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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樹華：30年來俄羅斯在歷史觀和歷史問題上的教訓

點擊：  作者：張樹華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發(fā)布時間:2019-02-25 09:46:51

 

        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意味深長地指出：“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了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最后，蘇聯共產黨偌大一個黨就作鳥獸散了，蘇聯偌大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分崩離析了。這是前車之鑒啊！”[1]2016年是蘇聯解體25周年，2017年是十月革命勝利100周年。正確認識蘇共和蘇聯的歷史，對于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促進世界社會主義的健康發(fā)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歷史問題關乎黨和國家的命運

2016年9月23日，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在克里姆林宮會見議會大選獲勝的黨派領導人時稱，從青年時期就要培養(yǎng)責任心和愛國精神。他在回應俄羅斯共產黨領導人久加諾夫呼吁加強警惕反蘇行為、仇俄行為和清算歷史舊賬等問題的發(fā)言時講道：“您了解我對于蘇聯解體的態(tài)度，這本完全可以避免，當時可以進行改革，包括帶有民主性質的改革。但我想提請你注意的是，當時領導蘇聯正是蘇聯共產黨，而不是其他主張民族主義和一些破壞性思想的政黨，而這類思想對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像俄羅斯這樣的多民族國家來說都是毀滅性的。[2]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普京此處指的蘇共是戈爾巴喬夫掌權的蘇共，是被戈爾巴喬夫改造后、自取滅亡的末期的蘇共。

普京反問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說，糾纏舊賬不好，可是清算歷史是在蘇聯時期開始的。一次次的蘇共中央全會上掀起我們歷史上那些沉重的篇章。這樣做，對與不對？讓歷史學家去說吧！當然了，有積極的成分，但更多的情況是，最終造成摧毀了這個制度。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這又是另一回事。

聯想到2016年1月普京曾在全俄人民陣線論壇上發(fā)表講話時表示，他至今保存著蘇聯共產黨黨員證，并指出，他至今仍然喜歡共產主義思想。2005年4月，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國情咨文中談到，蘇聯解體是“本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之一”。從普京的言論可以看出，普京對歷史特別是不久前的蘇聯那段歷史有著自己的看法。但是囿于政治上的考慮和多重角色的限制，他對歷史問題的評價只能點到為止，其歷史觀也不乏自相矛盾之處。這正像1000多年跌宕起伏、多災多難的俄羅斯民族歷史一樣，即有輝煌的篇章，也有黑暗的一頁。

與此相對照的是，20多年來戈爾巴喬夫卻一直在推脫自己對蘇聯解體的責任，對此面對西方媒體批評普京。戈爾巴喬夫稱“普京在拉著俄羅斯回到過去”。戈爾巴喬夫說道，困擾我的是普京率領的統(tǒng)一俄羅斯黨和政府的所作所為。他們想維持現狀，沒有向前邁步。反之當國家亟需現代化，他們卻拉著我們回到過去。統(tǒng)一俄羅斯黨有時令我想起從前的蘇共。[3]戈爾巴喬夫的一席話令人想起美國政要如奧巴馬和希拉里等對普京的批評“普京一只腳還踩在過去”，“普京在恢復蘇聯”。

如何正確對待黨的歷史，如何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特別是領袖人物的作用和功過是檢驗一個黨十分成熟的重要標志。作為創(chuàng)建和建設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共產黨，在其70多年的執(zhí)政歷史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也出現了坎坷和失誤，其中某些階段的歷史問題需要澄清。但是，對待歷史遺留問題，首先應當樹立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必須尊重歷史事實。與此同時，要處理好歷史與政治、領袖與政黨、歷史與意識形態(tài)、歷史與現實等相互關系。對待黨的歷史，要堅持黨性原則，以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隨著國內整個“改革”的進行而逐步解決。既要評價領袖人物的功過是非，更需要結合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總結其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反思歷史，絕不能心血來潮、一轟而起，或只強調陰暗一面，不去全面歷史地看問題。大搞全盤否定過去，實際上是迎合當前的政治需要，這實質上是重復了過去的錯誤，不僅是有害的，也是可恥的。

然而，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為首的蘇共領導人及其周圍的某些“自由民主派”卻是這樣全面否定蘇聯歷史的。[4]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從全面否定斯大林開始，不僅延伸到包括列寧在內在蘇共所有領導人，而且借批判“肅反”運動，懷疑蘇共歷史，全面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模式。[5]

蘇聯的歷史，自30年代初蘇聯史學界的政治教育運動以后，特別是1938年《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經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不變的框框和解釋。但是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借秘密報告批判斯大林個人迷信后，引起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臺后又對赫魯曉夫及其作法提出了批評。被稱為“二十大產兒”的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發(fā)起公開性和民主化運動，號召“新的思維方式”，多次鼓吹“蘇聯歷史上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和空白點，不應該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問題”，強調“不論是今天的痛處或是過去歷史上的悲慘事件，都可以成為報刊分析的對象”。在他的鼓勵下，蘇聯思想文化領域一些極端勢力掀起了一股“歷史反思熱”。

在他們的直接支持下，一些人熱衷糾纏歷史舊賬，肆無忌憚地否定蘇共過去的一切。先是詛咒斯大林，隨后又否定列寧、懷疑十月革命、批判蘇聯體制、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由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共同掀起的這股“歷史熱”來勢洶涌，觸目驚心，引起了社會對歷史的重新全面審視和激烈爭論，其規(guī)模之大、影響之深遠在世界上實屬罕見。[6]

二、蘇共后期歷史反思潮

人們了解的歷史常常是現代生活的映照，歷史敘事實際上是現代觀念的努力。而不可否認的是，現實生活中往往是誰掌握了統(tǒng)治權，誰就掌握了歷史敘事權。

當今一些俄羅斯歷史學家在評價戈爾巴喬夫時期掀起的“反思歷史熱”運動時寫道，在改革初期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號召填補“空白點”、改寫歷史，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和思想傾向性，并非是對歷史問題感興趣，而主要是為推動他的改革制造輿論，實現其政治目的。[7]

1986年11月，在全蘇社會科學教研室主任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指責蘇聯歷史教科書存在著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他要求重新編寫教科書。1987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之后，戈爾巴喬夫多次向新聞界下令，說“歷史問題上不應遮遮掩掩”。為保證新聞輿論思維正確的“宣傳口徑”，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經常和新聞界領導人“對表”。1987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同新聞界和藝術創(chuàng)作領導人座談會上談到，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應原諒和饒恕。[8]

1987年，蘇共召開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會。會前，由雅科夫列夫等精心策劃和起草了戈爾巴喬夫在紀念大會上的報告。[[9]報告以列寧的名義掩護下，對斯大林主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戈爾巴喬夫后來自己得意地回憶，這個報告的創(chuàng)新之處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轉到批判斯大林體制”[10]。雅科夫列夫坦白，他目的是想借70周年大慶的環(huán)境將“新思想”推向前進。在這份名為《十月革命與改革：革命在繼續(xù)》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聲稱繼續(xù)60年代未完的事業(yè)，恢復歷史公正。[11]雅科夫列夫在紀念大會上的吹風會上對記者講，不應把此次紀念大會上的對歷史的分析視為最終的結論，不應將報告中的一些結論教條化、固定化。進而繼續(xù)煽風點火，為全面否定歷史的勢力加油、打氣。[12]

應當指出，當時蘇共黨內和領導層中間對待這場“歷史熱”的態(tài)度是不一致的。蘇共政治局委員利加喬夫和政治局委員、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對“意識形態(tài)的多元化”和片面地丑化蘇聯歷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說，帝國主義的密探正在贊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蘇聯的歷史。[13]對于反思歷史、翻歷史舊帳，蘇聯社會中不但歷史學界深表擔憂，蘇共普通黨員和群眾中反對丑化歷史的聲音也很強烈。1988年3月13日，《蘇維埃俄羅斯報》發(fā)表了列寧格勒技術學院女教師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讀者來信，題為《我不能放棄原則》。來信批評了社會中涌動的一股股“反思歷史潮流”，指出，當前報刊上轟動一時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給社會主義的蘇聯抹黑。文章提出了當時輿論界許多不正常的現象：如非正式組織活動，宣揚應該實行西方的議會分權制，否認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惡毒攻擊蘇聯歷史等。文章指出，“改革”進行幾年了非但未見成效，反而導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確的綱領和目標，隱藏著世界主義的傾向。文章發(fā)表后，一些州的報刊紛紛轉載，一些黨組織開始討論。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發(fā)了軒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將其視為“保守勢力和蘇共舊勢力”的反攻倒算。蘇共中央政治局接連兩天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報》維·阿法納西耶夫親自組織，4月5日，《真理報》發(fā)表了反擊文章《改革的原則：思維和行動的革命性》，對安德烈耶娃給予全面反擊和打壓。《真理報》將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稱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稱為“改革的敵人、斯大林主義分子、保守派、機關官僚、黨的權貴代表”。《真理報》的文章認為，安德烈耶娃是在為斯大林辯護，是蘇聯社會的保守勢力的聲音，企圖阻止改革的進程。此次爭論后，蘇共領導人不僅開始揭批斯大林，而且進一步升級，批判馬列主義是空想和教條。從此以后，在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參與下，蘇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過去的歷史道路方面走得更遠。[14]

三、借“反思歷史”實行政治清算

斯大林當政時期，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和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曾出現過一些冤假錯案，從赫魯曉夫時代起，這些冤假錯案陸續(xù)得到糾正。糾正冤假錯案是完全應該的，問題在于，自戈爾巴喬夫提倡民主化、公開性之后，恢復名譽者或其親屬描述案情的文章在報刊上越來越多，形成強大的輿論沖擊力，嚴重動搖了蘇共和蘇聯制度的根基和基礎。1988年初，蘇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員會，后由蘇共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亞·雅科夫列夫親自掛帥，對一些歷史事件重新審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據戈爾巴喬夫的建議，蘇共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在莫斯科為斯大林時期被迫害致死的數百萬人建立紀念碑。

在戈爾巴喬夫推動的“公開性、民主化”浪潮的鼓舞下，政治風向急速轉變。一些民間“歷史平反”活動也在蘇共最高領導人的默許下開展起來。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舉辦了大規(guī)模群眾性“良心周”活動，隆重紀念斯大林時代的受害者。與此同時，蘇聯建筑家聯合會、電影家聯合會、《星火》畫報和《文學報》共同組織了名為“紀念”的歷史教育協(xié)會。該協(xié)會的目的就是在全蘇范圍內促進平反歷史案件，還歷史真相，為蘇聯歷史受害者建立紀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歷史”的激進報刊如《星火》畫報和《莫斯科新聞》逐漸暴露其歷史的真面目：借否定過去，否定蘇共歷史，否定社會主義，進而改變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著他們設計的道路進行。[15]

四、新聞媒體等充當了“歷史翻案”的急先鋒

上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解體前夕，參與這場“歷史反思熱”中專業(yè)歷史學家很少，是許多非歷史專業(yè)的一些文人、寫手等卻充當了“急先鋒”，而新聞媒體和文學電影在這場歷史虛無主義運動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正如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И.В.沃羅比耶夫在1989年初所指出的那樣：“喚起人們對歷史的興趣的，不是我們職業(yè)歷史學家，而是政論家、作家、經濟學家。正是他們把歷史變成它現在這種社會力量。至于職業(yè)歷史學家，除極少數人積極卷入這項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數。”[16]

不過，還是有少數激進的歷史學家投入到“改寫歷史”的運動中，如歷史檔案學院院長尤·阿法納西耶夫和蘇軍政治部將軍德·沃爾科戈諾夫。正是源于此，前者一度被包裝成“民主斗士”，90中期以后又偃旗息鼓；后者則由蘇軍總政治部負責心理戰(zhàn)、宣傳戰(zhàn)的副部長變成了葉利欽的“御用文人”[17]，借著攻擊列寧和斯大林[18]，現已不在人世。這股反思歷史的潮流造成整部蘇聯歷史都需要改寫。1988年6月，蘇聯有關部門做出決定，取消這學期的中小學歷史課考試。今后中小學歷史教科書要重新編寫。在蘇聯官方的鼓勵下，以揭露歷史真相為主要內容的“歷史熱”，像一股巨大的龍卷風席卷整個社會，而且越刮越兇猛。

面對歷史領域的混亂狀況，1989年10月3日，蘇共中央召開了歷史學家座談會，會議由蘇共中央書記瓦·梅德韋杰夫主持。他在開場白中辯解：“當前的社會政治氣氛取決于對歷史的看法。不應維護那些應當受到揭露的東西。良心不能交易。對過去錯誤的清算必須進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19]參加此次會議的蘇聯歷史學界的權威、蘇聯科學院院士格·斯米爾諾夫、尤·庫庫什金、德·科瓦里欽科等紛紛發(fā)言，對當時社會的歷史熱潮表示憂慮。格·斯米爾諾夫院士提出，他不贊成對包括衛(wèi)國戰(zhàn)爭、戰(zhàn)后恢復在內的蘇聯歷史一概抹黑。尤·庫庫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論準備，很難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著歷史虛無主義和非意識形態(tài)化的旗號，大眾傳媒和一些極端勢力不能強迫歷史科學非意識形態(tài)化。尤·庫庫什金院士和蘇聯科學院歷史學部學術秘書德·科瓦里欽科院士要求蘇共中央應該有自己的原則立場。面對院士們的發(fā)問，身為中央書記的瓦·梅德韋杰夫輕描淡寫、一語帶過：列寧、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選擇。[20]之后，此次蘇共中央的座談會便沒有了下文。在蘇聯后期，政治浪潮風起云涌，政治高燒不斷，社會情緒高漲，在這種背景下，專業(yè)歷史學者的理性的聲音被洶涌的浪濤淹沒了。[21]

后來俄羅斯歷史學家反思道，80年代下半期（即“歷史熱”時期），主要是新聞記者和非職業(yè)歷史學家對過去蘇聯歷史評價的重新審視。一般說來，它們都“帶有極端片斷的、目光狹隘的性質，興趣集中于負面的事實和現象，在沒有考慮整個發(fā)展過程及其復雜性和矛盾性的情況下大寫特寫不同活動家的悲劇命運。提出來的許多解釋和評價是在當時新聞記者對事件的帶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對形勢、歷史傳統(tǒng)、社會經濟過程復雜性的深刻知識”。[22]

五、錯誤的歷史觀是導致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思想禍根

自蘇共二十大之后，蘇聯社會始終潛伏著一股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潮。這股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推動下，如死灰復燃，很快成蔓延之勢。有針對性和選擇性地公開斯大林時期歷史文獻檔案，借一些所謂歷史冤假錯案為全盤否定斯大林做準備。在1987年6月，由蘇共異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畫報[23]。80年代中后期，由維·科羅季奇擔任主編。此人在70年代曾發(fā)表揭露美帝國主義的《仇恨的面孔》，言詞激烈，受到賞識。擔任畫報主編后把《星火》變成了揭批蘇共、仇恨蘇聯制度的大本營。后來科羅季奇移居美國長期居住。]第26期披露了列寧的戰(zhàn)友拉斯科爾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給斯大林的公開信，信中嚴厲譴責斯大林逮捕和殺害無辜的軍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不久，《莫斯科新聞》刊載了從未發(fā)表過的肖洛霍夫1927年寫給老黨員列維茨卡婭的一封信，批評農業(yè)集體化過火，“壓制富農，可把中農也壓扁了，貧農也在挨餓”，致使“人們狂怒，情緒極端惡劣”。《科學與生活》雜志則刊登了作家西蒙諾夫20年前寫的題為《歷史的教訓與作家的職責》，譴責斯大林在戰(zhàn)爭開始前和戰(zhàn)爭初期處決三批高級軍事干部，給軍隊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和對國家造成的嚴重危害，等等。

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開始，到1988中達到高潮。批判的矛頭已由斯大林主義指向20-50年代的社會制度。否定蘇聯體制，認為斯大林代表的蘇聯體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體制，是“極權主義”，是萬惡之源。1989年以后，揭批斯大林材料開始減少，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逐漸轉變?yōu)榕胁紶柺簿S克主義、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與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與斯大林實際上有著直接地聯系。[24]

1988-1989年蘇聯意識形態(tài)領域最有影響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學博士亞·齊普科在《科學與生活》雜志上發(fā)表的長篇文章《斯大林主義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維護馬克思主義的源頭的掩蓋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認為，十月革命是俄國激進主義的產物，中斷了俄國歷史的正常進程。文章將“好”的列寧思想與斯大林“壞”的社會主義對立起來。作者提出，1917年到1988年間蘇聯激進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是當今社會的重要障礙。[25]現在看來，此文邏輯混亂、敘述繁瑣。但由于年輕的哲學博士齊普科是在蘇共中央機關工作，特殊的身份使得此文當時在思想界影響巨大。[26]

隨著“歷史熱”的深入和“禁區(qū)”的不斷被打破，列寧的形象也遭到諷刺和丑化。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本身也遭到置疑。人們開始失去了方向、喪失信仰，各種思潮泛濫，使人無所適從。蘇共黨內和蘇聯社會的思想被徹底搞亂。歷史根基的丟失和思想的混亂成為蘇共組織瓦解的先導。

自揭批斯大林開始，進而否定十月革命，懷疑十月革命后的制度，最后導致美化沙俄歷史或否定自我，迷信西方道路。丑化蘇共歷史最終導致了俄羅斯理論界的肆意“揭批俄羅斯的歷史缺陷、民族虛無主義和崇拜西方、詆毀國家”。有關俄羅斯文明較之西方存在著“歷史性缺陷”的說法，構成了俄羅斯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基礎和歷史哲學基礎。在80年代末期，蘇聯輿論界宣揚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換俄羅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會文化習俗”。[27]打開一本當時的笑話集，可以讀到這樣的內容：“一輛美國汽車停在莫斯科，車身下的泥漿中躺著幾位正在扎輪胎的俄羅斯人。問：你們在那里干什么？答：我們想吸一些來自美國的自由空氣。”

在當時學術界的一些討論會中，經常能聽到這樣的話：“在俄羅斯可以談論何種經濟？只能是原始穴居的野人經濟。”有時，甚至可以聽到遺憾的嘆息：“唉！為什么我們沒有被德國人占領？”在這一時期，一些改革的風云人物，自由民主化的“弄潮兒”的演講幾乎多是從痛斥蘇維埃的過去開始，而以贊揚西方結束。“如果人們所想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對于這個帶有一種始自伊凡雷帝的天生極權主義特征的、不合格和未開化的民族來說，有一條簡單而自然的出路——這就是在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等各個領域和國家全面引向殖民地狀態(tài)。”有的報刊文章還證明說，有必要在蘇聯領土上引入聯合國仲裁、引入“維和部隊”、實施“人道主義援助”，設立聯合國監(jiān)督員和觀察員。[28]有一家名為《自鳴鐘》的報紙曾刊載了這樣一句話：“我們真誠地期待這樣的結局，而且殖民地狀態(tài)有什么不好”？于是，該文接下來就討論怎樣才能成為殖民地，并為此建議向西方商人求助。[29]

正是在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推動下，以重新評價歷史為名，否定蘇共，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導致了社會思想混亂，為從思想上瓦解蘇共和蘇聯打開了歷史之門。80年代末期，某些涉及歷史問題的書籍、文章和言論公開全面否定斯大林，諷刺和挖苦列寧，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馬克思主義，把蘇共視為“官僚障礙機制的物質載體”和“沉湎于謊言和自我欺騙之中的固步自封的組織機構”，大加撻伐，實際上是把蘇共推上歷史的審判臺。

蘇聯解體后，身為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葉利欽搖身一變，出任俄羅斯總統(tǒng)，全面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歷史，宣布“由一種意識形態(tài)占壟斷地位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在教育領域推行“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tài)化”。實質上這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全盤西化、自由化政策，而俄羅斯歷史研究和教學領域繼續(xù)混亂不堪。1994年12月，俄羅斯教育部推出了一項過渡時期的歷史教育戰(zhàn)略，提出：廢除人文學科教學的統(tǒng)一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壟斷，實現研究歷史概念方法的多樣性，更新歷史教育內容，為教學體系編纂新一代的教科書。之后“去蘇聯化”、“去蘇共化”、“否定社會主義”的歷史書籍泛濫，否定歷史、自我抹黑的教材大行其道。美國的索羅斯基金會也趁機給原蘇聯各國出資，贊助撰寫符合西方口味的教科書去占領學校講堂。

蘇共敗亡和蘇聯解體之后，一些獨聯體國家為了鞏固“獨立”地位，紛紛尋找本民族的“文化根源”，獨自編寫自己的歷史教材。在西方勢力的支持下，這些國家在歷史領域開始了“去蘇聯化、去蘇共化”的進程，通過在歷史上“去共產黨化、去社會主義化、去紅軍化”來凸顯“政治獨立”和“西化”立場。一些東歐國家和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政治勢力有意詆毀蘇聯和蘇軍在二戰(zhàn)期間的歷史作用，甚至把蘇聯紅軍與納粹占領相提并論。波羅的海三國認定二戰(zhàn)后是“被蘇聯占領”而非從納粹鐵蹄下“解放”。2007年4月27日，愛沙尼亞發(fā)生了從首都塔林市中心拆除和遷移蘇軍解放塔林紀念碑的事件。2008年，立陶宛政府堅持要求俄承認蘇聯侵占的事實并賠償高達280億美元的損失。同年年底，烏克蘭也向聯合國大會提交議案，要求審理上世紀30年代蘇聯曾在烏克蘭制造了“大饑荒”，并要求將此定性為“種族屠殺”。2009年2月4日，拉脫維亞也出現了褻瀆蘇軍烈士紀念碑的事件。上述這些言行嚴重損害了俄羅斯與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關系，也對俄羅斯的國際聲譽造成了不良影響。

為支持東歐國家去社會主義化、去蘇聯化、反俄的文化政治行動，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也遙相呼應。2003年以來，在積極支持和策劃俄羅斯鄰國的“顏色革命”的同時，西方陣營掀起了一股批判俄羅斯的浪潮，紛紛指責俄羅斯壓制人權和自由、背離西方民主道路、滑向獨裁和專制。2007年歐洲議會通過所謂“批判共產主義的決議”。與此同時，美國在華盛頓設立所謂“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碑”，支持格魯吉亞設立蘇聯恐怖博物館。歐美大國力挺東歐和波羅的海一些國家在歷史問題上對俄羅斯進行挑釁。對于俄羅斯重編歷史教材、尊重蘇聯歷史的舉動，西方媒體也大肆渲染。2007年夏天，英國《泰晤士報》稱“這是普京在宣傳自己的歷史觀”。而美國《華爾街日報》則指責普京“妄圖改寫歷史”。美國《新聞周刊》認為普京是要“重新回到蘇聯”。

對此，俄羅斯自由民主黨主席弗?日里諾夫斯基認為，如今“歪曲篡改歷史是一種新冷戰(zhàn)的形式”，歪曲歷史事實就意味著對國家的侮辱。面對蘇聯周邊國家在歷史和文化領域的“反俄”、“去蘇化”行為，俄羅斯社會各界痛心疾首。一些有識之士指出，如今俄羅斯所面臨的外交和文化困境，實際上是蘇聯解體的“后遺癥”，是20年前由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葉利欽等人發(fā)動“抹黑歷史、否定歷史”運動的結果。20年前，正是蘇聯社會對自己“挖根、掘墓”，割裂蘇聯歷史，否定蘇共領袖人物，才導致今天的“自欺欺人”和別人的“忘恩負義”。

六、汲取教訓，糾正歷史領域的混亂局面

一個自我否定，不尊重、丑化甚至詛咒本國歷史的民族，很難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一些俄羅斯有識之士終于切身感受到了30年來在歷史領域的慘痛教訓：一些人瞄準斯大林，打中的是蘇聯共產黨；本意批判或打擊蘇共，倒下的卻是連同蘇共在內的整個國家——蘇聯。一些曾經將矛頭指向本國歷史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如今感嘆悔之晚矣。正像普京當局認定的那樣，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掌權的15年間是“失敗的、混亂的”15年。在這期間，俄羅斯歷史已經被肢解、碎片化，俄羅斯民族被丑化，蘇聯軍人在二戰(zhàn)的功績被貶低，蘇聯歷史形象被丑化和妖魔化，俄羅斯失去了文化認同和歷史記憶，國家主權和民族團結隱藏著進一步分裂和對抗的危險。

歷史滄桑，星移斗轉。世紀之交，普京掌管了俄羅斯。普京在強力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同時，在政治思想領域特別是歷史領域也試圖糾正一盤散沙式的混亂局面。普京十分關注俄羅斯青少年歷史教育和歷史教科書問題。10多年來，身為新俄羅斯國家的總統(tǒng)，可謂是日理萬機，但普京在歷史教材問題上“事必躬親”，多次關注歷史教育和歷史教材的編寫工作，非同尋常。這在蘇聯時期，就連蘇共總書記都很少做到。

2000年普京剛剛就任總統(tǒng)，就幾次表達對歷史教材和歷史教育的不滿，號召“認真思考俄羅斯歷史”。2001年底，普京在西伯利亞地區(qū)視察一所大學時表示，他對過去10年間（暗指葉利欽時期）的“破壞”深感痛心。之后普京又提出，俄羅斯應當有統(tǒng)一的歷史教科書，歷史學特別是歷史教材應當團結社會，而不是羅列各種不同的觀點，不應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和場所。

2003年底，普京在國家（列寧）圖書館同部分史學家座談時指出，過去史學家過于強調歷史污點，造成書刊和教材中有大量糟粕和泡沫，必須剔除這些糟粕、去偽存真。一個月之后，普京又親自指示俄羅斯科學院，要對所有的歷史教科書進行“鑒定和篩選”。在2004年7月召開的一次最高國務委員會會議上普京再次表示，許多參加衛(wèi)國戰(zhàn)爭的老戰(zhàn)士向他表達對學校歷史課程的不滿。普京為此專門指示：“各個社會組織和青年團體應該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不應該只做一些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工作。”

普京號召加強對青少年愛國主義的教育，學習和珍視自己的歷史包括蘇聯時期的歷史，這與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極力“抹黑”和“割裂”蘇聯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有很大的不同。2000年3月，在《頭號人物·訪談錄》一書中普京自豪地說：“我是蘇聯愛國主義教育的成功典型。”在2000年12月有關國家標志問題的一個講話中，普京總統(tǒng)建議國家杜馬用蘇聯國歌作為俄羅斯的國歌，并用紅旗作為俄羅斯武裝力量的軍旗。他呼吁人們記住肖洛霍夫、加加林等著名人物在歷史上取得的令人自豪的成就，記住俄羅斯歷史和蘇聯衛(wèi)國戰(zhàn)爭中的偉大勝利。

七、統(tǒng)一編寫歷史教材，弘揚愛國主義

10多年來，普京當局汲取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歷史虛無主義”的深刻教訓，決定從歷史教育和教材編寫入手，整頓歷史領域的亂象。

俄羅斯教育與科學部長德·利瓦諾夫曾表示：“俄羅斯全國范圍內有各類學科的教科書1000多種，其中歷史教材不下幾十種。我們不需要這么多不同的教科書。”2013年2月19日，普京主持召開了民族關系委員會擴大會議，部署落實2012年12月簽署的《2025年前國家民族政策構想》的具體措施。會上普京提出，俄羅斯政府要撥付巨額專項資金，大力推廣和普及俄語，強化對青少年的歷史傳統(tǒng)教育，加強愛國主義教育，提升國民認同感。普京當場指示俄羅斯有關部門，要盡快為全國各年級的中學生編寫統(tǒng)一的歷史教科書。

普京要求“新的歷史教科書要用俄語編寫，要語言精美，內容不能自相矛盾，力戒含糊不清甚至南轅北轍”。普京進一步提出，這些新的歷史教材應面向不同年齡的讀者，選材要得當，以具體的史實來說明俄羅斯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傳統(tǒng)組成的一個命運共同體。普京提出，今后各級各類教材的編寫都應嚴格標準、嚴格要求。普京要求，今后俄羅斯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工作，除以前參與這項工作的俄羅斯教育與科學部和俄羅斯科學院以外，還應吸收歷史協(xié)會和軍事歷史學會參加。

2014年1月16日，普京召見新版統(tǒng)一歷史教科書編纂委員會成員，指令要在新的指導思想下盡快編寫出統(tǒng)一的歷史教科書。同時指出，編寫當代俄羅斯歷史要延伸到2000年之后。2014年6月2日，鑒于克里米亞由烏克蘭重新回歸俄羅斯，普京簽署命令，委托俄羅斯政府和俄羅斯歷史協(xié)會要在新版統(tǒng)一歷史教科書中寫進有關克里米亞的歷史。2014年7月3日，普京召集并主持了民族關系委員會，指出理順民族關系，培養(yǎng)青少年的愛國主義和民族友愛意識，新俄羅斯歷史教科書至關重要。在普京的督促下，如今俄羅斯中學生已經使用統(tǒng)一的俄羅斯歷史教材。

八、維護歷史傳統(tǒng)，保衛(wèi)俄羅斯

近些年來，面對來自西方強大的思想壓力和輿論攻勢，普京領導俄羅斯，一方面積極進行政治和外交上的應對，另一方面加緊凝聚社會共識、與西方展開歷史與文化上的思想較量。俄羅斯當局認為，近期俄羅斯境內外一些教科書任意歪曲歷史、特別是二戰(zhàn)史，美化法西斯，這是對俄羅斯人民的侮辱。

2009年5月8日，時任俄羅斯總統(tǒng)的梅德韋杰夫在其個人視頻博客上講到：“篡改歷史的行為越來越猖獗，充滿惡意和具有挑釁性”。梅德韋杰夫強烈譴責某些國家企圖改寫二戰(zhàn)史的做法。他說：“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抗擊法西斯的貢獻不容貶低和篡改。我們決不會忘記我們的國家蘇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勝利所做出的決定性貢獻。正是我們的人民摧毀了納粹，并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至少2700萬蘇聯民眾為此獻出了生命，衛(wèi)國戰(zhàn)爭才取得了勝利……我們將始終捍衛(wèi)和堅守這一事實，任何人都不應對此有所懷疑。”他認為，上世紀40年代發(fā)生的一切并非僅僅是書本上那幾頁薄薄的紙，無論今天某些人多么處心積慮，歷史也決不容許其重寫或者篡改。因為這些歷史對具有軍國主義野心、種族矛盾和任何企圖重構世界版圖的行為起著威懾的作用。

俄羅斯準備出臺“關于反擊在獨立的原蘇聯國家境內為納粹主義、納粹罪犯及其幫兇平反活動”的法案。根據這項法律，對于蘇聯在二戰(zhàn)中的貢獻進行任何形式的詆毀都將被視為與鼓吹法西斯同等罪行。法案對歪曲、篡改歷史的行為做出一系列懲罰性的規(guī)定。觸犯法律的俄羅斯人或外國公民都將有可能受到3-5年的監(jiān)禁，同時罰款10萬-50萬盧布。法案還對歪曲或篡改二戰(zhàn)歷史的國家提出了外交和經濟制裁意見。對于觸犯國，俄羅斯將有權驅逐其大使或與其斷絕外交關系，有權對其實施全面的運輸和通訊封鎖。

2012年1月9日，梅德韋杰夫簽署了《關于在俄羅斯全境舉辦俄羅斯歷史年》的總統(tǒng)令，決定2012年為“俄羅斯歷史年”，并開展一系列的歷史紀念活動。莫斯科大學歷史系主任、俄科學院院士謝·卡爾波夫指出，舉辦“俄羅斯歷史年”的主要目的是“凈化并確立俄羅斯人民的歷史記憶”。他認為，這是爭取俄羅斯民眾心靈和頭腦的“記憶之戰(zhàn)”，俄官方已準備好打響這次“爭奪歷史的戰(zhàn)爭”。?

2012年10月20日，普京簽署《關于完善國家愛國主義教育政策》，決定在總統(tǒng)辦公廳成立社會項目管理局，主管全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今后俄羅斯將斥巨資開展各式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強化歷史傳統(tǒng)教育，提高國民認同。為此，普京提出“新愛國主義”的概念，更強調包括沙俄時期在內的俄羅斯的傳統(tǒng)道德價值觀，敦促學校加強對青少年的歷史、文化和道德教育。

2012年12月12日，普京向俄羅斯聯邦議會上下兩院發(fā)表了年度國情咨文。此次普京的國情咨文充滿了沉重的歷史感和危機感。在咨文開篇普京便開門見山地指出：“單是在20世紀，俄羅斯就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一場內戰(zhàn)、若干革命，國家兩度分崩離析。俄羅斯人的生活也有過數次翻天覆地的變化。在21世紀之初，我們遭遇了真正的人口及價值觀危機。倘若國家不能維持現有人口數量并實現增長；倘若國家失去了發(fā)展的方向和理想，無需外敵，俄羅斯將自掘墳墓，躲不過敗亡的命運”。普京講到，評判愛國者的標準，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本國歷史常懷尊崇、摯愛之心”。普京提出，為了讓民族意識重新覺醒，我們需要將各個歷史時期完整地聯系在一起，重新認識這樣一個普通的真相：俄羅斯不是始于1917年，也不是1991年，我們有共同的延綿千年的歷史，依托這個歷史，我們才有內力，民族發(fā)展才有意義。

普京講到，2012年“俄羅斯歷史年”即將結束，但對祖國歷史、教育和科學項目的關注不能減弱。普京希望，重建的俄羅斯歷史協(xié)會和俄羅斯軍事歷史協(xié)會以及俄羅斯地理協(xié)會要積極發(fā)揮作用。普京號召，俄羅斯應當保留祖祖輩輩傳給我們的經驗。俄羅斯數百年以來一直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一個文明國家。俄羅斯應當堅定不移地發(fā)展，同時也應該保留自己民族精神的特點，俄羅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羅斯永遠應當是俄羅斯。

2013年2月1日，俄羅斯隆重舉行慶祝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勝利70周年活動，普京在講話中強調，俄羅斯堅決反對歪曲二戰(zhàn)歷史事件，反對出于政治目的重新審視這段歷史，不允許抹殺那些使世界獲得解放的人所建立的功勛。而在前一天，伏爾加格勒市決定每年的6個二戰(zhàn)紀念日期間將城市重新更名為“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

誰有權解釋歷史，誰就有權闡述現在。誰掌握青年，誰就掌握未來。專家注意到，近年來以普京為首的俄政界高層參與和關心歷史教學和中學歷史教材問題不是偶然的。自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俄羅斯社會中歷史虛無主義的流毒影響甚深，至今俄羅斯社會思想政治分歧仍然嚴重。受近年來西化和商業(yè)化侵襲，俄羅斯學術界、教育界彌漫著濃重的“失敗的情緒”，精神渙散，缺乏自信。另一方面，10多年來，嚴肅史學被邊緣化，偽科學和碎片化的“庸俗史學”盛行，社會中不乏各式的“戲說歷史”、“歪曲歷史”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文化資源不僅沒能成為俄羅斯民族前進的動力，反而變成了撕裂社會團結的漩渦，變成了沉重的包袱，阻礙著俄羅斯復興的進程。

普京成立專門政府機構、撥付巨額財政資金進行歷史、道德教育等做法，也遭到俄羅斯內部一些人的垢病，批評普京是在用蘇聯時期“行政命令式手段”，根本不能有效地教育或感化在信息時代網絡條件下成長起來的青少年。另外，一些西化、自由化政治勢力在西方支持下仍極力抵制俄官方修史的努力，反對普京在歷史教科書等問題上的做法。

同時，也應當看到在事關重大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和評價上，以普京和梅德韋杰夫為代表的俄羅斯高層還有不少搖擺不定、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之處。普京的尋根努力以及回歸“沙俄歷史”傾向也引起境內外的警惕，擔心普京的愛國主義和保守主義會不會演變成咄咄逼人的“沙文主義”和“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可見，今后俄羅斯社會歷史思想領域的探索和斗爭仍會持續(xù)下去。俄羅斯何時能夠走出“歷史迷茫”和“思想政治陷阱”，我們將繼續(xù)跟蹤觀察。

【張樹華，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4ZD163）《國際智庫當代中國研究數據庫與重要專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頁。

[2]參見俄羅斯總統(tǒng)官網鏈接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957

[3]參見http://www.21ccom.net/html/2016/rwcq_0926/8478_all.html

[4]《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我應該更早些放棄共產黨》，原載于2011年8月16日英國《衛(wèi)報》，參見《親歷蘇聯解體：二十年后的回憶與反思》，李慎明主編，張樹華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5月。

[5]參見[俄]安·康·索科洛夫、維·斯·佳熱麗科娃：《蘇聯歷史教科書（1941-1991）》，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349頁。

[6]參見陳啟能：《蘇聯解體前的“歷史熱”》，載《史學理論研究》雜志，1998年，第4期。

[7]參見[法]瑪麗雅·費列蒂：《記憶的紊亂：俄羅斯與斯大林主義》，載www.polit.ru網站，2002年11月20日。

[8]參見[蘇]《戈爾巴喬夫言論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卷，第217頁，轉引自[俄]亞·謝·巴爾辛科夫：《當代俄羅斯歷史導論（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84頁。

[9][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186頁。

[10]參見[俄]戈爾巴喬夫、斯拉文著：《尚未結束的歷史：戈爾巴喬夫訪談錄》，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頁。

[11]參見[蘇]《戈爾巴喬夫言論集》，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卷，第386-436頁，

[12]參見[俄]亞·尼·雅科夫列夫：《看破紅塵之苦》，莫斯科1991年俄文版，第93頁（Яковлев А.Н. Муки прочтения бытия. М.,1991.С.93.）。

[13]參見[蘇] 《真理報》，1987年9月11日。

[14]參見[俄]安·康·索科洛夫、維·斯·佳熱麗科娃：《蘇聯歷史教科書（1941-1991）》，莫斯科高校出版社1999年俄文版，第349-350頁。

[15]參見[俄]亞·謝·巴爾辛科夫：《當代俄羅斯歷史導論（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93-94頁。

[16]《蘇美歷史學家“圓桌會議”》材料，載[蘇]《歷史問題》雜志，1989年第4期，第100頁；轉引自陳啟能：《蘇聯解體前的“歷史熱”》，載《史學理論研究》雜志，1998年第4期。

[17]http://dic.academic.ru/dic.nsf/ruwiki/626735.

[18]http://www.felshtinsky.com/?p=195.

[19][蘇]《歷史問題》雜志1990年第1期，第3、6頁；轉引自[俄]亞·謝·巴爾辛科夫：《當代俄羅斯歷史導論（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40頁。

[20]參見[俄]亞·謝·巴爾辛科夫：《當代俄羅斯歷史導論（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141頁。

[21]參見戈爾巴喬夫《我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利加喬夫：《有兩種不同性質和風向的改革》，雷日科夫：《政治斗爭打亂了經濟改革部署》，謝瓦爾德納澤：《我和戈爾巴喬夫商量好要拋棄民主德國》，載《親歷蘇聯解體：二十年后的回憶與反思》，李慎明主編，張樹華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5月。

[22]Г.Я.阿列克謝耶娃：《歷史·意識形態(tài)·政治（二三十年代）》，載《20世紀俄國的歷史科學》，第84頁，轉引自陳啟能：《蘇聯解體前的“歷史熱”》，載《史學理論研究》雜志，1998年，第4期。

[23]《星火》畫報是蘇聯著名的政治刊物。80年代中后期，由維·科羅季奇擔任主編。此人在70年代曾發(fā)表揭露美帝國主義的《仇恨的面孔》，言詞激烈，受到賞識。擔任畫報主編后把《星火》變成了揭批蘇共、仇恨蘇聯制度的大本營。后來科羅季奇移居美國長期居住。

[24]參見1990年春由剛剛贏得選舉的莫斯科民主派主辦的雜志《首都》周刊，或[蘇]亞·齊普科：《我們的原則好嗎？》，載[蘇]《新世界》雜志，1990年，第4期。

[25][蘇]亞·齊普科：《斯大林主義的根源》，載[蘇]《科學與生活》雜志，1988年第11期、第12期。

[26]亞·齊普科現為俄羅斯科學院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原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畢業(yè)于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先后在《共青團真理報》、蘇聯共青團宣傳部、以及蘇共中央宣傳部（任顧問）工作(1986-1990)。后來先后在日本北海道大學和美國學術機構訪問。曾任戈爾巴喬夫基金會調研部主任（1995-1996）。此人善于發(fā)表怪異、先鋒的文章，經常被一些學者批駁。近年，齊普科的觀點似乎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最近 [俄]《分析通報》雜志2004年第3期刊登了他長篇論文《后蘇聯自由主義失敗的原因與本質的思考》。

[27][俄]安·米格拉尼揚：《當代俄羅斯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問題》，載《俄羅斯現代化與公民社會》，新華出版社2003年版，第268-269頁。

[28]在戈爾巴喬夫末期、蘇聯解體前夕，由于蘇聯社會商品和其它日用消費品極度短缺，西方一些國家特別是歐洲向蘇聯運送了食品等“人道主義”物資。一些食品包裝直接用俄文標注“人道主義援助”。

[29][俄] 弗·亞·利西齊金，列·亞·謝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信息心理戰(zhàn)》，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頁。

【本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