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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軍：混合所有制的價值被嚴重低估 ——國企改革再評論之二十三

點擊：作者：梁軍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10-04 09: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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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打算出一本書，書名叫《國企改革再評論》。把十年間公開發表的國企改革評論文章集合呈現，再以現在的觀點與視角，對舊文所涉題材逐一進行二次評論。也許是因為批評味太濃，沒有出版社愿意接單。在此連載，給聽得見、聽得進批評意見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話題。

這一期的“再評論”，間隔時間太長了。向大家說聲抱歉！

幾個原因。一是突然插進來許多工作，分了心也分了時間。二是接下來這一篇寫得比較棘手。曾想放棄，跳過去寫下一篇，又不甘心。堅持下來，浪費了不少時間。三是突發奇想，想觀察一下，在停發文章的情況下，本公眾號的傳播情況。

在停發文章的情況下，每天還會有零零星星的讀者加關注。這說明，即便我的公眾號與網紅大號無法比，但是，依然有關注國資國企的朋友在向他的朋友介紹推送。

這是我繼續寫下去的最大動力！

下面，還是按照此前的格式，我們講第23篇。

2014年11月4日，我在《中華工商時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目是：《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法治的長久共贏》。

這是第3篇曾經發表的關于現代企業制度的文章。如今，“再評論”也跟著寫了3次。總是糾纏一個問題，挺沒意思的。寫完這一次，我都不想再寫相同題材的文章了。

可是，現代企業制度一天不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繞得開嗎？

況且，現代企業制度還不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最高境界，各位意識到沒有？

找個機會，我會重點寫一下，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為什么沒有了“國有”兩個字。可能還沒有人關注到并研究透這一重大變化。

今天的題目是《混合所有制的價值被嚴重低估》。讀者朋友會產生疑惑——能促成混改，民資肯投資，國資愿接受，那就謝天謝地了！再根據你說的，形成一定的相互制衡、協調運轉，不半道上鬧掰了，還想咋地？

要我說，混合所有制是公有和私有兩種出資人價值體系的融合體，理論上存在著能發揮各自的優長基因，通過嫁接而形成一種比其他任何單一出資人類別更優的現代企業制度與文化。

如果上述判斷成立，那么，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不僅僅是“宜獨則獨、宜控則控、宜參則參”這么簡單了，而應提倡“應獨必獨、宜混盡混、以控為主”。

有沒有這么夸張啊？

還真就有這么夸張！

上述觀點，我還沒有看到類似的解讀。

您或許會說我嘩眾取寵。等我把話講完，各位再噴不遲。

這涉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競爭的宏大命題，涉及到怎樣正確認識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各自優劣性和歷史局限性問題。展開來，半部學術專著的分量都打不住。

考慮到公眾號讀者的閱讀習慣，我盡量說得簡單通俗一點。

第一個問題：私有制好不好？

自英國工業革命產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來，資本主義的屬性決定了市場的主體是私人資本。即使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出現股份制乃至上市公司，其主體依然是由大大小小的私人資本（資產）構成。

私有制好不好呢？辯證地說，在資本主義的整個發展階段，因為資本的市場逐利性，使得不論是企業主還是勞動者，都能迸發出內在的強勁生命力。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無利不起早”，等等。最極端的，可以上升到“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高度。

從這個角度看，私有制是最符合“人性”的制度安排。

在資本主義社會，比較學術的、通行的說法，就是“有恒產者有恒心”——請注意：這一句話，基本上成為所有否定公有制的學者們津津樂道的一句“至理名言”。

在私有制下，有能力、有條件成為企業主的人，畢竟只能是少數。他們固然有上述那樣的“恒心”和動力。對于沒有能力、沒有條件成為企業主的人，也即只能受雇于企業，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換取生活資料的絕大多數人，又是一種什么情形呢？

很簡單，你努力工作、好好表現吧！

因為，企業主不是慈善家，市場競爭也不是請客吃飯。殘酷的市場競爭，迫使企業必須壓低成本、提高效率，每一家市場主體都是停不下來且高速旋轉的陀螺。而身處其中的勞動者，被迫自動自覺地強化自己的勞動付出，以免被這個高速旋轉的陀螺給甩出來。資本的內在邏輯，又驅使企業自覺或不自覺地發生奴役勞動者的現象。作為被迫出賣自己勞動的勞動者，只能通過更努力的勞動付出，才能獲得一個相對其他勞動者更體面、更穩定的收入。

所以，不管是企業主，還是受雇勞動者，都在資本的運行邏輯下，扯下溫情的面紗，被迫拼盡全力。于是，整個社會的經濟運行，便呈現一種內在的“活力”。

點一下題——如果沒有這樣的“活力”，如果不承認這樣的“活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

但是，這樣的“活力”，并不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全部意義，甚至也不是主要意義。

我們繼續往下走。

上面說到，從這個角度看，私有制是最符合“人性”的制度安排。然而，這樣的“活力”的代價，則是人性的異化。人成為資本的奴隸，資本成為少數人奴役大多數人的工具。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矛盾不可調和的原始密碼。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說，“資本來到人間，每一個毛孔都滴著骯臟的血”。

上面還說到了人性。是的，私有制確實最符合做為自然人的“人性”。對此我們不必回避。但是，人性最光輝的另一面，就在于具有自覺的主體意識，能夠通過人類自身的意識形態飛躍，逐漸脫離基于動物界生存的叢林法則。在面對所有制問題上，人類終將通過自身的革命，徹底征服并駕馭資本，消滅少數人對大多數人的剝削和奴役，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在這一人性覺醒并為之奮斗的歷史進程中，馬克思是先行者，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堅定的實踐者。

您很久沒有看到上面這句曾經熟悉而又被很多人遺忘的話了吧（“資本來到人間，每一個毛孔都滴著骯臟的血”）？各位不必驚詫。我寫公眾號文章，不想說教，也沒有資格說教。但是，資本的邏輯，一經被馬克思發現，它就始終擺在那里，并不因資本主義在蘇東巨變以后的發展而有所改變，也不因中國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有所改變。只是，我們的確需要客觀、辯證地認識它，并最終駕馭住它，使之為發展社會生產力服務，為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服務，為人民而不是為少數精英服務。

當然，汲取了深刻的教訓，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并不準備在生產力發展不充分、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徹底否定它。

對于研究國有經濟和國企改革的學者來說，如果沒有上述的歷史觀和價值觀做指引，僅僅糾纏于企業管理層面的技術細節，我不太相信他能得出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需求的結論和建議。

關于私有制的危害，我們的老祖宗馬恩列斯毛，已經說得夠多的了。就連那些堅定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但是卻不斷推進社會改良的西方理論家們，在這方面的闡述也是汗牛充棟。如果作為21世紀的現代人，到現在你還不承認私有制對人類社會的危害，一味地迷戀、崇拜私有制，甚至主張徹底消滅國企，那我們就無法討論下去了。

國內真有一批這樣的人，層級還不低，一味地迷戀和崇拜私有制。跟他們真的無法討論下去。

第二個問題：公有制好不好？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當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掌握生產資料以后，在滿足以下兩個前提條件——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勞動者的思想覺悟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以后，人類應該邁進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從而徹底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使人得以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這就是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甚至愿意為之獻出生命的人類最偉大、最崇高的事業。習近平總書記經常說起，“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以為這個“革命理想”是在說什么呢？！

那么，怎樣首先實現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革命目標？在掌握政權后，怎樣才能進一步解放社會生產力，同時實現勞動者的思想覺悟同步提升，從掌握政權之前的單一私有制為主體，發展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單一公有制為主體？

這就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全部命題。

在經歷了早期的單一公有制為主體、輔之以計劃經濟體制的特殊發展階段，并在取得各方面發展成就與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怎樣才能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而在未來某個歷史節點，自然地而不是強制地，漸進地而不是急速地，實現公有制占絕對的主體地位，實現共產主義偉大理想？

這就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命題！

有讀者堅持閱讀至此嗎？

不管有多少，不管有沒有，我還將繼續。講完下面這一段無可回避的重要內容，就給出結論。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的指引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全球范圍內興起。在前蘇聯和中國等社會主義運動取得政權的國家，曾經實行了相當長時期的單一公有制形式。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單一公有制形式，有其歷史特殊性。這既包括了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探索，也包括社會主義國家早期，在資本主義列強圍堵打壓之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國有制生產組織方式。

前蘇聯曾經憑此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強國。這是改變不了的歷史現實。當然，蘇聯的社會主義最終走向了瓦解和破滅，又有其特殊的歷史成因。

蘇聯的情況我們不說它了。說回我們中國。

建國以后的30年，我們也逐步實行了單一公有制的經濟體制，也曾取得了屬于那個年代歷史條件下的輝煌。盡管我們站在今天的高度回望那段歷史，以當下所掌握的歷史分析邏輯，能指出它存在的問題，但是，那30年的崢嶸歲月，也絕非像某些極端的說法那樣一無是處，并沒有駭人聽聞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

這就是“兩個互不否定”的哲學意義。

還要不要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還要不要堅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這些問題也不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重點。想不通的，不服氣的，重點閱讀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中央文件，自行腦補。

第三個問題：私有制和公有制，究竟哪個好？

我這樣設問，不是很地道。因為，很容易讓討論掉進預設的陷阱。

但是，即使我不預設這個陷阱，我知道有一些人，也會自動自覺地陷進去。國企改革三四十年了，有一些人，一直沒有走出上述這個二元對立的陷阱。

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具備辯證法思維和歷史大視野。

我非常敬重的學者盧麒元先生，在一篇杯葛吳敬璉和厲以寧的網文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述。我輯錄于下：

“沒有足夠的哲學功底，就不要妄言經濟學邏輯。妄言經濟學邏輯，不僅僅會犯教條主義錯誤，還有可能導致人民的苦難和國家的災難......哲學講究辯證，經濟學判斷從來都是相對的，或者說經濟學沒有絕對是非標準。再深入一步，經濟學研究的著眼點是度的問題，也就是所謂邊際效用問題。任何事情都存在局限性，正所謂過猶不及。”（有興趣的讀者朋友自行網上搜索盧麒元的《市場化與私有化》一文）

我們曾經將某些事物絕對化，過猶不及了，教訓十分深刻。可是，中國共產黨人有自信，有勇氣、有智慧、有機制做出實事求是、但又不忘初心的修正，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進而將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從“基礎性”提升到“決定性”的高度，“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個人認為，這是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對私有制某些積極作用方面的正確態度，也是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最直白的理論支撐。

我們共產黨人尚且有勇氣承認私有制存在的某些積極作用，愿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而我們的對立面，卻只認私有制萬能的死理，非要將公有制經濟置之死地而后快。

這算不算是他們“哲學的貧困”？

我開始給結論了——

私有制，一定有它特定歷史時期的正面作用。不然的話，人類在近代以來，不可能發生飛躍式的進步。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它依然能發揮這樣的特殊作用。但是，私有制的負面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是理論和實踐都反復證明了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其負面作用將愈發凸顯，不可調和。

公有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理想所有制形態。當然，這樣的理想所有制形態，是在經歷了私有制充分發展，從私有制中異化出來、卻又與私有制完全對立的所有制形態，而非原始社會的自然公有制。公有制的正面作用，也是理論和實踐反復證明、并將繼續得到證明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完全的、單一的公有制，條件還不充分，它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對市場化的不適應性。

因此，為了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得以完美結合，并借助于市場經濟的“活力”來發展壯大公有制，這就需要我們給予私有制必要的發展空間。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于“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的理論依據。

如果要更形象一點的比喻，私有制就好比“鯰魚效應”中的鯰魚。沒有它，市場經濟大池子里波瀾不驚，不利于其他魚類的生存發育成長。但是，如果鯰魚泛濫成災，徹底統治大池子，也不符合其他魚類和絕大多數水生物的共同利益。所以，必須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政治道理，是不是就非常淺顯易懂了？

以上所說的，是宏觀層面的所有制結構多元并存問題。但這不是我們所指稱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混合所有制經濟是特指在微觀市場主體層面的一種公有制與私有制股權混合的行為。

在上兩篇“再評論”中，我著重講述了國企引入民資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價值意義，就是要借助于私人資本出資人出于對自身權益的安全和利益最大化追求，在混合所有制企業董事會、監事會等決策、監督層面，對國資出資人代表可能的懈怠、盲動、自利等非市場化行為，進行現場監督、近身監督、全程監督，從而達到對國有股東有效制衡的效果，實現市場化的決策、監督、激勵和約束，徹底改變國企市場化動力不足的問題（見《梁軍：混改不能變成“不以結婚為目的的談戀愛”——國企改革再評論之二十一》）。

但這還不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最高境界。

我在上面費了那么多筆墨，分析公有制與私有制各自的優劣，以及這一優劣表現在不同發展歷史階段的轉換和發展趨勢，就是為了證明，單一的公有制企業和單一的私有制企業，可能都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最優企業組織形式。同樣，也可能不是當今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最優企業組織形式。那么，我們為了完善國有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在保持國有控股的條件下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將兩者的優點嫁接在一起，發揮到極致，將兩者的劣勢抑制到最小程度，會不會產生一種既超越單一公有制企業、又超越單一私有制企業的最優企業組織形式呢？

如果理論可行，實踐能證明，那么，我們是不是對世界經濟發展理論貢獻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解決方案？

進而，我們的國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業，是不是可以得以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在與以單一私有制形式為主體的歐美跨國公司競爭中，逐步凸顯體制競爭優勢呢？

請問，我們在埋頭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過程中，有沒有對上述理論假設做出深刻的思考和科學的闡釋？

我把這個問題，拋給中國理論界。

即使無人響應，我胸中已然有了答案。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解釋。在理想化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里的每一位員工，因為受到非公有出資人對資本投資回報追逐動力的壓力傳導，必須像受聘于單一私有制企業那樣竭盡全力服務于企業經營，但又無需擔心被資本過度奴役或無辜遭解雇，同時還兼具國有企業特有的平等地位和人文關懷，那么，他們所迸發出來的能量，與單一公有制企業的慵懶渙散相比，與單一私有制企業的高強度壓力相比，哪一個更強勁，哪一個更真實，哪一個更持久？

同理，在員工薪酬福利、企業社會責任等等方面，這樣的混合所有制企業都能夠既符合市場化的內在需求，又能夠體現社會化的價值標準，既有活力，又有定力，既符合少數出資人利益，也滿足國有出資人以及全體員工的主體述求。

相對于上述價值表現，各位說說，我們現今對混合所有制的理解和構建，層次是不是低了一點啊？

由此區分，低層次的混改只是資金、技術和市場的合謀，中間層次的混改是相互制衡、協調運轉的現代企業制度構建，最高層次的混改是資本屬性與企業文化優秀基因的融合。

以我的簡陋估算，現今的混改進程，低層次的約占7成，中間層次的約占不到3成，達到最高層次的，我不敢說完全沒有，但肯定是鳳毛麟角、寥若晨星。

這篇“再評論”寫長了。下回改正。

能堅持閱讀至此的讀者朋友，請為自己點贊！

原文：

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法治的長久共贏

（《中華工商時報》2014年11月4日）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但一些解讀呈現完全對立的趨勢，或令文件起草者始料不及。

兩種傾向是：一曰要在壯大國資實力的同時帶動非國資發展，一曰要借非國資實力改造乃至消滅國資。這兩個觀點皆不明就里，甚至有些不自量力。于是，在雙方的各自表述中，底氣不足和理論漏洞便逐漸顯現。在雙方的底氣不足和理論漏洞中，我們反而找到了雙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那就是——通過“混改”，使雙方都能借以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法治的、長久的共贏。

國有資本的最大問題不是某些理論所說的“產權不清”，而是真實的所有者缺位。國有資本屬于全民所有，產權再清晰不過。問題在于，全民是群體和整體，不能都來企業做決策，于是通過全民的代理人即各級政府，委托予國資監管機構實行監管，國資監管機構再委托企業董事會進行具體管理與運營。在這個層層委托——代理鏈條上，真實的所有者便“缺位”了。而每一層代理人并不是代理自己個人的利益，僅僅是一種職務行為。于是，各種天然的人性弱點便體現出來。國企出現的所有負面問題都出在這里。

于是，我們看到幾十年來的國企改革，就是各種外部的、行政的、經濟的、黨紀國法的監管手段被循環往復地試驗和使用。僅就監管而言，不可謂不嚴密和不嚴厲。企業黨委、企業紀檢、企業職代會、職工董事、外部董事、外派監事、外派紀檢……疊床架屋，層層設防。其結果，整體效率總是不那么盡如人意，依然時不時爆出一個資不抵債，時不時冒出一個“蔣潔敏”。

企業自身管控能力建設不到位，何來帶動非國有資本的共同發展之能力？

發展混合所有制，是目前有可能改變國資監管困局的一劑苦藥。

道理很簡單。“混改”以后，新加入了能代表個人利益的非國有資本股東。他們投入的股本是個人的真金白銀，公司經營的好壞對個人而言刀刀見肉，他們不可能繼續容忍低效率、一言堂、亂作為，不可能對腐敗、貪污乃至高薪酬、高福利等侵害股東利益的行為視而不見。他們必將在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等所有能主張權利的場合，對上述行為實行近身監管、實時監管、嚴密監管和全程監管。非國有資本股東的進入，猶如人們常說的“鯰魚效應”。在一段時間的箭拔弩張、反復磨合之后，使企業逐漸歸于現代企業制度下的新常態，即因制衡而平衡，因協調而穩定。非國有資本股東的資本安全、增值了，國有資本也就順帶安全、增值了。

對于國資監管機構來說，應該樂于見到這樣的局面；對于國企代理人來說，這良藥苦口，不服也得服。

非國有資本在對待“混改”問題上，也有一個逐漸認識自己的過程。

非國有資本自身的底氣不足和理論漏洞顯而易見，他們自己也毫不諱言。“民營企業的家族化管理模式亟待改造”，“民營企業在技術、管理、資金和市場諸多方面與國企還存在差距”，“民營企業的自有資金不足以支撐其進入大型國企”，“民營企業家的個人素質、眼光也有待提升”……若如此，怎么就該當你去拯救國企了呢？

我們的絕大多數非國有資本都是從個體、兄弟、朋友、家族等初始形態一點一點做起來的。企業規模不大時，所謂個人的市場感覺、大佬的決策方式、靈活的市場策略，或許都是走向成功的必備。但是當企業邁進中等規模時，上述特點反而成為部分企業的滑鐵盧。企業要再往大型規模發展，依然保持上述特點的企業就鳳毛麟角了。可以這樣說，要成為現代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大企業，就必須接受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造，就必須擯棄創始階段的草莽英雄情結和習慣。這是市場經濟規律中的鐵律！

由此說來，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在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點上，找到了彼此需要的最大共識。發展混合所有制的優勢、意義、目的皆在于此。非國有資本（尤其是中等規模企業）與具備一定資源優勢的國有資本對接“混改”，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改造和提升，既是發展壯大的機會，也是一條現實捷徑。

最后補充一句：一些專家所說的“國企的資源優勢加民企的靈活機制”，那是書齋里的理論推演。“混改”以后，非國有資本的所謂“靈活機制”，必須受現代企業制度的抑制和約束。各方的“靈活”、“激情”、“果斷”，都必須納入公司治理的軌道，才能確保企業的穩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