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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石: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 ——周恩來對中美建交的杰出貢獻
點擊:4930  作者:水石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19-03-13 10: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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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7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建交40周年

 

這是兩個影響世界的歷史性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社會最底層的人民群眾成了地球上人口最多國家的主人,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建交,地球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最大的發達國家握手,打破了冷戰的堅冰,推進了世界和平發展。

 

2019年1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互致賀信,熱烈祝賀兩國建交40周年。認為,中美建交40年取得了歷史性發展,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巨大利益,也為世界和平、穩定、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吃水不忘挖井人中美建交離不開為此作出巨大貢獻的奠基人

 

1979年1月1日北京,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為中美建交舉行招待會。鄧小平副總理在祝酒詞中說;“在慶祝中美建交的時候,我們深切懷念生前為打開中美關系開辟了道路的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周總理。”1月25日華盛頓,美國總統卡特就中美建交等問題接受中國中央電視臺采訪時說:“這一機會,并非僅僅是過去幾個星期中,我作為我國總統同中國的華總理和鄧小平副總理談判的結果,它是多年來中國的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同我的前任——我國的尼克松總統和福特總統進行談判的結果,它得到許多偉大的領導人和我們人民的廣泛支持。”

 

兩國領導人的這兩段談話共同講到了一個歷史事實,在推進中美建交的歷史進程中,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是奠基人。毛主席是偉大的戰略家,是中美關系的決策者和把舵人周總理是偉大的國務活動家,是中美關系決策的參與者和堅定精細的實施人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任總理長達26年并兼任兩屆外交部長。在中國步入國際政治舞臺的歷程中,周恩來是處于中心的人物。他是新中國外交的奠基人,他的外交實踐向世界展示新中國獨立自主的風貌,代表著中國外交的正確方向。周恩來指出:“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 “任何國家都不能干涉中國的內政。”在處理中美關系中,周恩來不僅參與制定不同歷史時期的重大決策,而且集決策與實施為一體,主持中美雙方一系列重大談判活動。周恩來以堅定的立場,高超的智慧,非凡的組織能力,為推進中美關系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做出了最全面、最突出的貢獻。

 

 

中美關系可追溯到18世紀70年代一位美國的歷史學教授撰文說,沒有中國就沒有美國的革命和崛起。當時,太陽不落的大英帝國,在北美征收茶葉祱,引起激烈沖突。而茶葉來自中國。英國通過了一系列懲治法律,包括在北美殖民地駐軍。像華盛頓、亞當斯和杰佛遜這樣的北美殖民地精英怒不可遏,揭竿而起,于1776年7月4日宣布獨立。通過中國貿易掙錢的歐洲夢在美國建國后成了美國夢。

 

1789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開往中國,啟動了中美貿易。19世紀30年代末,林則徐領導的廣州禁煙運動,美國鴉片販子的利益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他們于1839年5月聯合上書美國國會,要求美國政府與英、法、荷等聯合起來對付中國。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后,美國派加尼率東印度艦隊來中國沿海護僑,保護美國利益。戰后,美國與中國清王朝簽署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就是 1844年的《中美望廈條約》。該條約使美國享有英國在《南京條約》及其附件中取得的除割地、賠款外的一切特權,同時還擴大了侵略權益。如美國兵船可到中國各通商港口巡查貿易;美國人有權在通商口岸開設醫院,建立教堂等。1900年5月,包括美國的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爭,占領中國首都北京。1901年,9月逼迫清王朝簽訂了《辛丑條約》,中國自此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1931年9.18事變,美國總統胡佛10月公開發表講話支持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三省。美國還給予日本巨額貸款、供應戰略物資,支持了日本于對華發動的全面戰爭。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日反目。美國才和中國有了合作。

 

 

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政府打交道是從抗日戰爭開始的。1936年,中共領導的紅軍長征歷經千難萬險勝利到達陜北后,美國記者斯諾和史沫特萊相繼來到了延安。他們深度采訪了中共高層領導人和紅軍官兵,他們的報道讓世界認識了欣欣向榮的延安和生機勃勃的中共。隨著抗戰全面爆發,國際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兩大陣營逐漸形成,中共和美國也成為同一戰壕的盟友,1941年12月9日,周恩來代表中共致函美、英駐華大使,表示將與兩國并肩作戰,此后中共和美方展開了多次深度的接觸。中共曾經幾次提出,美方可以派遣軍事小組前往中共根據地考察。1944年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為組長包括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等人組成的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他們向美國政府報告了延安和解放區的比較真實的情況。從此,中國共產黨和美國的交流正式開始了。美國多次用飛機運送物資給到延安。1944年11月7日,美國總統私人特使赫爾利飛抵延安。毛澤東、周恩來與他舉行了多次會談。11月10日,形成了《五條協定草案》。當天下午,周恩來與赫爾利同機飛重慶與國民黨談判。這在中美關系史上寫下了濃重而奇特的一筆。

 

1945年8月,中國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為實現國共合作和平建國,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于8月28日下午,陪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代表從延安飛抵重慶。經過談判,國共簽訂《雙十協定》。1945年12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飛抵重慶,協調國共談判。1946年1月,國共雙方達成《關于停止國內軍事沖突的協議》。根據協議,由馬歇爾、張群、周恩來組成3人小組,馬歇爾為主席,并在北平成立軍事調處執行部,負責調處國共軍事沖突,監督雙方執行停戰令。后來,國民黨撕毀協議,在美國支持下,發動了全面內戰。中共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統治,蔣介石率殘余跑到臺灣島。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周恩來為首任總理。

 

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后,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仍未離去。根據這一動向,如何處理中美關系?毛澤東提出,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系,我們可以考慮和他們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周恩來認為,美國正在試探中共的動向,我們既不完全斷絕和它的來往,也不急于建立外交關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認,就會陷于被動。我們一定要使美帝國主義了解中國是不可欺侮的。帝國主義若要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就要按平等原則進行談判。應司徒雷登要求,黃華按照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與司徒雷登進行了接觸,并同意他前往北平,中共領導人準備與他會面。然而,美國最高當局很快作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的決定,這意味著美國關上了同新中國交往的大門。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為維護其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和利益,立即出兵干涉。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駐日本的美國空軍協助韓國作戰,6月27日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基隆、高雄兩個港口,在臺灣海峽巡邏,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解放臺灣。1950年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9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警告美國:“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美國不顧中國政府的多次警告,10月美軍越過三八線,企圖迅速占領整個朝鮮。同時,美國飛機多次侵入中國領空,轟炸丹東地區,威脅中國。為了維護中國的安全,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打響了抗美援朝戰爭。志愿軍英勇作戰,打破了美國侵占全朝鮮的夢想,不得不坐在談判桌前。1953年7月27日,雙方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此后,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了全面封鎖的政策。中共與美國政府的關系基本斷絕。

 

 

毛澤東、周恩來沒有泯滅同美國建立正常關系的想法。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第一次主動而明確地做出愿與美國緩和緊張關系的姿態,從而導致了中美雙方關于解決滯留在對方的人員回國問題的會談。1955年春,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再次宣布: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和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這次講話直接促成了此后長達15年的中美大使級會談。由于美國政府當時無意放棄其敵視、孤立和遏制中國的政策,中國政府所做出的種種努力未能打破中美關系的僵局。

 

20世紀50代后,美蘇進入冷戰時期,中蘇之間分歧也愈演愈烈。1969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后,中蘇之間的矛盾到了劍拔弩張的狀態。而美國在越南戰爭陷于泥坑,國內反戰情緒高漲,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后,希望利用中蘇矛盾,從越南戰場脫身,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美國不得不有求于中國。中、美、蘇三方關系的基礎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客觀形勢為中美雙方提供了相互接近的可能性。

 

1969年2 月19日,毛主席指示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個元帥研究國際問題,提出書面看法。當年9月,他們向毛澤東交了 “作業”。認為,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中國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系,為此必須采取相應的策略。毛澤東采納了他們的建議。周恩來協助毛澤東,一步一步推動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啟動。

 

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加強研究美國的政策動向,摸清美國的戰略意圖,探討同美國接觸的可能性。他利用美、蘇矛盾,通過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會談有限緩和對蘇關系,為中國爭取到更主動的對美地位。他審時度勢,及時抓住一切有利時機,促進中美聯系。1969 年12 月,在華沙舉辦的南斯拉夫時裝表演上,美國大使斯托塞爾告知中國代辦雷陽的翻譯,美方準備恢復同中國大使館聯系。周恩來當晚收到中國駐波蘭大使館電文,立刻向毛主席匯報。第二天,周恩來發出積極的信號,通知美國方面,釋放兩名乘游艇進入中國海域的美國人。1970年10月1日的國慶大典,周恩來精心安排了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斯諾會面。他們親密交談的大幅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上。斯諾也通過各種渠道轉達了毛澤東對他所說的話,“如果尼克松訪問中國,無論是以旅游者的身份還是以總統的身份都會受到歡迎。”與此同時,美國方面也是在試圖通過巴基斯坦的領導人與中國政府取得聯系。之后幾天,尼克松公開表示:“如果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

 

1971年4月,經毛澤東批準,美國乒乓球隊參加了在日本名古屋舉辦的世乒賽之后到訪中國。4月14日下午,周恩來親自接見了美國乒乓球代表團全體成員和隨行記者。周恩來在會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時的精彩談話,引起了世界人民、特別是美國人民的關注。回答美國乒乓球運動員科恩關于嬉皮士的談話,更是使世人耳目一新。第二天,幾乎所有的世界大報與通訊社都報道了周恩來的談話。4月16日,科恩的母親從美國托人通過香港,將一束深紅色的玫瑰花送給周恩來,感謝周恩來對他兒子講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4月21日,周恩來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向美方發出邀請:“要符合根本上恢復中美兩國關系,必須從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撤走美國一切武裝力量。而解決這一問題,只有通過高級領導人直接商談,才能找到辦法。因此,中國政府重申,愿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國國務卿甚至美國總統本人來北京直接商談。” 4月29日,尼克松獲悉后,先以口頭方式回復中方,表示接受邀請。5月17日,美方又通過巴基斯坦駐美大使正式答復中方:尼克松總統“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進行認真交談,雙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關心的問題”。并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來中國。” 5月26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商討中美會談的方針問題。會后,他寫出《中央政治局關于中美會談的報告》。29日,毛澤東批準了報告。同一天,中方向尼克松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來北京同中國領導人舉行秘密會晤。6月2日,尼克松接到口信后高興地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美國《華盛頓郵報》載文稱:“乒乓外交”不但使中國改變了它在美國公眾中的形象,從暴風驟雨到陽光明媚,而且得到了美國政府的積極回應。“乒乓外交”取得“小球推動地球”的戲劇性效果,加速實現了中美高層接觸進程。

 

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12時抵京,11日12時離京,在北京共停留48小時,同周恩來會談了17個多小時。他回到巴基斯坦的第一件事,是向華盛頓發出密碼電報“我找到了”,意即北京之行取得成功。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訪華,“為尼克松總統訪華作基本安排”。一周內,周恩來同基辛格進行了十次會談,除商定尼克松訪華日期和討論其他國際問題外,雙方主要就尼克松訪華的中美聯合公報交換意見。經過反復會談,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這個協議是遵循周恩來提出的“各說各的”原則創造出來的這種奇特的、“過去沒有過的”外交公報草案,為尼克松總統訪華成功奠定了基礎。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 (第2758號決議)進行表決,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這是新中國在國際外交斗爭的勝利,是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勝利,是美國及其追隨者長期推行“兩個中國”、“一中一臺”政策的失敗。這是世界的進步,歷史的必然。毛澤東、周恩來牢牢把握住這一歷史契機,加速打開全新的外交格局

 

1971年年11月30日,新華社受權發表公告宣布:中美兩國政府商定,尼克松總統將于1972年2月21日開始對中國訪問。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周恩來直接領導接待尼克松的準備工作和主持中美談判。他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非凡的組織能力,高超的智慧和嚴謹的作風,使尼克松訪華成功,樹立了中美外交關系的里程碑。

 

在中美兩國關系史上,第一次美國總統來華訪問,是舉世矚目的大事。在接待工作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在國際上產生不利影響。中國方面做了大量的周到細致的準備工作。周恩來明確規定了這次接待工作的基本原則。他對參加接待尼克松來華準備工作會議的有關負責人強調說:我們是主權國家,凡事不能觸犯我國主權。對尼克松總統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無產階級的原則、作風和嚴格的紀律,一切事情有條不紊,實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認真辦好。對外宣傳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過頭。經周恩來確定的接待工作的總方針是:“不冷不熱,不亢不卑,待之以禮,不強加于人。”在具體工作中,周恩來實際上是接待組的大組長。下面有航空的、地面的、談判的、報道的、警衛的、公報的等好幾個小組。每個小組的工作,他都親自部署,親自落實,對每個細節的要求都非常嚴格。既要堅持原則,又要取得實質性的效果,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72年年1月初,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組來華,為尼克松訪華進行技術安排。周恩來召集會議進行研究,原則同意美方提出的通過衛星轉播尼克松在華活動實況。決定由中國政府出資買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訊衛星,然后租給美方使用。周恩來說:在主權問題上,我們一點不能讓。美方原來說他們自己帶通訊設備,不要我們付費。我們說,這不行,我們是主權國家,我們買過來,租給你們用,你們付費。這樣一方面維護了我們的主權,另外我們在跟他們使用時總能學到一點技術。

 

美國總統出訪外國時在外國境內,從來都是乘坐自己的專機。但這次訪問中國,卻被要求在中國境內的活動乘坐中國提供的專機。因此,航空小組與美國的談判格外辛苦。周恩來對大家說:美國總統歷史上從不坐外國飛機,這次到我們國家來訪問,在我們的國土就應該尊重我們的安排,我們很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自信心,我們完全有條件,有力量保證總統的安全。航空小組沒有辜負周恩來的期望,一切都按計劃進行。我國的專機落地時甚至做到了分秒不差。尼克松后來說:飛得好,服務也好。聽到這兩句話,周恩來很高興,說這個機組是我們自己培養的,我非常信任他們。基辛格說,在中國坐周恩來的專機是最安全的。

周恩來精心安排了歡迎尼克松總統的國宴。他為中國軍樂團的現場演奏曲,選了《美麗的亞美利加》和《牧場上的家》兩首美國樂曲。他對軍樂團的同志們說:“《美麗的亞美利加》這首曲子是尼克松總統就職時選的曲子,他是個音樂內行,我們選這首曲子讓他像回到自己家鄉一樣親切。我們選擇這些曲子是表達中國人民的友誼。”尼克松在國宴結束后,特意在周恩來的陪同下來到軍樂團面前,對他們表示衷心祝賀和感謝,并對中方周到的安排贊不絕口。尼克松在晚年撰寫回憶錄時,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當我聽到這首我熟悉的美國民歌時,心頭不禁涌起一股暖流。因為這首曲子正是我在就職儀式上選擇演奏的樂曲。”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 點30分,美國總統尼克松乘坐的“空軍一號”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尼克松走下舷梯,向前去迎接的中國總理周恩來伸出了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手越過太平洋,緊緊握在了一起。這是中美兩國斷絕關系20多年后的又一次握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和“世界最大發達國家”的握手,是改變世界政治格局和人類發展歷史進程的一次握手,是一次永遠載入史冊的握手,標志著中美關系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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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下午,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會見尼克松、基辛格。在一個多小時的會談中,確定了此次中美高級會晤的基本方針。周恩來與尼克松、基辛格進行具體談判。他把原則的無比堅定性和斗爭策略的高度靈活性巧妙而又和諧地結合起來,以卓越的談判藝術,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有效地化解了出現的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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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在華期間,周恩來同他們進行了五次會談,主要就國際形勢和雙邊關系問題交換看法。主要障礙是臺灣問題。會談之初,周恩來與基辛格在臺灣問題上各抒己見。

 

周恩來指出:“臺灣問題是中美兩國之間的老問題,華沙會談15年也一直僵持在這個問題上。我必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政府;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美國軍隊必須撤出臺灣。這三條立場是不變的。”幾句話,說得斬釘截鐵。

 

基辛格也在堅持:“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們不能背棄我們的老朋友。否則,別的朋友就會不信任我們。”

 

 “什么老朋友?臺灣問題不是朋友之間的問題,是美國軍隊進駐臺灣分裂我們國家的問題。再說,朋友之間的道義不能代替主權國家的領土完整問題!”

 

這一番入情入理的話,說得基辛格連連點頭。他把助手洛德拉離座位,到會議廳外商量了一會兒。回到談判桌上,他說:“我決定換一種方式表達美國的觀點,即: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怎么樣?”

 

周恩來的臉上也綻開了笑容,說:“博士到底是博士,這可是一項發明。”明眼人不難看出,這樣表述已推翻了臺灣地位“未定論”,承認了“一個中國”的原則,為下一步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礎。基辛格也十分欽佩周恩來堅持原則與揖讓精神相結合的談判藝術,稱他是“一塊優質鋼”,又如“一根收緊了的彈簧”。

 

隨后,周恩來和尼克松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就兩國關系正常化以及雙方關心的國際事務進行了“廣泛、認真和坦率”的討論。

 

雙方在在討論簽署聯合公報中,臺灣問題也頗費周折。尼克松在重申美方對處理臺灣問題的原則(即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支持、不鼓勵“臺灣獨立”,逐步實現從臺灣撤軍等)的同時,又強調美方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難”,希望在他第二屆任期內完成中美關系正常化。周恩來一針見血地指出:“還是那句話,不愿意丟掉‘老朋友’,其實老朋友已經丟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應該有選擇嘛。”又說:“你們希望和平解放臺灣”,“我們只能說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為什么說‘爭取’呢?因為這是兩方面的事。我們要和平解放,蔣介石不干怎么辦?”“我坦率地說,就是希望在你(下屆)任期內解決,因為蔣介石已為時不多了。”

 

在尼克松作出了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在臺灣的軍事力量逐步減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諾后,考慮到照顧美國方面國內的政治困難,周恩來從大處著眼,在請示毛澤東后,代表中國政府也作了一定的讓步。他沒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諾廢除美蔣共同防御條約,沒有要求美軍立即全部撤出臺灣,允許美軍在一定時期內逐步撤離。因為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不可能一次會談就解決一切問題。試圖畢其功于一役,顯然是不現實的。

 

周恩來告訴基辛格:反正雙方觀點已經接近了,我們也報告了毛主席,說已商定要寫最后從臺灣撤軍的問題,但還要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辭表達。基辛格非常感動,立即表示:我們十分欣賞中方所表現出來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

 

在雙方即將達成協議時,節外生枝又出問題。尼克松一行于2月26日到達杭州后,美方代表團中以羅杰斯國務卿為代表的一些人,不同意這個公報中的若干內容。尼克松感到很無奈,他對中方說,我們實在是很抱歉,有些問題還要重新談。周恩來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你可以告訴尼克松,除了臺灣部分我們不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于是,當晚中美重開談判。但是談判進行得十分艱難,一度無法談下去。

 

實際上,羅杰斯作梗的原因,主要的并不是公報內容本身,而是在于他感到他這位負責美國外交事務的國務卿,在這次訪華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和尊重,不但磋商公報沒有他參加,甚至連毛澤東的接見都沒有他的份。因此,對于那份在杭州修改后的公報,羅杰斯等人仍然表示不滿意,并準備到上海再“鬧”一番。在2月27日去上海的飛機上,周恩來獲悉了這個情況,明白了問題的癥結。于是決定到上海后立即親自上門拜訪羅杰斯,解決這個意外的“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抵達上海后不到一個小時,周恩來就來到羅杰斯下榻的房間。當時他們根本沒有想到中國的總理會來拜訪,房間里的人正在激烈地爭論什么。當周恩來出現在他們面前,他們全都楞住了,爭吵聲也平息下來。周恩來不露聲色,客氣地對羅杰斯說,羅杰斯先生,我來看看你。很抱歉,我一直沒來拜訪你,我太忙了,所以沒有顧得上。羅杰斯也客氣地回應。于是賓主就坐下來交談。周恩來根本不提公報的事情,只是贊揚羅杰斯作為國務卿,做了大量的工作,對中美關系的打開有很大的功勞。周恩來還指出,最初雙方關系的改善是從文化交流開始的,民間交流乒乓球隊訪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接著,周恩來強調說,文化交流是多么的重要,人民之間的交流是多么的重要,你們國務院是很重要的一塊。羅杰斯聽了很高興,說這是他應該做的。然后周恩來就說,我們應該謝謝你,中美之間打開這個大門,首先你這邊同意了,才能夠進行交流……我們能夠走到今天這一步是不容易的,希望你繼續為中美關系的發展努力。這次談話周恩來自始至終沒有提公報的事情。但談話后羅杰斯的情緒很好,再沒有對公報提出什么“意見”。 

 

2月28日,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公報里美方關于臺灣問題的措詞為:

 

“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尼克松后來回憶道:外交上的突破,這體現于1972年的上海公報。首功應該歸于一個人,就是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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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尼克松成功訪華,打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大門。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繼1972年2月28日《上海公報》后,1978年12月16日,中美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1982年8月1日,中美兩國政府就美售臺武器問題發表“八·一七公報”。至此,由《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組成的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成為中美關系發展的指導性文件和制度保障。

 

尼克松破冰之旅的沖擊波影響了全世界,要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紛至沓來。在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后只隔了兩個星期,中英兩國關于互換大使的聯合公報公布。兩國之間自1954年起建立的代辦級外交關系,升格為大使級。接著,中國同荷蘭、希臘、聯邦德國等相繼實現外交關系升格或正式建交。9月25日-30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宣布日本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惟一合法政府,兩國建立外交關系。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系出現重大變化,改變了世界政治版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條件。

 

斗轉星移,歷史的年輪轉過了40圈世界在螺旋發展,中美關系在破浪前進。當今,中美關系是我國在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兩國關系,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對世界和平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我們要感恩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代領導人,為中美關系發展打下的良好基礎學習繼承發揚周恩來堅定的中華民族獨立立場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卓越的政治智慧,高超的斗爭藝術,求實嚴謹細致的作風,發展中美關系和各國關系,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來源: 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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