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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強：關乎堅持維護憲法尊嚴的一個重大經濟理論問題 ——“競爭中性”辨析

點擊：作者：何干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9-10 07: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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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有必要對“競爭中性”這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概念做一番辨析；判斷這個概念究竟是否科學，應當看它是否真實地反映了市場競爭關系的真相；用馬克思的市場經濟觀分析，即使是簡單商品流通的市場競爭者也不能說都是無差別、“中性”的，資本流通的市場競爭有多方面關系，都不存在所謂市場“競爭中性”；“競爭中性”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競爭中更是不存在的；“競爭中性”要求資本主義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平起平坐，這對私人資本家而言，只能是一廂情愿、自欺欺人，而在國際上推廣“競爭中性”，很難說沒有搞垮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基礎的欺蒙性；一些人鼓吹“競爭中性”是與要求取消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制性質、取消所有制分類相聯系的，真正目的是妄圖修改憲法中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的莊嚴規定，瓦解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對“競爭中性”進行理論辨析，這已不是學術之爭，而是一場違反和維護憲法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

一、辨析“競爭中性”的必要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勝利實現我們黨確定的目標任務，必須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共產黨人的斗爭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大方向就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1）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對我們在經濟改革領域，抵制和反對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搞私有化的思潮，堅持黨中央走就提出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2）的正確方針，具有重大指導意義。本文認為，當前有一個涉及重大經濟理論問題需要辨析清楚，這就是關于市場“競爭中性”的問題。

“競爭中性”，是近年來才在我國經濟話語中流行起來的一個概念。由于一些有較大影響的學者，甚至政府領導干部也在使用這個概念，因此格外引人關注。此前，“競爭中性”這個概念對我國很多人是陌生的，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和辭典中，從未見過。在西方國家著名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現代經濟詞典》【1】也查不到；能見到的，是所謂市場中的“純粹競爭”、“有效競爭”、“完全競爭”“不完全競爭”、“壟斷競爭”，“競爭均衡”等概念。可見，“競爭中性”在西方經濟學中并不是規范性的學術概念。

有學者指出，“競爭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是澳大利亞新威爾士大學希爾默（Hilmer）教授于20世紀90年代首先提出來的，目的是要消除該國的國有企業相對于非政府企業所享有的來自產權的競爭優勢；2012 年，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把這個概念應用到一份《競爭中性：維持國有與私人企業公平競爭的環境》的報告中（3）。該報告標題說明，“競爭中性”這個概念，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的市場關系而言的，是為了改變私企在市場競爭中相對于國企的不公平地位。換句話說，提出“競爭中性”這個概念，是為私人企業要求公平地位而“打抱不平”的。我們知道，現在的OECD由36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組成，是政府間的國際經濟組織【2】。由此可以確定，我國某些人使用“競爭中性”這個概念，不是首創，而是搬用了資本主義國家新出現的經濟學話語。

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于“競爭中性”這類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經濟學概念，很有必要做一番辨析。這是因為，唯物史觀揭示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在于研究人們物質利益關系，而決定物質利益關系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3】。資本主義經濟的剝削性質正是由資本主義私有制決定的。而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為了掩蓋剝削關系，總是代表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為資本主義私有制辯護，把資本主義私有制說成是“天然的”、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4)99，把包括資本主義市場競爭關系在內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說成是“永恒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 （4）649。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主流經濟學的概念，一般都屬于資產階級經濟學范疇，具有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階級性和辯護性，如果我們不加分析的照搬，直接用以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那是會上當受騙的。

二、用唯物辯證法認識“競爭中性”的一般語義

讓我們先從語義概念上來分析“競爭中性”。“競爭”，在漢語中通常解釋為“爭勝”的意思；“中性”，則解釋為既不堿又不酸，既不陰又不陽，也即在事物的性質上無差別的意思。外語中，俄語的名詞有陽性、陰性和中性之分，中性名詞對男人女人都可用，可見中性也就是無差別的意思。因此，“競爭中性”在一般語義上，可以定義為競爭者以沒有性質差別的身份進行相互爭勝。這里需要指出，有些學者把“競爭中性”闡釋為，競爭者要遵守相同的規則，這是偏離這個概念的本義的；因為“競爭中性”是對競爭者自身性質而言，而競爭規則對于競爭者來說，乃是一種外部條件。

然而，即使給“競爭中性”做出語義上的正確解釋，仍屬于形式邏輯范疇。要真正弄清“競爭中性”概念的內涵，則必須遵循辯證邏輯或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方法。馬克思指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 （4)22 這是辯證唯物主義最基本的科學思維方法。我們只有以此為指導，才能弄清“競爭中性”這個觀念性的概念“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其真實面目是什么；或者說，這個概念對真實的物質的東西做了怎樣的改造。

不言而喻，本文要辨析的“競爭中性”，是指在經濟領域的市場競爭中，競爭主體的性質是否中性。因此，“競爭中性”作為人的觀念，指的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市場競爭中的競爭主體的性質。而關于這種競爭主體的性質，馬克思經濟學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認識是有重大原則區別的。這還得從頭腦之外的市場客觀含義或真實面目說起。

三、兩種不同的市場觀

客觀存在的市場的真實面目或者本質關系是什么？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做出了科學的揭示。他指出，“市場是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5）。在商品生產普遍化的資本主義宏觀經濟形態中，流通領域包括兩種基本的流通關系：一種是簡單商品流通，即以貨幣為中介的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其單個商品交換的形式可表示為W—G—W；一種是資本流通，它包括產業資本流通（G—W

…P…W’—G’），商業資本流通（G—W—G’），生息資本流通或銀行資本流通（G—G’）三種流通形式，后兩種形式是由前一種形式發展或派生出來的。而產業資本流通是資本家手中掌握的資本價值自行增殖的運動過程。資本家必須用貨幣購買生產資料（Pm）,同時購買勞動力商品（A），讓它們在自己支配下，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生產、銷售，才能獲得超出資本價值的剩余價值或利潤，實現為資本。

馬克思深刻揭示出簡單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共性、聯系和本質區別。從表面的形式上看，資本流通中的購買環節（G—W）和銷售環節（W’—G’）與簡單商品流通W—G—W的兩個環節，具有共性。但是，只要全面、深入地考察，就可以知道，資本流通過程的兩個流通環節（先買、后賣），與簡單商品流通（先賣、后買）是相反的，而且資本的購買、銷售即流通環節是與生產剩余價值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緊密結合的。正是這些區別，體現出資本流通環節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即它是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生產出的剩余價值的實現服務的，是與資本家無償占有雇傭工人剩余價值這種不平等的剝削性質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也因此，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產領域的生產社會性和私人所有制的固有矛盾，其對抗性，如社會收入的兩極分化和社會生產自發性導致的宏觀經濟結構不平衡，必然會在市場供求關系之間表現出來，必然導致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

馬克思還揭示出，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關系中，簡單商品流通是從屬于包含資本生產過程的資本流通的；包含剩余價值的商品首先要生產出來，然后才能通過商品流通一般來實現，才能使可能的資本成為現實的資本。簡單商品流通從屬于資本流通，還可從不同所有制經濟成分的關系來理解，即個體小商品生產的商品流通是受制于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決定的資本流通的。由于個體小商品生產勞動生產率低，生產量小，因而小商品的商品流通只能作為資本流通的附屬關系存在，是極不穩定，容易破產的。可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市場或流通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是含有剩余價值的“商品資本”（商品形式的資本）的流通關系。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歷來弄不清資本流通與商品流通的本質區別。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對抗性矛盾的加深，他們越來越把資本流通解釋為簡單商品流通那樣的交易關系，并泛化這種關系，宣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交換關系是完全平等的交易方式，是永恒合理的生產方式。這是與他們的頭腦被唯心史觀思維方法所占據所決定的，而更主要的，是他們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鞏固資本主義制度，必須掩蓋資本剝削關系。

人們只要承認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現象沒有改變，就不難判斷，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市場觀是主觀的、片面的，是違背資本主義市場真相的，更是具有欺騙性、辯護性的；惟有馬克思的市場經濟觀，才區分出資本流通和簡單商品流通，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市場的本質。

四、簡單商品流通的市場競爭是否“中性”

現實的資本主義市場是商品流通與資本流通這兩種流通關系的統一。它包括簡單商品流通關系和資本流通關系兩個層面的市場關系。從上面的分析可知，它們既有共性和聯系，又有性質區別。既然市場競爭關系也就是進入市場的市場主體之間的競爭，而唯物史觀揭示出，競爭主體的性質都具有社會性，都是為物質利益而競爭的，那么要弄清市場競爭主體是否“中性”，就有必要弄清這兩種流通關系的競爭主體是否中性。

先看從屬于資本流通的簡單商品流通的市場主體競爭。這種競爭處于市場關系的表層。人們平時為了個人消費進行的購物，就處于簡單商品流通的市場關系中。在這種關系中，存在商品的需求者（買者）之間、供給者（賣者）之間的競爭。這些簡單商品流通中的競爭主體是否“中性”呢？能否說在這種簡單商品流通的競爭中，競爭者人人地位平等，都有自由選擇權，處處都是等價交換，競爭地位毫無差別呢？從實際的交換來看，不能這樣說。例如，有人買得起幾千元一件的高檔衣服，有人卻只買得起幾十元一件低檔衣服，這兩種需求者的自由選擇權、購買權是平等的、無差別的嗎？又如，同樣是出售蔬菜商品，有人用生態方法生產出來，有人用化肥、農藥生產出來，這兩種供給者的性質能說是平等的、無差別的嗎？再如，一種產品上市，賣者對自己產品的成本和使用價值心中有數，而大多數新接觸這種產品的買者，則心中無數，這種情況下的買者和賣者能說是對等的、無差別的嗎？

其實，在簡單商品流通的交換關系中，通常所說的競爭者之間的自由選擇、等價交換、地位平等，只存在于廣泛的、無數次交換的平均的趨勢之中。這就是說，在自發的商品生產社會中，價值規律的實現只是一種客觀趨勢，在動態的趨勢的含義上，才能說交換者雙方是等價值交換，而就一次次具體的商品交換來說，則通常存在某種程度的不平等和差別，否則就不會有討價還價的現象了。

所以，即使是簡單商品流通的競爭主體，也不能說都是無差別的、“中性”的。這也許是在資產階級經濟學教科書和辭典上找不到“競爭中性”這個專業術語的原因。我們知道，資產階級經濟學是注重研究經濟現象的，如果經濟現象中有“競爭中性”，它是不會沒有規范性描述的。

五、資本流通市場的競爭是否“中性”

再看資本主義經濟中資本流通中的市場競爭是否中性，或者說競爭主體是否中性。如上所述，這種流通關系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并由其決定的。資本流通過程中的市場競爭，包括三方面競爭：

其一，是勞動力商品買賣的市場競爭。這是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競爭，一方是掌握生產資料的資本家，一方是除了勞動力商品之外一無所有的雇傭工人。這兩種競爭者之間，存在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競爭，因而競爭不可能是中性的，這表現為占有生產資料和貨幣資本的資本家總是處于絕對強勢，并占主動的地位。

其二，是剝削階級內部的市場競爭。這是貨幣資本家、產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土地所有者相互之間，剝削階級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及資產階級個人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為爭奪經濟資源、市場勢力范圍和控制地位，實現利潤最大化而瓜分工人階級創造的總剩余價值的競爭。這種競爭存在于各經濟領域之間和同一個領域、部門內部的各行業之間，存在于各種利益集團之間，以及剝削者個人之間。這里分析三方面市場競爭關系及其主體性質：

一是工商資本家之間，或者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關系。馬克思揭示出，這種競爭是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競爭；競爭的基本規律是平均利潤規律，即資本家都有“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平等競爭權利；這個規律建立在社會總資本占有雇傭工人社會總勞動中的剩余價值的基礎上，也就是建立在社會生產關系不平等的基礎上的。那么，工商資本家擁有“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的權利能否體現競爭主體的中性呢？總的來說是不能體現的。除非資本家人人擁有相同的資本量，才能做到；然而私人資本家擁有的資本量是有多有少的，獲得的利潤量是有差別的、不相等的。尤其是資本家在剩余價值規律推動下，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相互之間競爭是“您死我活”的，表現為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還必然產生私人壟斷，并具有生產資料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必然發展趨勢。可見，資本流通中的這種市場競爭，競爭主體存在差別是絕對的，獲得的私人經濟利益也是不平等的，因而并不是中性的。

二是需要貸款的資本家和銀行家之間的競爭關系。這是兩類剝削者共同瓜分雇傭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總量的競爭；他們在一定量平均利潤中進行一方取得企業主收入和另一方取得利息的競爭，前者在直接生產過程中剝削，在非生產領域用間接方式剝削，兩者是有差別的。當國家銀行產生后，信用制度就賦予了銀行家的優勢地位，即給了“這個寄生者階級一種神話般的權利，使他們不僅能周期地消滅一部分產業資本家，而且能用一種非常危險的方法來干涉現實生產——而這伙匪幫既不懂生產，又同生產沒有關系。”（6)618 可見，資本家和銀行家這兩類競爭主體明顯差別的，并不是中性的。

三是租地工商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競爭。這是瓜分超過工商業資本獲得的平均利潤以上的超額利潤的競爭。前者擁有并支配的是人的生產勞動創造的物質生產資料，后者擁有的則是天然的生產資料土地，前者靠經營農業、采礦業或建筑業剝削雇傭工人，主動、直接地占有剩余價值，而后者則憑借土地所有權坐收漁利，具有被動性，這種差別也說明兩種競爭主體不存在所謂“競爭中性”。

其三是各類剝削階級和雇傭工人階級購買個人消費品的市場競爭。以上對簡單商品流通市場所說的不存在“競爭中性”，在這里同樣適用。顯然，剝削階級和工人階級作為市場主體存在明顯差別，不可能是中性的、無差別的。需要補充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消費品市場中，還顯示出具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特征的奢侈品市場和普通商品市場的明顯差別。雇傭工人購買衣食用品等必要生活資料，一般是不會涉及只有富人才買得起的高檔商品市場的，更不會涉及奢侈品，也就是連參與這類市場競爭的資格都沒有。而富人們也不會涉足窮人的商品市場，如美國就有掛著“一美元商店”牌子這種專供窮人購買低檔商品的市場。足見資本流通領域的消費品市場是不存在競爭“中性”的。

可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三方面的市場競爭，都不存在競爭主體中性，也就不存在市場“競爭中性”。在現代，資本流通市場的競爭形態是否改變了？沒有。尤其在工商業與金融業之間的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更加殘酷。當今人們把工商業與銀行業融為一體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家，比喻為“金融大鱷”，更證明所謂“競爭中性”是不存在的！

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是否存在“競爭中性”

“競爭中性”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市場競爭中，更是不存在的。從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實際看，中國市場存在三種類型，即簡單商品流通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公有資本流通市場【4】，以及私人資本流通市場。后兩種市場相當于陳云同志在1956年表述為“社會主義的市場”和“資本主義的市場”（7）；公有資本流通市場是公有經濟中勞動者共同協作、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私人資本流通市場是私有經濟中資本家與雇傭勞動者的關系和資本主義所有者之間的關系；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它們通過簡單商品流通市場的表層一般關系，處在全國統一的市場關系中。三種市場流通關系綜合起來，可以簡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鞏固的前提下，這種市場的特征在于：公有資本的市場主體在市場關系中占優勢地位，國有資本的市場主體起主導作用，國家對宏觀經濟的市場運行進行計劃調節。

如前所述，這種統一市場中的競爭，包括簡單商品流通的買者和賣者的競爭，公有資本流通、私人資本流通各自內部的市場競爭，以及公私資本之間的市場競爭。而只要承認這些市場主體的差別，就應當承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的競爭絕不是無差別的，中性的。

公有資本流通市場的競爭是公有制企業內部的競爭。然而即使在國有經濟內部，國有企業都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質，它們相互之間的市場競爭也不是“中性”的。這是因為，既然現階段國有經濟要進行商品生產，那就應當承認，國有企業應由國家代表人民賦予它相對自主的經營權，這又要求每個企業在國家宏觀計劃指導下，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相對自主的經營決策。而市場需求的差別性，決定了不同國有企業經營方式的差別性，從而決定了國有企業在社會性質相同前提下的多樣性和差別性。這種多樣性和差別性，意味著國有企業之間是存在差別的，不是中性的，因而不存在競爭中性。

關于公有制企業與私有制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這兩種經濟的主體本質上是兩種生產關系的人格化【5】，因此這兩種市場主體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競爭。我國憲法規定十分明確，“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8）這表明，國企與私企的生產資料所有者的社會性質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的所有權為全民所有制性質的國有經濟中的人民擁有【6】，而后者的所有權歸私人企業主擁有；在宏觀經濟結構中，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構成的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而非公有制經濟處于非主體的、從屬的地位，這就要求在生產資料總價值量上，前者比重大于后者；國有經濟作為國民經濟中主導力量，必須起引領宏觀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作用，而非公有制經濟只是國民經濟的補充力量，起附屬于國有經濟的作用，所有這些都必然地表現在企業層面，使國有企業性質、價值量、作用與非公有制企業（包括外資企業）有顯著區別，加上國家對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的保障，這都決定了國企和私企在社會主義市場的競爭關系中，國企理應具有壓倒的優勢，可見，國企和私企兩者不可能沒有差別的，也不應當是平等的。從朝著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長期趨勢來看，國有經濟還必然會發展壯大，在這個過程中，還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向公有制經濟轉換。這樣看來，雖然“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8），但是，在社會主義統一市場中，國企和私企相互之間是不存在“競爭中性”的。眾所周知，在現階段一定條件下，從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的全局看，公私企業有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統一方面，但是從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長遠目標看，他們之間的對立，則是絕對存在的，相互的競爭也是具有對抗性的。因此，公私企業之間的競爭絕不是無差別、中性的。

七、“競爭中性”概念的主觀性和欺蒙性

在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流通市場中的競爭出現了新現象，即資本主義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之間的競爭。“競爭中性”這個概念的提出，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私人企業要求與國有企業平起平坐的一種利益訴求。分析這種特殊的市場關系，結合上面的一系列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競爭中性”是一個具有主觀性和欺蒙性的虛幻概念。

這需要從資本主義國有企業的產生原因和性質談起。應當看到，資本主義國家很早就有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15世紀下半葉，西歐許多國家的采礦業、冶金業、金屬加工業就屬于國家掌握，有的國家的郵政總局、鐵路干線、海外貿易公司、陶瓷廠等，也屬國有；但是，資本主義產生三百多年內，主要是依靠私人企業發展經濟的，直到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大危機之后，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解脫危機困境，才由國家財政投資，發展起一定規模的國有經濟【7】。這種經濟危機是由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和生產社會化這對固有基本矛盾的深化和激化造成的，它“迫使資本家階級本身在資本關系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看待”，“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9)628；因而資本主義的國家，不得不在一定限度內采取承認生產社會化的經濟措施，包括建立一定規模的國有經濟包括國有企業，把它們作為調節宏觀經濟的所謂“穩定器”，以便解脫經濟危機的困境，繼續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和私有制經濟基礎。由于資本主義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 （9)629，因而資本主義國有企業，本質上是總資本家的企業，它具有與資本主義私人企業一樣的資本主義性質，只不過代表著資本家階級的整體利益，其所有者并不包括勞動人民，而是“面對整個工人階級”“結成的真正的共濟會團體”（6)220。因此，資本主義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是根據穩定或調節資本主義經濟的需要來確定的，不可能超過私人經濟的比重。也因此，只要私有制的經濟基礎繼續存在，國有經濟這種“穩定器”就只能起緩和基本矛盾的作用，是不可能挽救資本主義經濟必然滅亡的規律的。這說明，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具有根本不同的社會性質。后者是全民所有制性質的，是工人階級自主聯合勞動性質的經濟，它是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經濟這個經濟基礎的支柱，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它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絕不是由宏觀經濟需要“穩定器”來決定的，而是由它的支柱地位和起主導作用來決定的。正因為如此，新中國一誕生，1949年的全民所有制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就占26.2%，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偉大勝利之后的1957年，占比達到53.8%【8】。

要求資本主義國有企業起宏觀經濟“穩定器”的作用，這是在資本主義資本流通市場的競爭中，國家采取經濟政策讓國有企業具有一定的壟斷地位，對私人企業保持一定競爭優勢的根本原因，非如此國有企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這個道理，私人資本家是不明白的。在人格化的私人資本即一個個資本家看來，國家賦予國有企業的政策支持和產生的優勢，這是他們追求私人利潤最大化的障礙，為此，他們才通過自己利益的代理人，呼吁市場“競爭中性”，要求消除國企因“國有產權”產生的競爭優勢，以便自己與國企處于無差別的公平地位。可見，“競爭中性”概念乃是資本家階級內部整體利益與私人利益的矛盾在觀念上的產物，代表著私人資本家的利益。

然而，在資本主義國家，提出“競爭中性”，要求私人企業與資本主義國有企業無差別地平起平坐，這對私人資本家而言，只能是一廂情愿、自欺欺人。這是因為，要求取消資本主義國有企業對于私人企業的競爭優勢，就無異于要求取消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穩定器”，而這種“穩定器”一旦失去，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將立即激化和惡化，資本主義經濟從而私人企業的喪鐘也就敲響了！從這個角度看，“競爭中性”，取消國有經濟，其實是一種只會導致私人資本家自身加速滅亡的主張。

對資本主義國家而言，它們承認“競爭中性”，則帶有資產階級國家卸包袱的欺蒙性。因為辦國有企業畢竟要政府出面，要有國家財政投入，為此，只要宏觀經濟暫時穩定，這些國家便寧可實施國有經濟私有化政策，這正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經濟國有化和私有化交替進行這種現象的原因。可以肯定，資本主義國家將“競爭中性”付諸實踐，必然陷入兩難的境地：如果滿足私人企業的利益訴求，勢必削減國有企業的優勢，這等于削減宏觀經濟的“穩定器”，將導致宏觀經濟運動失衡和危機；而繼續維護國企對私企的競爭優勢，則勢必導致私人資本家與國家的對立尖銳化。可見，想用“競爭中性”這種虛幻概念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矛盾，是膚淺可笑的。而從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經濟組織OECD在國際上推廣“競爭中性”概念來看，很難說沒有搞垮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基礎的欺蒙性。我們知道，這個組織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至今不承認社會主義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原因在于中國經濟基礎的支柱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而只要中國承認市場“競爭中性”，并由此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制”，就可以削去其“來自產權的競爭優勢”，變成“中性”，這實質是要求中國徹底推行私有化，它們就可以通過“和平演變”方式，達到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

由上可見，市場“競爭中性”這個概念毫無科學性可言，它抹殺現實中的各類市場競爭主體的實際差別，從觀念上扭曲了市場關系的真實面目，具有主觀性和欺蒙性；而通過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國際經濟組織，來推行“競爭中性”，則很難說沒有針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用心。

八、認清鼓吹“競爭中性”的目的

為何近年來我國有些人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搬用西方的“競爭中性”概念？這是否有迎合或配合國際資本主義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嫌？我們有必要對這個概念引入我國的過程，做一番調查研究。

據報道，最早提到“競爭中性”的，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某重要成員。他在2018年9月17日布魯塞爾召開的“中歐美經貿關系”研討會上談到，中國從1990年代中期起，搞國有企業公司化改革，這類似于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對國有企業制定的“競爭中性”準則（10）。查閱1990年代中期的有關文件資料，的確有這樣的表述：“全民所有制企業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或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全資子公司”（11）；而“全民所有制企業改制為……公司”，這樣的主謂賓語句結構確實表達出，要改掉的是“全民所有制”。正如有記者報道的，“這意味著69戶央企集團公司和3200戶央企子企業必須在半年時間內完成從全民所有制到公司制的‘變身’” （12）。這里必須指出，在堅持全民所有制性質不變的前提下，對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實施“公司制”改革，這是為了使全民所有制國有企業更好地適應商品生產和市場流通的需要，這不但無可非議，而且應當積極探索。但是，把國企體制改革說成是“公司化改革”、“從全民所有制改制為公司制”，這就把我國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制本身變成了要改掉、否定的對象，這就違反了憲法關于“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8）的莊嚴規定。

值得關注的是，幾乎與某人上述有關講話同時，2018年9月16日，在北京舉行“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該論壇另一位重要成員在重點發言中，公開提出了傳播甚廣的建議，要求“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長期應該逐步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13）；不言而喻，取消所有制分類，也就是要讓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都變成“中性”企業，可見，雖然他沒有公開使用“競爭中性”概念，但是它實際上呼應了OECD組織的“競爭中性”準則。不久，2018年10月14日，又有一位“50人論壇”重要成員，在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的講話中，明確表達出，“競爭中性”原則是針對國有企業的。他說，為解決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中國將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9】。到了2019年3月23日，又有另一位同樣是“50人論壇”的重要成員，在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9年”經濟峰會的發言中，進一步挑明了“競爭中性”與“取消所有制分類”的邏輯關系。他指出，競爭中性強調的是國家辦的企業不應該有超越其他所有者的特殊權力；認為按照競爭中性的要求，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企業的分類上，不再區分所有制，而是從規模、行業或技術特點等區分（14）。

至此，只剩一層“窗戶紙”沒有捅破，就是這些人尚未說出，鼓吹取消國有企業全民所有制性質、取消所有制分類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然而，他們既然使用了“所有制”這個OECD不可能使用的術語（西方國家通常使用含義十分寬泛的“產權”術語，這與所有制的含義有原則區別），那么其目的也就“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那就是妄圖修改憲法中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的莊嚴規定，使中國的企業全部實現私有化，從而否定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因為憲法關于不同所有制的劃分和主次地位關系的規定，正是以區分客觀存在的不同所有制經濟、明確“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為前提的。

至此，他們搬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競爭中性”用語，提出“取消所有制分類”的目的已昭然若揭，就是制造修改憲法的輿論，妄圖瓦解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構成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難道還能做出其他的判斷嗎？

九、對違憲言論要堅決批判和斗爭

綜上所述，“競爭中性”這個概念是一種人為制造的虛幻的市場主體性質觀念，是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利益服務的。宣揚、應用這種概念會起掩蓋市場本質關系，欺騙世人的作用。而搬用這個概念到中國來，包含著瓦解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禍心。由此可見，本文對“競爭中性”進行理論辨析，這固然屬于經濟學不同觀點的學術之爭，但是實質上是一場維護還是破壞憲法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反擊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階級斗爭，這是關乎經濟改革實踐能否堅持科學社會主義方向的重大問題。

這里不妨回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序言中的論述，“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4)10 這生動地闡明了，經濟學不是離開經濟利益的純學術，它是有階級性的。經濟研究者只有站在先進的無產階級立場上，才能大公無私，堅持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揭示客觀經濟規律的真相。而站在資產階級私有制和剝削者的立場上，對經濟的研究，勢必具有主觀性、表面性（或庸俗性）、片面性、虛偽性和欺騙性。為此，馬克思把經濟學區分為兩種根本對立的經濟學：一是“工人階級政治經濟學”或“勞動的政治經濟學”；一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或“財產的經濟學 ”（15）。有人鼓吹的所謂“現代經濟學”，實質是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由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所決定，只要照搬它來提出中國的改革主張，那就必然要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服務，并勢必造成嚴重后果，即導致勞動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全民所有制經濟，面臨被瓦解的危險。正因為如此，經濟學界的理論工作者，必須自覺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對鼓吹“競爭中性”和與此緊密聯系的“取消所有制分類”的私有化改革主張，進行堅決的批判和斗爭。

不能忽視，一段時期以來，經濟學界的某些人已被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所俘虜，內心根本不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但是由于學歷較高，善于以“改革”為幌子，有的成為高校經濟學講壇上的教授，有的已進入制定改革政策的“智囊”機構，有的甚至被作為學者型干部提拔到領導干部崗位上。然而，我們只要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黨中央關于改革的根本指導方針，認真審視，就不難發現，這些人有共同的特點，就是關于經濟改革的言論和主張，幾乎是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原理不加鑒別地照葫蘆畫瓢，主要是照搬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市場化、反對國家宏觀調控、主張資本無國界地自由流動；照搬民主社會主義的“混合經濟”、“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等。這些人從來沒有對振興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維護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發表過什么建設性意見。近年來，這些人在國內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搬用和鼓吹“競爭中性”，作為提出“取消所有制分類”的論據，以迷惑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達到修改我國憲法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目的。在對外開放方面，重要的表現，則是推行“徹底放開人民幣資本項目”、“放開外資在金融機構的占比”，也就是要放任外國資本自由進出中國、放任外國金融資本在中國金融機構中占控股地位。

事實表明，有些人已經根本違背了黨中央關于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要求；他們提出的私有化和無底線的對外開放的“改革”主張，正在對黨和國家造成顛覆性的危害。有鑒于此，不應當把這些人關于“競爭中性”、“取消所有制分類”等言論，僅視為一般的學術用語；而應當充分認識，這些說法體現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是違反我國憲法的。各級干部和廣大黨員，有必要帶頭根據《憲法》、《黨章》和《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識別和揭露這些“兩面人”在學術上搞“西化”、政治上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真面目。要遵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的重要講話精神（16），對那些打著學術語言的幌子搞違憲活動的人，追究違憲的法律責任。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9.9.3:

http://www.gov.cn/xinwen/2019-09/03/content_5426920.htm。

（2）《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頁。

（3）王今朝:《“所有制中性”的概念是荒謬的》，昆侖策網，2019-03-27：

http://www.jqdstudio.net/llyj/fl1/2019-03-27/132201.html。

（4）《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09頁。

（6）《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7）《陳云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頁。

（8）《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民日報》2018年3月22日，01版。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8頁。

（10）《“競爭中性”視角下的民企發展紅利》，中國工商，

ttps://www.sohu.com/a/290465591_481646

（11）《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中央企業公司制改制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國辦發〔2017〕69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7.7.2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6/content_5213271.htm。

（12）新華社記者王希、譚謨曉報道：《69戶央企集團仍為全民所有制？年底前全部改為公司制！》

http://www.gov.cn/zhengce/2017-07/26/content_5213521.htm。

（13）《楊偉民提八項改革措施：減少政府機構取消所有制分類》，“中國經濟50人論壇”網站：

http://www.50forum.org.cn/home/article/detail/id/7428.html。

（14）《劉世錦：推進“競爭中性”要摘下企業頭上的“所有制帽子”》，搜狐網，2019-03-25:

http://www.sohu.com/a/303566682_481741?sec=wd。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5頁。

（16）《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更加注重發揮憲法重要作用把實施憲法提高到新的水平》，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8.2.25：

http://www.gov.cn/xinwen/2018-02/25/content_5268629.htm。

注釋：

【1】兩部辭典都有中文版：《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1～4卷[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由[英]約翰·伊特韋爾、[美]默里·米爾蓋特、[美]彼得·紐曼編，陳岱孫為主編的中文版編輯委員會翻譯；《現代經濟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出版，由[美]D.格林沃爾德主編，北京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習美國經濟研究室翻譯組譯校。

【2】這些國家是：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韓國、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

【3】馬克思指出，“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隱蔽的秘密，發現掩藏著的基礎。”（《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4頁）。

【4】在當代中國，公有制企業的再生產過程還要經過用貨幣購買生產資料（G—Pm）、協作勞動者自主使用生產資料從事商品生產（P(L→Pm)），以及銷售商品（W—G）三個基本環節。因此，雖然公有制中勞動者的勞動力不再是商品，但是生產資料的實現，還要采取類似資本流通的形式，這是公有制生產資料在商品生產中的經濟形式，似可稱為公有資本或社會主義資本，這種形式具有趨向消亡的過渡性。

【5】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生產關系中的當事人稱之為生產關系一定方面的人格化，如資本家是“資本的人格化”，“工人不過是人格化的勞動時間”；把人格化表述為“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的產物”。（參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9頁、第281頁；《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6頁）

【6】當代中國的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是否包括非公有制經濟中的人們，這是可以深入研討的。筆者把現實的全民所有制理解為與共產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經濟具有同一“基因”性質的概念，但是尚不完善、具有過渡性，為此，把“全民”理解為憲法規定的作為全民所有制經濟的國有經濟之內的從業人員。

【7】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包括美國在內的70多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投資在全社會固定資本投資中所占比重平均為16.5%；在西歐諸國，國有企業產值平均達國內生產總值的20%，占工業總產值的30%；國有經濟大都分布在鋼鐵、能源、石油、電力、機械等基礎工業，鐵路、公路、航空、郵電、通訊等公用事業部門。參見宗寒：《國有經濟讀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年，第35-37、39-41頁。

【8】數據引自劉日新：《國有工業企業改革及其比重問題研究》，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香港）2007年，第6頁

【9】見寒竹：《中央文件里出現了“競爭中性”，怎么解讀？》觀察者網，2019-04-13 ：

https://www.guancha.cn/HanZhu/2019_04_13_497453.shtml。

有必要指出，用“競爭中性”原則是根本不可能解決宏觀經濟結構性失衡問題的。馬克思經濟學的原理告訴我們，要解決目前結構失衡問題，必須把調整產業結構與調整所有制結構結合起來，恢復工商業領域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參見何干強：《關于宏觀經濟調控的若干理論問題》，《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1、2期）。

（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本文刪減版刊于《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20年第1期，此為全文，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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