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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幅由老攝影記者原一萍拍攝的極具知名度的照片。

時間：1959年4月13日下午；

地點：濟南市歷城縣東郊人民公社大辛莊生產隊的麥田。

照片上，來山東視察的毛澤東主席一腳踏在田垅上，一腳踏在麥田里，仔細詢問麥苗生長情況。手拿一棵麥苗，向毛主席匯報小麥拔節生長情況的，就是時年27歲的歷城縣委常委、東郊公社黨委第一書記鄭松。

專列上的“六級書記座談會”

 “老人一生歷經滄桑，但最讓老人難以忘記的，還是他擔任東郊公社黨委第一書記的那段經歷，他多次參加主席召開的座談會，并兩次陪同主席到東郊公社視察，匯報基層工作。”6月16日，鄭松的兒子、濟南市天橋區城市管理局黨委書記鄭海濤對記者說。

東郊公社位于濟南市東部近郊，如今是濟南市歷城區王舍人辦事處。只是，當年廣袤的麥田已蓋滿了樓房，城市化的腳步將歷史掩埋，唯有“幸福柳廣場”上的大柳樹還在無聲地訴說著當年的榮耀。

1958年12月，中中共央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全國普遍開展了整頓人民公社的工作，中共山東省委確定歷城縣東郊公社作為貫徹黨的六中全會決議進行整社的試點，1959年1月從省級機關抽調部分干部，組成省委整社試點工作組，到東郊公社幫助整社。時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舒同也來到東郊公社當社員。此時，東郊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正是鄭松。

這是一個火紅的年代，農村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是當時的主旋律；這也是一個探索的年代，脫離了當時的經濟基礎，背離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自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但作為運動的提倡者和推動者，毛澤東主席對運動中出現的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特點的左傾錯誤有所覺察，并多次到基層調查研究。1959年2月25日，主席專列開到了山東。

 “2月25日下午5點多鐘，我和東郊公社大辛莊管理區總支書記李蘭生、大辛第二生產隊支部書記張印水、歷城縣委第一書記王任之，隨同舒同和省委秘書長吳建，登上了停在濟南西郊機場專車線上的主席專列，主席用鉛筆逐一記下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年齡、職務、家庭情況。下午5點半，座談會正式開始。毛主席掰著手指頭幽默地說：‘我們這次座談會參加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實際上是包括中央、省、縣、社、管理區、生產大隊六級黨的書記、就叫六級書記座談會吧’。”事過多年，鄭松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毛主席這次來山東，是就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出現的冒進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為中央即將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作準備。在這次主席專列召開有六級書記座談會上，主席向鄭松他們詳細地了解了東郊公社的基本情況和整社當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并請他們在專列上吃了一頓便飯，邊吃邊聊，然后接著開。等座談會開完已是晚上8點半了。

 “主席的平易近人讓人備感親切，主席知識的淵博更讓人敬佩。”鄭松在回憶文章中說。

 “主席問道東郊公社在什么地方？舒同說：‘東郊公社駐地大辛莊還有商朝的古跡呢。’他馬上又問都出土些什么文物，借機講了龍山文化和殷紂王的故事，說‘龍山文化很有名啊！殷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的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的不太好，所以失敗了。他抓著俘虜就殺，我們的俘虜政策和他不一樣，是進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我們聽了感到非常新鮮，受到教育，增加了歷史知識，同時也活躍了座談會的氣氛。”

在這次六級書記座談會上，毛澤東辦公室和身邊工作人員一個也沒有參加的，連個幫助做記錄的秘書工作人員也沒有，自始至終都是主席自己親自擬定調查的綱要，提出問題，這個問題座談完了，就提出下一個問題。自己口問、耳聽、眼看、手寫，親自作記錄，把調查的重要情況記下來。同志們匯報的重要問題，主席就一條一條記下來，有時匯報人說得太快，主席就說：“慢點，慢點，我記一記。”有些重要情況，還要求匯報人再說一遍，有些地方方言，一時未聽明白，主席就問：“這是什么意思啊？”

座談會結束后，當夜11點毛主席乘專列離開了濟南。兩天后，即2月27日，毛主席在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決定采納主席提出的“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作為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并照此方針對人民公社進行整頓。

“一畝地究竟能收多少斤？”

如今，一提起“大躍進”，人們首先想起的是畝產幾萬斤的浮夸風、“放衛星”等等。為什么上至一向注重調查研究的國jia主席下至最講實際的中國普通農民，都相信了這樣的“神話”？

 “其實毛主席對這些數字一直是懷疑的。”鄭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有個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產量指標越高越好，越高越表示干勁足。到處放衛星，山東壽張和高唐縣1958年秋也都曾放過畝產3萬—5萬斤的玉米，畝產3萬—5萬斤的谷子，畝產30萬斤的地瓜，畝產1.5萬斤的棉花。為了造衛星，有的將要成熟的幾畝地的水稻移植到一畝地里，說是一畝產的，把幾棵地瓜捆綁在一起，說是一棵上長的。密植越密越好，一畝小麥下幾十斤種子，密不透風。毛澤東對上述這些情況早就有察覺。

2月25日六級書記座談會上，我匯報說東郊公社1958年畝產糧食740斤，毛主席就表示懷疑，說‘有這么多嗎？你們怎么知道收這么多，又沒有過秤？怎么算出來的？’當時頭腦還發熱，高指標還沒有降下來，主席問：‘你們今年的小麥怎么樣，打400斤比去年翻一翻吧？’大辛生產隊第二隊黨支部書記張印水脫口而出：‘400斤可多，我是準備畝產小麥3000斤。’主席當即就說：‘現在我不相信，等你們打出來我才相信哩。’”

毛主席來大辛莊實地視察了

1959年4月13日，毛主席再次來到山東。首先在兗州車站聽取了舒同的匯報，決定到東郊公社考察小麥生長情況，當天下午到達濟南。鄭松隨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白如冰到濟南火車站迎接毛澤東，一來到主席的專列上，主席一眼就認出了鄭松，微笑著說：“鄭松，今天到你們公社看看小麥可以吧？”聽到毛主席喊自己的名字，鄭松為之一驚，沒想到2月25日座談會至今已近50天了，主席還記得自己的名字，“頓生一種幸福感”。

毛主席在省委書記處書記白如冰和中共濟南市委書記秦和珍等同志陪同下，乘車直達東郊公社駐地大辛生產隊村北的麥田。他首先察看了公社黨委的試驗田，最關心的仍是產量指標問題。這片試驗田共20畝，是從河南省引進的優良品種，深翻、整平、施肥等都優于其他麥田。試驗田地頭上插著一塊木牌，上面寫著面積、品種、管理措施，計劃畝產1000斤。毛主席一字一句地仔細看了看，然后嚴肅地問鄭松：“一畝能收1000斤嗎？”鄭松說：“計劃畝產1000斤，如果不出現特殊情況，一畝收這些斤問題不大。”毛主席說：“現在我不相信，打出來的時候我才相信哩！”這已是鄭松第二次聽毛主席講這個話了。

毛主席轉過身子對鄭松說：“到小麥收獲時，你們要親自組織一批干部收割驗收，仔細稱一稱，看一畝地究竟能收多少斤。”然后主席又認真地對大家說：“做事情一定要留有余地，實事求是，不要空口說空話，秋后我要再來看看小麥到底畝產多少斤。”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他視察過的那片小麥收獲時，由省、市、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干部和老農共同組成一個試打班子，選擇好的、一般的、差的小麥20畝，實行專人收割、專人運輸，當場脫粒、烘干、過秤，進行試打。省委第一書記舒同也專程來此參加試打。試打的結果是20畝小麥平均畝產572斤。幾天之后，主席視察過的大辛生產隊的小麥全部收獲結束。全大隊1700畝小麥，平均畝產400.6斤，比1958年增產254.31%。公社黨委的20畝試驗田平均畝產742斤，沒有達到原計劃指標。

小麥收獲結束后，東郊公社黨委寫報喜信，向毛澤東作了匯報。至此，鄭松以為毛澤東在東郊公社的調查工作就結束了，沒想到1959年廬山會議結束不久，毛澤東再次來到濟南，又要東郊公社的干部去匯報。9月21日上午，鄭松隨舒同到了毛主席專列上的辦公室，主席非常惦記東郊公社的情況，最關心的還是農業產量問題，問他“大辛生產隊的小麥到底收了多少斤？”鄭松匯報沒有達到計劃指標。毛主席聽了不僅沒有批評，還高興地說：“你們這是個大躍進啊！”

座談結束時已中午12點了，鄭松他們又在毛主席的專列上吃了一頓飯，這次是便飯，每人一份，一菜一湯，主食是大米飯。下午一點多，毛澤東由舒同等省市委領導陪同，先到山東農業科學研究所，視察那里的棉花試驗田。這時天下起了小雨。主席要親自看看東郊公社秋作物生長情況，又得知歷城縣參加縣三級干部會議的700多名農村黨支部書記以上干部和社員群眾還在大辛生產隊田間等著時，就毫不猶豫地乘車來到大辛生產隊春季曾視察過的那片土地。在那里冒雨察看了田間即將成熟的玉米、玉米間作大豆。至此，毛澤東經過兩次座談匯報，兩次田間地頭實地考察，終于獲得了畝產量的第一手資料。

光陰似箭，歲月無情。2012年5月26日，走完了80年人生歷程的鄭松老人，平靜地帶走了一段屬于他的歷史。鄭松雖然告別了他所承載的那段歷史，帶走了屬于他的那段輝煌和榮譽，但是歷史卻永遠地留住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