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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10日舉行的陳毅追悼會, 由于毛澤東主席出人意料地穿著睡袍出現在八寶山的追悼會場, 所以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和興趣。粉碎“四人幫”以后, 國內許多報刊書籍紛紛刊載有關毛主席出席陳毅追悼會以及整個追悼會舉行情況的逸聞, 其中有些關鍵情節與實際情況出入較大, 直到現在, 仍然有些出版物和電影、電視劇等文藝作品, 以訛傳訛, 將一些杜撰的情節當做歷史事實。

為了對歷史負責, 我作為草擬陳毅同志悼詞的執筆人和參加陳毅同志治喪活動全過程的工作人員之一, 有責任將我當時所見、所聞和所記載下來的東西, 貢獻出來, 供有關方面在研究這段歷史時參考。

臨時受領撰寫悼詞任務

1972年1月7日晨, 總政治部的班車剛開進旃檀寺辦公樓, 我就被干部部第二任免處的領導同志叫去交代任務:立即去干部檔案室借出陳毅同志的檔案, 在辦公大樓門前等候總政秘書長王迪康, 然后隨他前往三座門 (中央軍委辦公地) 執行任務。我問“是什么任務”, 他說:“上級沒有告訴, 去了就會知道的”。

上午8點多鐘, 參加會議的人員在三座門軍委二樓會議室集合, 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吳慶彤同志向大家說:“陳毅同志于昨晚 (1月6日) 11時55分因病去世了, 因為陳毅同志的關系已經轉到軍委, 所以中央決定陳毅同志的治喪工作由軍委牽頭辦理, 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協助。周總理征求了幾位老帥對陳毅同志治喪的意見, 總的精神是, 由李德生同志牽頭成立一個治喪小組, 負責治喪的具體事宜。治喪程序與李天佑同志相同, 規格略高。今天到會的同志們任務有三件:一是擬定新華社的新聞報道方案, 由新華社的同志負責;二是為中央軍委起草一個給黨中央的關于治喪問題的請示稿, 由軍委辦公廳的同志負責;三是草擬一個悼詞稿子, 由總政治部的同志負責。現在就在會議室內開始工作, 晚飯前完成稿子送審。”在會議室負責組織工作的, 除了吳慶彤 (他是治喪小組成員) 同志以外, 還有軍委辦公廳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金濤同志和總政治部秘書長王迪康同志。做具體工作的人員, 新華社有三位, 軍委辦公廳有兩位, 總政治部就去了我自己。這樣, 撰寫陳毅同志悼詞的任務就落在了我一個人身上。

沒有人定調子

任務布置以后, 分三攤子開始工作。我平時在機關里雖然經常參加起草公文之類的工作, 但從來沒有寫過悼詞, 特別是陳毅元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 悼詞中對他怎么評價, 我感到胸中無數。因此, 我再三請求在場的幾位領導同志, 請他們講一講, 哪怕是幾句話也好, 但誰也不愿發表意見, 不給定個基本調子。在開始工作的過程中, 周總理從人民大會堂親自打電話或讓王良恩同志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治喪小組成員) 打電話給吳慶彤同志, 對新聞報道和追悼會安排方面的問題不斷作補充指示, 但沒有悼詞方面的具體指示。王迪康秘書長對我說:“總理不是講了嗎, 規格略高于李天佑同志, 你就按略高于的精神先擬個草稿出來再研究吧。”在場的幾位領導人確有難處, 因為他們是“當權派”, 當時“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 政治風浪隨時都有襲來的可能, 對陳老總這樣一位“浪尖”上的人物, 評價高了或低了說不定都會帶來風險。而我當時只是一名任免干事, 屬于“群眾”行列。那時搞政治運動有一條規矩, 不準“矛頭向下整群眾”, 我沒有政治上的顧慮, 所以我就下決心“自作主張”了。

“規格略高于李天佑”是陳毅同志治喪的總原則, 因此李天佑悼詞理所當然就成為我心目中的“參照物”了。但李天佑同志1955年授的是上將軍銜, 而陳老總授的是元帥軍銜, 李天佑1970年9月逝世時是副總參謀長, 而陳老總逝世時是軍委副主席, 無論兩人的軍銜還是軍職均相差兩級, 所以我考慮應當參考一下已經去世的元帥、軍委副主席的悼詞。在陳老總之前去世的元帥、軍委副主席有三名, 其中林彪、賀龍當時都沒有悼詞, 惟獨1963年12月逝世的羅榮桓同志有悼詞。于是, 經請示王秘書長同意, 我給解放軍報社打電話, 將載有羅榮桓和李天佑追悼會消息和悼詞的《解放軍報》迅速調到三座門供參閱。

悼詞稿的起草過程

由于時間緊迫, 又沒有人同我在一起研究討論, 加上陳老總的干部檔案材料里也沒有任何可供參考的鑒定、結論等, 所以我交出的悼詞草稿, 實際上是參照羅榮桓、李天佑兩篇悼詞的寫法, 加上我自己平時對陳老總的良好印象而形成的。

在草擬過程中, 悼詞的格式和評價的措詞, 這兩點對我來說并不難。因為格式問題比照著羅、李悼詞的結構填寫就是了, 評價措詞基本上與給活人寫鑒定差不多, 而我在軍委辦事組干部室和總政干部部任免處工作幾年, 常為干部包括高級干部寫鑒定。難的是篇幅的把握, 按照我當時的理解, 悼詞篇幅的長短應是規格的體現, 陳老總的悼詞到底寫多長篇幅才符合“規格略高于李天佑”的精神, 這一點費的周折比較多, 翻來覆去的幾次修改, 主要是在字數上考慮。1970年10月5日《解放軍報》刊登的, 由吳法憲為李天佑所致悼詞共246個字, 我想“略多于”這個字數, 比如說多寫50%, 也只能寫370個字, 我所設想的內容根本容納不下, 但超過得太多又不符合“略高于”的原則, 斟酌再三的結果, 決定按李天佑悼詞報載字數的兩倍左右來寫, 在段落結構的安排上, 盡量簡化經歷部分, 以便將節省的字數用于寫評價。

下午我把初稿交給王秘書長審改, 他口頭提了幾點文字方面的意見, 對實質性的問題沒有提出異議, 也沒有動筆在稿子上修改。我改動抄正后他交給在場其他兩位領導過目, 他們也沒有提出什么意見。晚飯后悼詞初稿隨同軍委辦公廳同志代軍委草擬的治喪《請示》稿一并呈治喪小組討論。兩件稿子經治喪小組通過, 然后《請示》進行打印, 悼詞未打印, 將手抄稿附在《請示》件后面, 由李德生同志簽名“呈葉副主席閱示”, 落款時間是“元月八日二時”。葉劍英同志于“一月八日三時廿分”簽名“呈總理閱示”。至此, 我起草悼詞的任務即告完成。

悼詞的修改情況

為便于有興趣的讀者研究, 這里不妨將悼詞原稿抄錄如下:

我們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 悼念陳毅同志。

陳毅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因患重病, 久治不愈, 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時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終年七十一歲。

陳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紅軍時期, 歷任師長、軍長、江西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 歷任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 新四軍代軍長;解放戰爭時期, 歷任華中野戰軍司令員, 華東野戰軍司令員, 華東軍區兼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全國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長。

陳毅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 是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幾十年來, 陳毅同志在毛主席的領導下, 在長期革命戰爭中,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 堅持戰斗, 堅持工作,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一貫忠于人民忠于黨, 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陳毅同志的逝世, 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好戰友、好同志, 是我黨我軍的一大損失。我們沉痛地悼念陳毅同志, 要學習陳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品質, 化悲痛為力量, 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指引下, 謙虛謹慎, 戒驕戒躁, 為完成國際國內新的戰斗任務, 爭取新的更大的勝利而奮斗。

陳毅同志安息吧!

根據《周恩來年譜》刊載:1月8日, 周總理審改對陳毅的悼詞稿, 補寫對陳毅一生功過的評價, 強調“ (陳毅) 功大于過, 特別是皖南事變前后, 他堅持執行毛澤東主席關于新四軍應渡江深入敵后作戰以求發展的指示, 在鞏固和擴大新四軍方面, 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改后送毛澤東審閱, 并附信說明:“陳毅同志是國際國內有影響的人, 我增改的一長句, 對黨內有需要”。毛澤東閱后刪去功過評價等補寫文字。據了解, 毛主席在刪改時批了兩段文字:“基本可用。刪去兩段”, “前面已作了結論, 后面兩段均可不要。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1月9日, 周總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根據毛澤東的批示, 通過對陳毅的悼詞”。

1月10日, 周總理代表黨中央在陳毅同志追悼會上致悼詞。同日, 新華社播發了周總理所致悼詞全文, 1月11日在《人民日報》第一版上發表。

追悼會的規格升級

中央軍委在向黨中央關于陳毅同志治喪請示中提出, 陳毅同志的治喪活動包括兩項, 一項是用兩個半天向遺體告別, 一項是用一個半天開追悼會。追悼會的規模建議組織1200人參加, 其中黨中央機關100人, 國務院機關400人, 軍隊系統700人, 建議參加追悼會的領導人名單是:中央政治局的周恩來、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中央軍委副主席及辦公會議成員徐向前、聶榮臻等以及黨中央機關的負責同志;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員;國務院業務組及外交部、外經部、外貿部、對外友協的負責同志;全國政協副主席傅作義、帕巴拉·格列朗杰;北京市委吳德;軍委各總部負責同志;各軍兵種、國防科委、軍事科學院、軍政大學、北京軍區、北京衛戍區負責同志各1—2人;陳毅同志生前友好。

周總理審閱軍委的《請示》時, 在參加追悼會人員的名單中加上了喬冠華、韓念龍、李耀文、王海容、陳德和、馬文波、李強7人。同時注明“因八寶山靈堂太冷”, 江青、宋慶齡、廖承志只向遺體告別, 不參加追悼會。周總理隨后批示:“擬同意。即專送康生 (不送) 、江青、春橋、文元 (不在) 、先念、登奎、東興同志批。周恩來1972.1.8五時”。江青傳閱時批了“我可以去參加追悼會”9個字, 其他4人圈閱完畢, 早晨上班前周總理讓值班人員告知治喪小組, 可以按計劃從上午9時開始向遺體告別。

1月10日早飯后, 參加治喪活動的工作人員進入八寶山禮堂布置會場, 午飯由三座門食堂送到現場。剛吃過飯, 現場總指揮吳慶彤同志把我叫去說:毛主席要來參加追悼會, 另外還要增加宋慶齡等一批各界人士, 你馬上辦3件事, 一是讓寫花圈飄帶的同志 (總參管理局的一名士兵文書) 趕快準備筆墨紙張, 給毛主席等領導同志新送的花圈寫飄帶, 毛主席送的花圈怎么也不能比西哈努克送的差 (西哈努克送的花圈是鮮花做的) , 八寶山庫存的花圈都不合適, 已派人另行采購去了;二是重新測量劃分場地, 把中央領導同志站的前區位置多讓出一塊來;三是要求各休息室服務人員和門口的值班人員堅守崗位, 保證秩序, 保證安全。我把這3件事辦完不一會兒, 周總理就比原定時間提前到場了。這時, 總參通信兵頭天臨時架設在禮堂大門西側小屋里的兩部軍線撥號電話, 已經改成軍委一號臺的專線電話, 周總理用它為追悼會作最后的運籌帷幄, 調兵遣將。

追悼會由于毛主席的出席, 規格馬上就比原計劃提高了, 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由葉劍英同志致悼詞改為由周總理致悼詞;二是增加了花圈數目, 毛主席、宋慶齡、董必武、周總理、康生、朱德、何香凝以及西哈努克等的花圈都是原計劃中沒有的;三是實際參加追悼會的人增加到1500名, 領導人中新增加的有國家副主席宋慶齡,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 全國人大常委史良、朱良才、吳有訓、季方、胡愈之, 全國政協常委張奚若、周培源、楚圖南, 國防委員會委員劉斐、李明揚等。此外, 原計劃追悼會“不通知外賓”, 后來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和莫尼克夫人, 也一左一右扶著毛主席入場出席了追悼會。

來源：《江淮文史》2010年06期，作者劉巖（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