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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軍：國資收益全民分紅，可否？——國企改革再評論之二十四

點擊：作者：梁軍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10-13 10: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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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打算出一本書，書名叫《國企改革再評論》。把十年間公開發表的國企改革評論文章集合呈現，再以現在的觀點與視角，對舊文所涉題材逐一進行二次評論。也許是因為批評味太濃，沒有出版社愿意接單。在此連載，給聽得見、聽得進批評意見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話題。

上一篇“再評論”《混合所有制的價值被嚴重低估》，寫了6000多字。相對于以前的表述風格，稍微深奧晦澀了一點，我自己也曾猶豫是否發出。截至昨日，依然有792人次的閱讀量。其中，有210人讀完了全篇（公眾號后臺會自動統計）。

對這個數據，我已經很滿意了。再次感謝你們！

今天這篇“再評論”，我們輕松一點，講一些與我的研究成果有關的小故事。只不過，小故事里套著大道理，套著事物發展演進的邏輯。

2014年第4期的《國企》雜志，發表了我的一篇評論文章，題目是：《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的邏輯與路徑》。

大家可以看本“再評論”系列的第一篇（文章鏈接：《梁軍：十年回望，道阻且長——國企改革再評論之一》），介紹的是2011年發表的《國企改革仍在錯誤的軌道上慢跑》。今天介紹的這一篇文章發表于2014年，講的還是對國有資本上交紅利這一問題的看法。多年過去，本人的觀點不但沒有方向性的轉變，反而進入到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更深層次。

在隨后的研究中，本人還寫下了其他一些相同主題與述求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實在是過不了媒體編輯的審核關，只好在微信平臺上發布。比如《國資劃轉社保：陰謀還是陽謀？》《是時候該考慮給國資委改名了》等。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所有這些文章（研究）的中心思想，都是要厘清國有資本（即經營性國有資產）與全民的法理關系，并由此延伸出針對國資國企的監管依據、路徑、方式的建議。

暫且不說國有資本收益怎么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理應上繳。但是，上繳給誰、怎么處置，這似乎不是理論界關注的問題。在我看來，這很有可能就是國企改革總是不能取得徹底成功的理論盲點！

盲點？

盲點！

我在前幾篇“再評論”中曾說過：“20年的實踐，反復地試點、試驗、試探、試錯，一直沒有如期如愿實現當初定下的改革目標，說明我們的改革理論一定存在某個盲點。”（文章鏈接：《梁軍：寫在“三年行動方案”出臺之前 ——國企改革再評論之二十》）

我可能捕捉到這一重大理論盲點了。

其實非常簡單。如果是私人投資，可不就是奔著最終的資本收益而去的嘛！想到最后能分紅，能發財致富，于是，沒有誰動員，也不需要誰來動員，投資、監管、運營的所有環節，已然具備了強勁的動力和自覺。

所以，我將國有資本收益上繳這個環節，依據國有資本全民所有的屬性，向前延伸一步，提出國有資本收益全民分紅的概念。現有的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就從投資、監管、運營的結果，變成為實現國有資本收益全民分紅而投資、監管、運營的起點。從結果變成起點，形成一個完整的閉環。

可別小看了這小小的一段延伸。管理理論特別強調閉環管理。實現了閉環，才能有序循環，才能生生不息，自我發展。

我幾乎可以斷定：中國的國企改革，最終必將走向以全民分紅為切入點的全民所有、全民監管、全民共享的創新體制！也只有實現了以全民分紅為銜接點的閉環系統，國企改革才有可能最終走出理論與實踐困境！

本人在2013年完成了一份綱領性的改革建議，即《全民所有資本監督管理體制設計綱要》，并在2013年11月25日掛在網上，算是立此存照，留個痕跡，將來好討一個首創的說法。在這篇《設計綱要》文本中，本人對國資國企的監管閉環邏輯進行詳細的理論闡述，并給出可操作性的制度設計。

雖然此前也有一些學者提出國有資本紅利（收益）全民分紅的建議，但是，他們也僅僅是提出分紅而已，并沒有從國有資本全民分紅的法理依據出發，更沒有從通過全民分紅來還原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源意義。當然，也沒有通過全民分紅來解決國有資本的監管方式變革問題。其中，一些長期主張私有化的學者，他們所倡導的全民分紅，并不是站在全民的根本利益上為全民謀福利，而是要借分紅來解構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

我十分自信，我的這套理論，猶如深埋在土里的金子，在等待一場吹盡黃沙的狂風。這個過程會是漫長的，但是那一天一定會來。

當一個人確信自己掌握了真理，掌握了開啟一道塵封百年大門的密碼，那是何等的快樂？！

說幾個與之相關的小故事，以紀念這場漫長的等待（個別故事在此前及后續的“再評論”中或有提及，在此算是系統歸類，各位見諒）。

其一：2014年10月，一個上級調研小組來到廣東，為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提供地方調研情況，調研主題就是國企改革。本人收到邀請參會，并做第一位發言。我在僅有的10分鐘發言時間里，簡明扼要地梳理了國企改革總是走不出困局的理論邏輯，僅在最后結尾處提示，已有現成的基于上述邏輯推導而來的《全民所有資本監督管理體制設計綱要》文本，引起與會領導的關注。負責記錄的一位處長當場問我要走了電子版，并說“我聽了那么多關于國企改革的建議，感覺你這個建議是最適用的。”

其二：2014年12月，國務院國資委新聞中心在廣州舉行首屆國企改革前沿論壇，本人受邀在論壇上做題為《把國企與人民福祉的關系講好、做實》的演講，將上述我對國有資本紅利實施全民分紅的概念做了簡要闡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宇教授（現任《求是》雜志社副總編輯）是我的發言點評人。他上臺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覺得梁軍講的非常好，按照他所講的去做就好了啊！”

其三：我曾經將《設計綱要》特快專遞給分管國企改革的國務院領導。在若干個星期以后，卻收到信訪部門發來的短信，說是“您提交的材料已經收到，正在轉交有關部門處理，請等候處理結果”，云云，并給了我一個受理號。這中間發生了什么機理性的周折，本人實在是想不明白。結果一定是泥牛入海。

其四：黨中央發布《關于建立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制度的意見》以后，各省的人大都動了起來，逐步貫徹落實。本人受邀參加了省人大組織的一次專家專題座談會。會上，本人闡述了基于人大行使國有資本監管權的法理邏輯，以及上述《設計綱要》中關于由人大向重點國企委派“全民監事”這一核心建議。散會后，大家往外走，幾位領導不知道本人正好跟在其后，正在大聲討論座談會上的觀點。其中一位女領導說：“梁軍那個建議，讓我們人大去具體監管國企，那不是扯淡嗎？”

講到這里，我有意無意地，將本人公眾號起名“全民監事”的原因，向各位做了一個交代。

我在網上查過，全民監事這一稱謂，除此一家，別無分店。

關于全民監事，在《設計綱要》里面，有詳盡的闡釋和設計。那是一個為實現全民監管國有資本而設的職務角色。

我自詡全民監事，與《設計綱要》里的職務角色不一樣。作為一名領國家薪水的專業研究人員，作為一名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我自覺自愿做沒有得到全民委托、也沒有監事職務津貼的全民監事！

今天只講這些故事性的內容，理論闡述不多。不過，后面的這篇發表于2014年4月的文章，建議大家還是認真看一看。

比如下一句——

“用現金分紅來提升全體國民尤其是底層弱勢群體的消費能力，擴大內需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比重，應對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用現金分紅來促進共同富裕，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贏得與資本主義競爭的比較優勢。”

這句話，用在當下應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的圍堵打壓，用在開拓國內循環經濟的政策抓手，用在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偉大斗爭方面，是不是具有超前的戰略思維呢？

用我曾經寫下的一首感懷詩，結束今天的“再評論”吧——

吾有張良計，兼有過云梯；

誰人遣飛鴿，報予......（注：本文多處用詞觸及敏感詞，只能部分省略，讀者自己填詞）

原文：

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的邏輯與路徑

（《國企》雜志2014年4月號）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有一句話：“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這句話被學者廣泛解讀及媒體高調歡呼，被視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具體體現。

然而，據筆者的觀察，社會各界對上述改革舉措的關注，僅局限在“百分之三十”這個數字結果上，并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故而有人嘀咕為什么不是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殊不知，這里蘊含著極其嚴肅的理論與制度問題。若不予以明確，這“百分之三十”的上繳結果及其上繳過程，卻是十分嚴重的。

我們分“為什么上繳”、“怎么上繳”和“上繳以后怎么使用”三個層面來進行解析。

一．為什么上繳？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很不簡單。簡單的邏輯是——國有資本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產生了利潤，理應由全民共享。但是有誰關注到國家財政、國有資產、國有資本相互之間的關系呢？簡單地說，國家財政是通過強制性財稅征收形成的貨幣資產；國有資產是包括土地、礦產、森林、河流、海洋等自然資源，還包括政府行政資產如樓堂館所，以及醫院、學校等；國有資本是屬于全體國民共同擁有的，為獲取收益而投資于工商業，通過公平競爭，所產生的資本紅利可實行直接分配的貨幣或實物等資產的總稱。

以上關于國有資本的定義，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本源意義上的回歸。明確了這個定義，就很容易連帶地明確了三者的關系：國家以稅收為主體的財政預算，理應對國民基本公共服務實行兜底保障；自然資源等國有資產的使用理應實行公平、有償的市場化原則，所有收入轉入國家財政；以經營性為特征的國有資本理應與政府公權力分離，按照市場經濟體制下公司治理的規則公平、自主經營，所產生的收益上繳，應做出有別于財政保障的分配及使用設計。

順著這樣的邏輯，回答“為什么上繳”問題——屬于全民所有的國有資本，投資到具體的每一獨資、控股、參股企業，產生利潤，向出資人即全體國民分紅，理所當然，天經地義。需要注意的是，這個邏輯所依據的是《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是公司必須遵守的市場經濟法則，與國家征稅的強制行為不是同一個概念。

二．怎么上繳？

國有資本所遵循的市場經濟法則一旦確立，收益上繳的路徑便清晰可見了。只要是以公司形態注冊運營的國有獨資、控股、參股企業,產生了利潤,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由公司股東會或董事會決定實施分紅方案，向全體國民出資人的代表——國資委上繳資產收益。國資委根據實際情況授意股東會或董事會,對經營業績好的國企作出多分紅的決定,對經營業績不好的國企作出少分紅甚至暫不分紅的決定。所有收益上繳到國資委以后，再根據具體情況，由人民代表大會決定投入再生產與轉為國民分配之間的合理比例。這個“百分之三十”的目標，是針對國有資本整體而言，不應該變成籠統的針對每一具體出資企業，而且是由國資委以出資人的身份，合情、合理、合法地上繳，而不是通過政府公權力強制性地一刀切上繳。

這樣的收益上繳法理路徑一旦明確，也順帶解決了當下所有注意力都忽視的一個問題，即收益上繳以后留在企業內部的那部分收益的監管問題。同理，一切都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通過現代企業制度的治理框架實施有效監管，避免現今出現的變相福利開銷、盲目投資等問題。

三．上繳以后怎么使用？

這個問題同樣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未能很好地破題。如上文所言，國家財政本來就應該對國民基本公共服務實行兜底保障。很淺顯的一個道理，在一些國有企業占比很少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難道因為缺少了國有資本收益上繳部分，國家就無法提供國民基本公共服務保障了嗎？我們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究竟該體現在哪里？國有資本收益上繳部分，難道就只有與國家財政合并使用這一條路徑嗎？為什么國民越來越不關心國企的改革與發展？這難道與收益上繳部分的模糊使用方向沒有關系嗎？

如果我們回到上述關于國有資本的定義，及其法理的、市場的運行邏輯，以及作為所有者的國民心理預期來分析，就不難推導出實行國民現金分紅的結論來。是的，分紅。按照一定的、漸進的比例實行國民現金分紅。用現金分紅來還原國企的屬性，還原全體國民所有者的出資人權利，提高國民關心國企、監督國企的積極性，為深化改革爭取最大的民意支持；用現金分紅來提升全體國民尤其是底層弱勢群體的消費能力，擴大內需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比重，應對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用現金分紅來促進共同富裕，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贏得與資本主義競爭的比較優勢。

關于百分之三十收益上繳的既定目標，既是當前國企改革理論滯后的一個表象，或許也是認同當前制度監管不力、承認國企利益集團事實存在的一個無奈之舉，但更多的是指出了國有資本收益上繳的政策趨勢。

《決定》提出，“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等等，都為我們更準確地解讀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問題，提供了解放思想、理論創新的方向、原則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