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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益飛：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及其對新時代的啟示

點擊：5727 作者：朱益飛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發布時間:2019-02-25 1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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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最初源于他在20世紀60年代對“分散主義”傾向的批評與思考，初步踐行于1975年整頓中反對派性的斗爭，進一步完善于當代中國改革實踐。鄧小平認為，改革事業必須在中央權威下推進，樹立具有改革形象的領導集體是關鍵，中央權威主要體現在對改革的調控力上，維護中央權威必須破除圈子文化，要擁護黨的領導集體及領導核心。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啟示我們，新時代要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樹立令人民信服的中央權威，堅持做好改革這篇大文章，切實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勇于向各種破壞中央權威的行為開展偉大斗爭，充分彰顯新時代改革大邏輯。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前進道路上，我們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把黨的領導貫徹和體現到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領域。改革開放每一步都不是輕而易舉的，未來必定會面臨這樣那樣的風險挑戰，甚至會遇到難以想象的驚濤駭浪。我們黨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不斷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確保改革開放這艘航船沿著正確航向破浪前行。我國4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也深刻地表明，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實現中央權威和改革開放二者的緊密結合，這是鄧小平中央權威觀的顯著特點。避開中央權威談改革，是沒有頂層設計的改革；不以改革為主題的中央權威，是不能讓人民群眾信服的中央權威。改革開放40年之際，我們用改革的視角，重溫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對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1 形成理路：

鄧小平中央權威觀發展的歷史脈絡

鄧小平對中央權威與改革關系的認識，發端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的中央權威觀初步踐行于1975年的中國，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得到進一步發展，20世紀80年代末趨于成熟。

1. 批判“分散主義”與鄧小平中央權威觀的萌芽

鄧小平初步認識到社會建設與中央權威之間的密切關系，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初。1958年的“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運動因為違背了經濟規律，導致當時的中國經濟形勢陡然嚴峻。面對困難，中央開始作出全面調整，決定制定一個七年計劃，但在安排計劃時，各地方強調本地區、本部門的利益，向中央講條件，中央權威受到干擾。鄧小平對這一現象高度重視，他在1961年底主持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現在是大權旁落，混亂不堪。如果再這樣下去，就沒有希望。”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他指出：“應當強調集中統一，強調全局。全黨服從中央是核心。”不久，七千人大會召開，會議的第一階段以強調集中、反對分散主義為主要內容。鄧小平在大會報告起草委員會的會議發言中明確提出，反對分散主義是在向全黨提問題，一定要抓。鄧小平從黨的建設角度出發，專門對那些不重視中央權威的分散主義傾向進行了嚴厲批評，他說，當前的工作中“分散主義相當厲害”，“沒有集中統一，黨就沒有戰斗力”。七千人大會在寬松的氛圍中召開，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統一，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廣泛討論，來自全國的各級領導干部統一了思想認識，認清了黨中央權威對全面調整的重要意義，有效地維護了中央權威。

可見，社會主義探索時期，鄧小平已經認識到中央權威和社會建設之間的重要關系，“鄧小平感到這個問題大了，如果不解決，就會影響調整工作的進行，甚至影響黨的前途”，并對樹立和維護中央權威初步提出了解決路徑。但是，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沒有能夠在全面整頓中得到很好貫徹，因為當時“左”的思想沒有從根本上扭轉，“三面紅旗”仍然是當時全局性的指導思想，所以這一時期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主要體現在理論層面的探討上。

2. 反對派性斗爭與鄧小平中央權威觀的初步踐行

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后，逐步走到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央，客觀上為他的中央權威觀的初步踐行提供了政治條件。從1975年開始，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綱”，大刀闊斧地領導了1975年的整頓。若干年后，鄧小平對這一年做出了高度評價，他指出，改革實際上從1974年到1975年就已經試驗過一段了，“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但整頓工作并非一帆風順，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因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地方派性嚴重，從而導致中央政令不暢通。鄧小平敏銳地抓住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著重從鐵路系統開始整頓。鐵路運輸被稱為國民經濟大動脈，當時鐵路運輸嚴重堵塞，工業生產以及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鐵路運輸成為突出問題。這種情況的發生，和當時鐵路系統“多頭管理”的領導體制有關，“文化大革命”后期，鐵路系統派系林立，鐵路造反派和地方造反派形成兩派甚至幾派，長期對峙，嚴重削弱了中央權威。鄧小平指出，要打通國民經濟大動脈，首先鐵路運輸的權力要集中到中央，鐵道部要在中央直接領導下工作。他指出，鬧派性已經嚴重影響大局，要對鬧派性的人進行再教育，反對鬧派性的頭頭。他以徐州鐵路分局為整頓切入點，果斷逮捕鬧派性的頭頭，在短時期內恢復了正常秩序，樹立了中央權威。此后，徐州經驗被鐵道部在太原、鄭州、南昌、長沙等地方推廣。

中央對地方部門鬧派性的斗爭所取得的勝利，為整頓工作鋪平了道路，鄧小平中央權威觀的初步踐行讓人民認識到：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不能沒有中央權威，鬧派性就是與中央權威對抗。鄧小平認為，這“已經嚴重地妨害我們的大局”，并進一步指出，“集中統一贊成不贊成？……鬧派性要不要反對？對鬧派性的頭頭要不要調開？把這些問題講清楚”。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主要集中于他所分管的黨建領域，那么到1975年，鄧小平中央權威觀在治國理政方面的初步踐行，已經從鐵路部門擴展到鋼鐵工業、國防、科技、黨的建設、教育、文藝等領域。以中央權威觀作保障，推動改革的實踐讓深處困難中的中國經濟社會看到了一線曙光。

3. 改革的艱辛開拓與鄧小平中央權威觀的完善

從粉碎“四人幫”到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前后，是鄧小平中央權威觀的完善階段。在沖破“左”的思想束縛以及應對通貨膨脹、政治風波等關乎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歷史轉折關頭，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確保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向著健康方向發展。

首先，多元社會思潮呼喚著中央權威的新使命。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政治環境和思想氛圍空前活躍，社會上逐漸出現兩股錯誤思潮：一是自由化思潮，鼓吹西方社會所謂的民主與自由，弱化黨的領導；二是保守思潮，堅持“兩個凡是”，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重點轉移離了線，解放思想出了格，發揚民主闖了禍”。前者因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會帶來改革的無序性，后者會因封閉保守使改革邁不開步伐。這兩種錯誤思潮在當時影響很大。鄧小平認識到，要破除堅冰，必須盡快樹立中央權威，統一思想認識。他指出：“講黨的領導，強調要有統一領導，要有權威。沒有黨的統一領導，就沒有效率。”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再次重申的“中央權威”被賦予新的歷史使命——為改革開放鋪路。

其次，破解改革難題，賦予中央權威新的定位。有中央權威的保障，改革開放在“大膽試驗”中起步，從農村到城市、從興辦經濟特區到各領域的改革，改革事業取得顯著成就。但是在改革迎來第10個年頭的1988年，由于新舊體制轉軌，改革進程中10年積累的矛盾和問題也集中暴露出來，這一時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面臨的一次嚴峻考驗。1988年，國家在推進價格和工資改革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鄧小平指出，價格闖關必須要通過，因為這涉及多方面、綜合的改革。1988年9月12日，鄧小平發表重要講話——《中央要有權威》，他要求把“中央統一領導下深化改革”作為一個“方針”定下來，這是對中央權威的新定位，也標志著鄧小平中央權威觀的正式確立。

再次，政治平穩交接提升了中央權威的新高度。1989年是中國政治交接之年，這一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中央權威的作用提升到一個新高度，提出“三個堅決”，即“必須堅決維護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威，堅決維護國務院對政府工作的領導權威，堅決維護法紀政紀的權威”。隨后召開的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以江澤民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機構，鄧小平進而提出維護領導核心是維護中央權威重要體現的論斷，深入論述了“維護一個核心”對于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性，明確提出黨中央、國務院必須是有權威的、有能力的，再次提升了中央權威的理論和實踐高度。

至此，鄧小平對中央權威的意義、內涵、表現以及踐行等都進行了論述，他的中央權威觀在特殊歷史時期有效地維護了中國的政治穩定，確保了中國繼續沿著正確的改革方向前行，中央權威在改革中的作用充分凸顯。

2 基本內涵：

鄧小平中央權威觀內容的多維

20世紀80年代后期，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日臻成熟，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思想，論述了改革與中央權威的關系、中央權威在改革事業中的具體體現，闡述了具有權威的中央領導集體應具備的改革精神與能力，并就如何維護中央權威提出了基本要求。

1. 改革開放事業需要在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下推進

首先，集中力量辦大事、辦好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所在，其功能的發揮是以樹立和維護中央權威作為基本前提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開啟的改革開放事業是一項前所未有的浩瀚工程，需要有超前膽識和科學規劃，它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要求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合時宜的方面進行變革，但“中國的體制改革不容易，積習太深，習慣勢力大得很。明確表示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實際問題就會觸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贊成改革的人，也會變成反對改革的人”。所以必須樹立中央權威，打破固有利益的藩籬。其次，樹立中央權威有助于化解改革風險。中國的改革開放并非一帆風順，改革風險隨時存在。鄧小平指出：“特別是有困難的時候，沒有中央、國務院這個權威，不可能解決問題。有了這個權威，困難時也能做大事。”改革開放的第一個10年，我們開展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沖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束縛，妥善應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順利解決了通貨膨脹等問題，實現了領導班子的幾次調整，這些都得益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權威，使我們有效克服了改革起步階段的一個又一個難題。最后，強有力的中央權威能夠從大局著眼，通過頂層設計，科學規劃改革事業。改革開放事業是全方位的綜合性改革，鄧小平認為，改革如果是亂哄哄的，大家各行其是，“你有政策我有對策”，肯定不行，所以，“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

總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經驗表明，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必須要有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作為保障，這樣才能充分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能夠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社會生產力。

2. 中央權威體現在改革的調控力上

改革需要中央權威，那么，中央權威在改革過程中體現在哪些方面？鄧小平在多次講話中，從不同角度表達了中央權威應當體現在調控力上。

鄧小平指出，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改革，既要反對保守，也要反對自由化，這是改革開放起步階段得出的經驗。改革開放最初的10年，關于“左”或右的爭論異常激烈，鄧小平認為，改革要做到不爭論、大膽試、大膽闖，必須依靠中央在大的方向問題上掌舵，所以，“現在中央說話，中央行使權力，是在大的問題上，在方向問題上”。

中央權威體現于統籌地區發展的能力。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原則，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推進，先富帶動后富必然要提上日程。鄧小平指出，發展到一定時候，沿海要拿出更多力量幫助內地，“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這一切，如果沒有中央權威，就辦不到”。中央權威還表現于經濟運行中的調控力上。1988年10月，鄧小平針對當年我國經濟發展過快、過熱的困境，提出中央應該能夠控制經濟發展速度、治理經濟環境以及整頓經濟秩序。他指出：“應該加強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控制能力，采取一些積極的措施和妥善的辦法來加強管理。”這里所說的“控制能力”即中央權威。中央權威還體現于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自信與定力上。針對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指手畫腳，鄧小平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比經濟體制改革要復雜得多，涉及千千萬萬人的利益，中央要能夠在外界的各種“批判”聲中增強改革的定力，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樹立權威，具體要做到“分步驟、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共產黨的領導，這個丟不得，一丟就是動亂局面，或者是不穩定狀態”。

3. 具有改革形象的領導集體是樹立中央權威的關鍵

是否具有改革形象，這是中央能否在人民中樹立權威的關鍵。1989年5月底，鄧小平對中央領導層的變動談了他的意見，他說：“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

那么，什么樣的中央才是具有改革開放形象的中央？第一，權威的中央首先應該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的中央，既反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反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在改革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政治立場正確。鄧小平告誡說，一個具有權威的中央，要具有正確的政治路線，這關系到我們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第二，權威的中央要能夠確保經濟不滑坡，不僅要積極爭取發展速度，而且還必須確保“使我們的發展能夠持續、有后勁”，中央權威的樹立取決于中央交給人民的改革“成績單”。第三，權威的中央在改革過程中還應具備維護社會長治久安的能力。鄧小平強調，改革必須在穩定的政治環境中進行，國家不能亂。這就要求中央能夠排除“左”或右的干擾，發揮中央權威影響力，增強全國人民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1989年及之后的幾年中，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企圖干涉中國內政，對中國實施制裁的狀況，我們黨沉著應對，凝心聚力，克服了重重困難，迅速瓦解了西方國家對我國的圍攻態勢，充分體現出中央權威對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性。第四，中央領導集體要做到讓人民滿意。人民是改革開放事業成敗的最終評判者，為此，要以人民為中心，大膽地為人民進行改革。

因此，鄧小平認為，中央必須具備改革精神、擁有改革本領，做到“取信于民”，“使人民團結在一個他們所相信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周圍”，“給國際國內樹立一個安定團結和改革開放的形象”。這不僅是對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要求，也是對未來中央領導集體的期望，選擇人民公認的、堅持改革開放并有政績的人進入領導機構，使人民感到中央是要真心誠意地推進改革開放，這樣人民才可以安心。

4. 在改革中維護中央權威的具體要求

中央權威一旦樹立，黨內、黨外都應當切實維護。鄧小平認為，維護中央權威首先要破除黨內的圈子文化。他告誡說：“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能容忍各方面、團結各方面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如果黨內形成了小圈子、小團體，要堅決地開展斗爭，絕不能姑息，斗爭是為了更好地團結。1975年整頓時期，他提出要按照毛澤東“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來處理派性問題和反對圈子文化。他本著“治病救人”的原則，指出要以教育為主，能教育過來的既往不咎；對那些敲過警鐘、進行過教育但仍然不聽中央、國務院話的，“不行就調人換頭頭”，因為“不能否定權威，該集中的要集中”。其次，維護中央權威必須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鄧小平認為，黨風問題關乎黨的生死存亡，極少部分黨員及干部的不正之風不利于黨在群眾中樹立威信，“特別要堅決反對對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采取陽奉陰違、兩面三刀的錯誤態度”。具體說，就是個人必須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其中全黨服從中央是這幾條當中最重要的一條，“黨的各級組織和每個黨員都要自覺地同中央保持一致，維護中央的權威”。再次，維護中央權威必須維護領導核心。鄧小平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希望全黨能夠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在推進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中，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以及核心。他指出，一個團結的、維護核心的領導班子，如果能做到團結奮進、努力工作、預防和懲治腐敗，中國就不怕出亂子。

3 新時代的啟示：

重溫鄧小平中央權威觀的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升，但是改革開放不能有“中場休息”。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正如習近平所說，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當前的改革涉及的人和領域更多，觸及的利益更深，要勇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疾開刀，我們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加需要中央權威。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重溫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具有深刻現實意義。

1. 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更強有力的中央權威

重溫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首先就是在全黨、全社會達成共識：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更離不開強有力的中央權威。

新時代的改革需要更強有力的中央權威是由當代中國國情決定的。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國家，在實現現代化的征程中，黨和政府必須有力，多中心治理模式并不利于改革的推進。改革開放初期，我國也曾有下放權力的做法，原來高度集中的調控方式轉變為地方分權調控方式，中央調控力大幅流向地方，客觀上削弱了中央的調控能力，經濟運行中曾發生混亂與無序現象。為此，鄧小平指出，中央必須保證某些集中。中央后來注意到這個問題并加以改進，中國經濟盡管幾次面臨失調危險，但由于黨中央、國務院有權威，進行了有效的宏觀調控，使得幾次風險都化險為夷。

改革需要更強有力的中央權威也是由全面深化改革的艱巨性所決定的。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戰略機遇期的內涵發生變化，“三期疊加”的影響逐步顯現。與以往改革相比，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增強社會凝聚力，也更需要發揮政府作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如何做？只有通過加強中央權威，實施頂層設計與科學規劃，將一張好的藍圖貫徹到底，才能有效克服困難。正因為如此，中央權威才能有效避免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在政策上“翻燒餅”的弊端。

為此，鄧小平不止一次地強調，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國，也只有改革才能發展中國。習近平也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只有黨中央有權威，才能把全黨牢固凝聚起來，進而把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形成萬眾一心、無堅不摧的磅礴力量”。

2. 樹立令人民信服的中央權威

實踐表明，不進行改革或者改革力度不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潛力就激發不出來，中國夢就很難實現。習近平指出，要“把全面深化改革這篇大文章做好”。

一方面，做好全面深化改革這篇大文章，樹立令人民信服的權威，中央要始終把握正確的改革方向。2018年1月，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強調，我們國家正處于大有可為的歷史機遇期，發展形勢總體是好的，但是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絕不能犯戰略性、顛覆性錯誤”。這表明，在改革問題上不能犯根本性、方向性錯誤。當前，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濫用社會轉型概念的傾向，把改革開放說成向資本主義進行“社會轉型”。一般而言，社會轉型是指一種社會形態取代另一種社會形態，“但不應當把同一種社會形態內部的調整和變革與不同社會形態之間的更替混淆起來，把它們都稱為社會轉型是不科學、不正確的”。中央權威的樹立，首先要保證改革方向正確，要始終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絕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

另一方面，做好全面深化改革這篇大文章，樹立令人民信服的權威，中國共產黨就要不斷增強改革的本領，提升改革開放的本領自覺。鄧小平指出，如果不注意學習，只是忙于事務，思想庸俗化就會成為一個危險起點，所以，中央是否具備卓越的改革本領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興衰成敗的政治問題與實踐問題。新時代的新特點、人民的新訴求、改革的新氣象都需要我們黨必須具備引領時代、引領社會發展的改革本領。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黨要堅持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從而不斷增強政治領導本領，這樣才能在真才實干中不斷增強中央權威。

3. 切實維護改革礪煉出來的領導核心

中央權威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體的、實在的。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認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沒有核心是不行的。所以，維護中央權威最根本的就是要做到旗幟鮮明地擁護領導核心。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全黨、全國人民就是要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權威。

真正的領導核心是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尤其是在決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重大轉折關頭的考驗中形成與確立起來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的過程中，以共產黨人的無私品格，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氣魄全面從嚴治黨，反腐成效獲得了廣大干部群眾的認可，為全面深化改革鋪平了道路。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國防、外交等領域的改革中，習近平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新論述，從“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到“中國夢”，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到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從經濟發展新常態到五大發展理念……這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邁向新境界，以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頭一個個被攻破。這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新時代的責任擔當，其權威是在改革中礪煉出來的，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這是維護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

4. 勇于向破壞中央權威的行為進行偉大斗爭

改革會觸及深層利益，境內外的各種敵對勢力甚至會相互勾結、里應外合，挑起各種爭端，企圖破壞中央權威，阻礙改革進程。目前被處理的貪腐高官中，有不少人存在拉票賄選、拉幫結派，甚至企圖篡黨奪權等政治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 “偉大斗爭”是黨中央對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外部環境進行全面評估后作出的準確判斷。要勇于向各種破壞中央權威的行為進行偉大斗爭，這是改革之需，也是時代之需。

當前，對破壞中央權威的言行要進行堅決的斗爭。一方面，中央要對不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行為進行堅決遏制和打擊，方式不是采用革命戰爭年代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也不是采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是要借鑒鄧小平的經驗，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充分發揚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使那些有不當言行的人，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能夠受到教育，吸取教訓。對于那些執意不改，仍然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等對抗中央的頑固分子或利益集團，要堅決按照黨紀國法予以嚴懲。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改革開放事業的直接受惠者是廣大老百姓，中央有權威，改革開放就能順利推進，人民才能實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是黨和國家改革事業得失的評判者。要讓最廣大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實惠，在全社會營造支持改革開放事業、擁護改革開放事業的氛圍，使人民都真心擁護中央權威，讓那些破壞中央權威的圖謀無所遁形。

綜上所述，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探索實踐中生成的，與資本主義條件下所謂的權威有本質區別。鄧小平的中央權威觀不是為一己或一黨私利的權威觀，而是在改革實踐中為廣大人民群眾謀福利的權威觀。切實維護黨中央權威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在推進改革進程中必須堅持的政治原則，也是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總結和基本規律，充分彰顯了中國改革事業的大邏輯。因此，在新時代我們堅持黨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領導，黨中央必須要有“定于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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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傅高義：《鄧小平時代》，馮克利譯，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

（作者系揚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揚州大學基地特聘研究員；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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