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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周恩來是五四運動的親歷者。他后來多次談到五四運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五四運動及在此前就已經興起的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分析和評價，并基于此對如何正確看待歷史文化問題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

五四運動具有“劃時代”意義

五四運動是一場偉大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革命運動，是近代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對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周恩來用“劃時代”進行了高度概括。

1949年5月5日，五四運動爆發30周年之際，周恩來在學術界人士座談會上對五四運動進行了評價：“五四”不是一般的紀念日，它是劃時代的。之所以說五四運動是劃時代的，主要是因為它拉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在五四運動之前，“中國許多能人智士，無論是改良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走的舊民主、舊科學的道路，而‘五四’以后則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的道路”。

那么，五四運動的劃時代意義具體體現在哪里？周恩來從兩方面作了闡釋和分析。

一是從五四運動開始，中國工人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并成為一系列革命運動的領導階級。周恩來指出，鴉片戰爭后，諸如太平天國起義、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無論是革命派與改良派，總是追求以資產階級為領導的民主主義，也就是英國、法國、美國實行的舊民主主義”，但最終都失敗了。“歷史證明，在中國封建社會基礎上，加上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資產階級受兩者的打擊而無法發展”，而且“力量很弱，在洋場、商埠中大都是帝國主義的勢力，農村中則是封建地主的勢力，資產階級對這兩者都沒法抵抗，因之不能領導這一革命運動”，所以舊民主主義注定要失敗。而五四運動改變了這一狀況。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以巨大的聲勢參與其中，并以自己特有的組織性和堅定的斗爭性在其中發揮著主力軍的作用，開始作為一只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在這之后的革命斗爭中，領導者不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同時，五四青年奮斗的道路“解決了知識分子要革命該依靠誰的問題：就是要依靠工人階級與廣大的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軍—農民，也就是說，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結合才能發揮力量，這是新民主主義的道路”。

二是五四運動推動了社會主義思潮的蓬勃興起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為共產黨的誕生作了準備。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相比，五四運動發生在俄國十月革命所開創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953年9月23日，周恩來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談到五四運動對文化的影響時，直接引用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那段著名評論：“在‘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由于中國政治生力軍即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這個文化生力軍，就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接著，周恩來分析說，五四運動之后，“共產黨、無產階級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文化的主導思想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是文化思想的主導，是文學藝術的方向”。

正是基于這兩點，我們才可以說從五四運動開始，中國革命進入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帷幕由此拉開，五四運動的劃時代意義也就由此得到彰顯。

對“打倒孔家店”要作唯物辯證的分析

以五四運動爆發為標志，發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其第一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文化的斗爭。新文化運動把攻擊的矛頭指向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主義思想文化，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

關于如何認識和評價“打倒孔家店”，周恩來曾多次談到，這里列舉一些。

新中國成立前夕，周恩來連續幾次講到這個問題。1949年5月9日，他在北京大學教授聯誼會舉行的座談會上說：“對封建主義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東西。比如我們當年喊‘打倒孔家店’，這在當時是必要的，因為那一套封建的東西根基太深，非先來一個‘打倒’不可。先把它從整體上否定，再從里邊找出一些好的東西來。毛澤東同志很善于這樣做，比如他就常常引用孔子的話。”5月16日，在對南下工作團的講話中，他再次指出：“當年五四運動反對封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認為凡孔子所說的一概打倒，這在當時是需要的，因為當時是封建統治。要沖破黑暗，建設新的社會，需要這種精神。但那時認為舊的、歷史上留下來的一切都無用，因此變成了否定一切。須知舊文化也有可用的，可以批判地接受。”7月14日，在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發起人會議上，周恩來又談到：“基本上要否定舊的東西，不否定舊的哪里有新的，不是‘五四’打倒孔家店哪有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三十年歷史？我們應該有這樣的精神，不然，就要隨波逐流。”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又多次談到這一問題。1951年9月29日，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結合思想改造和認識歷史文化的問題，周恩來指出，“對于歷史知識，我們也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我們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來分析歷史。五四運動時，我們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先要把它摧毀掉，把它否定，以便打出一個新的天下。這在當時是需要的。但是到了今天，我們就不應該這樣做了”，“在封建時代，起過一些進步作用，對廣大人民有好處的東西，也是應該肯定的”。1957年3月24日，他在杭州群眾大會上講話時又指出：“我們在‘五四’時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完全應該的，孔家店是要打倒的。可是現在對孔夫子就應該全面評價，對他的一些好的地方，就應該給予肯定。”“有否定，有肯定，這就是辯證法。如果我們當年不對封建家庭加以否定，不鬧家庭革命，我們今天也就站不到這個地方了。可是革命成功了，現在就應有新的觀念。”1974年4月22日，周恩來在會見日本客人時表示：“我們從五四運動起，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孔子思想在中國社會已影響了2000多年，批判并肅清這種影響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一件大事，并且是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在批孔的同時，還要對歷史上改革派的思想進行宣傳。”

綜合這些論述可見，周恩來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打倒孔家店”作了唯物辯證的評價和分析。

一方面，充分肯定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開展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必要性，以及其對于沖破封建主義思想文化束縛、打擊和動搖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掀起中國社會思想解放的潮流，特別是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創造有利條件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歷史作用。周恩來認為，要肯定和發揚五四時期敢于否定和反對舊的事物的勇氣和精神。“新的代替舊的是社會發展的規律。要改革社會，就必須有勇氣面對舊的，否定舊的。‘五四’時期陳獨秀與胡適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前者敢于否定舊的，而后者卻沒有這樣的勇氣。我們要否定舊的，先把舊的東西孤立起來，縮小其地盤，進而從根本上徹底摧毀它。這樣，才能為新東西的發展掃清障礙，開辟寬廣的道路”。同時，他還強調，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待過去的人和事，不能以后來人的認識水平苛求前人，“我們對于歷史要分析。我們在研究歷史的時候，也不能把歷史事件同今天的情況生硬類比”。

另一方面，勇于承認在新文化運動中確實存在思想方法上的某些不足和缺點，如，存在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偏向，把復雜文化現象進行簡單化處理，缺乏進行科學分析和批判的能力，等等。對于新文化運動和“打倒孔家店”，周恩來在充分肯定其必要性和歷史意義的前提下，也毫不諱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其中發生的絕對化、簡單化的傾向。他指出，“總的說，當時的成績比缺點還是大得多”，但也要承認，當時“也發生過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沒有在否定其基本的東西的同時，批判地接受其好的一面，沒有在否定其整體的同時，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東西”，“到了今天……我們已經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經驗，可以避免發生當時那種缺點”。“對舊的東西一概不要，以為舊的都不好，新的全好”，這是“從舊觀念到新觀念轉變初期的一個簡單的觀點”。

為什么說對舊的、歷史的東西不能用絕對化、簡單化的方式來處理呢？周恩來從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的角度進行了深刻闡釋。從世間萬物發展的普遍規律講，“事物總有根源”，“事物不可能無根而生，浮萍草也是有根的”。具體到人類歷史和社會制度的發展來說也是如此。周恩來闡釋說，“歷史總有個根”，“新社會是從舊社會生長出來的，每一代都是從上一代傳下來的”，“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新的東西從母胎里生長出來。沒有舊社會中一定的因素就不會產生新社會，這是合乎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他還打了個比方，“推翻舊政權，好像推翻一幢舊房子”，“舊房子里面很多材料還是可以用的”。基于此，周恩來指出，“割斷歷史來看問題是錯誤的”，“不能把歷史的根源割斷”，“不能否定舊的一切”，而要注意分析、區別對待，“舊根源中值得寶貴的傳統的東西應該保存下來，把好的東西發揚下去，同時也要批判不好的東西”；“對舊家庭、舊社會制度不好的方面，應該予以否定，但這種否定不是對其中好的、應該保留的而說的。對舊的東西取根本否定或全盤接受的態度，都會使這一社會無法改造”。周恩來的這些闡述體現著歷史和辯證思維，蘊含著深刻哲理，但曉暢易懂，娓娓道來，啟人思考。

對歷史文化“要批判地繼承”

對新文化運動和“打倒孔家店”的分析和評價，本質上必然涉及如何正確認識和對待自己的歷史文化的問題。周恩來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概而言之就是“對舊文化要批判地繼承”；“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遺產，應采取嚴肅的批判態度，排斥其封建的反動的方面，吸取其中帶有民主性、革命性的因素”，“要抽取好的，排斥糟粕。不要以為凡是研究古典的書就是復古”。

文化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它總是通過一定的具體的事物和人物來體現。因此，要深入了解周恩來對待歷史文化的觀點和態度，必然要考察他對一些具體的歷史事物和人物的觀點和態度。這里舉幾個例子。

比如，關于古代史料。周恩來認為，對史料，首先要注意收集。1959年4月29日，他在全國政協舉行的茶話會上就史料收集工作強調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現在當然首先要研究現實問題，反映新的情況，但對過去的東西也需要研究，新的東西總是從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過去編的府志、縣志，保留了許多有用的史料”，“我們要把自己所掌握的歷史遺產貢獻出來”，“把知識和經驗留給后代”。周恩來還指出，對史料只是收集還不夠，還要研究和運用。1949年5月7日，他在《學習毛澤東》的著名講話中，專門講了毛澤東讀、古書的例子。他說：“毛主席常說，他也是讀古書的人。讀古書看你會讀不會讀。毛主席開始很喜歡讀古書，現在做文章、講話常常運用歷史經驗教訓，運用得最熟練。讀古書使他的知識更廣更博，更增加了他的偉大。”也就是說，古書不僅要讀，而且要會讀、善讀，從中吸取養分應用到工作中。

再如，關于古代文物。周恩來一直強調注意保護文物，他曾對黃帝陵、莫高窟、北京古觀象臺、山西侯馬東周“奴隸殉葬墓”、湖南馬王堆漢墓，以及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貼》等一大批珍貴文物的保護、挖掘、管理等工作作出指示、批示，為我國文物保護事業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他還多次指出：“不能籠統地講保存文物”，“一定要跟我們的發展結合起來”；“保存古代文物一定要為人民服務，不僅為今天的人民服務，而且要對后代子孫有利”；“應該想一想如何保存，如何才能永遠保存下去，這就一定要對其加工改進，使其發揚光大，使我們的民族形式發展起來，在世界藝術的行列中有所貢獻。”

又如，關于古代戲曲。周恩來認為，我國古代戲曲遺產極為豐富，像京劇、昆曲、平劇等古代戲曲，深為人民群眾喜愛，因此，很有必要對其進行繼承并發揚光大。但也要看到，古代戲曲在內容和形式上還存在不少消極和有害的成分，“有為人民愛好的一面，也有維護封建制度的一面”，所以，戲曲要改革，“要看它主要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積極的需要把它保留下來，消極的則需要把它改革或剔除”。

又如，關于“孝道”。1957年3月24日，周恩來在杭州群眾大會上談到青年的學習和生活時，專門講到辯證看待“孝道”和“家庭革命”的問題。他說，“對‘孝道’要做分析，要辯證地看。當封建社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利用‘孝道’壓制青年的時候，我們要推翻封建社會，反對‘孝道’，甚至要進行家庭革命”。但“現在就不同了，封建統治已經被推翻了，我們就不能再籠統地說‘非孝’了。在舊社會，封建家庭束縛我們，我們要反抗；在新社會，家庭不再束縛我們了，老一代曾經哺育我們成長，我們就應該贍養他們”。他后面又進一步總結說：“如果我們當年不對封建家庭加以否定，不鬧家庭革命，我們今天也就站不到這個地方了。可是革命成功了，現在就應有新的觀念，對家庭要有所肯定。”

還如，關于封建皇帝。封建皇帝作為封建專制主義集權的標識性人物，當然是革命和打倒的對象，但同時也不能簡單化看待。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講到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時指出：“封建王朝里邊也有一些有進步作用的東西，有的帝王也做過促進歷史發展的事情，我們也不能采取非歷史主義的觀點一律抹煞。”1957年3月24日，周恩來在杭州群眾大會上舉了清朝皇帝的例子。他說，“在辛亥革命的時候，要推翻清朝，要徹底否定它”。“現在我們已經推翻清朝幾十年了，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對于清朝的皇帝及其他歷史人物也要作一個公平的評價。我們不是常說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嗎？對這兩條，清朝就有一定的貢獻。所以我們現在也要肯定它的好處”，“康熙皇帝對中國發展的功勞，比乾隆皇帝大得多”。

基于以上分析和論述，可以對周恩來強調的對待歷史文化“要批判地繼承”的要求作進一步闡釋和分析，其核心內容包括如下三點：一是要實事求是地嚴肅地進行分析和鑒別，不能簡單化、絕對化；二是要一分為二，吸其精華、棄其糟粕；三是堅持為人民群眾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堅持聯系實際、古為今用，堅持推陳出新。當然，要做到這三點有一個關鍵前提，就是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離開了這個前提，就不可能做到這三點，也就不可能科學地對待我們的歷史文化。而這些要求也正是今天我們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應該堅持的。

注：

本文所引周恩來的論述皆引自已經公開出版的《周恩來文化文選》《周恩來年譜》《周恩來教育文選》《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周恩來選集》等，為了閱讀方便，出處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