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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來，在某些公知的口中，無數民國期間的反共文人被冠以“大師”之名，捧到了天上。與其相對應的是，一些愛國網友也對于這些所謂的“民國大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判。這當然是必要的。不過就目前來看，大多數愛國網友或者指責所謂的“民國大師”人格之卑污，或者批判其若干有爭議的學術觀點。這種批判其實并沒有真正打到所謂的“民國大師”的痛處。

在這里，筆者想推薦一下新中國初期對這些民國反共大師批判的方法，也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分析來指明其學術研究方法的錯誤。因為方法錯，一切皆錯。正如數學上要是公式與推導過程錯了，結果對不對都已經不重要了一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科學的學術方法同樣是正確學術觀點產生的基礎。這種批判形式顯然更有利于讓讀者信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以新中國對于民國歷史學大師錢穆的批判為例，以供朋友們參考。

關于錢穆，有些朋友可能還不太知道，其實他是毛澤東主席在1949年的名作《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點名批判的三位反共文人代表之一。這篇文章指出：

【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

或許也正是因為這個緣故，近些年來歷史學界的某些人把錢穆越捧越高，像他那幾本書《國史大綱》、《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都被不少高校歷史專業列為“必讀書目”乃至“民國經典”。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國初期早已把錢穆及其著作的真實水準揭露地淋漓盡致。具體來說，主要是揭露了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指出了錢穆相關專業知識的匱乏。

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認為，歷史研究不同于歷史閱讀，絕不是從故紙堆里抄書，而是需要對社會的深刻了解和大量相關的專業知識作為學術研究的基礎。僅以考據學為例，如果要是進行地理方面的考據就必須首先了解地理學方面的知識，如果要是進行文獻方面的考據就必須得了解語言學方面的知識。但是錢穆為代表的所謂的“民國大師”完全不懂相關的專門知識，也不認為有必要進行專門學習。于是，其“研究”就變成了用古籍加上自己的想法來生拉硬扯，這顯然是極為荒唐的：

【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胡渭著《禹貢錐指》，江永著《春秋地理考實》，戴震、全祖望校《水經注》，都是具有考據性質的工作，但必要的地理知識是這些地理考據的基礎，離開了這樣的基礎，對于地理古籍無論如何熟悉，而地理考據工作也是不能進行的。梅文鼎著《古今歷法通考》、《回回歷補注》等有關古歷算的書，戴震校輯《算經》十種，阮元著《疇人傳》，他們所作古歷算學的考據也同樣需要歷法算學的專門知識。段玉裁著《說文解字注》，王念孫著《廣雅疏證》，王引之著《經傳釋詞》，江永著《律呂新論》，凌廷堪著《燕樂考原》，他們的考據或是需要古文字學的專門知識，或是需要訓詁學的專門知識，或是需要音律學的專門知識。他們離開了某一方面的專門知識，對于這方面的考據也就根本無從著手了。……錢穆把考據看成一種簡單的方法，而不懂得一定的考據工作從屬于一定的專門知識。他的這種淺陋無識，已經使他的考據工作自食其果。他不懂小學，他就做不出段、王的成績來。他不懂歷算，他就做不出王、梅的成績來。他不懂地理，就只有作出像《周初地理考》那樣的作品，荒謬地把古代地理按照自己的想法搬來搬去。】

               白壽彝《錢穆和考據學》，《北京師范大學學報》 1961年02期

第二是指出了其邏輯上的自相矛盾之處。

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認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是首先要首尾一致，在論證過程中不能出現邏輯矛盾。而錢穆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顧頭不顧腚，缺乏最基本的邏輯，導致著作中很多地方自相矛盾。以現在被推薦最多的《國史大綱》為例，其開宗明義，明明白白地表示這本書是為了論證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而寫的：

【馬氏的唯物史觀及其共產主義之理論及預言，固為一般西方人所懷疑，且多持異議者。然西方史家終亦無法否認馬氏所指出的社會三形態。因馬氏所言之三形態，乃根據西方歷史之已成事實歸納來說，并非向壁虛構。但就我們東方人看法，則馬克思之歷史知識實僅限在西方，彼所分別之社會三形態，是否可運用之于中國社會，則確系一大疑問。】

如果要是錢穆能夠自圓其說，或許也值得一讀。遺憾的是，其為了論證中國古代不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每講到一個朝代新建實行了一些緩和階級矛盾的政策時，就宣稱“從此開始中國就不存在階級了”云云。于是在錢穆的筆下，“無階級之分”的中國竟出現了多次“社會階級消融”的情形，這種嚴重的邏輯矛盾也引發了新中國學者們的嘲笑：

【據他說：“秦漢統一政府”，“實乃由四國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新中央，且此四國，亦更無階級之分”。（“國史大綱”第12頁），隋朝統一后，“古代至貴族封建以及魏晉以來之門第，至此皆已消失，全社會走上一平等線”。（“國史大綱”第274頁），唐中葉以后“社會階級更消融”（“國史大綱”第56頁）……我們不禁要問，既然秦漢以后的社會已“亦更無階級之分”，為什么到隋朝又“全社會走上一平等線”？既然隋朝社會已“走上一平等線”，為什么唐中葉以后又“社會階級更消融”？】

      徐光烈《批判錢穆的“國史大綱”》，《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1959年02期

第三是指出了其著作中出現的大量毫無依據的主觀臆造。

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學研究當中由于具體材料缺乏等原因，弄不清楚一些問題是正常的。但是弄不清楚就應該說自己不清楚，不能胡亂編造一個東西作為依據。可是錢穆為代表的所謂的“民國大師”卻經常在自己弄不清楚的情況下先編造，然后再展開論述。

比如說，其最著名的著作《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當中，動不動就是在沒有材料時先“姑定”一個年齡，然后在此基礎上展開論述。像其談到商鞅時，就表示“今姑定商君入秦年三十，則其生年應與孟子相先后。其壽殆過五十，而未及六十也。”這種做法顯然是嚴重違背歷史研究規律的，也受到了新中國歷史學家們的嚴厲批評：

【因具體材料的缺乏，對先秦諸子年代的推定是不能很精確的，但不能因此便按照自己的想法，說某人在某年應當是四十歲，某人又應是三十歲或二十五歲或五十歲。】

                   白壽彝《錢穆和考據學》，《北京師范大學學報》 1961年02期

第四是指出了其一些無可爭辯的事實性硬傷。

比如說，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當中就宣稱各國都有自己的立國精神。由于美國的立國精神是自由民主，所以就不可能派總督去管理菲律賓，只好讓菲律賓獨立：

【若美國在菲律賓亦派總督去管理，是不是美國大總統就要等于英國的皇帝呢？這違背美國立國的精神。美國人不肯這樣做，又不愿菲律賓加入聯邦，才讓他獨立。這就因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規模，有一個國家的體制，有其立國精神與傳統歷史，不能隨便改。美國人盡管看重東方的商業，但他只可想旁的方法，不能派一總督來管理菲律賓，而把他們開國以來全部歷史精神推翻了。所以今天蘇維埃說美國帝國主義，其實是名實不相符。】

然而，這種說法嚴重與事實不符。美國并不是沒有向菲律賓派過總督，相反在其占領菲律賓期間的1901到1935年一直都是派總督進行管理的。只是后來菲律賓的獨立運動不斷發展，美國才不得不允許菲律賓自治。二戰期間菲律賓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發展壯大更讓美國的殖民統治難以維系，其才不得不再退一步扶持親美上層人士宣布獨立。錢穆著作中諸如這一類明顯的史實性錯誤還有不少，也在新中國初期受到了嚴厲的批評，認為做學問要嚴肅認真，某些學術觀點可以有爭議，但是絕不能出現簡單查閱相關材料就可以避免的低水平事實性硬傷。

當然，新中國對錢穆為代表的所謂的“民國大師”們某些具體的學術觀點也不是沒有批評。只不過當時在批判這些學術觀點的時候，同樣不是簡單的提出另一種學術觀點，而是從其研究方法的荒謬性入手來論證其學術觀點的荒謬性。

比如說，新中國一些學者在批評錢穆認為“老子在孔子之后”這一學術觀點的時候，就指出錢穆混淆了老子其人和《老子》其書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古代的時候托名偽作的著作和著作在流傳當中加入一些后人的東西是很正常的。而錢穆用了很大的精力去考證《老子》其書部分內容產生年代較晚以證明老子其人的年代在孔子之后，這種立論的方法論基礎就是錯誤的：

【他在《國學概論》里就說過：“老子史實之不可信，昔人已多言之。今按其思想、議論，實出戰國晚世。大要在于反奢侈，歸真樸，承墨翟、許行、莊周之遺緒，深言奢侈之有害無益。”后來又寫了幾篇文章，重申前意，而《系年》中所收入的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曾把關于老子的考據輯為《老子辨》專書，由大華書局出版。他費了很多力氣拼湊出來的論斷，經不起郭沫若同志輕輕一擊。郭沫若同志說：“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沒有發生過問題的，無論《莊子》、《呂氏春秋》、《韓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認老聃有其人而且曾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書是一個問題，老子其人又是一個問題。”話雖不多，已很可以破錢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說。】

                  白壽彝《錢穆和考據學》，《北京師范大學學報》 1961年02期

有道是，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馬克思主義與之前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其他的一切社會思潮有一個根本的區別，就是其最偉大的地方并不是提出了一種崇高的理想，而是提供了分析社會的客觀標準與科學方法，從而讓人文社會學科擺脫了主觀唯心主義的臆想真正變成了科學。在新中國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批判錢穆為代表的所謂的“民國大師”時，兩者誰更科學合理可以說是一目了然的。也正因為如此，錢穆和其弟子余英時等人始終也不敢正面回應新中國的相關批判，只能謾罵“政治化打壓”。

總之，新中國在批判所謂的“民國大師”的時候始終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學術方法與民國資本主義學術方法的比較意識。這種做法不僅揭露了這些“大師”的真正水平，也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的治學方法，從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大大提高了人們的認識能力和學術水平。這是很值得我們今天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