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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曉欽柴巧燕：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及其引發的社會變革——兼論社會主義中國如何發展數字經濟

點擊：作者：丁曉欽柴巧燕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11-22 09: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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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紀末興起的數字資本主義深刻改變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消費方式、就業方式、生產組織方式和投資方式，但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資本主義只是以一種更加深入、廣泛和隱蔽的方式進行剝削和積累。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建設要善于利用數字經濟平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由全體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數字經濟，用更現代化的數字治理能力、更高質量的數字經濟發展，不斷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資本主義最突出的新變化之一，就是數字的資本化日益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數字資本主義似乎異軍突起，但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互聯網為依托的信息技術革命就帶來了“新經濟”的迷思。而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又證明了數字資本主義仍然無法使資本主義擺脫危機。當前，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需要我們站在新的歷史高度，認清數字資本主義給人們的生活生產方式帶來的變化，科學合理地加強數字治理，高質高效地發展數字經濟，以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一、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起，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和信息服務業的增長，后工業與信息理論的理念便開始流行于西方，該理念渲染信息技術的貢獻，認為信息技術推動了資本主義產權關系的歷史性飛躍，卻避而不談信息通信技術和資本主義歷史發展之間的關聯。20世紀90年代進入互聯網時代后，美國“新經濟”（低通脹、高就業、高增長）現象更使得信息技術革命附上一層神圣的色彩，看似可以通過“知識經濟”“信息經濟”來破解資本主義的一切難題，實則隱匿了生產關系領域所體現的深層次沖突和矛盾。美國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雖然認為“網絡社會”依然為資本主義的一種發展形態，但他仍對數字通信技術帶來的變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關聯保持謹慎的態度。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丹·席勒在其1999年出版的《數字資本主義》一書中，首次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數字技術革命背后的資本主義邏輯，并用一系列產業的實證分析，論證信息網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各個領域，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與動力，帶動政治經濟向數字資本主義轉變。他揭示了數字化和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將傳播與信息作為承載不斷演變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結構的新的支撐點，而不是像一般的流行觀點一樣只關注數字技術革命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他指出，之前的“信息經濟范式”混淆了信息作為一種有用資源和作為一種由雇傭勞動生產，并用于市場交換的商品的基本概念區別。不過當時的數字資本還沒有真正形成數字資本主義，知識、信息和數據都是作為一種資本的要素出現的，本身并沒有占據支配性地位，也沒有成為資本的能力。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后，隨著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平臺組織和物聯網的崛起，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深入發展，數字經濟已經從量變走向質變，數字形式開始在經濟社會中占據支配地位，數字經濟帶來的巨大優越性和各種問題都已充分暴露，對數字資本主義及其相關概念的關注也有了爆發式增長。

當下比較熱門的“數字資本主義”相關概念，主要包括“數字經濟”“平臺經濟”“零工經濟”“共享經濟”等，都是用于概括數字技術體系基礎上新組織形式的范疇。“數字資本主義”在國內馬克思主義語境中主要關注數字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數字經濟”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平臺經濟”指以數字平臺為核心，借助發達的數據采集、傳輸、運算、處理能力和算法，集成信息和優化組織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零工經濟”主要指由網絡中介協調眾多獨立勞動者自主提供計件工作。“共享經濟”主要指出租閑置資源和勞動時間的社會經濟活動。在這一系列概念中，“數字經濟”關注數字化的經濟活動，“平臺經濟”關注生產組織方式，“零工經濟”關注就業方式，“共享經濟”關注生活資料和服務，而“數字資本主義”則關注數字化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來的全方位影響，也更符合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范式。

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在宏大的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下，也離不開資本主義為擺脫經濟危機而做出的嘗試。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的經濟滯脹和國際競爭不斷加劇，迫使其尋求利潤率的恢復和提高競爭力，通過“毀滅式創新”重塑經濟，而處于這一中心的正是數字經濟。以信息技術革命驅動生產變革，不僅為全球化、金融化提供了數字基礎設施，也日益成為壟斷資本的核心。近40年來，數字資本的發展歷經數次高峰和低谷，早已深刻地滲入40年來資本主義經濟繁榮和衰退的過程中，成為資本主義不斷緩解危機卻又無法擺脫危機的歷史見證。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導致世界市場形成，加快了經濟全球化過程，推動全球產業分工的形成和深化，使英國獲得了一切重要工業部門的世界貿易的實際壟斷權。數字資本主義則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現代世界市場和全球化形成，深度整合全球產業分工，并使平臺資本獲得了重要經濟部門的實際壟斷權。數字資本主義在參與重塑資本主義發展形態的同時，以經濟學革命的名義掩蓋了私有化生產方式，以技術決定論掩蓋了剩余價值的真實來源，以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掩蓋了剝削，以資本積累掩蓋了貧困積累和不平等，整個西方經濟社會的消費、就業、生產、投資都隨之發生了改變，在數字化、現代化的同時更加資本化、附屬化了。

二、數字資本主義改變消費方式

數字經濟的發展使日常消費方式發生了顛覆性變化，改變了很多物質文化消費領域的生態，極大地提升了消費的便捷化、多樣化、個性化體驗，優化了消費背后的物流、倉儲等環節，節省了流通成本和中介成本，加速了流通過程。消費過程作為實現剩余價值必不可少的環節，隨著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現代化水平，與數字資本主義相關的消費領域，增長速度也遠遠超出了整體GDP的增長速度，成為各國數字資本競相爭奪的前沿高地。網絡平臺購物借助“智能推送、一念而起、關聯匹配、一鍵下單、即日送達、全程追蹤、反饋改進”等優勢已經在零售業中占據核心地位，各種生活服務的線上平臺也快速搶占市場，社交網絡、網絡視頻、網絡媒體、網絡游戲等借助豐富的線上資源和實時互動，成為年輕人文化消費的主陣地，而無線網絡也已成為和空氣、水一樣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在一些未通水通電的非洲地區都率先普及了。數字經濟的消費雖然尚未成為一國消費的主要部分，但其活躍程度幾乎可以反映出一國消費的現代化水平，近年來西方興起的共享經濟模式，更是顯著增加了消費的多樣性和新奇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消費上的階層差異。

數字資本主義不僅顯著提升了消費水平，而且給消費者帶來了無處不在的風險。一是信息安全風險，數字資本主義給消費者帶來巨大便利的同時，也要求消費者讓渡自身隱私信息的讀取權限，從而產生巨大的數據安全隱患。消費者的偏好數據可能被用來進行精準廣告和誘導消費，導致非理性消費和過度消費；消費者的特征數據也有可能被用來進行甄別歧視，如價格歧視甚至準入歧視（如對暴露出某些個人信息特征的人群拒絕進入商業醫保，拒絕網絡面試機會等）；消費者的隱私數據甚至可能被用來進行財富竊取和人身攻擊，“流量即正義”的邏輯可能會加劇網絡暴力。二是信息質量風險，數字資本主義在帶來廉價海量信息的同時，信息的質量和區分度并沒有同步上升，至少對非VIP用戶來說是如此，如搜索引擎內含的排名機制是公正客觀還是受到資本遙控，也與數字資本主義的盈利模式產生巨大沖突。三是信息干擾風險，大量未成年人、成年人甚至老年人本可利用豐富的數字資源提升自我，卻可能過度沉迷無休無止的網絡娛樂而無法自拔。能否正確利用網絡信息資源發展提升自我并減輕不良干擾，已經成為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影響階層流動的重要因素，也將成為影響一國人才儲備和科技水平的重要因素。為此，法國國會在2018年7月底通過法案禁止中小學生帶手機進學校。

數字資本主義在顯著提升消費者體驗的同時，產生的最大的迷思之一，就是大眾誤以為普通民眾是數字資本主義的最重要客戶。丹·席勒非常具有洞察力地指出，數字資本主義最重要和最受眷顧的大客戶，一直是企業尤其是大企業。互聯網時代之前的通信設備投資就偏向于照顧大企業的內部專線網絡而非公眾網絡，互聯網最后選擇的也是最有利于服務私人企業的模式。美國的金融業、零售業、制造業、農業、軍事研發企業等都大量進行信息處理設備和軟件投資，2013年的相關投資額高達3130億美元，僅金融行業就投資了600億美元，僅次于信息產業的860億美元。在數字資本主義中，互聯網不只是一種傳播和生產工具，同時是獲取信息的特殊權力。信息也不是一種普通商品，而是一種支配產業布局、投入、運營的指揮棒，成為攫取利潤的數字資本。通過巨額信息技術投資以獲取金融信息搜集、傳輸和處理的暫時優勢，已成為金融壟斷公司維持壟斷優勢的關鍵之一，數字資本主義也幫助維持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

三、數字資本主義改變就業方式

數字資本主義不僅改變了消費方式，而且也日益改變了就業方式，尤其是年輕人的就業方式。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下，企業雇傭更加靈活，就業市場的信息更加及時，兼職機會也日益豐富，外包經濟、零工經濟、共享經濟等的就業模式越發普及。不論是傳統的低端制造業、服務業，還是新興的中高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都在現代化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平臺上日益轉化為實際上的計件工作制，并以績效考核等方式承擔著實質上的市場風險。這一方面有利于激發勞動者的市場適應能力和自我技能的開發營銷能力，增加了高額報酬的潛在機會，并減少了完全無就業的風險；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數字資本主義的各種就業模式所增加的就業彈性，主要是增加了企業尤其是壟斷企業或平臺雇傭工人的彈性和自由，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用工的性價比，減少相關風險和責任，以一種最廉價的方式保留了龐大的產業后備軍。此外，資本主義通過傳播媒介滲透進日常生活領域，使勞動時間延伸進非工作時間，潛移默化地進行再生產活動。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本應為人類追求美好的生活來謀利益，在保護生態、維系和平、創建全球公平正義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但在數字資本主義的運作下，技術卻成為盈利和再生產的工具。就目前而言，數字化非但沒有減輕資本主義對民眾的剝削程度，甚至還以數字媒介為手段，把人們生活的全部領地都納入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在數字資本的吮吸下，社會生活呈現為一種加速邏輯的狀態。本質上說，數字勞動為數字平臺生產了大量數據，而這些數據則構成了數字資本，數字資本家便是通過榨取數字勞動的剩余價值而不斷實現數字資本的增殖。這種發生在互聯網上新一輪的“圈地運動”較之以往更為有力與隱蔽。

從勞動者視角來看，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就業的最大特征是，穩定全職就業機會日益稀缺。數字資本主義對傳統的制造業、零售業、出版業、新聞業、娛樂業等實施降維式打擊，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大量崗位被機器人和AI替代，被科技公司和平臺替代，而科技公司本身新增的全職就業是出名的少，如Whats APP以190億美元被臉書收購時只有55名員工，Instagram以10億美元被收購時只有13名員工。近年來很多西方國家的新增就業中，非全職不穩定就業的比重日益增大，無產階級有淪為朝不保夕階級（Precariat）的趨勢。第二個特征是，工作薪酬的計件工資化日益明顯。馬克思曾說過，計件工資是最適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工資形式。數字資本主義下借助于強大的數據運算、存儲和傳輸能力，極大地加強了對工作流程的監控，不僅能在傳統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實施計件工資，而且能在最前沿的科技服務業實施，通過實行眾包制、分包制、外包制、合伙制、項目制等，變相實施計件工資，增加了勞動者的工作強度和風險壓力。雖然少數勞動者獲得更多報酬，但多數勞動者受到更多剝削。第三個特征是，工作時間和閑暇時間的區分日益模糊。如果說工業革命和鯨油燈照明技術的發展使產業工人的工作時間延長到夜晚的話，現代數字通信技術的發展和數字資本主義爭分奪秒趕進度的實時競爭壓力，甚至使數字勞工們陷入缺乏睡眠的狀態，各種社交通信軟件平臺也成為工作場所的一部分。“996”“007”“發際線”等成為數字時代的網絡流行語，部分企業對腦力勞動強度的不受限制的增加可能會使勞動強度接近勞動者的生理極限。一些數字平臺還充分利用勞動者閑暇之余進行各種興趣愛好和評價反饋，如YouTube、Yelp等，將勞動者的閑暇時間轉化為服務于平臺的無酬勞動時間，而全方位的網絡評價也增加了工作壓力。

四、數字資本主義改變生產組織方式

數字經濟帶來消費方式和就業方式的改變，主要來自生產組織方式的革新。隨著數據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難以提取和使用數據的傳統商業模式逐漸讓位于能獨占、提取、分析和使用大數據的平臺模式，很多壟斷公司和初創公司都融入了平臺。平臺以強大的算力、算法、數據存儲和傳輸能力為基礎，提供數字化的基礎設施和數字交互能力。尼克·斯爾尼塞克將平臺分為五種類型，分別是提取分析用戶信息的廣告平臺（如谷歌、臉書）、出租數字相關業務硬件軟件的云平臺（如亞馬遜網絡服務AWS、富賽時Salesforce）、幫助將傳統制造轉化為互聯網連接過程的工業平臺（如通用電氣和西門子）、通過使用其他平臺將傳統商品轉化為服務的產品平臺（如流媒體音樂服務平臺Spotify）、共享經濟的精益平臺（如優步Uber、愛彼贏Airbnb），以及幾乎涵蓋所有上述類別的亞馬遜。成功運營的平臺可以聚合大批依賴平臺的組織和個人，形成網絡效應和規模效應，便利商品、服務、信息的流通，極大地優化傳統企業組織生產營銷網絡的方式，幫助其節省相關運營成本，促使其專注于關鍵業務領域的核心競爭力，不僅促進產品的按需定制，還促進研發模塊的系統集成。

數字資本主義中能夠成功運營平臺的組織日益具有系統重要性，在生產組織中處于中心地位，在極大促進生產社會化的同時，也激化了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矛盾。數字平臺在形成之初一般具有較強的正外部性，平臺組織為了應對激烈的競爭也廉價甚至免費提供這一正外部性，但是平臺成功后往往天然具有壟斷性。平臺組織為了憑借壟斷優勢獲得壟斷利潤，很可能會犧牲依賴平臺的其他組織的利益，或者犧牲平臺本身的效率和公平，甚至還會為了維持自身的壟斷優勢而打壓或收購其他新興平臺，從而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上日益凸顯出雙刃劍的性質。眾多非平臺企業依賴平臺，小平臺依賴大平臺的數字基礎設施和流量推送，嵌套著小平臺的大平臺之間激烈競爭，最后是不同的巨型平臺系統之間的競爭，蘋果和亞馬遜都各自形成了巨型的平臺系統。不同平臺系統的不兼容制約了生產社會化的程度，平臺系統內的層級結構也導致底層組織被上層組織控制，剩余價值集中于上層組織，不利于社會整體創新力的可持續發展。數字資本主義雖然在形式上非常新潮，但并沒有突破傳統壟斷資本主義的固有局限性。

五、數字資本主義改變投資方式

數字資本主義下的數字資本和傳統資本一樣，最關心的是如何最大化資本回報。而西方國家數字資本主義的發展軌跡從一開始就和金融資本緊密結合在一起。由于數字資本主義的投資具有高風險、高收益、高門檻等特征，難以從謹慎的商業銀行部門獲得資金借貸，往往依賴于風險投資資本，而風投的變現最終往往取決于上市變現或者被其他大公司收購變現。數字資本領域的風投失敗率很高，但成功投資的回報率也可高達數百倍，如美國的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曾成功投資蘋果、思科、甲骨文、雅虎、谷歌等，KPCB公司曾成功投資過亞馬遜、美國在線等，日本的軟銀集團也成功投資雅虎、優步等。可以說，沒有發達的風投基金和資本市場，就沒有繁榮的數字資本主義。而數字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后，也成為西方股票市場上最耀眼奪目的部分，截至2020年1月20日18時（北京時間），美股前五大市值公司正好是美國前五大數字平臺公司（蘋果、微軟、谷歌、亞馬遜、臉書），市值總額高達5.25萬億美元。

數字資本主義帶來的股市增長是空前的，其中蘊藏的金融泡沫可能也是空前的。一些數字科技企業憑借高盈利獲得高市值，但也有不少數字科技企業的盈利尚不明顯，高市值依賴高預期，如超威半導體的市盈率高達271倍，Zynga 137倍，亞馬遜81倍，英偉達63倍，還有不少科技企業的市盈率甚至是負的。數字資本主義的投資回報方式具有高風險、高回報、高杠桿等特征，已上市公司的市值依賴于市場預期，具有較大的波動性，尚未成功上市或兼并收購的初創公司，風險更是不透明，可能會增加經濟周期尤其是投資周期的波動性，造成大量資本的浪費。此外，一個成功的大平臺的崛起，可能意味著無數類似平臺的投資失敗和資本減值，而成功大平臺獲取的壟斷利潤可能又無處投資，美國的幾大數字平臺公司在海外各自擁有上千億美元的現金儲備，一方面是因為缺少優質投資機會，另一方面是為了國際避稅。大型數字平臺公司一般是跨國公司，而數字產品的特性使其具備了國際避稅的優勢，避稅似乎也成為增加資本回報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成為近年來美國政府稅法改革重點關注的對象。

關于私人資本在數字資本主義興起中的作用的最大迷思之一，還是大眾誤以為私人資本是數字資本主義繁榮的唯一關鍵。丹·席勒非常深刻地指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扶持和管制，也是數字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基礎。與數字技術研發和應用、生物醫藥等領域相似，風投往往投資于最后的應用階段，而最開始艱難而漫長的基礎研究階段，往往都是國家出資扶持的（如互聯網的發明），而且國家對應用領域的扶持也不少，如美國國防部和NASA等給硅谷中小企業的大量訂單對其崛起意義重大。正因為國家對數字資本主義的興起有關鍵作用，同時也因為數字經濟對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系統重要性，所以在金融公司和平臺公司參與數字經濟的分紅盛宴時，國家也必然要對其進行管制，如2019年美國政府對臉書的50億美元罰單只是管制的開始。如果涉及跨國公司，可能還會引起國際糾紛，如2019年歐盟對谷歌等美國科技公司開出的巨額罰單就引發了其與美國的矛盾，這背后也是數字資本主義的高地之爭和發展不平衡。

六、社會主義中國如何發展數字經濟

數字經濟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最快的部分，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我國已經是數字經濟大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為經濟發展增添新動能。《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顯示，我國數字經濟持續快速發展，2018年我國數字產業化規模達到6.4萬億元，占GDP比重為7.1%，產業數字化規模超過24.9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23.1%，占GDP比重為27.6%。2018 年數字經濟發展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7.9%，成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數字經濟吸納就業能力顯著提升，數字化治理能力也全面提升。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國家數字資本主義存在的問題和風險，在我國也或多或少存在，并且可能更為復雜，需要更好地發揮制度優勢，不斷提升數字治理能力。

首先，我國的數字平臺企業更多面向大眾消費者，虛假信息、不良信息、信息泄露的治理形勢更為嚴峻，平臺之間爭奪用戶信息所有權的訴訟不斷，需要政府更為清晰地界定數據所有權，保護人民的數據安全，明確數字平臺對自身或第三方數據違法行為的責任，將平臺算法盡快納入監管機制。充分利用數字資本“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用信息技術緩解產能過剩，加強環境污染的監測和監管，更好地監督基層官員，遏制腐敗蔓延。

其次，針對數字經濟難以避免的平臺壟斷問題，我們要妥善處理好做大做強平臺和促進整體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既要用適度寬松的制度環境培育具有正外部性的平臺組織，也不能放任壟斷平臺遏制其他企業和小平臺的發展，防止信息壟斷和信息操控。數字經濟發展要有利于整個產業的創新和協調發展，并且要更多走出國門，更加開放共享。

再次，針對數字經濟帶來的勞動者數字鴻溝和弱勢勞工問題，我們要意識到，要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就業的正面影響，不僅需要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如提速降費，還需要加大數字技能的公共教育投入，并完善數字經濟領域的勞工保護，從而充分利用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讓更多勞動者可以共享數字經濟的就業紅利。

最后，我國數字經濟在投資方面，要更好“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通過數字技術緩解信息不對稱、加快信息傳輸時效性。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資本市場，促進良性風險投資，同時防范相關的概念炒作使數字經濟的金融泡沫過度膨脹；另一方面，要繼續加大國家對數字經濟的基礎研發和協同整合，盡快突破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讓我國的數字經濟大廈建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基礎之上。

綜上，我們要發展的不是資本主義數字經濟，而是社會主義數字經濟。社會主義數字經濟不是以資本為中心，而是以人民為中心，是由全體人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數字經濟，要用更現代化的數字治理能力，高質量的數字經濟發展，不斷滿足全體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譜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新篇章。

（作者：丁曉欽，上海財經大學講席教授，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柴巧燕，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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