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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毛澤東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文豪。他一貫倡導馬克思主義的優良文風，要求黨的領導干部和宣傳工作者，具備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寫出言之有物、新鮮活潑、群眾愛看的文章。同時，他也是踐行馬克思主義優良文風的典范。無論是自己撰寫文章，還是幫別人修改稿件，他都非常注意文字的準確、鮮明、通俗、生動。

毛澤東是大政治家，也是大文豪。他不僅一貫倡導馬克思主義優良文風，更是踐行馬克思主義優良文風的典范。

馬克思主義 優良文風的一貫倡導者

毛澤東一貫倡導馬克思主義優良文風，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認真寫好文章，在毛澤東看來，一個人寫文章就是在作宣傳。共產黨人為宣傳工作所作的文章，都是為革命和建設事業服務，有效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調動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和建設的積極性。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進行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教育，清算黨內教條主義之害時，就十分注意端正黨風、學風和文風，把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藝術，寫出新鮮活潑的文章作為三位一體的目標。

毛澤東尤其反對黨的領導干部寫“黨八股”文章。在著名的《反對黨八股》的演說中，他大力提倡端正的黨風、嚴謹的學風和新鮮活潑的文風，并歷數了黨八股的八大罪狀：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正因為黨八股危害極大，所以毛澤東在演說中號召全黨去打倒它，拋棄它，代之以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同時，毛澤東還闡明了提倡馬克思主義文風的前提是講究文章之道。他指出，寫文章要像列寧那樣先搞調查研究，要像季米特洛夫提倡的學會說群眾懂得的話，要遵守魯迅提出的幾條規則，如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寫完后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70—87頁。）

黨的宣傳和新聞工作者負責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宣傳和報道，直接跟文字打交道，就更需要優良的文風。毛澤東要求他們要有很好的思想素質和文化素質，要帶頭提倡言之有物、新鮮活潑的文風。

宣傳和新聞工作者應具有哪些素質呢？毛澤東認為，他們首先要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對于這一問題，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多次談到。1957年同新聞出版界代表談話時，毛澤東從在社會主義社會如何辦報談起，要新聞出版界對辦報心中有數，并鼓勵說，馬克思主義修養不足的問題可以解決，只要好好學習就行。他指出，在知識分子當中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學得多了，就會把舊思想推出去，拋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 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86、188頁。）1959年6月，毛澤東在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時指出：搞新聞工作，要政治家辦報。書生辦報，最大缺點是多謀寡斷，沒有要點，言不及義。（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15頁。）毛澤東認為，報紙的領導工作者，要學會按馬克思主義辦事，按客觀情況辦事，免除教條主義，才能辦出群眾愛看的報紙來。鑒于這一問題的重要，毛澤東提出一個要求：“各省、市、自治區要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報紙和刊物的編輯和記者”。（《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01頁。） 這些話表明，毛澤東對宣傳和新聞工作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問題十分關切。

宣傳和新聞工作者具備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根本的一條是要學會運用分析的方法，看問題要全面，避免片面和絕對，不要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不要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壞的，只能贊揚，不能批評。1957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專門強調了這一問題。他指出，所謂片面性，就是違反辯證法。要克服片面性，就要逐步推廣辯證法，逐步地學會使用辯證法這個科學方法。毛澤東告誡宣傳工作者，要“老老實實地辦事，對事物有分析，寫文章有說服力，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如果掌握了辯證法，沒有貨色，不會分析問題，講不出道理，沒有說服力的文章就會減少。（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97頁。）

鑒于記者處在宣傳和新聞工作的第一線，是新聞報道的直接采寫者，毛澤東尤其要求記者頭腦冷靜，遇到問題要有分析，要有正確的看法和態度。1958年11月，毛澤東與吳冷西談話時著重談到這一點，他說，記者要善于比較，善用“勾推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認為全好，看到壞的就認為全壞。記者要獨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講什么，就宣傳什么，要經過考慮。（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12頁。）

克服片面性，寫文章有獨立見解，歸根結底在于敢于講真話。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毛澤東更是提倡他們講真話，不偷、不裝、不吹，有良好的文德文風。對這一問題毛澤東強調過多次。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針對黨內存在“偷”、“裝”、“吹”的不良現象，進行了認真、嚴肅的批評。他指出：所謂偷就是偷東西，裝就是裝樣子，吹就是吹牛皮。而不偷，就是不把人家寫的整個小冊子，給調換上幾個名詞，就說是自己寫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如果這樣，就是偷，就是做賊，就是抄襲，就是不誠實。馬克思的就是馬克思的，列寧的就是列寧的，不要偷。不裝，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要不懂裝懂。黨內不允許裝，對馬克思主義知道得少也不要裝，知道多少就是多少。不吹，就是報實數，“實報實銷”，不夸大，不扯謊，尤其是要克服向上級報告工作“夸大一點”這種習慣，還要把自己領導工作的缺點向人家公開。（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25—127頁。）毛澤東這番富有針對性的話，在批評偷、裝、吹的不良習氣的同時，極力提倡不偷、不裝、不吹，敢于講真話的可貴品德和作風，這對于每個宣傳、新聞工作者來說都是適用的。

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根據自己長期從事文字著述積累的經驗，進一步闡述了寫文章注意文法修辭的重要性，指出文章的要義是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他要求文章作者應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把自己的心交給他們與之產生共鳴。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的有關章節中，毛澤東專門談了這個問題。他說，文章和文件都應具有三種性質：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準確性屬于概念、判斷和推理等邏輯問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還有詞章問題。他批評許多文件的缺點是概念不明確，判斷不恰當，缺乏邏輯性，不講究詞章，看這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故一定要改變這種不良的文風。為此，毛澤東強調各級領導部門要大力培養一些較多地懂得馬列主義，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學知識、詞章修養的“秀才”。（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07—208頁。）在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寫的按語中，他也強調了講究文法和修辭的重要，并批評一些人寫文章不生動，不形象，不講究文法和修辭，好像是立志要讓讀者受苦似的。（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80頁。）

毛澤東對電文、報告、指示、決定一類的文字要求更是嚴格。1951年，他在審閱一件中央指示時特地指出：一切較長的文電，均應開門見山，首先提出要點，先用極簡要文句說明全文的目的或結論，這便是新聞學上稱為的“導語”，亦即古人所謂“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以喚起閱者注意，使閱者腦子里先得一個總概念，不得不繼續看下去。為文應分清條理，去掉空話，但不可違背文法，并注意文字的形象性和鮮明性。（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67頁。）

對于報刊文章，毛澤東認為，題材活潑多樣，文風通俗親切，才會引人入勝。在與新聞出版界代表座談時，他多次強調這一點。他說：“報紙搞得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我也愛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88頁。）報上的文章不僅要“短些、短些、再短些”，亦要“軟些、軟些、再軟些”，文章“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90頁。）在同吳冷西的談話中，毛澤東更是明確指出，黨報不能只搞政治，要搞理論工作，要注意發表學術性文章，發表歷史、哲學和其他學術文章。搞理論工作應學會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他以自己的經驗為例說：“我寫文章，不大引馬克思、列寧怎么說。報紙老引我的話，引來引去，我就不舒服。應該學會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17頁。）用自己的話寫文章無非是要使文風活潑，故毛澤東總是這樣強調，寫文章要緊密結合形勢，寫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樣化，要活潑，甚至政論也不排斥抒情。（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03頁。）

在注重文章內容和風格的同時，毛澤東還強調文章標題要醒目。他認為，“標題要吸引人看，這很重要”（《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04頁。）。作為報刊方面的行家，毛澤東連報紙版面安排事宜也關注到了。在1958年1月12日給劉建勛、韋國清的信中，毛澤東指出，要認真研究如何辦報，“包括版面、新聞、社論、理論、文藝等項”（《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02頁。）。信的內容顯示了毛澤東在辦報方面的豐富學識。此外，毛澤東還特別重視更正書報上的錯誤，1949年4月，他為自己的文章《五四運動》及《人民解放軍布告》中的多處文字錯誤分別給北平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寫信，并附上親筆糾正的這兩文中的若干誤處。（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65—166頁。）毛澤東嚴謹精細、一絲不茍的治學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作為文章大家，毛澤東當然非常注重文采。1958年1月19日，毛澤東致信《文藝報》主編張光年等，談及《文藝報》“再批判”特輯編者按說：“按語較沉悶，政治性不足。你們是文學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喚起讀（者）注目。近來文風有了改進，就這篇按語說來，則尚未。”他還說：“用字太硬，用語太直，形容詞太兇，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頁。）可見，注重文采，避用批判性的傷人語言，不使用太硬的文字，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喚起讀者的閱讀興趣，是毛澤東為文的一大要訣。

馬克思主義 優良文風的忠實踐行者

毛澤東寫文章，非常注意文字的準確、鮮明、通俗和生動，他在文章中善于把豐富的歷史知識、敏銳的政治見解與妙筆俏言和諧地結合起來。這一特點在他所寫的新聞文章中特別鮮明地表現出來。毛澤東所寫的新聞文章，文采飛揚，說理透徹，通俗易懂，飽含哲理。

例如，毛澤東1948年11月5日寫的《中原我軍占領南陽》。該文把發生在南陽的現實戰事與古代戰事巧妙地結合于一體。消息一開始告明我軍占領南陽后，即一轉筆鋒介紹起歷史上的南陽：“南陽為古宛縣，三國時曹操與張繡曾于此城發生爭奪戰。后漢光武帝劉秀，曾于此地起兵，發動反對王莽王朝的戰爭，創立了后漢王朝。”（《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63頁。）此段文字似乎隨意插入，卻有借古喻今以點明南陽戰略位置重要之妙。文章接著展望了解放軍奪取南陽后的大好軍事形勢：以王凌云為司令官的國民黨軍隊企圖在南陽以重兵阻遏人民解放軍向南發展的道路，但王凌云最后兵敗而棄走至襄陽。在我野戰軍一年多來的強大攻勢下，使敵人在困守各個孤立據點之后又不得不棄城逃竄。王凌云逃至的襄陽也是一個孤立據點，如不再逃，等待他的只能是做俘虜的命運。（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63—265頁。）這則內容豐富的新聞，一經發表便博得人們爭相傳誦，成為名篇。

又如，毛澤東1949年4月22日為新華社寫的《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該消息開首即展示了一種磅薄氣勢：“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從一千余華里的戰線上，沖破敵陣，橫渡長江。”接著點出各軍的戰態，并揭明渡江作戰勝利的原因：我軍當面之敵紛紛潰退，毫無斗志，我軍所遇之抵抗，甚為微弱。“此種情況，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軍英勇善戰，銳不可擋”；另一方面，“國民黨的廣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聽見南京拒絕和平，都很泄氣”。（《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289—290頁。）這則簡短的消息，將解放軍的神勇、敵軍的崩勢勾劃得活龍活現，極大地鼓舞了軍心民心。

不僅如此，毛澤東在幫人修改文章時，也顯露出高人一籌的技巧和風格。一些文章，經他一改，煥然一新。一些句段，經他增刪修飾，文理通順，意思準確、鮮明而又生動，頓增色彩。

在修改文章時，毛澤東既有大增大改，也有小補小修。在作小補小修時，他反復推敲筆削，時有點睛之筆，使文章更為準確、鮮明、生動。試舉如下幾例：

對1949年1月22日新華社消息《蔣介石“引退”真相》的修改可算是這種小修改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毛澤東對全文只增改60余字，成整句的僅兩處。其一是在“蔣介石仍然是國民黨政府的‘總統’”這句話之間增添了“宣布的是‘因故不能視事’，暫時離開南京，他”這一小段文字，使該句變成“蔣介石宣布的是‘因故不能視事’，暫時離開南京，他仍然是國民黨政府的‘總統’”。這一修改增加了句子表述的準確性。其二是在文章結尾處插入了“國民黨政府的一切實際權力仍然操在蔣系和蔣介石本人手里”（《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379、380頁。）一語，幽默而又辛辣地揭露了蔣介石所謂“引退”之真相，并與標題中加引號的引退二字相照應，此增語真可謂神來之筆。

在對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修改時，毛澤東對全文僅在4處作了增改。其中有兩處各只增加了一個詞，總共4個字。第一處是在文章的開頭“語言的使用是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重要條件”一語中，在“文化”之前增加了“經濟”二字。另一處是在“我們的語言經歷過千年的演變和考驗”一語中，在“千年”前增加了“多少”一詞。（《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405頁。）這兩處修改異曲同工，都使表述更為準確。

對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統一認識，全面規劃，認真地做好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工作》的修改也是少量的，其中有一處修改較為重要。他增寫了一段有關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話，針對性很強，增文最后是這樣說的：“要準備經過公私合營、逐行逐業的改造，在條件成熟以后，最后達到生產資料的國有化。”（《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431頁。）這段政策性極強的話，使文章表意更加精確，對當時準確宣傳黨的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穩定人心是至關重要的。

1955年，毛澤東在選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并加寫按語時，對諸多文章進行了認真修改，并給大部分文章重新命題，把冗長累贅的標題改得鮮明、生動、有力，從而“突出文章的主題思想，引人注目”。例如，毛澤東把《天津東郊區莊子鄉民生、民強農業生產合作社如何發動婦女參加田間生產》的標題，改為《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即將31字的標題壓縮為9字，簡明扼要；把《大泉山怎樣由荒涼的土山成為綠樹成蔭、花果滿山》的標題，改為《看，大泉山變了樣子！》，引人入勝。

總之，毛澤東是一位語言大師，是一位精通文章之學的高手。他改稿時善于統御全局，充分運用文以載道這一機理，把中國革命及建設的大道理蘊含于生動活潑而又豐富多彩的文字中，沁人心田而令人難忘。他修改文章時增刪潤色，瀟灑自如，似有成竹在胸。多少文章，經他一改，便成上乘之作。毛澤東改文，確有高屋建瓴之勢，點石成金之功，畫龍點睛之妙。

對于毛澤東的文字功夫和說話藝術，詩人臧克家由衷佩服。他曾說：“毛主席寫文章、說話都不落常套。他不說‘社會主義一定勝利’，而說‘東風壓倒西風’。他不說‘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而說‘我們社會主義陣營也應有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這樣說法生動新鮮而又活潑。‘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這些話情意俱到，多么富有文學意味！”（《臧克家全集》第12卷，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頁。）〔作者胡為雄，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