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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駿：論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學習習近平同志系列講話有感

點擊：作者：丁堡駿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10-21 07:24:00

【導讀和提要】

文章第一部分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世界觀和方法論，說明習近平同志關于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的論斷，從總體上肯定國有企業的發展方向，肯定國有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做出的新的理論貢獻。

文章第二部分針對中國改革過程中所出現的思想混亂，具體闡述了如何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首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必須要反對和摒棄歷史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一部分用雄辯的事實證明了吳敬璉是以“市場原教旨主義”為特征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吳敬璉從《通往奴役的道路》一書中繼承了哈耶克用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妖魔化以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開端的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吳敬璉將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革命領袖描述成為許諾為人民建立地上天國，到頭來卻以法西斯獨裁、奴役、甚至恐怖和殺戮而告終的悲劇式人物。因此，“吳市場”的思想方法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根本對立的歷史唯心主義。弄清楚吳敬璉的歷史唯心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思想源流，對于認清吳敬璉所謂市場化改革的本質，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其次，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必須要反對和摒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在經濟思想史上，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表現得淋漓盡致的當屬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蒲魯東。馬克思曾經視蒲魯東為朋友，然而，鑒于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及其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主張對工人運動的消極影響，馬克思還是不得不痛下決心撰寫《哲學的貧困》一書，以清除蒲魯東錯誤思想的流毒。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馬克思的一個最經典語錄是：“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馬克思對于普魯東這個以小生產為階級基礎的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著名預言，雖然發表于1847年，但是，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不發達國家里，在這些國家的經濟學者中間卻不斷地再現和重演！本文在這一部分結合對蒲魯東經濟學形而上學的討論，闡述了馬克思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思想。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生產關系的整體，因此，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關鍵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與此同時，建設社會主義關鍵也在于建設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無論是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還是建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對于生產資料所有制都不能片面地理解。因為生產資料所有制不能脫離一定社會生產關系以及反映這種生產關系的具體范疇之外而獨立存在。作為社會生產關系的整體，生產資料所有制必須要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中得到體現和運用。否則，我們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認識，就已經陷入形而上學和法學幻想之中。蘇東國家劇變源于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形而上學和法學幻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如果說存在著潛在的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那么這種危險的根源也在于此。

在前兩部分解決了根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后，本文第三部分進一步具體論證了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怎樣在一些重大的認識問題上，在一些改革舉措上，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

首先，本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積極作用正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與西方私有制市場經濟中的資產階級政府有本質區別的。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為工人階級利益而工作的人民政府。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過渡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前期階段。過渡階段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運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力量，保證社會主義新型社會生產關系的建立。為此我們的政府必須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我們的政府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旗幟鮮明地為堅持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而工作，而不能有絲毫的軟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必須一方面要考慮市場經濟的通行規則，另一方面更要考慮我們的人民政府如何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對公有制生產資料行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利和義務。我們要批駁以哈耶克—吳敬璉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妖魔化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政府的錯誤理論和錯誤觀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人民政府的職能，理所當然地要包括政府對經濟，特別是對國有經濟的領導和經營管理。就政府作用的范圍和強度而言，要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作用。

其次，本文認為必須要為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正名。在社會主義現階段，除了政府以外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機構和組織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對全體人民公有的生產資料負責。正因為如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堅持還是反對國家所有制，是堅持還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分水嶺。在現階段的中國，堅持國有制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反過來，否定國家所有制就是否定社會主義。

第三，本文強調社會主義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總和，必須要在社會生產過程中去具體貫徹落實，否則，如果離開了社會生產過程就必然會背離和否定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文章這一部分還從堅持唯物辯證法角度批判了厲以寧的經濟學形而上學思想，以及以此為基礎所提出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厲以寧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的要害在于，以政府不能有效管理企業為理由，將國有資本的管理權置于，更不能為全民負責的管理者之下。厲以寧將對國有企業行使經營管理的主體從政府降低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各級各類人民政府一定是不代表全體人民利益，是“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政府，那么，誰又能保證在這些所謂的“投資公司” 一定是能夠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是“有作為”或者“不亂作為”的機構呢？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從本丟推給彼拉多”的解決方案。按照這種改革方案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國有資本被推來推去，必然最后羊入虎口。國有企業的毀滅是最終結果！這是蒲魯東經濟學形而上學的翻版。“吳市場”、“厲股份”等人的歷史唯心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新自由主義的鼻祖哈耶克那里繼承來的。改革“精英”不斷地重復哈耶克誣蔑共產黨為希特勒法西斯，污蔑共產黨領袖是好人干壞事的悲劇人物【1】。私有化經濟學家污蔑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是自私自利的經濟人，污蔑政府行使公共權力是尋租。我們認為，就像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不能一勞永逸地根除我們隊伍內部的變節者或叛徒一樣，現在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里也不能一勞永逸地根除腐敗和腐敗分子。我們共產黨人要高度重視并且要采取一切積極的措施解決自己隊伍內部的腐敗問題。在這方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十八大以后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我們要相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能夠依靠和發動群眾解決我們黨自身的腐敗問題。同時我們也要揭穿一些西化派經濟學家所謂私有化解決腐敗問題的謊言。我們共產黨內部出現腐敗分子，是因為這部分共產黨員干部沒有經受住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是因為市場經濟中這部分共產黨員干部，沒有經得住金錢和利益的誘惑而背叛了我們黨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絕不是能夠用私有化和市場化所能解決的問題。當然，對于治理腐敗和建設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以及二者之間的主次關系，我們要運用毛澤東同志關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理論做具體分析。以求得正確處理反對腐敗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建設之間的關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改革開放沿著正確的道路向前發展。

第四，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作為新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有其特殊的本質和自身發展運營的邏輯。必須運用公有制的邏輯去解釋和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不能運用私有制和資本的邏輯去解釋和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蔓延，許多經濟學家實質上是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邏輯曲解社會主義公有制。我認為，厲以寧和吳敬璉等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解讀，可以與陳佩斯在小品《主角與配角》里對新四軍主角藝術形象的精彩表演相媲美！因為他們無法超越資產階級的歷史唯心主義和小生產的私有觀念，他們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解讀就只能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小資產階級歪曲。

本文第四部分認為，習近平同志關于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的論述，將辯證法否定之否定規律運用于說明國有企業改革，生動概括了國有企業重新振興發展的美好前景。為實現國有企業重新振興發展的美好夢想，我們必須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

首先，中國共產黨必須要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要加強黨的理論和思想建設，要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武裝我們的黨，要注意克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侵蝕。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統一思想、振奮精神，把我們的黨建設成為忠實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要將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服務的根本宗旨落實到黨、黨員領導干部和全體黨員的具體工作之中。不斷改善和深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領導，是搞好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重要的思想保證和組織保證。

其次，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必須要來一次撥亂反正，要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目前我們必須重視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的圖謀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滲透，要有針對性地拿出切實可行的、有效的措施進行應對。特別是在全日制高等學校和各級黨政干部學校中，要果斷地制止一部分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和滲透的學術精英，向受教育者炫耀和灌輸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錯誤做法。要注意發揮意識形態陣地作用，要積極引導高等學校和各級黨政干部學校中的社會科學教師，創造性運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創新理論，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特別是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進行批判。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實現在堅持、發展和弘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創新理論基礎上，實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發展。

再次，用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教育和武裝中國工人階級，盡快將中國工人階級鍛造成為能夠承擔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重任的堅強的領導階級。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歸根到底要依靠中國工人階級偉大的創造力和貢獻。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經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和鍛煉以后，已經表現出了更加寬廣的胸懷和更加昂揚的斗志，是一個更加成熟的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偉大階級。我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一定會為做大做強中國國有企業和振興國有經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歷史性貢獻。

最后，對現有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要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辯證的否定觀予以改革。運用辯證的否定觀分析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不能簡單地對其說“不”！它應該是既有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肯定的理解，同時也有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否定的理解。從肯定的方面來看，共產黨人進行革命和建設，最終極目的就是要實現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要特征的、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消滅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目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經濟形式，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唯一可能的實現形式。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從根本上動搖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想和追求，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是中華民族能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經濟脊梁。因此，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從否定的方面來看，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我國目前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也確實存在某些弊端。由于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侵入，由于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對于思想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的準備不足，一部分黨員干部，包括一部分中高級領導干部，沒有經受住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將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作為個人牟取高額利潤和發財致富的手段，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淵。由于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思想的長期侵蝕，一部分工作在國有企業的工人，也將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看作是自己取得高額收入成為新富階層的手段，因而忘記和背叛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的遠大理想。因此，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進行改革，必須要破除現在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國有生產資料和國有資本為利益集團利用進行牟利的利益固化的藩籬，使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成為能夠為廣大人民群眾營造一種自己能夠作為所有者參與勞動的新型的社會生產關系。

【正文】

習近平同志在參加2014年“兩會”上海代表團的審議時提出，“國企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這是習近平同志在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際政治經濟格局變化新的時代高度，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戰略家的膽識和氣魄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提出的新目標和新任務。國有企業怎樣在深化改革中不斷加強，國有企業怎樣才能在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中，對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主導作用，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時代課題。按照唯物辯證法的邏輯：“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手段同時產生。”【2】我們相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國有企業改革的戰略目標和任務一定能夠實現。辯證法的發展觀，揭示了發展是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我們必須在根本指導思想上進行撥亂反正，排除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歷史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干擾，恢復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實現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的振興和發展。

一、 “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目標

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把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通過剩余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概括為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并且認為，“由于這些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3】。今天，我們是不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關鍵就在于是否堅持馬克思恩格斯按照唯物主義歷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所得出的科學結論——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首先，習近平同志將國有企業比作鳳凰，說明習近平同志以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主導方面的肯定。這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勝的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其次，習近平同志用鳳凰涅槃比喻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企業在改革開放中經受洗禮，用浴火重生比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成以后強大的國有企業。這是習近平同志運用辯證法否定之否定規律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和最終發展趨勢的理論概括。

習近平同志在這里從總體上肯定國有企業的發展方向，肯定國有經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做出的新的理論貢獻。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或其他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區別就在于，是不是贊成唯物主義歷史觀，具體說是不是相信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是不是相信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如果我們按照那些“西化”思想嚴重人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案，走削弱和最終取消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道路，那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然會歸于失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必將遭受更大的挫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區別于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就在于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中起主導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區別于改革開放前的舊體制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就在于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引進了市場和私有制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內在矛盾發展及其辯證揚棄而產生的新社會，其經濟本質上是非商品經濟。然而20世紀的社會主義，從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到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以及毛澤東等中共第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所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的社會主義，都嘗試要取消商品貨幣關系來建設社會主義。但是，這些國家的實踐都證明：在沒有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必須積極利用商品和貨幣關系等，發展商品經濟。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商品經濟與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究竟有沒有矛盾？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商品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由于沒有正確處理好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堅持社會主義的關系，由于在政治上沒有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在經濟上沒有堅持和完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系，而導致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走向了失敗。

現在，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不能客觀地對待對中國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所出現的困難和問題，他們過分看重前進中困難和問題而對進一步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喪失信心，主張干脆走改旗易幟滑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改旗易幟滑向資本主義的道路是斜路，這是我們全黨全社會都取得共識的。相信現在主張搞改旗易幟的人不會有人民群眾的支持。當然，也有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被改革成就而沖昏了頭腦，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和市場以及私有制經濟具有內在的天然的相容性，是沒有矛盾和斗爭的直接同一的關系。這是一種不尊重事實而否認矛盾的盲目樂觀態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都沒有否定商品貨幣關系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后，甚至是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在大量地引進商品和貨幣關系、在大膽地利用資本主義經濟的時候，列寧都一直以十分冷靜的態度承認社會主義經濟與這些經濟關系之中存在著矛盾。社會主義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社會主義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是在矛盾斗爭中達到對立統一的，而不是和這些經濟關系是直接同一的關系。實際上，關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爭論從一定意義上看仍然是對這一世紀難題討論的歷史延續。歸根到底，在中國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經濟還是不是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還是不是發揮主導作用？這是衡量當代中國經濟是否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關鍵。如果在中國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那么，當代中國經濟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如果在中國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所有制結構中，公有制經濟不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不發揮主導作用，那么，當代中國經濟就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既然在社會主義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特別是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之間存在著數量上的此消彼長、質量上誰影響誰的矛盾和斗爭，那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取代公有制經濟而成為主導社會生產關系性質的所有制形式的問題。當然也同樣存在著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各級人民政府的行政力量，為人民經營好公有制的生產資料，使公有制經濟的普照之光引領資本主義經濟和其他經濟成分為社會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可能性和現實道路。

習近平同志關于“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關于“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等一系列論述，指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這條光明的社會主義道路。關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習近平同志說：“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本政策已明確，關鍵是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改革關鍵是公開透明”。可見，習近平同志代表我們黨明確要求在經濟領域的改革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其目標和任務就是增強國有經濟的經濟實力。現在問題是怎樣使國有企業，按照公有制的邏輯對于中國經濟沿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向前發展，發揮應有的積極作用，而不是要如何改掉和消滅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現在中外社會主義的敵人，確實是在明里和暗里企圖利用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探索過程，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兜售給我們，以求達到瓦解和消滅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最終在中國消滅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二、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必須在指導思想上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2013年12月3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以“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題進行集體學習。在主持學習時，習近平同志鮮明地指出：我們黨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國執政，面對著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著繁重的執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論思維的有力支撐，是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的，也是難以不斷前進的。他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提高戰略思維能力、綜合決策能力、駕馭全局能力。習近平同志還特別強調了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去解讀改革開放問題。我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以后以“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題進行集體學習，為全黨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正確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1、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必須反對歷史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目前在對待國有企業的態度問題上確實存在歷史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思想方法的干擾。歷史唯心主義思想方法，主要表現在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喪失信心，他們不相信有科學社會主義和其經濟特征即社會主義公有制。例如，吳敬璉在《重啟改革議程》一書中說：“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造社會的歷史大實驗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賢顧準所說，不管立意多么真誠美好，沿著1789（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決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原處。”【4】在這里，吳敬璉不區分1789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后來的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十月革命的不同性質，而是籠而統之地將這些革命都斥之為悲劇式的道路，而且是許諾為人類建立“地上天國”，到頭來卻必然給人類帶來大災難和大倒退的悲劇式的道路。

對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歷史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后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歷史，吳敬璉更是采取徹底否定的態度。他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顧準所說的‘1789——1871——1917這股潮流’。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徹底解決，歷史的‘周期率’將不再重復。但是，事與愿違，革命取得勝利17年后，中國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中。用顧準的話說，‘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為什么激進的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進步，相反卻轉化成了雅各賓式的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顧準的回答是：這一思潮的領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的終極目標，自認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專制獨裁、恐怖殺戮等來實現這一目標。”【5】

從這段引文我們看到，吳敬璉用雅各賓派的獨裁專制否定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進步意義，用所謂的“斯大林專制”否定列寧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道路的革命意義，用‘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否定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以及探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盡管吳敬璉一再聲稱自己的這些觀點是出自先賢顧準，而沒有說明有其他的思想淵源。但是，當我們讀到西方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著作時，我們就立即明白了事實的真相：吳敬璉對世界歷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徹底否定態度，來源于西方極右翼的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家哈耶克。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道路》一書被西方經濟學界認為是“標志新自由主義創立的憲章”【6】。在這部著作中哈耶克寫道：“尚未為人認識的最大悲劇是，在德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著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這個國家被尊奉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們創造了的話，至少也準備了這條道路，準備了現在正為他們所憎恨的那些勢力。…還很少有人愿意承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興起并不是對于前一個時期社會主義趨勢的一種反動，而是那些趨勢的必然結果。甚至當共產主義俄國和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內部制度許多令人憎惡特點的相似性已廣為人承認的時候，大多數人還不愿看到這個真理。結果，自以為與納粹主義的荒謬絕倫有天壤之別并真心誠意地憎惡其一切表現的人們，卻同時在為一些實現起來就要直接導致可憎的暴政的理想服務。”【7】哈耶克用希特勒法西斯獨裁來妖魔化社會主義。這就是先于吳敬璉半個世紀之久的哈耶克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觀點！吳敬璉和中外反馬克思主義的人一樣，他不僅否定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他甚至反對資產階級的法國大革命。在吳敬璉的觀念中，只有打著建立“地上天國”幌子，實際上對人民群眾實行法西斯暴政的假共產黨和假人民政府，而不存在有真正使人民當家做主的真共產黨和真人民政府。吳敬璉如此以歷史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看待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那么，在政治結論上自然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人民政府的作用。在他看來，政府的任何作用都是“過度干預”，對于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也自然是以其所謂的壟斷為借口，欲去之而后快。吳敬璉為中國改革設定了兩條道路：要么走法制化資本主義，要么走權貴資本主義。他期待的是中國改革走第一條道路。吳敬璉的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改革開放觀在中國有很廣泛的影響。毋庸諱言，中國是在一個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農業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國度里建社會主義的。由于工人階級隊伍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組織和鍛煉，很容易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在改革開放前，在某些國有和集體企業里，有的工人由于受小資產階級思想熏染，他們的勞動積極性不高、消極怠工，有的工人對公有財產不愛護、甚至為一己私利破壞共有財產。在改革開放以后，在國有企業面臨困難他們被迫下崗再就業時，他們又怨恨共產黨和政府。他們不能正確對待中國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他們很容易接受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人總是自私的”等資產階級的唯心論思想。特別是吳敬璉從資產階級反動學者哈耶克那里學來的詛咒共產黨和科學社會主義的一些言論，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其歷史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哈耶克及其追隨者吳敬璉等，從歷史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出發，他們不相信在人類社會歷史上還有什么社會主義制度，不相信還有一心一意為人民求解放的共產黨人和人民領袖，不相信還有全心全意的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政府。在他們的眼里，市場經濟沒有什么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分，共產黨員都是以追求人民和集體利益為借口，而最終行利己利私之實的經濟人，共產黨的領袖人物無一例外地都是希特勒式的暴君，人民政府及其組成人員不過是尋租者的利益集團。在這種唯心主義世界觀指導下，這些學者必然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作用，他們堅決反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所規定的“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按照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中國的改革開放除了原原本本地復制歐美資本主義制度以外別無他路。事實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所給定的“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是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具體體現，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區別于其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本質特征。我們要在改革開放的具體方案和具體行動中進行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同時我們必須批判歷史唯心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批判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批判新自由主義關于 “政府也是經濟人，是追求以最小投入換取最大化收益的機構和組織”、“最小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的錯誤觀點，批判和肅清“人都是自私的”、“政府官員都是尋租人”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錯誤思潮和錯誤觀念。習近平同志在著名的“8·19”講話中強調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我們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和高等學校經濟學教育教學工作并沒有很好地貫徹落實。我們的大學課堂上不是還在講照本宣科地講授“新政治經濟學”嗎？不是還在講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嗎？不是還在講政府及其官員是經濟人嗎？如果政府和共產黨的官員都是只會尋租的經濟人，那么，中國共產黨哪里還有好人了。如果按照這個邏輯推演下去，中央總書記就只會拍賣各省的省委書記、省委書記只會拍賣其所屬的各個地市縣的地市縣委書記，余此類推。事實上，這簡直是在掘我們共產黨的祖墳！這種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謬論，就在我們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重鎮培養黨的各級干部的黨校、干部學校和培養黨的事業接班人的高等學校中津津樂道講、津津樂道地聽、在有關部門和有關領域里津津樂道地貫徹落實。如果我們可以把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意識形態工作比作一個人的頭腦和靈魂，可以把我們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比作青少年的青春期，那么，我們就完全有理由作如下的類比判斷：青少年在青春期處理不好精神健康問題，可能會出現精神分裂癥，就有可能出現跳樓自殺的后果。如果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的意識形態工作做不好，那么，我們同樣有可能出現國家和民族患精神分裂癥，也有可能出現向蘇聯東歐國家亡黨亡國的災難性后果！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和話語體系已經使我們的干部和群眾頭腦中毒了，甚至快要精神分裂了！在新自由主義的中國信徒那里，政府是經濟人，政府機關工作人員是尋租者。因此，在政府部門里工作的個別領導干部的腐敗墮落不是個案。他們給政府開出的治病良方是將腐敗干部和他所在的政府部門一起砍掉。我們的政府領導人接受這個藥方以后，為了洗清自己尋租人的恥辱干脆放棄自己所在部門對黨和人民應該承擔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這是明顯是和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相背離的。

我們要堅信人類社會在資本主義制度以后，必然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我們要堅信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政府以后人類社會必然會迎來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人民政府。我們要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要相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方面能夠領導人民用法律和制度清除黨、政府和社會機體內的腐敗因素，另一方面能夠繼承和發揚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把我們的黨和政府建設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先進政黨和政府。相信我們的黨和政府能夠帶領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取得新勝利，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2、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必須反對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關于所有制研究的形而上學方法論，古有蒲魯東，今有科斯、諾斯，還有種種以馬克思產權理論闡述者著稱的現代經濟學家。上世紀9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科斯等人的產權理論在中國經濟學界不斷地被熱炒。一部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為了抵制這種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撰文論證馬克思是有產權理論的經濟學家。這一部分經濟學家的理論依據就是馬克思有關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理論。對于這一部分經濟學家的工作我們認為應該做辯證的分析。從積極的意義來看，通過這一部分經濟學家的工作，證明了對于產權問題馬克思是一位比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有更深刻見解的經濟學家。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一部分中國經濟學家對科斯等經濟學家的理論吹捧的影響。但是，問題的另一面是，由于這一部分經濟學家的迎合，也等于代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接受了科斯等人的研究范式。現在我們要問：馬克思是否需要有一個產權經濟學？馬克思究竟有沒有一個類似西方產權理論的產權經濟學？如果馬克思有一個產權經濟學，那么他還會有后來幾十年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創作嗎？如果馬克思在1842-1843年擔任“萊茵報”主編時，在對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分析的討論中就能以產權理論解釋清楚當時的問題，那么馬克思還會有經過40年的時間研究所取得的《資本論》這樣的劃時代的研究成就嗎？事實上，在馬克思看來，財產關系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馬克思在說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時寫道：“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8】不僅如此，對財產關系的認識，不能夠僅僅停留在對其法律形式的研究。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法哲學得到的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十八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9】既然財產關系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既然財產關系只是哈哈鏡中表現出來的生產關系形象，那么，對財產關系的任何深刻的分析都必須遠離哈哈鏡而還原生產關系的本來面目才能做到。為此，馬克思離開法律領域而進入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奮斗了40年。通過這樣長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工作，馬克思才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什么是資本主義所有權或所有制。

過去中國國有企業改革曾經出現了令人堪憂的后果：在一片改革浪潮中國有資產變成了謀取私利的瓜分對象，國有資產不斷流失，新型的社會主義勞動關系不斷減少。與此同時，一些非法的甚至是一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深惡痛絕的黃、賭、毒的勞動關系又以各種隱蔽的形式或公開的形式出現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就在于，沒有從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出發，而是從西方經濟學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出發，用錯誤的產權理論出發指導國有企業改革。從抽象的產權出發，用占有權、使用權、經營權、處置權、轉讓權等抽象概念議論經濟關系和經濟效率，這種經濟學范式最早見諸于蒲魯東的著作。比·約·蒲魯東（1809-1865）是著名的小資產階級哲學家、經濟學家和無政府主義者，他特別重視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研究。蒲魯東于1840年出版了《什么是所有權？》。在這部著作中,蒲魯東用新鮮的文體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維護私有制的各種論據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他以權力平等為條件，強調人人有權享有自己勞動的產品。他認為一個工人即使得到了工資，也沒有實現對全部勞動產品的所有權。他認為，地主和資本家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扣留了勞動者的一部分產品，就是侵犯了他們的所有權。因此，他得出“所有權就是盜竊”的結論。馬克思指出蒲魯東這部著作的嚴重錯誤和缺陷：“這本書的缺點在它的標題上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問題提得非常錯誤，甚至無法給它一個正確的回答。古代的‘財產關系’在封建的財產關系中沒落了，封建的財產關系又在‘資產階級的’財產關系中沒落了。這樣，歷史本身就已經對過去的財產關系進行了批判。蒲魯東實際上所談的是現存的現代資產階級財產。這種財產是什么？——對這一問題，只能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分析來回答，這種批判性分析對財產關系的總和，不是從他們的法律表現上即意志關系來把握，而是從它們的現實形態上即作為生產關系來把握。但是，由于蒲魯東把這些經濟關系的總和同‘財產’‘

’ 這個一般的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一部類似的著作中用同樣的話所作出的回答：‘所有權就是盜竊’。” 馬克思繼續指出：“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從這里得出結論說，關于‘盜竊’的資產階級法律概念也適用于資產者本人的誠實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盜竊’作為對于財產的暴力侵犯，是以財產為前提的，所以蒲魯東就糾纏在連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關于真正資產階級財產的種種幻想里面。”【10】盡管如此馬克思還是肯定了普魯東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態度和勇氣。馬克思說：“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財產？》無疑是他最好的著作。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內容新穎，至少是由于論述舊東西的那種新的和大膽的風格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在我看來，蒲魯東的這一著作在風格方面強健的肌肉還算占優勢。而且我認為這種風格是這一著作的主要優點。”【11】當然，有鑒于此，馬克思曾經邀請蒲魯東加入到革命隊伍里來，但是遭到蒲魯東的堅決拒絕。蒲魯東并沒有走向共產主義者隊伍里來，這主要決定于蒲魯東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蒲魯東把小私有財產看作是一種“個人占有”。在他看來，個人占有是社會生活的條件，因而是也一種人類天然的“權利”。他主張在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之后還要保留這種“個人占有”。由此蒲魯東在激烈地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同時，他又激烈地反對“共產制”。他認為“共產制”反對“獨立性和相稱性”，“壓制治理上和情感上的自發性、行動和思想的自由。” 蒲魯東追求的是“第三種社會形式”。這是一種“綜合”共產制和私有制的“自由”，也就是使一切人“平衡起來”的小資產階級私有制。因此，蒲魯東認為資本主義有好的一方面和壞的一方面，社會主義只要對資本主義壞的一方面加以限制就可以實現了，因此他斷言社會主義不必要對資本主義進行徹底的革命，只要對資本主義進行改良就可以達到目的。

在隨后出版的《貧困的哲學》一書中，蒲魯東試圖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前一部著作的問題進行解答。然而，由于蒲魯東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他把所有權或“所有制”看做是從分工、機器等一個系列范疇相并列的位居第八位的一個范疇。對此馬克思尖銳地批評道：“在每個歷史時代中所有權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展著。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12】在這里，馬克思在這里首先強調了，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時代，有不同的所有權關系。例如，對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分析，馬克思是在對資本主義勞動力的買賣中，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勞動過程和價值增值過程的分析中，在對資本主義在生產過程的分析中具體說明的。再如，對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的分析。資本主義地租和封建地租相比較，雖然二者都是以私有權形式表現的地租，但是，資本主義地租和封建地租卻表現出不同的生產關系。封建地租是勞動者農民全部剩余勞動的產物，表現的是封建地主和農民的剝削與被剝削的生產關系。而資本主義地租則是勞動者雇傭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勞動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超過農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那部分剩余價值，它體現的是農業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共同剝削農業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因此，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對土地所有權及其實現形式——地租的認識，不能用形而上學的靜止的觀點去認識，不能僅僅停留于一個和“公有權”相對立的“私有權”的表面關系上。事實上，如果從簡單的僅僅從“私有權”還是“公有權”的角度來看，我們就只能看到封建土地所有權和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的共性，即我們只能看到二者都是私有權。這樣我們便看不到，同樣都是私有產權的封建土地所有權和資本主義土地所有權的重大區別。因而，也就不能科學地區分作為封建土地私有權實現形式的封建地租和作為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實現形式的資本主義地租。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及其實現形式的資本主義地租，是伴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而成長起來的。事實上，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六篇中，馬克思就是在前面對剩余價值生產、剩余價值流通和剩余價值在各類資本家之間的分配的分析成果的基礎上，具體分析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怎樣參與剩余價值分配的。可見，對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的研究，必須要有對剩余價值生產、流通和分配作為理論基礎才成為可能。否則，形而上學地給土地私有權下定義，便無從真正認識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的本質。有人從中文所有權和所有制的字面意義之差，來證明所有權不能獨立于生產關系的其他范疇如分工等之外而獨立存在，而所有制則可以在這些經濟范疇之外而獨立存在。這是徒勞無益的，因為中文的所有權、所有制、財產都是從德文的Eigentumsrecht或Recht des Eigentums，英文的property rights或rights of property，法文的

，翻譯而來的。例如，蒲魯東的著作“

”，在譯作中文版本時，有的譯者例如孫署冰把它譯作《什么是所有權》，而有的譯者則把它譯作《什么是所有制》，另外有的譯者把它譯作《什么是財產》。對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德文Eigentumsrecht或Recht des Eigentums在做中文翻譯時，有時被翻譯成“所有權”或“所有制”也有時被翻譯成“財產關系”或“財產”。在譯者對馬克思和蒲魯東的有關著作進行翻譯時，德文的Eigentumsrecht或Recht des Eigentums，法文的

，和英文的property rights或rights of property是互譯的。近年來英文版的新制度經濟學著作property rights或rights of property普遍被譯作“產權”或“財產權”。如果僅僅根據翻譯者的翻譯而作出判斷把所有權、所有制、財產看做是同等意義的范疇還感到證據不足的話，那么，在馬克思寫于1846年12月28日的一封書信中則有更加明確的說明。馬克思說：“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魯東先生的體系中的最后一個范疇。在現實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分工和蒲魯東先生的所有其他范疇是總合起來構成現在稱之為所有制的社會關系。”【13】可見，馬克思在這里明確地將所有制看做是不能與反映生產關系內容的其他范疇相并列。最后馬克思還強調：“要想把所有權作為一種獨立的關系、一種特殊的范疇、一種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來下定義，這只能是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馬克思的這一論斷正中蒲魯東的要害。蒲魯東沒有能力科學地認識資本主義所有權關系。他并沒有真正認識到資本主義所有權的本質，他不肯從辯證法運動的觀點去闡述資本主義所有權關系，而只是滿足于一個簡單的判斷：資本主義所有權不合法。馬克思雖然曾經認為蒲魯東批判資本主義所有權有一定積極意義，但是馬克思認為蒲魯東用形而上學方法闡述資本主義所有權是錯誤的、有害的，因此對蒲魯東的這個錯誤給予了嚴厲的批判。

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的產權學派，雖然在一些細節方面與蒲魯東的理論有很多不同，但是在將產權或所有權看作是脫離生產過程的經濟關系這一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不去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不去研究人們在財富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而是在此之外抽象地議論財產權及其歸屬問題。中國的新制度經濟學信仰者和宣傳者，都用脫離生產過程的產權和交易費用來說明企業的經濟效率。還有一部分經濟學家從私有者對產權關切的角度，提出國有企業產權明晰度以提高企業效率的企業改革方案。事實上，馬克思早就已經指出了隨著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的產生，由企業所有者直接經營企業的治理結構已經成為過時了的企業制度。馬克思說，隨著股份公司的成立，“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單純的貨幣資本家。”【14】

總結我們對蒲魯東的所有權理論以及現代產權理論的批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個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是這個社會生產關系的整體。因此，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關鍵在于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我們共產黨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堅持在社會經濟主體上建立全新的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但是，無論是消滅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還是建立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對于生產資料所有制都不能片面地理解。因為生產資料所有制不能脫離一定社會生產關系以及反映這種生產關系的具體范疇之外而獨立存在。作為社會生產關系的整體，生產資料所有制必須要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各個環節中得到體現和運用。否則，我們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認識，就已經陷入形而上學和法學幻想之中。由此我們就能夠科學地解釋了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什么已經建立起來了占絕對優勢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卻沒有能夠使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進行再生產，最終導致了亡黨亡國的悲劇。由此啟示我們進行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僅要保證生產資料公有制在數量上占有優勢，而且同時還要通過改革保證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在質量上占有優勢即要保證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社會再生產總過程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環節和各個方面都能得到貫徹。否則，我們就無法避免前蘇聯東歐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悲劇在中國的重演。

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國有企業改革的幾個具體問題

1、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積極作用正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人民政府是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起來的，是代表全體人民根本利益新型政權機構。它與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具有完全不同性質，也與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發揮完全不同的職能和作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是資本家的政府。恩格斯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15】。因此，資產階級政府的作用歸根到底還是為壟斷資本和大資產階級服務的。在我國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作用的討論中，許多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很深的學術精英有意回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政府的性質，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政府混同于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例如在解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時，有人只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決定作用”，“而不講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有人雖然也強調“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但是這些人并不清楚：政府究竟發揮多大的作用才算做到了《決議》所說的“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在此我們必須要講清楚以下要點：首先，對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政府作用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是有嚴重理論分歧的。從對市場經濟認識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范式來看，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對資產階級政府作用認識的理論先后有：以反對封建干預為主要特征的古典經濟經濟學經濟自由主義的政府觀，即亞當·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理論；以西方資產階級政府通過政府干預而擺脫1929-1933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為背景的凱恩斯主義的政府觀；還有20世紀60-70年代以來的以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論。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由于“守夜人”政府理論和“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論是以否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由于其自身的社會基本矛盾會發生周期型經濟危機為其理論前提的，因此，這兩種政府理論應該是極少有什么科學性的理論。相比之下，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政府理論，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對資產階級政府作用的判斷具有更多的科學性。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不同學派的政府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規模和政府作用，至少我們不應把目標定位于“守夜人”政府理論和“微小化政府”政府理論。按照美國凱恩斯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薩繆爾森的理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由私營經濟部門和公營經濟部門構成的混合經濟。私營經濟部門和公營經濟部門都是政府宏觀干預或調控所覆蓋的對象。但是薩繆爾森強調公營經濟部門對于政府的宏觀調控來說，更具有直接的工具性的調控效果。當然了，我們在借鑒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理論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西方資產階級政府由于其“資本主義的機器”、“總資本家”的本質，其調控必然不會達到資產階級所預期的理想效果。2008年以來歐美的經濟危機，正在用新的雄辯的歷史事實再一次向世人證明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由于其社會基本矛盾的作用，不能有效地實現資源配置，更談不上什么資源的最優配置！大規模的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資源環境危機的持續發展，都證明了私有制市場經濟的窮途末路。西方霸權主義大國政府一直試圖以對外戰爭和挑起世界事端，來擺脫和轉嫁國內經濟危機負擔，他們也在一定的限度內達到了目的。然而，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終究會引起世界人民的反對和不斷增強的抵抗，不可能成為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私有制市場經濟要擺脫大規模經濟危機的厄運，只有向其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宣戰：消滅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然而，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

其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與西方私有制市場經濟中的資產階級政府有本質區別的。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別的什么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是為工人階級利益工作的人民政府。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過渡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前期階段。過渡階段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運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力量，保證社會主義新型社會生產關系的建立。為此我們的政府必須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我們的政府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旗幟鮮明地為堅持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而工作，而不能有絲毫的軟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府必須一方面要考慮市場經濟的通行規則，另一方面更要考慮我們的人民政府如何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對公有制生產資料行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利和義務。因此，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人民政府的職能，理所當然地要包括政府對經濟，特別是對國有經濟的干預。就其作用的范圍和強度而言，要遠遠超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作用。

2、中國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的最現實的實現形式。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原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被否定以后產生的一種新型的社會生產關系。但是，社會主義新型的生產關系并不能在一夜之間建立起來。因此，要經過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當無產階級在一個國家奪取政權以后，盡管國內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國內的階級斗爭從總的情況來看已經失去了階級基礎。但是，在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真正建立起來和得以鞏固之前，被推翻的資產階級和其他非無產階級也并不能一下子就轉變為無私無畏的工人階級，因此，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還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有時這種斗爭還會很激烈。從國際關系來看，由于全世界范圍內的資產階級其階級力量仍然存在，還會以一種或明或暗的形式與工人階級及其新生政權進行斗爭。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和演變的圖謀從來都不會停止。事實上，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踐證明，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度里建設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任務還是異常艱巨的。在過渡時期里要完成過渡任務，必須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力量來保證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的建立。也正因為如此，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一種新型生產關系，還不能以純粹的形式建立起來，而只能以國家所有制的形式建立起來。就是說，必須要由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機構來代表全體人民行使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可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采取國家所有制的形式也是別無選擇的，因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除了無產階級掌握的國家政權以外再沒有什么力量能夠代表全體人民行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益。

我們不得不承認如下事實：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在革命戰爭年代以巨大的犧牲為代價領導人民革命而取得的。然而，在奪取政權以后，在向社會主義過渡和以后的發展時期，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要面臨更大的考驗。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失敗，歸根到底都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新型生產關系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并鞏固發展下去。而這又是以這些國家的共產黨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蛻化變質甚至最后走向反動為前提的。國內外否定社會主義的反動勢力無不以各種借口攻擊和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攻擊和否定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國有企業。認為國有企業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有人以國有企業“壟斷”而否定國有企業具有效率；有人以國有企業被“利益集團”所利用而主張取消國有企業。不顧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事實，給國有企業戴上“壟斷”的帽子，是企圖搞垮國有企業的中外社會主義敵人一貫做法。他們不顧西方大國的跨國公司在世界市場上瘋狂的壟斷經營，而對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指手畫腳。以國有企業資產被少數人利用謀取的私利否定國有企業，這完全是荒謬的邏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要消滅少數人利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而不勞而獲。馬克思描述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新型生產關系下，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財產。”【16】但是借口有人曾經盜用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資料而用以謀取私利，我們就要廢掉生產資料公有制，任何一個有健康頭腦的人都不會做出這種愚蠢的選擇。現在有一部分人，他們口口聲聲不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但是他們反對國有制。問題在于，在社會主義現階段，除了政府以外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機構和組織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對全體人民公有的生產資料負責。正因為如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堅持還是反對國家所有制，是堅持還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分水嶺。在現階段的中國，堅持國有制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反過來，否定國家所有制就是否定社會主義。

3、全民所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總和，如果離開了社會生產過程就必然會背離和否定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前面曾經分析了馬克思批判蒲魯東的所有制或所有權理論時曾經指出：蒲魯東將所有制或所有權看做是獨立于生產關系的單純權利范疇，因而陷入了形而上學和法學幻想。現在，我們在改革過程中卻有意無意的也脫離社會生產關系單純議論公有制的數量界限問題。例如，我們有的經濟學家為了證明我國現階段公有制已經不占主體地位，用統計數據證明公有制的生產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已經不足50%；而另外的經濟學家則千方百計地用自己所掌握的統計資料處理方法，證明公有制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仍高于50%。在這種討論中，兩派經濟學家似乎都接受了這樣一個大的理論前提：如果公有制的生產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超過50%，那么，此時社會經濟成分就可以界定為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反之，如果公有制的生產資本占社會總資本的比例已經不足50%,那么，此時社會經濟成分就可以界定為不是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我們認為，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要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的觀點去解釋，而不能用形而上學的靜止的觀點去解釋。

馬克思從辯證法的觀點，也就是從運動變化的觀點去分析和認識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私有權的思想方法，對于我們分析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及其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如前所述，雖然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對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存在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卻沒有專門的章節給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定義。這就啟示我們對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能用靜止的觀點去認識。要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運動的過程中去闡述社會主義公有制。資本主義私有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重要特征，但是我們對它的認識卻不能僅僅停留在定義形式上。資本主義私有權的本質是剝削和榨取剩余價值，反映的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剝削關系。資本主義私有權實現形式是私有的生產資料和雇傭勞動在資本主導下的結合制度。

按照馬克思的方法論，我們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有制經濟和各種形式的非公經濟，對他們的產權關系都要進行重新認識。否則，我們的認識也必然會“陷入形而上學和法學幻想”。目前，以厲以寧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多數都強調“確權”。“確權”的潛臺詞就是為下一步的流轉和交易做準備。實際上，傾向于走私有化道路的經濟學家，在將公有制經濟往私有化的道路引導的時候，運用的是辯證法的運動變化的觀點。也就是說，這些經濟學家為謀求下一步在產權交易中實現私有化，而首先提出要產權明晰化。然而，同樣是這樣一批經濟學家，例如厲以寧，在如何強化公有制產權關系方面，卻完全不是運用辯證法的運動變化的觀點，而是從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來提出改革建議。可見，從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成敗的經驗教訓的理論高度來看，厲以寧是一位比哈耶克更不應該被忽視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人物。厲以寧說：“改革開放以來的許多年內，我們所著手的有關國有資本體制的改革，基本上集中于國有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即屬于第二層次的改革。國有資本配置體制的改革，即屬于第一層次的改革，實際上并沒有推進。國資委的主要任務放在對國有企業的管理和監督方面。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國有資本配置體制改革被忽略了。因此，在現階段談到中國國有資本體制改革時，必須兩個層次的改革一起進行，而且著重點應當放在第一層次的改革(國有資本配置體制的改革)方面。”厲以寧從政府不適合管理國有企業出發，給中國國有企業開出的藥方是今后國資委不再直接管理國有企業。國資委只管國有資本進進出出。“國資委可設置若干個按一個行業或幾個行業劃分的國家投資基金公司，把現有的國有股劃給某一個國家投資基金公司持有，作為該國家投資基金公司投入企業的國有資本，并根據該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派出董事會成員。”厲以寧的這個改革方案將全民所有的國有資本由授權社會主義國家代為行使經營管理權力，降低為授權給一個或幾個行業的國家投資基金公司進行管理，走上了越來越遠離社會主義生產過程的道路。

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私有化的改革方案。這個方案的要害在于，弱化了人民政府代表全體人民對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領導、管理和控制的權力。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是全體人民，是聯合起來的社會的個人。但是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全體人民尚不能完全自由地直接行使所有者的權力，而是要由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國家來代為行使所有者的權力。按照吳敬璉、厲以寧等經濟學家的觀點，政府是經濟人，政府官員不僅是經濟人而且還是尋租人的經濟人。由此他們得出結論：政府不能代表全體人民行使所有者和經營者權力。到此人們不禁要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以無數革命先烈拋頭顱灑鮮血的巨大犧牲為代價，打下來的人民江山為什么在一夜之間竟變成了由一群尋租的經濟人組成的謀利機構了呢？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政府，果真是已經墮落到這種地步的機構嗎？按照這種荒謬的邏輯，各級各類人民政府一定是不代表全體人民利益，是“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政府，那么，誰又能保證在這些所謂的“投資公司” 一定是能夠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是“有作為”或者“不亂作為”的機構呢？我們認為，如果說中央、省市縣各級人民政府不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行使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權力，那么，在國資委下面新成立的所謂“投資公司”，我們就更沒有理由相信它會更好地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行使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所有者的權力。這樣從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再推給一個更不負責任的“投資公司”，是一種“從本丟推給彼拉多”的解決方案。按照這種方案企業和國有資本被推來推去，必然最后羊入虎口。國有企業的毀滅是最終結果！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就是“吳市場”、“厲股份”等從新自由主義的鼻祖哈耶克那里繼承來的。他們不斷地重復哈耶克誣蔑共產黨為希特勒法西斯，污蔑共產黨領袖是好人干壞事的悲劇人物【17】。私有化經濟學家污蔑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是自私自利的經濟人，污蔑政府行使公共權力是尋租。我們認為，就像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不能一勞永逸地根除我們隊伍內部的變節者或叛徒一樣，現在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里也不能一勞永逸地根除腐敗和腐敗分子。我們共產黨人要高度重視并且要采取一切積極的措施解決自己隊伍內部的腐敗問題。在這方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十八大以后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我們要相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能夠依靠和發動群眾解決自身的腐敗問題。同時我們也要揭穿一些西化派經濟學家所謂私有化解決腐敗問題的謊言。我們共產黨內部出現腐敗分子，是因為這部分共產黨員干部沒有經受住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是因為市場經濟中這部分共產黨員干部，沒有經得住金錢和利益的誘惑而背叛了我們黨的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這絕不是能夠用私有化和市場化所能解決的問題。當然，對于治理腐敗和建設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二者之間的主次關系，我們要運用毛澤東同志關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的有關理論做具體分析，以求正確地處理反對腐敗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建設的關系問題。

事實上，按照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提供的方法論，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必須要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領域里都發揮公有制的作用。也就是說，公有制必須要在再生產的這些具體環節中實現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這樣的公有制才是真正的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現實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按照辯證法的運動變化的觀點，只有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才能實現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才能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直接利益。因此，衡量一種公有制生產資料是不是真的體現了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關鍵就在于看其是否實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是不是真正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按照這個判斷標準，不管以全民所有制冠名的生產資料數量有多大，如果不是用于實現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不是用于實現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是用于為少數人攫取經濟利益進行經營，那么，這種冠名為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就是和勞動人民沒有關系的生產資料。這種脫離了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變異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種變異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過是陷入“形而上學或法學的幻想”的生產資料所有制。這種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發生變異，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社會政治變化，以致于出現像原蘇聯東歐國家所發生的變化：共產黨失去政權，社會主義被資本主義所顛覆。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要引以為戒的深刻教訓！按照唯物辯證法運動和變化的觀點分析全民所有制經濟關系，我們的國有經濟成分的作用也不僅僅是局限于它在整個國民經濟總量占比的數量范圍之內。我們可以學習壟斷寡頭利用“參與制”控制經濟的辦法，放大國有資本的作用。然而，我們切切要注意，這里有一個利用和被利用的關系問題。我們絕不可以在混合所有制中淪落為只是參股者，如果這樣，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控制和利用！

我們分析的結論是，在社會主義現階段除了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以外，任何其他社會團體和企業集團都不能更有效地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使人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因此，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反對國家所有制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反對社會主義。

4、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作為新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有其特殊的本質和自身發展運營的邏輯。必須要運用公有制的邏輯去解釋和說明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不能運用私有制和資本的邏輯去解釋和說明社會主公有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蔓延以后，許多經濟學家實質上是用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邏輯曲解社會主義公有制。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度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當然也有人企圖繞開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制度去解釋共同富裕。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經濟學家，提出在不變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條件下，改善勞動人民收入和生活狀況的理論觀點。對此恩格斯批評道：“期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另一種產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電池的電極和電池相聯時不使水分解，不在陽極放出氧和在陰極放出氫。”【18】恩格斯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這一忠告，也同樣要引起我們在制定有關分配制度改革政策和方案時予以考慮。事實上，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要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各個領域里表現出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生產關系不同的邏輯。簡單地說，公有制有公有制的邏輯，私有制有私有制的邏輯，二者不可混淆。作為新生事物，社會主義公有制代表社會主義的新型社會生產關系。在這種生產關系下，勞動者之間才能夠實現真正的公平正義。要知道，這種公有制在剛剛誕生的時候還是很弱小的，但它代表了社會的前進方向。我們必須要滿腔熱情的支持、扶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只有這樣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能按照新生事物的成長規律成長壯大。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經濟學精英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設，不但不支持、不扶持，而且還有意地千方百計地去刁難和打擊，甚至欲除之而后快，這是很不正常的。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正視：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是十分薄弱的。我們的工人階級隊伍沒有經過機器大工業時期所受的鍛煉，因此，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還不夠高。中國工人階級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認識還存在某種片面性，存在著用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理解公有制的現象。例如，工人階級隊伍中，有的工人沒有工人階級的政治思想覺悟和修養，不珍惜來之不易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有的工人存在“站在這山望見那山高，站在高山望見平地高”的不務實工作態度。在計劃經濟后期的公有制工廠中，有的工人消極怠工。有的工人雖然知道公有制企業的資金、原材料以及生產的產品是共有的，但是作為個人他們認為，“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于是乎，一部分覺悟不高的工人便干起了毀滅公有財產的蠢事！由此看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鍛造一支現代工人階級隊伍還是意義十分重大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歸根到底要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實現。

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解，我們必須要站在社會化大生產的立場上，以一種超越生產資料小商品生產私有制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高度去進行解讀，否則必然會造成歪曲的解釋。國有企業“產權缺位論”或“產權虛置論”便是對國有企業曲解之一。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究其本質而言是全體人民自己來直接行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權利，并且直接享有相應的受益權。但是，在社會主義現階段，由于階級和國家尚未消亡，全民所有制生產資料只能由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國家代為行使所有者的權力。全民所有制企業從所有權的角度來看，所有者是全體人民。在現階段全體人民的代表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省市縣各級人民政府。國有企業 “產權虛置論”或“產權缺位論”，實質上是說各級人民政府不代表全體人民利益，是“不作為”或者“亂作為”的政府。這種國有企業 “產權虛置論”或“產權缺位論” 實際上，是國有企業“必亡論”。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思維方式和話語體系對我們經濟學家的俘獲。在陳佩斯和朱時茂表演的小品《主角和配角》中，陳佩斯不能超越他曾經當過日本漢奸的身份和思維方式，但又不甘心于自己扮演配角，他爭著去扮演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新四軍主角人物。當他從朱時茂那里奪得表演主角形象的機會時，他用他特有的方式進行表演。表演的結果是，他刻畫了一個穿著新四軍軍裝、竊取了新四軍領導地位而又透著從骨髓里流出來漢奸氣的人物形象。陳佩斯的表演令人捧腹大笑。那么，在中國經濟學界是否也有這種表演呢？我認為，厲以寧和吳敬璉等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解讀，可以與陳佩斯在小品《主角與配角》里對新四軍領導的主角形象的表演相媲美！因為他們無法超越資產階級的歷史唯心主義和小生產的私有觀念，他們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解讀就只能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小資產階級歪曲。

四、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如何實現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

20世紀蘇東國家以及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反復證明：在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不能直接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長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利用市場經濟手段發展社會生產力。然而，我們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利用一定的資本主義經濟手段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絕不是非理性的。我們注意到，就在中國部分經濟學家極力宣傳西方市場經濟神話的同時，以美國次貸危機、金融危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危機使歐美市場經濟國家仍處于復蘇乏力的狀況。有鑒于此，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能拒絕吸收借鑒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市場效率方面，但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又不能聽信西方市場原教旨主義為我們設定的旨在否定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特征因素。事實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中的反映社會主義本質因素就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

習近平同志用鳳凰比喻中國的國有企業，用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這種美麗傳說寄希望于中國國有經濟重振雄風，也以此預示通過中國國有企業的振興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鞏固和發展以國家所有制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有企業面向市場經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旨在鞏固和壯大公有制經濟的，“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也就是西方的公司制度。將西方公司制度運用于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關鍵問題時還要不要堅持國有資本的所有者或者是所有者代表——社會主義國家多公司生產經營活動以及重大決策進行有效控制的問題。代表私人利益的西化派經濟學家繞著彎去說，國有資本的所有者或者是所有者代表——社會主義國家應放棄控制權。而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們論證的就是為什么國有資本的所有者或者是所有者代表——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放棄這種控制權。《決定》原文寫道：“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在這里，黨的文件對于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性質、發展混合所有制的目的以及發展混合所有制對于國有經濟、對于其他經濟成分的意義等諸多項目都說得一清二楚，以至于不允許我們再有別的解釋。從“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個表述來看，第一，我們所要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絕不是為了混合而混合，而是為了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第二，我們所要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也絕不是要把其他所有制經濟一網打盡收歸國有，而是為了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然而，有人卻有意地進行曲解。有人強調混合所有制經濟不要規定國有資本控股，甚至有人鮮明地反對國有經濟控股，而是要讓私有制經濟取得控股。這是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特征的改革方案。混合所有制經濟，按照不同經濟成分在其中的股權權重不同，可以決定混合所有制經濟有不同的社會性質。只有國有制股份或集體所有制股份處于控股地位的股份公司，才可能是按照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管理和運營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目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基本國情是，社會總資本中已經有大量的私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還有一定數量的外資投資經濟。全民所有制國有資本占比不足30%。這個基本國情決定了國有經濟如果不采取控股經營的股份制企業，如果國有資本僅僅以參股經營為滿足，那么，國有資本就有可能被稀釋在國內資本和國外資本投資的私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控股的股份制企業之中，其經濟活動徹底被私有制經濟或“民“營經濟所主導。這是在中國，盡管就數量來說還有一個不小規模的國有經濟，但是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功能國有經濟卻不見了。我們以2012年全國各類企業注冊資本額為例，2012年不同所有制企業注冊資本額中國有企業6.12萬億，集體企業0.48萬億，股份合作制企業0.27萬億，公司制企業32.74萬億，私營企業31.10萬億，外商投資企業11.83萬億【19】。按估算，公司制企業32.74萬億中公有經濟成分占63%，則其公有資產占20.63萬億【20】。將股份合作制0.27都按公有資本計算，則公有資本占到27.45萬億,。社會總資本82.54萬億。若將27.45萬億均勻地混合投入剩下的55.09萬億私有制經濟中搞參股股份制，這很可能會出現公有制經濟不足以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局面。可見，對于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進行股份制改造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堅持國有資本控股混合所有制是十分必要的。否則，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將不再存在。

現在再來分析經營經濟學家的觀點。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了吳敬璉從新自由主義鼻祖哈耶克那里繼承了妖魔化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政府的理論觀點，現在，涉及國有企業改革問題，他自然把“國進民退”看作是中國改革的風險【21】。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吳敬璉心目中所祈求的中國改革與我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距離有多么的遠。共產黨人之所以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國有制為主導，其意義就在于要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保證新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能夠占主體地位。因此，以國有企業為基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關鍵就在于國有資本必須要處于絕對優勢要處于控股地位。只有這樣，我們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目的——在市場經濟中“放大”公有制經濟的作用——才能實現。在我國現階段經濟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公有制經濟與其他經濟成分相比在數量上已經不是絕對優勢的情況下，要保證全社會范圍內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占主體地位，就必須要放大公有制經濟的作用。因此，我們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原則問題是如何實現放大公有制經濟的作用，而不是要放掉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式和手段上“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最能體現社會主義特征的就是政府政府對國有企業的經營和管理，是對國有企業的經營和管理。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工具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調節中心的人民政府不能回避和否認這一顯著功能。否則，就是對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背叛。我們必須要提醒讀者注意是，由于中國的具體國情和現有體制上的原因，我們事實上是把政府的職能做了狹義的理解。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視野里，政府事實上是由黨派構成的，因而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解釋，黨派是通過政府的形式、以影響政府決策的形式發揮作用的。事實上，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界定的守夜人的作用，特別是其守衛國家安全的作用也是由政府來完成的。在中國現行的體制中，中國共產黨既領導人民軍隊保衛國家安全，也領導政府指揮協調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以往我們把政府的職能僅僅片面地理解為國務院的職能，這是有片面性的，必須要加以糾正。因此我們討論中國經濟問題時要注意不要陷入西方經濟學的話語體系而受到局限。

有人歪曲混合所有制經濟。例如譚浩俊認為，混合所有制更多的是一種市場概念，是必須建立在市場規則和規律的基礎上。離開市場概念，離開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即使存在多種所有制資本，也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混合所有制。他將混合所有制規定為“以市場為基礎、資本為紐帶，企業董事會能夠成為真正獨立于市場的決策機構，能夠對經營層進行公開選聘，能夠決定經營層的命運，能夠對經營層按照市場化要求進行評價考核。而企業的所有股東，也都具有平等的法律意義的權利和義務。真正的關鍵，在于政府能不能放權，能不能讓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22】第一，譚浩俊在這里將國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排除在混合所有制經濟之外。混合所有制就是所有制概念，至于這種混合所有制是通過市場的方式還是通過別的方式形成的，那是具體的形成方式的差異而已；第二，譚浩俊所說的“企業的所有股東，也都具有平等的法律意義的權利和義務”是違背股份制企業董事會決策重大事情的規則的。沒有那個股份制企業，其小股東和處于控股地位的大股東能夠擁有同樣的對企業經營管理重大事件決策的同等決策權利；第三，譚浩俊關注的是“政府能不能放權”。譚浩俊主張政府要徹底放權。關于政府是國有企業公有資本的最佳代理人，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唯獨只有人民政府才能代表全體人民行使對公有制生產資料行使所有者的權力，對于這個問題前面我們已經進行了較充分的論證，因此不需要在這里進行贅述。最佳代理人放權，那么，次佳代理人甚至其他代理人還能代表全體人民管好國有資本嗎？2014年5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特別強調：“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這里譚浩俊的理論顯然是一種否定政府作用的改革理論。

總之，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一個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習近平同志揭示了國有企業的未來發展，必然是經過一條對原有舊體制下的國有企業進行“否定之否定”的道路。為完成這一重大時代任務，我們必須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飛躍：

首先，中國共產黨必須要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要加強黨的理論和思想建設，要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武裝我們的黨，要注意克服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侵蝕。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的基礎上，進一步統一思想、振奮精神，把我們的黨建設成忠實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要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基礎上，建立和引領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不應該有層次不同的若干條。不同層次的若干條中一定會有許多條不是屬于“核心”部分的。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應該體現預備黨員在入黨誓詞中所宣誓的：“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具體化為日常工作中，就應該是為維護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關系而奮斗。作為國有企業領導人的黨員干部，一定要踐行共產黨人的核心價值觀，而不能沾染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自私經濟人的價值觀。我們黨要對黨員，特別是要對在國有企業中擔任領導工作的黨員領導干部，進行共產黨人核心價值觀教育，用一切政治的和司法的手段堅決懲治國有企業中黨員領導干部的職務犯罪。中國共產黨對國有企業領導干部不能采取所謂的“高薪養廉”政策。要將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服務的根本宗旨落實到黨員和黨員領導干部的具體工作之中。不斷改善和深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政府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領導，是搞好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重要的思想保證和組織保證。

其次，在意識形態領域里，必須要來一次撥亂反正，要高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目前我們必須重視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的圖謀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滲透，要有針對性地拿出切實可行的、有效的措施進行應對。特別是在全日制高等學校和各級黨政干部學校中，要果斷地制止一部分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和滲透的學術精英，向受教育者炫耀和灌輸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錯誤做法。要注意發揮意識形態陣地作用，要積極引導高等學校和各級黨政干部學校中的社會科學教師，創造性運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創新理論，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特別是對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進行批判。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實現在堅持、發展和弘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黨的創新理論基礎上，實現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發展。

再次，用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教育和武裝中國工人階級，盡快將中國工人階級鍛造成為能夠承擔起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重任的堅強的領導階級。按照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做大做強中國國有經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必由之路。中華民族要實現這一夢想，歸根到底要依靠中國工人階級偉大的創造力和貢獻。前面我們已經講到，由于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原因，中國工人階級隊伍的發展壯大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道路和過程。現在，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經過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和鍛煉以后以后，已經表現出了更加寬廣的胸懷和更加昂揚的斗志，是一個更加成熟的代表時代前進方向的偉大階級。我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中國工人階級一定會為做大做強中國國有企業和振興國有經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無愧于偉大時代的歷史性貢獻。

最后，對現有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要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辯證的否定觀予以改革。運用辯證的否定觀分析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不能簡單地對其說“不”！它應該是既有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肯定的理解，同時也有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否定的理解。從肯定的方面來看，共產黨人進行革命和建設，最終極目的就是要實現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要特征的、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消滅階級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目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的經濟形式，是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唯一可能的實現形式。共產黨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從根本上動搖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想和追求，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是中華民族能夠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經濟脊梁。因此，中國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從否定的方面來看，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我國目前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也確實存在某些弊端。由于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侵入，由于我們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對于思想文化建設和意識形態工作的準備不足，一部分黨員干部，包括一部分中高級領導干部，沒有經受住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將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作為個人牟取高額利潤和發財致富的手段，有的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淵。由于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思想的長期侵蝕，一部分工作在國有企業的工人，也將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看作是自己取得高額收入成為新富階層的手段，因而忘記和背叛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的遠大理想。因此，對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進行改革，必須要破除現在事實上已經存在的國有生產資料和國有資本為利益集團利用進行牟利的利益固化的藩籬，使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成為能夠為廣大人民群眾營造一種自己能夠作為所有者參與勞動的新型的社會生產關系。

總之，習近平同志關于“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關于“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等一系列論述，指明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光明的社會主義道路，國有企業在深化改革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主勞動關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必由之路。

注釋：

【1】見本文第4-6頁。

【2】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頁。

【3】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394頁。

【4】《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改革二十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295頁。

【5】《重啟改革議程——中國經改革二十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一月版，第295頁。

【6】安德森：《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和教訓》，見李其慶主編：《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頁。

【7】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頁。

【8】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頁。

【9】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10】馬克思：《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頁。

【11】馬克思：《論蒲魯東》，《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