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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過往對中央銀行獨立的討論都建立在這樣一個預設前提上：設立獨立的中央銀行可以隔斷政府對貨幣市場的影響。這意味著，如果中央銀行獨立了，中央政府只能執行財政政策而不能執行貨幣政策，并且它不能直接從中央銀行取得融資，即不能通過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支出。基于這一假定，支持者認為這種措施可以解決“動態不一致”等問題，從而更容易實現價格穩定的目標。孫凱和秦宛順認為，中國的央行獨立性問題更適合用鑄幣稅型的動態不一致來解釋，但以后凱恩斯主義者為代表的反對者卻認為，無論是在短期還是在長期貨幣都不是中性的，在最終目標的設定上，中央銀行獨立一措施忽略了充分就業、價格穩定等多個目標之間的權衡取舍。顯然，爭論的雙方的論證都離不開這個預設前提。

本文將要說明的是，基于現代貨幣理論對資本主義貨幣制度的研究，即使在中央銀行獨立于政府的條件下，政府的財政政策仍會對貨幣市場產生影響，起到和貨幣政策相同的作用；政府總是可以通過迂回的方式從中央銀行取得融資，在具備完全貨幣主權的情況下，這不存在制度上的障礙。這一點在被奉為央行獨立典范的美國身上體現得非常明顯。按照現代貨幣理論的觀點，在一個主權貨幣體系下，主權國家總是在通過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支出，并且它總是能通過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支出。因此，中央銀行獨立是一個偽命題。

中央銀行獨立的思潮不僅是一種理論，更是一種意識形態。在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被邊緣化的今天，這一點很容易被忽視。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伴隨著國際上主張中央銀行獨立的思潮的興起，這一理論和政策主張被引入了國內，在理論界和社會輿論當中影響力日益擴大。在筆者查閱到的2000年以后發表的論文當中，除了少數例子以外，學者們或者對此持支持態度，或者將此作為理論前提加以應用。在新聞媒體上支持中國人民銀行獨立的觀點也不勝枚舉。比如上海交通大學執行院長張春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貨幣政策缺乏穩定性，“歸根結底還是央行獨立性的問題”；一橋大學經濟學教授伍曉鷹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認為，

【“央行的獨立性其實現在還沒有一個真正的獨立性。從這一點上來看的話，我們離一個完整的、現代的金融體制，以市場為基礎的還差很大一塊。”】

然而，在經濟思想史上，這股中央銀行獨立的思潮一直不乏反對之聲，特別是近十年來出現了一股逆向的思潮，其中現代貨幣理論的興起更是徹底改變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知。它作為后凱恩斯主義的最新發展，近年來在國際上掀起了研究熱潮。在經濟史上，中央銀行與政府的通力合作對于發達國家早先的經濟崛起有著重要意義。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中央銀行獨立才逐步成為一種普遍的實踐。

在錯誤的輝格史觀的影響下，人們常常將“央行獨立”錯誤地理解為歷史進步的最終真理，而忽視了經濟史和思想史的復雜演化過程。來自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事實說明，“央行獨立”從來都不是歷史終結的“普世真理”；它是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給發達國家的財政金融制度披上一層面紗的同時，包含著平衡財政和減少國家干預的信條，裹挾著財政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如果不能正確認識中央銀行獨立思潮的本質，這種意識形態將會對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趕超造成不必要的阻礙，踢掉發展中國家經濟趕超的“梯子”。央行獨立是在意識形態上踢掉發展中國家經濟追趕的梯子，貨幣局制度等國際貨幣制度則是在制度層面就踢掉了發展中國家的梯子。同時，這種主張平衡財政的意識形態背后實際上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利益沖突。資產階級以此來限制國家對就業的支持，從而以失業來限制工人階級的力量。這些問題我們將在未來的相關論文中再做具體討論。

由于現代貨幣理論在國內的研究才剛剛起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們將先對它的基本理論進行簡要介紹。在第三部分，我們將證明，在中央銀行獨立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對貨幣市場仍有著重要的影響；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需要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的密切配合。在第四部分，我們將說明，在中央銀行獨立的情況下，財政部可以通過各種間接的渠道從中央銀行取得融資。在第五部分，我們將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的角度進行簡要的評述。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現代貨幣理論的研究比較多地集中在對美國財政貨幣制度的研究上，我們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會主要以美國作為分析對象。但是，對于具有完全貨幣主權的國家而言，本文的主要結論是具有廣泛適用性的。

二、現代貨幣理論與國家財政的本質

后凱恩斯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貨幣生產型經濟，貨幣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要使得貨幣在邏輯上存在而不會重新回到物物交換的邏輯當中，在定義上貨幣就需要具備三個特征：

（1）貨幣必須是符號貨幣（否則就會變成物物交換而非貨幣交易）；

（2）貨幣必須能作為最后清算的手段而被接受（否則它只是信用而非貨幣）；

（3）貨幣不能賦予進行支付者以鑄幣權。因為私人銀行在創造銀行貨幣的時候也是在行使鑄幣權，而不是在進行支付。

依據這三個特征，如果貨幣在定義上要存在，那么貨幣必然依靠交易雙方之外的第三方的承諾而存在。在現實中，這個第三方就是銀行。所以，在理論上，后凱恩斯主義認為銀行是作為區別于資本主義經濟當中其他主體（企業、勞動者）而存在的主體。這一點在主流經濟學中則是缺失的，因為主流經濟學假設貨幣中性，缺乏對貨幣制度的分析，因此，在主流經濟學物物交換的理論邏輯下，銀行在理論上是不必要的，或者說和其他經濟行為主體沒有本質區別。

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貨幣被內生地創造出來了。例如，企業為了雇傭工人進行生產，那么它首先需要從銀行取得貸款從而支付工資。如果它通過了銀行的資信審核，那么雙方的資產負債表就會發生如下變化（見表1）。

這時，商業銀行的貸款產生出了10萬的銀行貨幣，也就是A廠商在銀行的存款。在一個簡單生產過程當中，這些被創造出來的銀行貨幣將隨著A廠商賣出產品并還清貸款而被消除。通過這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可以了解到，貸款創造了存款，而非存款創造了貸款。由此，后凱恩斯主義引申出了對資本主義內部復雜生產關系的深入探討。對于本文的主旨而言，這個簡單的例子就足夠了。

在一國的銀行體系內，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貸款等方式創造銀行貨幣，而商業銀行之間的結算則要使用主權貨幣來最終完成。商業銀行不能創造主權貨幣，因為按照定義，主權貨幣必須是由區別于作為交易者的商業銀行的第三方創造出來的。這個第三方就是政府部門。這里我們暫且將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的資產負債表合并在一起，不考慮兩者之間的關系，將它們統一稱作政府部門。這時候，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上的主權貨幣就需要通過政府部門進行赤字支出來產生。例如，假如政府要購置總價10萬元的電腦，那么這里的交易可以簡化為下面的資產負債表的變動（見表2）。

最終結果是，政府獲得了電腦，而在私人部門（電腦銷售商）產生出了10萬元的主權貨幣，這些貨幣對應著政府資產負債表上的10萬元負債。因此，現代貨幣理論認為，主權政府總是在用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支出。政府的支出意味著貨幣的創造，政府的收入意味著貨幣的銷毀。

很多人認為政府是通過先征稅，然后再支出的方式來進行財政活動的。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為在主權貨幣制度下，如果政府不進行支出的話，那么私人部門當中就不可能有主權貨幣，政府就不可能從私人部門那里征收到以主權貨幣進行償付的稅款。所以說，稅收不是在為政府支出進行融資，政府支出在邏輯上是先于稅收的。

這里就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如果主權貨幣是通過政府部門的赤字支出創造出來的，這意味著政府部門不用像私人部門那樣遵守我們之前提出的第三條定義，那么是什么使得主權國家能夠使用自己發行的貨幣進行支付呢？或者說，是什么讓人們愿意接受主權貨幣呢？現代貨幣理論認為，是稅收驅動著貨幣。由于國家在征稅時要求納稅人以主權貨幣繳納稅款，這為主權貨幣創造了需求，從而讓人們愿意接受主權貨幣。

以上我們陳述了有關現代貨幣的一些基本理論。在將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合并的情況下，一個具有完全貨幣主權的國家總是在通過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支出，并且它總是能通過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支出。顯然，這不足以解答中央銀行獨立的問題。我們將在接下來的部分將中央銀行從政府部門當中分離出來，討論中央銀行獨立制度下的情況。我們將說明，以上結論仍然成立。

三、作為貨幣政策的財政政策

為了便于接下來的討論，我們不妨從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開始討論。對于一家典型的中央銀行，它的資產負債表由如下項目構成，見表3（為了說明的需要，我們做了適度簡化）。

其中，銀行和其他國內私人部門持有的負債（L1）包括了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賬戶當中的準備金、商業銀行的庫存現金和其他國內私人部門持有的現金。這個項目構成了一般認為的基礎貨幣。依據基本的會計原則，我們有如下式子：L1=A1+A2-L2-L3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基礎貨幣將直接受到資產負債表上其他項目變化的影響。具體來說，即它會與資產方的變量（A1和A2）同方向變化，而與負債方的變量（L2和L3）反方向變化。

與我們討論直接相關的變量是L2，它是財政部在中央銀行開設的賬戶的余額。財政支出會導致L2的減少，而財政收入則會導致L2的增加。因此，對于財政活動所引發的變化，假如中央銀行不做出反應的話（例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同時改變國債A1和私人部門持有的基礎貨幣L2），結果是財政活動會導致基礎貨幣L1發生變化，從而影響貨幣市場。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政府的稅收或者國債的發行會增加L2而減少L1，這會造成銀行間拆借利率（在美國為聯邦基金利率）向上的壓力。如果變化的規模足夠大的話，這會使得利率上升到商業銀行透支準備金賬戶所支付的利率水平。政府的支出將減少L1而增加L2，這會造成銀行間拆借利率向下的壓力。如果規模足夠大的話，這會使得利率下降到中央銀行向商業銀行準備金賬戶余額支付的利率水平（在中央銀行不向商業銀行準備金賬戶支付利息的情況下，即下降到零）。這意味著，政府的財政政策有著與貨幣政策相同的作用。并且，這種情形和我們之前所說的將中央銀行和財政部合并起來的情形的結果是一樣的：政府支出是貨幣的創造，政府稅收是貨幣的銷毀。這里的討論只考察了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變化，是一種簡化的做法。當然，結論是完全一樣的。

在現實經濟活動中，財政活動對貨幣市場的外生影響是很明顯的。如果政府能夠完美地使得稅收和國債收入注入財政部賬戶的時間和財政支出的時間相吻合，并且收支數額完全相同，那么這兩種相反的效應就可以相互抵消。但是，考慮到稅收、國債、財政支出的季節性、周期性特點，這顯然是不現實的。在美國，每天財政部賬戶流入和流出的差額可以達到60億美元的水平。而同時期商業銀行準備金賬戶余額的平均水平大約是500億美元。 這種沖擊的影響可想而知。

中央銀行要能夠實現貨幣政策目標，例如美聯儲要能夠釘住目標利率，那就需要財政部與所謂獨立的中央銀行密切配合。實際上，美聯儲是很樂意得到美國財政部的協助的。在歷史上，美國財政部進行了很多制度改革，從而減少財政活動對貨幣市場的沖擊，保護支付系統的穩定性。例如，美國建立和改革國債發行制度時曾將此作為重要考量。一戰后，美國國債的到期償付日一般設定在每個季度第三個月的十五日，因為這一天人們進行所得稅繳納。這個設定的初衷是使得財政收支的時機能夠相吻合。但是，這種制度有一個明顯的問題：人們進行所得稅繳納的日期和稅款實際到賬的日期之間存在一個時滯，這就使得國債到期日會有大量的準備金從財政部賬戶轉移到私人部門賬戶，從而對利率產生極大的沖擊。20世紀20年代末美國開始設計建立今天的短期國債（Treasury Bill）發行制度。紐約聯儲副行長J.赫伯特·凱斯（J.Herbert Case）在其改革計劃當中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將短期國債的到期日調整到了實際稅款到賬的時間。 另一個例子則是，從1999年開始，美國財政部開始采取回購國債的做法，這既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國債期限，同時也是出于保證市場流動性的考慮。 這一套國債管理制度到今天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

除了國債發行制度以外，美國還建立了財政部稅收和貸款賬戶（Treasury Tax and Loan Account，TT&L賬戶）制度來管理財政活動對貨幣市場的影響。TT&L賬戶是財政部開設在符合一定資質的金融機構的賬戶，這些賬戶用于接收和分配稅款。符合資質的金融機構大體上分為兩類：第一類包括約11000家的征收機構（collector institution），這些機構需要將稅款馬上轉移到財政部在中央銀行的賬戶上；第二類包括約900家留存機構（retainer institution）和約150家投資機構（investor institution），這些機構只有在財政部有需要的時候才將資金轉移到財政部在中央銀行的賬戶上，并且財政部還可以將資金從中央銀行重新轉回到投資機構的TT&L賬戶上。留在TT&L賬戶的貨幣成為金融機構（私人部門）持有的主權貨幣，而財政部持有的則是相對應的金融機構負債。這意味著，只要財政部不把資金調入自己在中央銀行的賬戶，這些貨幣就會繼續留在私人部門（L1），成為基礎貨幣的一部分。現實中，財政部通過靈活地改變在中央銀行賬戶中的余額（L2）和在私人部門TT&L賬戶中的余額（L1的一部分）管理財政活動對貨幣市場造成的影響。需要說明的一點是，TT&L賬戶是沒有法定準備金限制的，這意味著財政部將準備金調入TT&L賬戶并不會進一步加大銀行對準備金的需求。

財政政策作為貨幣政策的作用在2008年金融危機當中表現得非常明顯。金融危機期間，美聯儲將大量流動性注入有問題的私人金融機構。這些金融機構用這些流動性償付債務之后，私人部門積聚了大量的過剩準備金。這導致了聯邦基金利率向下出現了嚴重的偏移。為了釘住利率目標，美聯儲采取了多項措施，例如下調目標利率，賣出它所持有的國債等。同時，美國財政部也采取了對應的舉措。一項重要舉措就是通過TT&L賬戶將過剩的準備金轉移到中央銀行的賬戶，這使得財政部TT&L賬戶上的余額由2007年的700億美元下降到2008年的390億美元和2009年的20億美元，而財政部在美聯儲的賬戶余額則從2007年50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350億美元和2009年1 100億美元。同時，財政部也應美聯儲的要求在原計劃外增發了新的國債，以吸收過剩的準備金。對此，財政部在發行SFP債券的時候說得很清楚：“財政部今天宣布應美聯儲的要求開始臨時的補充融資計劃。”美國財政部將此稱為補充融資計劃（Supplementary Financing Program）。在2008年10月底，這類國債發行量達到了5 600億美元。

因此，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中央銀行獨立的制度設定都沒有消除政府對貨幣市場的影響。相反，為了實現貨幣政策目標，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需要密切配合。中央銀行獨立制度實際上并沒有讓中央銀行成為執行貨幣政策的獨立主體。

四、中央銀行獨立與財政約束

傳統觀點認為，中央銀行獨立制度能夠避免政府直接從中央銀行獲得融資，這樣就可以對政府施加財政約束，阻止政府通過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赤字支出。具體來說，這要求政府支出必須通過財政部開設在中央銀行的賬戶，中央銀行不能給予財政部賬戶透支的權利，中央銀行不能在一級市場上直接購買國債。然而，現代貨幣理論認為，政府總是可以在制度上找到種種辦法繞開這種限制，從而間接地取得中央銀行的融資；無論中央銀行是否獨立，赤字支出的結果總是“赤字貨幣化”。

對于美國等具備成熟的國債發行制度的國家而言，在中央銀行獨立的制度環境下，財政部要進行赤字支出可以通過如下六個步驟（這不是唯一途徑）實現：

“A.美聯儲與一級市場的承銷商達成回購協議（美聯儲從一級承銷商手中回購國債，并且承諾在特定的日期它將會賣回給承銷商）從而保證有充足的準備金余額在流通，以應對國債的拍賣……

B.隨著國債被交易為準備金余額，國債的拍賣結算完畢（The Treasury's auction settles as Treasury securities are exchanged forreserve balances），由此銀行的準備金減少從而增加財政部賬戶中的資金，同時承銷商在銀行的賬戶的金額減少。

C.財政部將從拍賣結算中增加的余額補充到稅收和貸款賬戶。這增加了保管著稅收和貸款賬戶的銀行的準備金賬戶中的余額。

D.（D和E可以互換，也就是說，在實踐中，E可能發生在D之前。）美聯儲的回購協議被倒轉過來，隨著回購協議進行到第二步，這時一級市場承銷商從美聯儲那買回國債。上面的交易A被顛倒過來了。

E.在支出之前，財政部從銀行里的稅收和貸款賬戶中調用余額。這將交易C顛倒了過來。

F.財政部通過減少美聯儲的賬戶余額進行赤字支出，這導致了銀行在美聯儲中的準備金增加和收款者的銀行賬戶余額增加。”

經過這六個步驟，在中央銀行獨立的制度環境下，財政部還是如愿進行了赤字支出，支出的結果是貨幣被創造出來了。這和財政部直接將國債賣給中央銀行并沒有本質區別，和我們在第二部分所說明的將中央銀行和財政部直接合并的情形沒有本質區別。中央銀行獨立制度并不能阻止政府進行赤字支出，并不能阻止中央銀行為政府的赤字支出進行融資，它只是給這一過程披上了一層面紗。

對于這個類似于思想實驗的過程，有人會問，如果美聯儲在第一步就拒絕通過回購協議的方式創造貨幣的話，那么是不是就可以阻止財政部進行赤字融資了呢？或者說，如果中央銀行足夠獨立的話，那么它就可以拒絕協助財政部完成國債發行，拒絕為政府提供間接融資；如果中央銀行沒有做到，那么這只能說明它還不夠獨立。

對于這個異議，首先，在這個思想實驗當中，我們是在模擬一個完整的貨幣循環過程。這意味著，在這個過程的最開始，我們假定經濟體當中是沒有主權貨幣存在的，那么要讓這個過程進行就必須先由主權貨幣的壟斷發行者——中央銀行將貨幣創造出來。而在現實當中，在私人部門已經持有一定數量的主權貨幣的情況下，這個步驟可以延后。在這種情況下，國債拍賣清算（步驟B）結束后，這時大量的主權貨幣進入了財政部在中央銀行的賬戶當中，同時私人部門的準備金余額則會減少。這就會產生銀行間拆借利率高出利率目標的壓力。在這個時候，中央銀行就必須采取必要的措施，例如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買入國債，從而在私人部門創造出主權貨幣（或者讓財政部把中央銀行賬戶當中的資金轉移到TT&L賬戶當中）。盡管步驟有些不同，但顯然最終結果是一樣的。

其次，之所以中央銀行要采取這些措施，并不是因為它屈從于政府的意志，有意地為財政部的間接融資服務，而是中央銀行的內在制度要求。中央銀行最基本的職責在于維護一國支付系統的穩定運行。這意味著它需要保證在支付系統內有足夠的準備金滿足結算的需要。

【“眾所周知，國債拍賣的結算是‘高支付流量日’（high payment flow day），這使得比其他日子更加大的準備金余額的流動成為必要，而美聯儲滿足了這種需求。”】

在歷史上，美聯儲成立的初衷就在于此。美國國會在1913年通過《聯邦儲備法》的原因就在于原本分散式銀行體系無法滿足經濟體對貨幣的需求。這一點被寫入了《聯邦儲備法》的序言當中。換句話說，在沒有其他外部原因的情況下，如果中央銀行不這樣做，那就意味著中央銀行的失職。

最后，在歷史上存在著國債發行失敗的情況，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一方面，國債發行制度的不完善有可能導致國債發行的失敗。這依靠逐步的制度完善或者采取替代性制度就可以解決。例如，美國在1935年和1963年都曾嘗試建立長期國債發行制度，然而，這兩次嘗試都只在第一次完成了成功的發行，而其后幾次的發行量都遠低于計劃。失敗的原因在于，首先，由于采取固定價格制度而非現行的拍賣制度，財政部要負責確定國債的發行收益率（offering yield）。如果確定的收益率過高，那么就會導致過量申購和不必要的利息成本；如果確定的收益率過低，那么就會導致申購數量不足。其次，國債發行計劃通知得過于倉促，也沒有讓市場形成這一制度會長期存在的預期，這加大了市場的風險預期。在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的長期國債改用拍賣的方式確定發行收益率，并且改善了與市場的溝通，從而逐步發展成了今天穩定的發行制度。

另一方面，私人部門持有的主權貨幣不足也有可能造成國債發行失敗。這確實有可能是由中央銀行的失職造成的。但在很多時候，這與中央銀行所面臨的其他約束有關。魏瑪時期的德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德國在一戰之后建立起了中央銀行獨立制度。這一制度被認為有助于避免德國戰后高通脹的再次發生。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大危機發生的時候，流動性不足導致德國無法在國內成功發行國債，這直接阻礙了德國及時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應對大危機。取而代之的是布呂寧政府的緊縮政策。德國的財政困境并不是因為德國中央銀行的失職，而是因為戰后列強在賠款條約中強加給德國的金本位約束。這意味著德國喪失了完全的貨幣主權。德國的貨幣發行要有足夠的外匯和黃金的保證。德國脆弱的外匯和黃金儲備阻礙了中央銀行發揮穩定國內支付系統的職能，最終束縛住了德國政府的手腳。而對于具備完全貨幣主權的國家，例如美國，這種約束則是不存在的。

除了上面所列舉的發行國債的做法，財政部實際上還有很多方法可以繞開中央銀行獨立制度所設下的障礙，從而間接地從中央銀行取得融資。其一，財政部可以發行自己的貨幣工具。例如，美國財政部可以發行硬幣，比如大面額的鉑金幣來進行支出；此外，還可以采取稅券等做法。財政部用這種票據進行支出，而這種票據可以在未來用于支付政府的稅收。美國到20世紀50年代仍在發行稅券。在上面德國的例子當中，德國擺脫了賠款帶來的金本位約束之后，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其二，在開設有TT&L賬戶的情況下，財政部可以允許一級市場承銷商用直接增加政府TT&L賬戶余額而非支付主權貨幣的方式來購買國債。這就不需要市場上已經存在有充足的準備金用以購買國債。在美國，這種做法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末。后來由于長期國債發行制度的完善，這種做法才被停用。以上這些做法在步驟上會區別于上面所講的六個步驟，但結果卻是一樣的。

對于具備完全貨幣主權的國家而言，財政部總是可以找到各種制度手段繞開中央銀行獨立設下的制度障礙，通過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赤字支出。中央銀行獨立制度并不能阻止財政部的赤字支出；恰恰相反，在結果上這種制度和非獨立的制度沒有本質區別。

五、總結和評價

中央銀行獨立是個偽命題。它錯誤地理解了財政貨幣制度的本質。中央銀行獨立的制度設定并不能真正隔斷財政部對貨幣市場的影響。無論中央銀行獨立與否，在一個主權貨幣體系下，主權國家總是在通過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支出，并且它總是能通過創造貨幣的方式進行支出。對于一個具有完整貨幣主權的國家而言，在制度層面獨立與否并不會帶來實質影響。

盡管中央銀行獨立是個偽命題，但這不妨礙它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并發揮作用。制度的面紗在被揭開之前就是真實的制度障礙，它可以通過阻礙人們進一步認知的方式發揮作用。主張中央銀行獨立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并不是孤立出現的，它與新自由主義、財政保守主義等思潮存在著密切的關系。在經濟思想史上，這種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的興盛是一個奇觀。盡管一直存在著對立的觀點和批判的聲音，但是只用了短短十余年的時間，中央銀行獨立的觀點就從零言碎語變成了得到普遍支持的“公理”。

考慮到持續存在的反對意見，這顯然不能簡單地用經濟思想在理論上的優劣來說明。詹姆斯·福德的思想史研究表明，多種思想史的外部因素對此發揮了作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迫切地尋找著迎合自己理論的政策；中央銀行支持和資助此類研究者來提升自身地位；滯脹時期新自由主義的復蘇開始尋找理論同伴……這種思潮逐漸會形成自我強化的機制，演變成一種強有力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包含著平衡財政和減少國家干預的信條，裹挾著財政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一旦這種意識形態成功保護了制度的面紗不被揭開，那么它就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真理”，愈發不可動搖。

這種影響對于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發展中國家常常將此作為發達國家的先進制度經驗加以學習；同時為了獲得外國投資（例如，這常常是IMF貸款的重要條件），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制度改革的同時，常常被動地接受這一套意識形態。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正確認識這種意識形態的本質，這種意識形態就將成為發達國家踢掉發展中國家經濟趕超的“梯子”的工具。這一套意識形態嚴重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運用主權貨幣創造為其經濟趕超提供財政支持。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在財政制度和金融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這種意識形態阻礙了發展中國家采取與美國政府相類似的制度安排繞開中央銀行獨立制度的障礙，并且在思想上受制于財政平衡的財政觀。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獨立制度就剝奪了發展中國家政府運用主權貨幣為其工業發展和技術創新提供廉價融資的權力，其結果就表現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所需資本的奇缺，從而為外國資本控制其財政金融提供了制度條件。

在經濟史上，中央銀行在發達國家經濟崛起的過程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馬蒂亞斯·維能戈（Matías Vernengo）指出，1694年英格蘭銀行的成立就是為政府提供貸款，它以此獲得了鈔票發行權。這為英國崛起時期的軍事財政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等到19世紀中期英國獲得了世界制造業中心的地位之后，英國轉向了維多利亞時期的穩健財政原則和金本位制度，以此來更好地控制國際經濟秩序。按照維能戈對英國經濟史的考察，大體上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經歷了四個階段的演化過程：“（i）初始階段，開始于17世紀，這時中央銀行是國家發展的工具，特別是英國；（ii）第二階段，大約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到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時期，這時維多利亞時期的穩健的財政原則和對通貨膨脹的關注占據了主導地位；（iii）第三階段，從大蕭條時期到20世紀70年代的所謂大通脹時期，這時凱恩斯式的觀點和充分就業的優先地位占據了舞臺的中央；（iv）第四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這時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導致了以下觀點的聚合：獨立中央銀行、價格穩定作為貨幣政策的越來越占支配地位的目標、通脹目標制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政策工具。” 維能戈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仿效發達國家當前的中央銀行獨立制度，而不去從經濟史上追尋發達國家崛起時的央行制度，那么發展中國家就丟掉了推動自身發展的有力工具，發達國家就成功踢掉了發展中國家趕超的“梯子”。類似的歷史可以在很多發達國家的“發家史”當中找到。在19世紀日本和德國崛起過程當中，中央銀行對于統一國內貨幣、穩定和調控貨幣市場，從而為國家財政融資提供條件發揮了重要作用。而這些國家通過戰爭和殖民掠奪（普法戰爭、甲午戰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之后，則紛紛改變了原先的做法。另外，日本中央銀行最開始仿照的對象是美國國民銀行，這是美國學派的重要政策綱領。

但是，維能戈沒能看到的是，“踢掉梯子”的不僅僅是制度，還有理論本身。正如本文所說明的，只要發展中國家具備完全的貨幣主權，中央銀行獨立制度并不會在具體的制度安排上阻礙發展中國家運用財政為經濟發展提供支持，這需要的是發展中國家依據自身國情進行適當的制度改進。在這個問題上，真正能“踢掉梯子”的是理論作為意識形態的影響。在財政平衡和減少政府干預信條的支配下，在財政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發展中國家政府認識不到貨幣主權的國家性質和主權信貸的重要性，從而被束縛住了手腳，不能運用國家的力量支持自身經濟崛起。

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當中盛行的輝格史觀進一步助長了這種意識形態。這種輝格史觀將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發展描述成線性上升式的過程。由此認為，現階段的制度和思想是在實踐和理論的優勝劣汰方面的優勝者，它們必然是最接近真理的部分。按照這種輝格史觀，如果發展中國家還去從經濟史上發達國家崛起的開端尋求改革方案，那就會是不明智的；發展中國家應當從發達國家最新的制度和理論學起。顯然，按照以上對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考察，這種史觀是非歷史的，對發展中國家是有害的。

中央銀行獨立是一種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包含著財政平衡和減少國家干預的信條，裹挾著財政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價值取向，如果不能正確認識它，它就會成為阻礙發展中國家實現趕超的思想障礙。對于主流經濟學宣傳的諸多“普世真理”，我們不能盲信盲從，要注意區別其中的意識形態部分和合理部分。為了科學地看待這些理論，我們有必要回到現實制度，回到經濟史，回到經濟思想史。只有這樣，才能理解為什么演化發展經濟學家賴納特、張夏準和賈根良一直在提醒人們的：

【“不要按美國所說的去做，而要按美國所做的去做。”】

【作者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何增平，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原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8年第9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