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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記》的最大優點還是打破了帝王將相對歷史的壟斷，帶有濃重的人民性。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其為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立世家，就對正統觀念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史記》把《左傳》開啟的人民性史學傳統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所以《史記》一出世就被稱之為離經叛道的“謗書”，在整個漢代都受到壓制。《史記》最大的缺陷則是缺乏以階級為基礎的科學分析，導致其對于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論述存在偏見。其對歷代統治者的批判并沒有建立在階級分析的科學基礎上。

近來，《史記》的一些篇目因為某些原因又引發了人們廣泛的關注。不過在此，筆者不想多說這個問題，只想從另一個角度談談個人的看法，也就是《史記》作為一部歷史著作有哪些成就和不足之處，是否只是“帝王將相的家譜”。未必正確，僅供參考。

一、“民國大師”梁啟超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否定不合理

提起《史記》開創的紀傳體史書體裁，我們往往就認為其是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這種說法最早的出處應該是“民國大師”梁啟超的名篇《新史學》，即“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

然而，我們如果要是認真讀完這一部所謂“名著”，就會發現，其對于中國傳統史學近乎全盤否定的觀點是很不合理的，充滿了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戾氣和雙重標準，有點類似于今天中國公知的雞湯體作品。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新史學》一文竟明確指出，歐洲是世界一切文明之母，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是白種人，而白種人中最優秀的種族是雅利安人：

【同為歷史的人種也，而有世界史的與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謂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僅在本國之境域，不僅傳本國之子孫，而擴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類受其影響，以助其發達進步，是名為世界史的人種。吾熟讀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關系，而求其足以當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則吾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中之阿利安種。……夫以狹義言之，歐羅巴文明實為今日全世界一切語文明之母，此有識者所同認也。】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全盤否定梁啟超，因為其本意是當頭棒喝，希望中國擺脫落后實現振興，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性。但是政治上的進步性不等于學術上的科學性。《新史學》這種基于“雅利安種族優越論”基礎上對中西史學的比較分析顯然是不科學的，帶有明顯的歷史虛無主義色彩。

這種價值觀上的偏差，也導致了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當中所謂“中國史學不如西方史學”的論述中，充斥著公知化的雙重標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其強調中國史學最具有“奴隸性”的表現就是“跟風”，像《史記》之后就是一大批紀傳體，《通典》之后就有一大批典志體史書。而具有獨立人格的西方人卻形成了一種標準化的體裁，也就是紀事本末體。幾乎所有的西方史書都采取紀事本末體，而且也比中國的紀事本末體更加完備：

【中國萬事皆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史學其一端也。……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鑒紀事本末》也，非有見于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因結果也，不過為讀《通鑒》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抄錄云爾。……《史記》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隸性至于此甚耶?】

然而，這種論述的邏輯是非常奇怪的。中國古典史學當中的“跟風”現象的確是不好的，可是好歹不還有多種體裁嗎？而近乎只有紀事本末體這一種標準化體裁的西方史學，難道不是“跟風”更嚴重，奴隸性更強嗎？怎么能說體裁上千篇一律的西方史學反而沒有奴隸性呢？這除了缺乏民族自信和歷史虛無主義導致梁啟超在分析史學史時存在嚴重的雙重標準以外，恐怕很難做出其他的解釋了。

二、《史記》開創的紀傳體打破了對帝王將相對歷史的壟斷

如果我們拋棄梁啟超等“民國大師”帶來的有色眼鏡，用唯物史觀結合社會歷史環境來透析《史記》為代表的紀傳體歷史著作的興起的話，就會發現這種體裁的興起非但不是突出帝王將相的作用，反而恰恰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對帝王將相對歷史的壟斷。

因為，在紀傳體興起之前占據主導地位的史學著作是編年體，而編年體史書往往是以記載大事為中心的。這些“大事”主要是軍政事務，特別是帝王將相的決策。這也就導致歷史被壟斷在帝王將相的手里。雖然說其中也有一些章節，比如說《左傳》的《曹劌論戰》對于帝王將相持鄙視態度，但是本身這種體裁是不利于記載下層社會生活的。如果說在秦代以前貴族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這種體裁的弊病尚未完全暴露出來的話，那么經過秦末農民戰爭舊貴族勢力受到了致命的打擊，到了漢代王侯將相均起自布衣的情況下，這種體裁顯然就已經不符合時代發展需要了。

那么，怎么樣才能體現下層社會的生活呢？在古代對社會歷史缺乏宏觀理論分析的條件下，唯一的辦法就是突出人的作用，把上層社會的大人物與下層社會的小人物分別立傳，以此來展現出社會歷史的全景。這就是紀傳體史書具有的編年體所無法企及的巨大優勢。雖然說這種體裁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出現，但是真正意義上確立紀傳體歷史書地位的，還是司馬遷的《太史公書》，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史記》。

《史記》的出現是史學界的一次巨大的革命。在體裁上，其雖然稱之為紀傳體歷史著作，但其實不止限于人物傳記。史記中的“表”其實是編年體大事記，而“書”則是社會政治史專題性質。當然這種體裁最主要的還是人物傳記，用不同社會層次的人物活靈活現地撐起了歷史的一幅全景圖。史記的第二個優點就是視野非常開闊，有大量記載周邊少數民族的內容，形成了一種天下史觀，而這種歷史觀無疑是和秦漢大一統的社會背景分不開的。史記的第三個優點就是語言文字非常優美簡潔，通俗易懂。

有人可能覺得《史記》還是挺難理解的呀，它不是文言文嗎？其實所謂文言文，是在后世白話文產生以后反推出來的。在秦漢那個年代，《史記》這種通俗的文言文就是人們的日常用語，而真正意義上的文人語言則要難理解的多。所以后世鄭樵等很多人就批評司馬遷“雅不足”，其實這正是司馬遷的偉大之處。我們可以把司馬遷和另一位同姓的名人司馬相如的作品做一下對比。

司馬遷《史記》節選：

【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為然。】

司馬相如《上林賦》節選：

【夷嵕筑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于閨闥，宛虹扦于楯軒，青龍蚴蟉于東箱，象輿婉僤于西清，靈圄燕于閑館，偓佺之倫，暴于南榮。醴泉涌于清室，通川過于中庭。盤石振崖，嵚巖倚傾。嵯峨磼礏，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琘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晁采琬琰，和氏出焉。】

但是，《史記》的最大優點還是打破了帝王將相對歷史的壟斷，帶有濃重的人民性。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其為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立世家，就對正統觀念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翻開具體的內容，對于歷代統治者特別是漢代統治者的諷刺與批判遍布全書，隨處可見。可以說，《史記》把《左傳》開啟的人民性史學傳統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所以《史記》一出世就被稱之為離經叛道的“謗書”，在整個漢代都受到壓制。

當然，從《漢書》開始，紀傳體史書對于統治者的批判精神的確在逐漸削弱，帝王將相的作用日益抬頭。但是這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我們不能以此就簡單地認為紀傳體本身就是有利于帝王將相對歷史壟斷的。

三、《史記》與唯物主義的科學分析仍然具有一定的距離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史記》畢竟是產生于古代社會的傳統史學著作，與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對歷史進行科學分析的唯物主義歷史著作仍然具有一定的距離。其擁有以下幾個明顯的缺陷：

它的第一個缺點就是比較喜歡獵奇。于是有很多私人的密謀被寫入了《史記》當中，其實這些是不可能被外人所知的。比如說像前面所引的那一段陳勝吳廣起義中兩人私下密謀的情況，就是外人不可能知道的。這只能是編者根據民間傳說或后來發生的事件進行的推測。而這種把個人推測和歷史事實混在一起書寫的做法嚴重損害了《史記》的真實性和權威性。

當然，司馬遷所做的一些文學化的加工基本上還是基于事實的。例如，過去很多人懷疑長平之戰以后秦國進行坑殺趙卒的記錄不真實，但是后來考古中的確發現了萬人坑。還有書中關于商代帝王的記述，后來多數在甲骨文中也被發現。因此總體來看，其真實性還是有保證的。

另外，現代一些人批評《史記》中過分突出個人的作用而對社會的整體發展比較漠視。應該說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不止是《史記》，幾乎所有紀傳體史書中關于社會整體的書志部分均薄弱了一些。但是這也跟那個時期傾向于直觀認識，而對于社會宏觀情況的記錄較少，更缺乏宏觀理論分析分不開，是由客觀歷史條件所決定的體裁缺憾而不宜過分苛責。

《史記》最大的缺陷則是缺乏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科學分析，導致其對于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論述存在偏見。前面說過，《史記》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敢于批判歷代統治者，特別是漢代的統治者。這是其他史書當中所不多見的，當然也和司馬遷的個人不幸遭遇有一定關系。可惜的是，這種批判并沒有建立在階級分析的科學基礎上，從而存在著很大的偏頗。

例如，《史記》當中對于西漢開國帝后劉邦和呂后個人品德罵的比較多，把劉邦形容成了一個“流氓”，呂后則被說成一個“毒婦”。然而，其中很多內容恐怕是站不住腳的謠言。像呂后把戚夫人做成“人彘”還活了好幾天的情況，在古代的醫學條件下是不大可能存在的，十有八九是在呂后死后政敵偽造的段子。這種做法為中國古代的史書開創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另一方面，其為了否定西漢的統治者，對項羽為代表的一些敵對方評價較高。然而事實上，項羽主要代表的是舊貴族豪強利益，喜歡胡亂殺戮，遠不如出身平民百姓的劉邦軍紀嚴明。司馬遷那個時代之所以豪強橫行，胡亂欺壓百姓，恰恰是因為劉邦和呂后去世之后，周勃和陳平等發動政變，扶植漢文帝采取了減免土地稅，只收人頭稅等復活豪強統治的新政策。一直到漢武帝時代改為打擊豪強才使得他們有所收斂。

嚴格意義上來說，《史記》當中對于統治者的尖銳批判不僅跟司馬遷的卓越見識分不開，更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雖然司馬遷很不喜歡劉邦和呂后，但如果不是劉邦和呂后摧毀了秦國舊貴族和項羽為代表的六國舊貴族的統治，建立起“布衣將相”的格局，從而動搖了豪強貴族的權威，也不可能產生《史記》這種蔑視統治者的作品。而司馬遷把對豪強的痛恨安到西漢開國帝后頭上，貶低劉邦和呂后而高度評價項羽與漢文帝、周勃、周亞夫等人，顯然是對于豪強復活缺乏科學分析的表現，也嚴重損害了其價值。

不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判斷歷史事物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環境，因此我們絕不能要求那個時代就已經掌握唯物史觀的科學分析。雖然《史記》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但是在當時能夠達到那種水平已經很了不起了。所以總體來看，《史記》仍然是一部非常偉大的著作。只不過我們今天不能簡單的把中國古典史學當作不可逾越的高峰，而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創造出更高水平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