題，并提出自己的觀點。所以他的話題涉及哲學、政治、文化、經濟、軍事、科技、教育、衛生等等多個領域并不奇怪，“雜”恰恰符合他的職業需要。

第三，目前普通認為《管子》當中有管仲親著、史官記錄、后人整理補綴等多種情況，基本結論是非一人一時之作。但是即便有后人整理和補綴等成分，只要體現了管仲的思想和實踐，就不能切斷它和管仲的聯系。其中一些重要言論，仍然可以看成出自管仲之口。這就仿佛弟子們整理的《論語》，仍然體現了孔子的思想一樣。《管子》一書當中的政治和經濟智慧，沒有經過實戰錘煉的書生們是編不出來的。

現在，將前面的論述綜合起來，管仲無疑完全達到了“三不朽”的要求，理當被尊為圣人。

其實年少的管仲就被鮑叔牙視為賢人，去世之后齊桓公便開始稱他圣人，到了孔子口中他甚至是中華文明的保護神。即便過了兩千七百年之久，他的思想依然能夠穿越時空，為現代中國人撥開迷霧。回望歷史，管仲在世的那八十年當中，華夏社會有誰比他更為出色？管仲去世之后的兩千六百多年里，又有幾位能夠與他相提并論呢？

這樣一位中華民族偉大的祖先，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

選自：《穿越春秋品管仲》的結尾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