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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李達與毛澤東有“爭論”源自梅白的“回憶”

梅白(1922—1992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寫過雜文、政論文和文學作品。他1968年蒙冤入獄,1976年獲釋。20世紀80年代,梅白開始發(fā)表文章及回憶錄等。有關1958年李達與毛澤東的爭論就出自梅白的“回憶”。早在198年,“梅白在武漢大學紀念李達誕辰95周年的會上披露了1958年李達與毛澤東在東湖客舍當面論爭‘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chǎn)’,舉座皆驚! 人們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李達的睿智和膽識”。但這只是他在學術會議上的“披露”而已。

1988年,梅白在《春秋》上公開發(fā)表回憶文章《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其中述說了1958年“大躍進”期間,李達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chǎn)”口號等問題與毛澤東發(fā)生激烈爭論。梅白的原文主要部分是這樣的:

1958年,李達同毛澤東有點分歧……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潤之”。當時主席在陳毅陪同下, 正和卡斯特羅談話。我請陳毅轉(zhuǎn)告主席,說李達求見。不料李達一見毛澤東就發(fā)起火來:“潤之,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chǎn)’這句話通不通? ”我趕緊說標語是武大學生在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的。毛澤東要我寫出這個口號來。我說:“我也收到群眾來信,請求公開批判這個口號,我以‘龔同文’名義寫了:《論口號不能亂提》。” 毛澤東看后說:“這個口號同一切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 一重性是講可以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并且又用紅軍長征等歷史來加以說明。李達聽得不耐煩,打斷了毛澤東的話,說:“你的時間有限,我時間也有限,你說這口號有兩重性, 實際上是肯定這口號是不是? ” 毛澤東當即反問:“肯定怎樣?否定又怎樣?”李達氣沖沖地說: “肯定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fā)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我雖然沒有當過兵,沒有長征,但是我相信,一個人要拼命,可以‘以一擋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要有地形作條件, 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是無限大的。現(xiàn)在人的膽子太大了。潤之,現(xiàn)在不是膽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則可能是一場災難。我見李達越講越激動,未等他把話說完,我便彈了李達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講了。恰好被毛澤東發(fā)覺了, 他也生氣地說:“小梅, 你不要搞小動作,你讓他說,不劃右派。”李達繼續(xù)說:“你腦子發(fā)熱, 達到39℃高燒, 下面就會發(fā)燒到40℃, 41℃,42℃……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大災大難, 你承認不承認? 毛澤東聽到這話就坐不住了。

我見天色已晚,就叫李銀橋(衛(wèi)士長)準備飯菜。李達執(zhí)意要走,說:“我不吃飯,我是校長, 大躍進餓不了飯……。”毛澤東只好說:“小梅, 你送老校長回家。今天他火氣很大,我火氣也不小。”說完,又對李達說:“你說我發(fā)熱39℃,看你也有華氏百把度了。在成都會議上我說過,‘頭腦要熱又要冷’,你問梅白。”李達說:“對,現(xiàn)在你先下馬! ”

在我送李達的途中, 李達說:“My dear younger Mei,毛主席的 ‘兩論 ’ 都好, 卻想不到現(xiàn)在把主觀客觀顛倒至如此程度! 他說斯大林 ‘三七開’他自己將來如何開? ……毛澤東思想的價值就在于它充滿了矛盾而善于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夠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確地說明世界, 就不能正確地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況才好下決心,你勸勸毛主席吧! ”

我送李老回來,毛澤東對我說:“小梅,今天我們兩個老家伙很不冷靜, 這在你們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還是壓制, 差點與李達干起來。”我問主席:“你是否要把你對李達的評價公開發(fā)表?象對魯迅那樣?”他說 “這與魯迅的情況不同,我現(xiàn)在在認識論上發(fā)生了問題,離開客觀走向主觀唯心主義。我和李達的爭論,我是錯誤的。”我向主席轉(zhuǎn)達了李達臨走說的那些話,主席聽后說:“很好! ”他要我教他說英文My dear brother Homing,即:我親愛的鶴鳴兄。毛澤東說:“孔子說過,六十而耳順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順。聽了鶴鳴兄的話很逆耳。這是我的過錯。過去我寫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這次我自己就沒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澤東還叫我通知李達再談,轉(zhuǎn)告李達“六十而耳順”,感激他的幫助。我如實向李達同志轉(zhuǎn)述了以上意見,李老說:“還是潤之的氣量大。”

梅白這里說得煞有介事, 卻沒有交待這場爭論發(fā)生在哪一天。不久,梅白的文章遭到曾經(jīng)擔任過湖北省委書記的王任重的全面駁斥。

二、王任重怒斥梅白的文章 “滿篇謊言”

梅白的文章發(fā)表一年后, 王任重也在 《春秋》發(fā)表《滿篇謊言———評梅白的〈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一文,對梅白所說諸事逐一批駁關于“毛主席和李達的爭論”,王任重說明梅白不在現(xiàn)場,從根本上加以否定。他是這樣寫的:

1958年10月的一天, 主席讓我打電話給李達,請他到東湖客舍甲所見見面。主席和李達談什么問題, 我沒有參加, 更不會讓梅白參加…… 什么“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chǎn)”這種主觀主義的口號,毛主席沒有提倡過,湖北省委也沒有提倡過。關于“口號不可亂提”的文章是我授意梅白寫的。我講過在舊社會民間流行的一句話:“世上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 若解釋為, 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后于人們的社會實踐,是有道理的。如果反過來說,人們想到的事情,就一定可以辦到,則是錯誤的了。

1958年,我們的頭腦發(fā)熱了,犯了急躁冒進的錯誤。毛主席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說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負主要責任,是第一大昏人。我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在黨內(nèi)外作過許多次自我批評,至今猶感內(nèi)疚。

如上所述,梅白寫的“我和李達的爭論,我是錯誤的”。這全是一片謊言。衛(wèi)士長李銀橋同志以及主席身邊的許多工作人員都還健在,他們都會證明梅白在說謊。

梅白說他帶著李達同志去見主席的時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羅談話,這就說謊說到無邊無際的地步了。當時卡斯特羅正在為古巴爭取獨立解放進行著最緊張的戰(zhàn)斗。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后勝利的, 怎么卡斯特羅1958年9月到中國來了? 據(jù)我所知,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到過武漢,是我到王家墩機場迎接的。

卡斯特羅當時沒有來,以后也未到過武漢。梅白說謊說到這種程度不覺得害羞嗎?!

毛主席會見外賓或黨內(nèi)干部、民主人士,都是事先安排好時間的,怎能不經(jīng)過他同意,隨隨便便闖進去吵鬧一番? 好象主席住所,無論什么人都可以隨便出出進進, 這是不符合普通常規(guī)的。

王任重的話語直率而尖銳, 所言基本真實可信,但個別推斷有誤,時間記憶亦有誤(毛澤東4月1—12日、9月10—15日、11月14日— 12月13日在湖北,12月28—29日路過湖北, 恰好10月未到湖北)。因談“毛主席和李達的爭論”只是他批評梅白多個謊言中的一個,故行文較簡單,沒有完全指出梅白文中的訛誤。例如, 梅白有何資格叫李銀橋(衛(wèi)士長)準備飯菜呢, 毛澤東是有專門廚師的。在梅白所謂的送李達途中, 李達會同他說英語嗎? 李達是精于日文的。再是,毛澤東的英語水平應在梅白之上,戰(zhàn)爭年代他也沒有放棄學習, 新中國成立后又有國際問題秘書林克相助,My dear brother之類的詞組豈要梅白來教?

三、毛澤東請李達到東湖客舍談的是哲學

1958年在東湖客舍甲所,毛澤東和李達談什么問題, 王任重沒有參加, 更不會讓梅白參加,這是肯定的。這次談話談的是什么? 是梅白所說的,因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chǎn)”等口號而發(fā)生激烈爭論嗎? 并且毛澤東還認為自己是錯誤的嗎?根本不是。所談問題,王任重在文章中說明白了:“事后主席告訴我,他對李達說:‘你現(xiàn)在寫的東西(可能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如過去寫的《社會學大綱》有生氣了, 凈是抄書本上老生常談的東西, 沒什么創(chuàng)造性, 沒有自己的新見解。’1959年春節(jié),我去看望李達同志的時候,把主席的意見轉(zhuǎn)告他。他說主席當時和他說過了,主席的意見是對的。”

在1958年“大躍進”時代,毛澤東同李達談的不是“大躍進”的口號,而是馬克思主義哲學, 這可能令人不信,而讓梅白的謊言流行。但是, 這符合當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思考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編寫關注的實際。

早在1956年,毛澤東就有編寫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nèi)的教科書的動議。該年2月,毛澤東“閱中共中央宣傳部關于組織編寫中共黨史、 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黨的建設等課程教材給中央的報告, 批送劉少奇:‘此件應提交政治局通過才好。’報告提出:高中級黨校和高等學校中的中共黨史、哲學、黨的建設、中國歷史、中國哲學史等課程,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比較適用的教材。對上述書籍的編寫工作,必須做全面的規(guī)劃和及早準備。編寫這些教材,不僅可以大大提高學校的教學水平, 還可以對這幾門學科的研究工作,發(fā)生根本的推動作用”。從此批示可見, 毛澤東很是重視馬克思主義哲學等教科書的編寫。

毛澤東說李達 “現(xiàn)在寫的東西不如過去寫的《社會學大綱》有生氣了”,是一種諍言,也表達了理論創(chuàng)新的希望。新中國成立后,李達先后寫了《〈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胡適反動思想批判》等。1958年,李達在新創(chuàng)刊的 《理論戰(zhàn)線》辟有“歷史唯物主義講座”,專門宣傳唯物主義歷史觀, 如社會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和特殊規(guī)律、 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guī)律和民族特點、生產(chǎn)力和生產(chǎn)關系等理論。

在《理論戰(zhàn)線》1958年第2期的《社會的一般規(guī)律和特殊規(guī)律》一文中,李達闡述了生產(chǎn)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chǎn)力的性質(zhì)和發(fā)展水平的規(guī)律、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規(guī)律、階級斗爭規(guī)律即社會形態(tài)轉(zhuǎn)變的社會革命規(guī)律等。在論述一般規(guī)律和特殊規(guī)律的聯(lián)系時, 李達指出:“我們?nèi)粢郎鐣l(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在某一社會形態(tài)中所發(fā)生的作用和所表現(xiàn)的形式究竟怎樣, 就必須用歷史主義的觀點考察那個社會形態(tài)的存在及其發(fā)展的一切歷史條件和特點, 才能有正確的認識, 才能根據(jù)這種正確的認識作出實際的結論去指導革命的實踐。領導革命的集團若單憑一般規(guī)律而不去考察當時當?shù)氐木唧w的歷史條件和特點,這一般規(guī)律就會變成抽象的公式, 依靠這種抽象的公式去指導革命就沒有不遭到失敗的。我黨過去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領導集團對我國革命所招致的損失, 就是只憑一般規(guī)律指導革命十爭的結果。”

在同一期上,李達還發(fā)表了《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共同規(guī)律》一文,該文通過總結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來闡述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同規(guī)律。例如,各國無產(chǎn)階級領導廣大勞動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時, 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作為領導核心; 一切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是政權問題; 無產(chǎn)階級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 必須堅決依靠自己階級所領導的工農(nóng)聯(lián)盟;向社會主義過渡,實質(zhì)上是由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為要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 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基本經(jīng)濟規(guī)律, 有計劃按比例地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提高勞動人民的物質(zhì)、文化生活水平;必須有高度的科學文化, 必須制定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知識分子;必須徹底地用民主主義和民族平等的精神去解決民族問題,建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社會主義各國的黨始終奉行著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原則。李達強調(diào):“共同規(guī)律與民族特點的結合,可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相結合。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如果忽視了民族特點,就必然脫離生活,脫離群眾,就必然會使社會主義事業(yè)遭受損失。”但是,“如果夸大這些特點的作用, 借口民族特點而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真理, 也必然會使社會主義事業(yè)遭受損失”。

繼之,在《理論戰(zhàn)線》1958年第3期和第5期,李達又發(fā)表了長文《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系》。文章除了分析生產(chǎn)力三要素及其社會性、 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系的辯證統(tǒng)一外, 還講到社會主義社會中勞動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是要提高人民的物質(zhì)和文化生活水平,“科學及其技術應用的發(fā)展,確是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一個因素”。

1958年所寫的文章,邀請李達到住所談哲學當是自然的。從1956年起,毛澤東就開始批評斯大林的有關哲學觀點,強調(diào)列寧重視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所以,他覺得李達 “凈是抄書本上老生常談的東西”,便向李達指出來。而當王任重1959年春節(jié)看望李達、轉(zhuǎn)告毛澤東的意見時,李達說“主席當時和他說過了,主席的意見是對的”,這應該不是敷衍的話。不過,王任重推斷毛澤東批評李達寫的東西可能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卻弄錯了。1959年11月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理論工作問題,決定成立中央理論小組,組織國內(nèi)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編寫哲學教科書,由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至1961年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1961年夏在北戴河修改完成之時, 毛澤東又與老友李達相約廬山, 囑他另編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至1965年,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內(nèi)部討論稿上冊,唯物辯證法)完成后即送毛澤東審閱。

由上可見,1958年毛澤東約李達談話是談哲學, 彼此間并沒有為什么口號發(fā)生爭論而意氣用事。至于毛澤東約李達談話的具體時間,是4月還是11月或其他哪一天, 這當另行考證它不是在10月,也不是在9月,因9月毛澤東視察武漢大學時李達剛好在青島休假。

四、梅白的謊言理應澄清, 對偽造歷史零容忍

有趣的是,梅白、王任重的文章發(fā)表后,分別轉(zhuǎn)載于《新華文摘》1988年第5期和1989年第6期。然而,梅白的文章不脛而走,四處傳播王任重的文章只有少數(shù)學者關注, 甚至受到批評。人們之所以相信梅白的“回憶”,是因為他曾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又有文才,總不會無中生有,捏造事實。但梅白、王任重的文章所言史實完全不同,梅白的文章內(nèi)容虛假可以證偽,王任重的文章內(nèi)容真實可以證實。這稍加考察便不難甄別。可惜,至今尚無人來澄清這類問題。現(xiàn)在該是澄清的時候了。

其實,要澄清梅白所說真假與否,最好先了解梅白的身份。梅白當時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面見毛澤東的機會極少,沒有上級組織安排是見不到的。按王任重的說法,毛澤東每次來武漢多半是由負責警衛(wèi)工作的葉子龍(后來換了汪東興)直接給他打電話,只準他一個人和公安部門的同志到機場或車站去迎接。走的時候,毛澤東臨時通知他到其住所見個面, 然后在門口告別不準王任重去送他。省委書記王任重都不能隨便見毛澤東,何況梅白呢? 王任重說:1958年11月14日,毛主席曾經(jīng)在孝感車站停車,找地委等干部和社員在火車上開座談會, 是他讓梅白參加的。此事是葉子龍13日上午打電話給王任重,而不是梅白說的是彭真打電話給梅白叫他轉(zhuǎn)告給王任重, 王任重說從來沒有也不會有這種怪事梅白為了說謊的方便,就給自己編了一個毛澤東的“秘書”的身份。他在另一篇文章《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這樣說:“1956年7月,毛澤東到湖北。我那時是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書記處辦公室主任。葉子龍向王任重提出,主席身邊需要一個人,主席的意思是要一個本地人。任重說:‘叫梅白去。’這樣,我就來到了毛主席身邊。”[6]事實上梅白根本沒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也不是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毛澤東確實曾想在湖北、湖南物色專職秘書人選,而非兼職秘書,但這是在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而非1956年。并且,當時湖北并未推薦梅白而是推薦另一人,因毛澤東不同意而未選用。梅白近距離接觸毛澤東、并當面反映情況的機會,可能僅只孝感車站座談會那一次。

但梅白的謊言越傳越真。自他的《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 一文發(fā)表后,1958年李達與毛澤東爭論的故事便散播開來, 該故事還寫進學術論著、中學生教材等。例如,《梅嶺:毛澤東在東湖客舍》一書曾較詳細地記述了這場爭論:“ 月12日上午,毛澤東和李達在東湖客舍發(fā)生了一場激烈爭論,兩個‘一大’代表、馬克思主義者發(fā)生了一場關于人的主觀能動性是否無限大的爭論。”這一記述顯然是未經(jīng)考證而采信梅白的說法造成的,尤其所說的9月12日上午這一時間不對; 且不說毛澤東有上午睡覺的習慣更在于“ 9月12日,毛澤東主席視察武大,李達在外休假”。

在傳播中, 還有人對李達與毛澤東的這場所謂“爭論”添油加醋,任意發(fā)揮。例如,近來有網(wǎng)文這樣說:在同毛澤東交談中,李達提出,像 “只有想不到的事,沒有辦不到的事”這樣的提法,是不科學的,說它兩重性,在現(xiàn)階段等于肯定了這個口號。毛澤東有些激動起來, 反問李達:“肯定怎么樣? 否定又怎么樣? ”李達激動地對毛澤東說:“肯定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萬能的、無限大! 但是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fā)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現(xiàn)在,人的膽子太大了,不是膽子太小,你不要火上澆油,否則可能會是一場災難! ”這時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達不宜再講, 毛澤東說:“你們讓他講, 不劃右派。”李達一聽,火氣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嚇唬我! 你腦子發(fā)熱,達到39度高燒,接下來就會發(fā)燒到40度、41度、42度……” 毛澤東氣憤地說:“你燒死我好了! ”李達激昂地說:“不是我要燒你! 這樣下去,中國人民就會遭到大災大難,你承認不承認? ”如此這般,梅白的謊言版本又被升級了。可見,澄清梅白杜撰的謊言,使其不再謬種流傳,甚為重要。偽造歷史已成文壇之疾,應對此零容忍。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09期，作者胡為雄（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