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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網上讀到一篇文章：《賈康：從當下到長遠的兩個重大現實問題——在小規模座談會上的發言（節選，2020.11.17）》。這篇文章，不僅讓我見識了賈康先生的學術直率和政治敏銳，也再次檢驗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科學性。

（一）“自己人”，還是“同盟軍”？

賈康先生說：民營企業方面，我有一些想法也比較直率地說一說。中央近些年來有一系列的指導，但是民企的“定心丸”還得繼續吃。2016年年初，國內民營企業投資明顯下降以后，決策上的察覺與反應十分敏銳，開始是總書記在兩會上講話了，以后有一系列的文件，一直到2018年11月1號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有關于“自己人”的重要講話。在這個繼續吃定心丸的過程中，我也有點兒困惑：今年夏天發了一個文件，把民營企業說是作為“統戰”對象。“統戰”是什么意思？咱們一向說的是“同盟軍”的概念，比如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還有就是經過改造以后的戰犯等，這都是統戰對象，明顯有別于“自己人”。

——趙評：

（1）賈康先生的“直率地說一說”，顯然有敲打敲打的意蘊。

（2）不論賈康先生對“同盟軍”的稱謂和“統戰”的說法是如何地不爽，竊以為，在當下中國，這“定心丸”的做法以及“定心丸”的吃法，都應該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準繩，而不能以賈康先生的感情好惡為轉移，更不能以資本的主觀意愿為轉移。大家說，對不對？

（3）《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請注意，“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階級性質，明確地為“自己人”這個范疇提供了衡量標準。

（4）《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請注意，非公經濟固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公有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5）不能因為非公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就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同理，私有經濟也不會因為“同盟軍”的稱謂，它就不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了。根據《憲法》的規定，我認為把私有經濟定義為“同盟軍”，不僅是實事求是的，而且也并沒有貶低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地位。

（6）“同盟軍”當然有別于“自己人”，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而應當是攜手共進的關系嘛。按賈康先生的邏輯，非要把“同盟軍”與“自己人”對立起來，好像二者的關系已經水火不容、針鋒相對、不共戴天了。這樣做，符合中特社會主義的基本邏輯嗎？

（二）一旦占比百分之百，還會“自己人”嗎？

賈康說：民營企業現在不只半壁江山了，“五六七八九”，而且趨勢還是往上走的，有人說新增就業現在幾乎百分之百都是民營企業提供的，甚至說到，因為現在有資本密集化和智能化趨勢，民營企業以后的就業貢獻率要超過100%——什么意思呢？即它還要沖抵國有企業減少的就業。這樣的一個份量，可不是“半壁江山”能概括的了。

——趙評：

（1）關于“56789”的說法，其來源是否靠譜，其統計是否科學，學界是有爭論的。其中的分歧，我暫且不討論。

（2）如果按賈康先生所說，“新增就業現在幾乎百分之百都是民營企業提供的”，“民營企業以后的就業貢獻率要超過100%”，那么是不是就必須因此把私營經濟定義為“自己人”呢？若因經濟份額的變化，“同盟軍”就必須喧賓奪主成為“自己人”，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呢？這是用腳趾頭都能想明白的事情。

（3）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基本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大家想想，若整個經濟基礎百分之百地都成了私有經濟的一統天下，這上層建筑還能是GCD的領導嗎？還能定義為GCD的領導嗎？

（4）我們不妨做一個思想實驗：一旦私有經濟的份額和貢獻在經濟基礎中真的占了百分之百的比例，它還會把GCD當做“自己人”嗎？即便賈康先生想讓“占比百分之百”的私有經濟把GCD當做“自己人”，問題是，它愿意嗎？

（三）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最后，我們有必要重溫一下馬克思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一段經典表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2020年11月20日）

作者是重慶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財經科學》主編；文章來源：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