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主義國企的政治性質決定了國企改革的初心和使命，即更好地造福人民、為民族復興夯實制度基礎。社會主義國有企業(yè)人民性和計劃性辯證統一的根本制度屬性，決定了它能夠堅守初心擔當使命；國企改革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解決人民缺位的問題，切實使人民回歸中心，充分尊重勞動群眾的主人翁地位，充分發(fā)揮他們的勞動奉獻和首創(chuàng)精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造福工人階級。為此，就必須提高人民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和獲得感，堅守并踐行改革初心；遵循“四個有利于”價值原則，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擔當國企改革使命；推進國有企業(yè)的立體化“混改”，增強國企擔當使命的能力。從另一角度而言，以人民為中心，依法規(guī)制資本，是國企改革堅守初心、擔負使命的必由之路。
國有企業(yè)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后續(xù)發(fā)展遭遇瓶頸，有的改制后的國企也因為一些社會問題而陷入道德和法治困境。那么，國有企業(yè)深化改革的原則和方向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至關重要，必須澄清，否則國企改革就會忘掉初心、迷失方向、踩破底線、褻瀆使命。根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于國企改革的基本精神，我們認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才是我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基本原則、價值取向和制度靈魂，它規(guī)定了國企改革的初心和使命，那就是，必須為人民共同富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chuàng)造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制度基礎。
一、社會主義國有企業(yè)的政治性質決定了國企改革的初心和使命
眾所周知，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基礎的根本，它是實現社會主義一切目標的制度基礎和必要前提，國有企業(yè)無疑是其中的梁柱。從工人階級為主體的最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為實現共同富裕根本目標，就必須持續(xù)鞏固國企的公有制性質，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這始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發(fā)展的一大原則，必須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就是勞動人民的社會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經濟，在國家（已轉化為“人民國家”）還發(fā)揮其強大作用的背景下，表現為“民有國營經濟”[1]66，全體人民通過國家或委托國家（人民政府）來行駛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經營權和收益權。與此同時，由于生產力水平和性質的差異，也還存在著聯合起來的部分勞動群眾的集體所有制，他們對相應的生產資料行使實際的所有權、經營權和收益權。因此，我國《憲法》規(guī)定的公有制經濟采取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國有企業(yè)是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組織形式，人民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直接授權國家來行使它的全民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經營權和收益權，并使之最終服務于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因此它不僅屬于經濟范疇，也是政治問題；它不僅追求經濟效益，更履行著非常重要的政治和社會職能，這是確保勞動人民及全社會成員根本和長遠利益的最堅固和最雄厚保障，當然更是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之基、力量之源。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在此意義上，認定黨的絕對領導是我國國有企業(yè)的靈魂[2]176，它確保國有企業(y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質，確保它作為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堅實物質基礎永不變色、永遠堅固，“使國有企業(yè)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zhí)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fā)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zhàn)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zhàn)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fā)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2]175 2020年春季，國企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無疑生動地詮釋了這一點。因此，國有企業(yè)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最佳組織載體，它改革的初心就是更好地服務于共產黨政權的鞏固、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使命就是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夯實制度基礎。
二、社會主義國有企業(yè)的根本制度屬性決定了它能夠堅守初心擔當使命
社會主義國有企業(yè)具有人民性和計劃性辯證統一的根本制度屬性，這內在地決定了國企改革必須堅守鞏固共產黨執(zhí)政地位、實現社會主義國家強盛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初心，必須通過不斷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而擔當民族復興的偉大使命。（一）人民性作為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內在的價值性制度屬性決定了國企改革的初心從歷史上看，國有經濟的社會制度屬性取決于國家掌權者的階級屬性，因為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私有制社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國有經濟，但并非都具有“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性質。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人民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實質上享有對生產資料的經營權和收益權；這決定了國有經濟的公有性和人民性，也決定著勞動人民的國家主人地位。因此，在我國，必須在確保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前提下做大做優(yōu)做強國有經濟，失去了這個政治前提，國有經濟越強大，其官僚化程度越高，人民就會受益越小，所謂“國富民窮”的現象就會出現，“人民國家”、“人民政府”的性質就會改變；而做大做優(yōu)做強國有經濟的根本還在于廣大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和能動參與、積極創(chuàng)造。正如白鋼所說：“真正意義上社會主義企業(yè)有兩重含義：第一，其生產資料是公有的，因而能夠保證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經濟地位的平等，即人與物關系的平等；第二，勞動者作為企業(yè)的主人翁參與到企業(yè)的決策、管理、運行、經營的方方面面，因而不存在依附性的、壓迫性的人和人的關系，在人和人的關系上同樣是平等的。”[3]改革國有經濟，既要警惕私有化，又要防止“官有化”（官僚化），二者的實質都是“去人民化”、進而異變?yōu)?ldquo;非公經濟”。人民性是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內在價值性的制度屬性，規(guī)定著國有經濟的性質、方向和目的；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就是人民經濟，就是人民主體、人民中心、服務人民、造福人民的經濟。盡管人民性是社會主義國家方方面面各個領域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共有屬性，正如總書記所說：“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體現在經濟社會發(fā)展各個環(huán)節(jié)，做到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進什么，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2]103這句話無疑清晰地表達了國有企業(yè)改革中必須堅守人民性從而踐行改革初心的堅強意志。（二）計劃性作為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內在的工具性制度屬性決定了國企改革的使命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計劃”的客觀基礎是社會化大生產兩大部類之間的比例關系、社會總勞動時間的合理分配以及生產和消費的動態(tài)平衡，這是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社會經濟運行的客觀規(guī)律。計劃經濟強調了生產資料所有者亦即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及其對規(guī)律的深刻把握和恰當利用，是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崇尚自發(fā)性盲目市場調節(jié)的辯證否定和超越。過去，我們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低、社會化程度不高，社會經濟結構不健全，人們對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規(guī)律認識也不深入、不全面，因此在運用計劃發(fā)展經濟中出現了種種問題，甚至遭遇過重大挫折。但是，這不是妖魔化“計劃”經濟甚至一提“計劃”就立即扣上“極左”“落后”“專制”“壟斷”等帽子的充分根據。“計劃”的確具有工具性，是一種調節(jié)和配置經濟資源的方式或手段，但它不是隨意在任何制度的社會中都能恰當運用的；它的制度基礎是公有制，只有公有制，才能使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勞動者同一起來，使人們對自己的需要和生產的動態(tài)關系認識和把握得更加精準，也才能站在整個社會公共利益的高度去宏觀地調配生產資源、勞動力和勞動時間，以便使整個社會的各個行業(yè)及生產和消費按比例協調發(fā)展。計劃性是人的意識自覺性或主觀能動性的一種體現，整個社會層面的計劃經濟，是人類集體對社會生產和生存生活、享受與發(fā)展等客觀規(guī)律的自覺把握和運用。人的理性當然是有限的，但是人對自己的需要和能夠滿足需要的產品應該是心中有數的，尤其是現在大數據時代，通過云計算的方式，非常容易了解社會需要的變化，而個性化“訂制式”經濟，便可能是未來導向或適應個性自由的計劃經濟的胚胎形式。我們相信，隨著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的高度發(fā)展，隨著相關技術在經濟領域的廣泛應用，有利于人的個性自由和全面發(fā)展的計劃經濟越來越具有現實性①。顯然，作為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內在的工具性制度屬性，體現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規(guī)律，因而能更好地推動生產力的平穩(wěn)高速發(fā)展，不斷鞏固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這不僅鞏固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還真正夯實社會主義制度基礎，更好地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推進基于全面現代化的民族復興。只有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原則性理念范式，國企改革才能不辱使命。（三）堅持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屬性是國企改革堅守初心擔當使命的根本前提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或國有企業(yè)之人民性表明，國有企業(yè)是全國人民的企業(yè)，無論它由誰來具體管理和經營，都不能改變國有企業(yè)的這一終極所有制屬性，這不僅體現為國有企業(yè)的職工有權參與企業(yè)的經營管理和按勞分配的財富收益，而且體現為國企效益通過法定的途徑和方式直接成為全國人民的財富、為全國人民所共享。國有經濟的計劃性不僅體現于企業(yè)自身發(fā)展的戰(zhàn)略和策略、自身發(fā)展的目標規(guī)劃和步驟措施，更體現于在黨的領導下，站在國家核心利益高度和全體人民福祉立場的戰(zhàn)略性和主導性、規(guī)定性和規(guī)劃性等，特別是將各種非公經濟納入自己的產業(yè)鏈和價值鏈的系統過程之中，充分發(fā)揮對非公經濟的規(guī)制、示范和引導作用。國有經濟的計劃性本質上是服從于人民性的，實現造福人民的初心必須是能動的、自覺的和創(chuàng)造性的；或者說，為踐行國有經濟的人民性，實現其造福人民、促進復興的使命，國有企業(yè)的改革與發(fā)展必須堅持科學的計劃性。堅持國有經濟這兩個基本屬性，是國企改革踐行初心擔當使命的根本前提，否則一切都是空話。
三、從人民被邊緣化到以人民為中心：國企改革守初心擔使命的前提
國企改革的初心和使命要求我們深刻審視它所面臨的問題，由此明確深化改革的原則性方向。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人民共同富裕不是社會主義的根源性特征，而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乃至計劃經濟的自然結果、獨特表現。中國歷史證明，并非任何制度和道路都能自然導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非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難以達成。反觀我們的經濟改革，不難發(fā)現，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的公有制比重顯著下降，“計劃經濟”常被妖魔化，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被按資分配、按要素分配等非社會主義分配方式所擠壓，經營者和普通勞動者之間呈現一種自上而下的統制關系，勞動者之間則演變?yōu)槿遮吋ち业母偁庩P系，人與人之間平等分工、互助合作的關系日趨淡化，乃至種種勞動者維權的群體性事件頻頻發(fā)生，貧富差距依然在拉大。細思其因，我們認為，正是由于我們的公有制經濟改革，一直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在強化資本運營和經營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時，相對忽視了工人農民這些基本勞動群眾在改革和發(fā)展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低估了勞動者作為經濟（企業(yè)）主人的能動創(chuàng)造性，卻夸大了所謂產權激勵、利潤刺激等物的作用；貶低了勞動創(chuàng)造財富的作用，而虛夸了“資本的力量”——資本運營增殖利潤的作用——一句話，經濟領域的精英史觀壓倒了群眾史觀，改革初心扭曲或淡漠，以至于公有制經濟出現了蛻化為“精英經濟”或“官有經濟”的顯著跡象，改革使命面臨困局。如果繼續(xù)忽略這一現象，關涉經濟安全、制度安全和政權安全的“灰犀牛”就可能不期而至。在社會主義建設探索初期，我國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至高無上，他們通過職工代表大會等參與企業(yè)管理、制定生產計劃，特別是充分發(fā)揮了職工群眾以企業(yè)為家、以廠為家的主人翁精神，極大調動了勞動者學知識、練技術，能動參與技術革新的事業(yè)之中，彰顯了勞動人民的經濟主人地位；那時“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現在看來還是能夠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公有制經濟發(fā)展基本規(guī)律的。如果說確有問題，除了計劃的國家統制性過強之外，主要是職工群眾參與生產和消費管理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程度不夠，過于重視對勞動者的精神鼓舞和政治激勵，而相對忽視勞動者物質福利和生活狀況的改善——雖然那時有冷戰(zhàn)之國際壓力必須加速工業(yè)化而強化資金積累的無奈，但畢竟是有違經濟規(guī)律的。在國際環(huán)境發(fā)生和平轉化的時候，我們的改革其實應該改的是這些方面，而不是完全拋棄那一整套勞動者參與管理和技術革新的體制機制，片面強調生產經營管理的“科學性”，忽視甚至削弱其人文性、民主性，亦即勞動者的主人地位和能動創(chuàng)造性。顯然，人民性的缺位實質上也明顯削弱了國有企業(yè)的社會主義性質。如白鋼所說，“國有企業(yè)改革確實是必要的，但改革的路徑方向不應是所有制，而是探索建立一種能夠更好地發(fā)揮全體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和主體性的完整機制，能有效激發(fā)參與者的覺悟，并且讓被激發(fā)的覺悟有效地貫徹體現到企業(yè)運行的方方面面。”②也就是說，今后國企改革，應在充分發(fā)揮公有制經濟內勞動者在參與管理、監(jiān)督、技術革新、合理收益等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方面下功夫，真正落實總書記“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提高勞動者主人翁地位、激發(fā)社會主義覺悟、培育集體主義精神；也就是把公有制經濟真正建成以勞動人民為中心的經濟，即真正的民主經濟、為人民服務的經濟③。 人民中心歸位，真切回歸國企改革初心，堅持守正改革；不斷強化人民中心地位，國企改革使命才能如愿完成。
四、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推動國企立體化“混改”
如果說混合所有制改革確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yè)改革的必然選擇，那么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以人民利益為基點推動立體化“混改”，應該就是守住初心不負使命的改革必由之路。（一）提高人民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和獲得感，踐行改革初心習近平總書記非常強調“以人民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并貫穿始終。他說：要“推出一批能叫得響、立得住、群眾認可的硬招實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2]102“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體現在經濟社會發(fā)展各個環(huán)節(jié)，做到老百姓關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進什么，通過改革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2]103顯然為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獲得感，是改革初心的通俗表述，而人民的獲得感不僅僅是工資收入的提高和物質福利的增加，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彰顯、才能的發(fā)揮和價值的實現也是獲得感的內在要義；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也是最大、最能動、最活躍的經濟發(fā)展動力，全體人民普遍的獲得感和共同富裕也是最大的公平正義。黨的十九大報告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觀點，指出，解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遵循“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方略，因為“人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偉業(yè)。”[4]19-21“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固然有著相當豐富的含義和廣泛的應用，比如王偉光所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也堅持馬克思主義‘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發(fā)展觀，強調發(fā)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服務人民大眾的基本價值取向，強調堅持文化發(fā)展為了人民、文化發(fā)展依靠人民、文化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5]8。而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文化作為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人民中心的文化無非是人民中心的經濟關系的反映，只有人民中心的經濟才能產生和發(fā)展人民中心的文化，因此為滿足人民更加豐富更高品位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也必須推動公有制經濟的鞏固和壯大；反之，在文化建設領域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也有利于在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企改革中落實這一原則。可見，要實現人民的幸福感、獲得感、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只能堅守與踐行國企改革的初心，不折不扣地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科學地理解和開展國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來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如果我們的國企“混改”必須引進各種非公資本這些“戰(zhàn)略投資者”，那也只能“堅持有利于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的方針”，在“把國有企業(yè)做強做優(yōu)做大”[2]175中，達到放大公有資本功能、增強公有資本活力、提高公有資本控制力和影響力、改善公有經濟質量、提高公有化水平的目的，而不是讓非公資本來稀釋、攫取公有資本，乃至控制甚至消滅公有資本。實際上，國企改革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不僅要遵循這“三個有利于”的量化的物的工具性原則——這是客觀歷史標準，亦即“物的尺度”，還應該遵循習總書記關于“四個有利于”的質性的人的價值性原則，即謀劃改革，要“發(fā)揮好改革先導性作用，多推有利于增添經濟發(fā)展動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的改革，多推有利于調動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性的改革。”[2]103這“四個多推”鮮明地提出了改革的“四個有利于”標準，其中人民群眾的公正感、獲得感和積極性是最重要的。這亦可理解為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是否有利于發(fā)揮人民勞動創(chuàng)造、參與管理的積極性和首創(chuàng)精神，是否有利于造福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為根本標準，這就是“人的尺度”。物的尺度要服從人的尺度，工具性原則要服從價值性原則，客觀歷史標準要服從人的發(fā)展的標準，從內在價值追求上體現社會主義以勞動創(chuàng)造為基礎的人民性。以此為依據，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激活國企活力最根本的是激活國企勞動者的活力，因為企業(yè)的生產運營要靠勞動者的活勞動來創(chuàng)造財富，而資本屬于死勞動，為少數經營管理者所支配，勞動者缺乏制度性地保障他們支配資本的現實機制或路徑。因此國企改革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建立健全勞動者支配資本以更好創(chuàng)造財富推動國企又好又快發(fā)展的體制機制。因此我們建議，微觀上加強國企黨組織建設、充分發(fā)揮職工代表大會的作用，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化黨組織最高改革決策和監(jiān)督功能；在強化國務院“國資委”全民所有權法定委托代理人職能的同時，宏觀層面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下常設公有經濟監(jiān)管委員會④，每年“兩會”期間由國資委直接向全國人大作關于公有經濟改革發(fā)展狀況報告，供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們審議監(jiān)督，以此確保國企改革的社會主義性質，確保國企改革擔當鞏固公有制、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確立制度規(guī)范和目標導向的偉大使命。（三）推進國有企業(yè)的立體化“混改”，增強其守初心擔使命的能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議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系列指示，勾勒了立體化把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念輪廓：國企“混改”，不僅要引進戰(zhàn)略性民間資本或“社會資本”甚至外國資本來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強化國有資本控制力和影響力；而且更要使國有資本主動進入各種非公經濟組織對其進行“混改”，使其產權多元化，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必要時從戰(zhàn)略意義上對非公企業(yè)進行“混改”，贖買或并購一些戰(zhàn)略性非公企業(yè)或其關系國家安全、國計民生的戰(zhàn)略性業(yè)務板塊，以便加強公有經濟或國有資本對于各種非公資本的控制力、影響力，進而使之更大范圍、更高程度地形成與國有資本的緊密聯系和發(fā)展依賴性，從而切實使之自覺不自覺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鑒于中小微非公經濟極易受市場經濟波動的影響而倒閉破產，特別是一些非法經營假冒偽劣嚴重損害人民利益而“跑路”的非公企業(yè)，公有經濟要適時收購或沒收其被廢棄經濟資源和業(yè)務，吸納因此失業(yè)的大部分勞動者，以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失業(yè)擴大，防止社會經濟動蕩及民生威脅。這些措施和辦法，將為進一步提升公有經濟質量而逐步夯實基礎、鋪平道路。我們認為，只有這種雙向立體化“混改”的思路，才更加符合黨的十八屆三全全會精神。如果憲法上認定混合所有制就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屬性的“現代企業(yè)制度”的基本所有制形式，那么，不僅是國有企業(yè)，而且各種非公企業(yè)都要朝著這個方向去改革和完善；那種國企單獨、單向地被非公資本所“混改”的思路和做法，在理論上缺乏說服力，在實踐上有違改革初心。無論公有資本如何虛擬化，必須確保國有企業(yè)實體的持續(xù)存在，使之成為黨和政府能夠像調動軍隊一樣的一支強大的經濟力量，同時在直屬人大常委會的公有經濟監(jiān)管委員會的領導監(jiān)督下，依法確保公有資本（股份）之于經營者的信托關系及其在企業(yè)中的絕對主導地位和作用；在所有經濟實體組織中，均依法建立黨組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維護工人群眾切身利益的工會組織，賦予并加強工會和職代會參與企業(yè)管理和監(jiān)督公有資本狀態(tài)的經濟和政治功能，確保散布于各種經濟實體組織中的公有資本保值增值、聽黨指揮、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這既充分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思想和發(fā)展理念，又增強了社會主義國企承擔中華復興偉大使命的能力。
五、依法規(guī)制資本是國企改革堅守初心擔負使命的必由之路
國有企業(y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居于基礎和支柱性的地位，發(fā)揮主導和定性定向的作用，因此，依法規(guī)制資本，做大做優(yōu)做強國企是堅守改革初心、擔負改革使命的必由之路。1.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要求國有資本承擔規(guī)制非公資本的政治使命既然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規(guī)定了公有制主體、國有經濟主導，那么，國有企業(yè)就必須發(fā)揮影響和調控、引導和規(guī)范其他非公經濟的作用；既然“兩個毫不動搖”中不僅有支持、鼓勵非公經濟發(fā)展的內容，而且還有引導其發(fā)展的要求，那么非公經濟也就有接受被引導的法定義務。而引導非公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直接介入當然不可取，而最佳的市場化引導方法正是通過國有企業(yè)的介入，通過國有資本的滲透、控制和影響來實現。因此，國有企業(yè)不僅有駕馭公有資本以為人民服務及鞏固共產黨執(zhí)政地位和國家社會主義性質的內在使命，而且也有規(guī)制和駕馭其他一切資本的社會責任和政治義務；特別是通過引導非公經濟發(fā)展，把各種資本關進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利益的籠子里。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應有之義，既是國有企業(yè)改革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的關鍵，更是國有資本的政治使命。與“規(guī)制資本”最為接近的是孫中山100多年前就提出來的“節(jié)制資本”理念。現今人們難以理解，在當時中國資本主義極不發(fā)達的情況下，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何以提出“節(jié)制資本”的口號？他宣稱民生主義就是要“平均地權”“節(jié)制資本”，使“耕者有其田”，節(jié)制私人資本、發(fā)達國家資本；他說：“民生主義蓋防止富人以其富專制毒害貧民”，他對當時“美國資本家以買空賣空為手段，以十萬元之股票吸收人民數百萬元之現金，致人民不能聊生”的“資本家以毒害人民之法”[6]409深惡痛絕，并極為憂慮和警惕：“如果我們中華民國從存在之日起就不去考慮如何防止資本主義在最近將來的孽生崛興，那么等待我們的就是比清朝專制暴政還要酷烈百倍的新專制暴政。”[6]326因此，國共合作后，他重新闡釋三民主義，在民生主義中依然堅持了這個原則，并強調“由國家經營管理銀行、鐵道、航路等大企業(yè)，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7]52。而在100多年后共產黨執(zhí)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里，沒有任何理由對“節(jié)制資本”失去自覺和自信。此處所謂“規(guī)制資本”不過是在節(jié)制資本之前加一個“規(guī)范”的含義，即通過譬如國有資本市場化引導等方式把各種非公資本納入國家法律和社會倫理的規(guī)范軌道之中，使之受到法制、道德的約束，從而不至任性妄為，同時給它列出負面清單和紅色底線，使之永遠不能觸及。2.社會主義國家規(guī)制資本具有必要性、合法性和可行性首先，規(guī)制資本是必要的。目前我國的非公資本規(guī)模相當之大⑤，如果引導不當、規(guī)制不力，必將導致國家經濟陷入周期性經濟危機而造成社會發(fā)展不必要的曲折。更重要的是一些不法資本的極端圖謀必須予以高度警惕，譬如，有的資本集團對于社會方方面面，特別是媒體、思想輿論甚至意識形態(tài)話語權進行操控；有的非公企業(yè)規(guī)模化地生產假冒偽劣毒產品、坑蒙拐騙損害消費者；有的不法金融資本對我國金融市場進行買辦式操控并埋伏甚至引起巨大的金融風險；有的資本集團利益的知識代言人對于黨和國家理論及政策進行別有用心的誤讀或曲解；有的私人資本對于共產黨領導干部和國家公務員隊伍及軍隊干部進行拉攏腐蝕，還有資本集團大膽妄為，顛覆性地滲入省級人大和黨政系統，透露出某種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比如衡陽、南充和遼寧觸目驚心的人大賄選案）；有的具有黑社會性質的資本財團還對我國司法系統及其活動造成強烈干擾；加之我國超出國際警戒線的、表征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等等，面對如此政治險象，我們很難安之若素地認為，資本僅僅是一種生產要素、經濟資源，是一種推動生產力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單純工具性力量。單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而言，如果不能有效地規(guī)制資本，就無法同時有效地發(fā)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政府調控作用，因為放縱資本、任由資本操控市場乃至政治，既會使市場信號扭曲失真，又能使政府決策和調控措施走樣變形。概括而言，規(guī)制資本，對于共產黨來說，是駕馭資本進而駕馭市場經濟、提高執(zhí)政能力的重要內容；對于社會主義制度來說，可防止資本無度泛濫對社會主義制度基礎造成侵蝕甚至顛覆；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是確保意識形態(tài)安全、政治安全和政權安全的重要舉措；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主人來說，極大助力實現人民根本和長遠利益、奔向共同富裕。可見，為資本這匹野馬套上韁繩、戴上橛子，關涉到共產黨執(zhí)政地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前途命運，不得不重視。其次，規(guī)制資本是合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guī)定，我們的社會和國家是共產黨領導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國家；同時規(guī)定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顯然，這規(guī)定了，我國資本發(fā)展的底線是，社會和國家不能由資本或其集團來控制，非公經濟和其他分配方式無論怎樣發(fā)展不能威脅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勞動人民不能重新被雇傭、被剝削、被壓迫、被奴役。因此，規(guī)制資本是我黨依憲執(zhí)政、確保我國社會主義性質不被顛覆的決定性舉措。第三，規(guī)制資本是可行的。我們有以共產主義為最高理想的共產黨的領導，有社會主義憲法，有一支誓為人民謀幸福的黨政干部和公務員隊伍，以及聽黨指揮的強大的人民軍隊，更重要的是有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規(guī)制資本就具有雄厚的社會基礎和力量支撐。我們需要做的是在憲法指導下，出臺相應的引導和規(guī)制資本的方針和政策舉措，特別是法律和制度規(guī)范，強化國有資本引導規(guī)范非公資本的經濟政治權能，以法治、經濟、道德和政治、文化等方式厲行節(jié)制資本。首先，規(guī)制資本的實質是把資本關進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利益的籠子里。規(guī)制資本不是消滅資本，而是要引導和約束資本，使之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現在甚至相當長時間內的中國社會，都還需要資本，也還不具備徹底消滅資本的條件。規(guī)制資本就是讓資本至少不傷害、不侵蝕、不削弱公有制經濟，并把它納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軌道上，使之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使私人和外國資本服務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發(fā)展，服務于人民根本利益、服務于中民族偉大復興；使之在為人民謀利益的同時謀取自己的合法利益，而不能以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等浪費資源、破壞環(huán)境及掠取國有資產損害人民利益的方式來攫取暴利。特別是在非公經濟和雇傭工人都占到80%以上份額時，具有階級斗爭性質的社會矛盾和沖突便具有必然性，而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如果不能將階級斗爭納入法治軌道，勢必影響社會穩(wěn)定和民族復興歷史進程。為此，建議加大力度落實人保部關于推進民營企業(yè)民主管理的措施，賦予工人階級參與規(guī)制資本的民主權利，探索聯合勞動規(guī)制資本的民主法治方式；進而建議在憲法層面完善工人權利條款，強化工會維護工人利益的權利，并通過具體法律引導他們與不法資本進行合法有序合理有利的斗爭；在勞資沖突時，共產黨人要自覺站到工人階級立場上，落實黨一向強調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2]177，對資本侵犯勞動者利益、侵吞社會公共利益、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乃至顛覆國家政權的違法行為展開嚴肅的斗爭，通過維護工人階級利益來鞏固工人階級在國體中的領導地位，鞏固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當然對于工人階級中的不法分子也同樣依法處置，維護國家穩(wěn)定大局。因此，在黨的領導下，依法通過工會斗爭既能合理規(guī)制資本，又能合法維護工人階級根本利益，二者是高度統一的。其次，發(fā)揮公有資本主體功能，通過市場化經濟手段規(guī)制資本。在具體方式上，除了嚴格的法治監(jiān)管、中華儒商的道德引導⑥和以上合法民主手段之外，通過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來實現對種種非公資本的影響、引導、規(guī)范和控制等都是非常必要的。那種認為各種所有制資本完全平等及所謂“所有制中性”的觀點是不對的，這不僅違背我國《憲法》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公有制主體的規(guī)定，也不符合基本經濟制度中關于國有經濟主導的規(guī)定；否則就等于說：各種所有制經濟，沒有誰主誰輔、誰主導和被主導的問題，也就等于自動放棄了“公”與“非公”的區(qū)別，取消了公有企業(yè)的社會主義性質及其對各種非公經濟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實際，也不符合其自身的理論邏輯，更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發(fā)展方向，是自相矛盾的。十多年前，程恩富就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四主型經濟制度”，即“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制度”、“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制度”和“自力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制度”，[8]141-144[9]42-45迄今看來這一主張依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共產黨人要有這種經濟的清醒、政治的智慧和歷史的自覺，要在這些問題上堅守馬克思主義常識、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堅持這種“主-輔”經濟制度結構，否則可能犯下顛覆性錯誤。第三，要在理論上確認，規(guī)制資本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偉大斗爭”“社會革命”，是體現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性質和發(fā)揮國家機器作用的一個重要方面。正如鄧小平所說，“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10]373，因為“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wèi)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攻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10]379我們的憲法確認，階級斗爭已不是主要矛盾但并沒有消失，有時候還會激化，那么我們就要有理有節(jié)、有力有利地以法治手段去跟資本特別是不法資本或有政治企圖的資本及其代理人進行斗爭，規(guī)約范導非公經濟朝著有利于社會主義和人民利益的方向發(fā)展——這應該成為新時代“偉大斗爭”和“社會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最后，規(guī)制資本是國企改革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踐行初心擔當使命的重要途徑。這主要是因為，如果在國企改革中放縱各種非公資本的“自由”本性，必然導致國有資本一點點被侵蝕，最后全部化公為私，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zhí)政的經濟基礎便會轟然倒塌。而且，也只有規(guī)制資本，給資本套上韁繩、帶上橛子，把它框定在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利益的籠子里，它才不至于成為侵害人民利益的“害群野馬”。也即是說，要實現人民根本利益、實現民族偉大復興，離開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有序地規(guī)制資本，就是不可能成功的。改革中缺乏規(guī)制資本的政治自覺、歷史眼光、經濟機制、法律范導、文化自信，便可能帶來“灰犀牛”和“黑天鵝”相互交織的顛覆性風險。總之，我們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fā)展，國企“混改”不是要搞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因而國企改革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不斷鞏固和壯大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亦即鞏固和壯大共產黨的執(zhí)政基礎、增強共產黨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zhí)政和領導能力，從而切實為民族復興奠立堅實的制度基礎和強大的范導實力。因此，國企改革必須真正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切實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服務工人階級，為人民謀幸福。為此，國企改革就必須在以人民為中心的邏輯框架內，通過市場化方式及立體化“混改”來規(guī)制和駕馭資本，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民性特質，堅守為人民謀幸福的改革初心，擔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偉大使命。①近幾年，一些知名網絡信息技術公司創(chuàng)始人，比如馬云、劉強東等不止一次地提到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的普遍運用，必將極大提高計劃經濟的可能性。②李北方、白鋼：《白鋼：共享經濟是通往社會主義的橋梁》，《南風窗》2016年第18期。2018年9月11日，人社部邱小平副部長在浙江參加全國“深化民營企業(yè)民主管理，增強創(chuàng)新發(fā)展內生動力現場會”上明確指出，民營企業(yè)要推動員工共同參與企業(yè)管理，共享企業(yè)發(fā)展成果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參見：《全面深入推進民營企業(yè)民主管理，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網站，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1809/t20180913_301045.html.其實在這方面，我們的國有企業(yè)更應該走在前面。③根據習近平“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的內在邏輯，“人民中心”原則應該在我國公有制經濟改革發(fā)展中居于首要的指導地位，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質上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程恩富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人民經濟學，并圍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提出了七個觀點，非常有見地。（參見：《立足“制度、政策和學術立場”，程恩富解讀中國特色經濟學如何助推國富民強》，搜狐財經，http://www.sohu.com/a/193117999_479794）④據《經濟參考報》報道，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建立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制度的意見》，“對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yè)資產監(jiān)管制度具有重要意義”，“明確人大國資監(jiān)督內容、落實國有資產終極所有者權利才是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yè)資產監(jiān)管體制和成功推進國資國企改革的核心和基石”，因此，“我國應盡快建立健全各級國有資產監(jiān)管機構定期向各級人大報告國有資產運營情況并向其負責的制度，全國人大則應成立專門的國有資產委員會負責相關事宜，這是落實國有資產終極所有者權利的重要體現和根本保障。與此同時，作為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對國有資產監(jiān)督的當務之急還包括加快完善國有資產監(jiān)管的立法工作。”（參見《羅虎：全國人大應盡快成立國有資產委員會》，昆侖策網，http://www.jqdstudio.net/gcjy/jjjs/2017-12-23/121843.html）⑤全國工商聯主席王欽敏說：非公有制經濟稅收貢獻超過50%，GDP所占的比重超過60%，就業(yè)貢獻超過80%。如果從新增就業(yè)來看，它的貢獻達到了90%。（參見《全國工商聯主席：非公有制經濟GDP所占比重超60%》，中國財經，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special/lianghui2013/20130306/1315268.shtml）；統計顯示，“私人企業(yè)用40%的資源創(chuàng)造了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稅收，70%以上的技術創(chuàng)新和新產品開發(fā)，以及80%以上的就業(yè)崗位。”（張軍：《中國急需智慧處理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不均矛盾》，昆侖策研究院，http://www.jqdstudio.net/gcjy/zhilijianyan/2017-12-03/121318.html）習近平在2018年11月民營經濟座談會上也引用了類似數據，表明民營經濟的發(fā)展規(guī)模及其重要地位和作用。⑥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營造企業(yè)家健康成長環(huán)境弘揚優(yōu)秀企業(yè)家精神更好發(fā)揮企業(yè)家作用的意見》頒布，我們認為，這實際是借鑒我黨思想建黨的優(yōu)良傳統，力行思想上建企業(yè)家隊伍（當然也有相應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措施），應該屬于我黨規(guī)制資本駕馭資本的偉大創(chuàng)舉。同時國學界倡導儒商文化，以蘇州固锝、東莞泰威等民營企業(yè)為榜樣，面向企業(yè)家群體大力推廣學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儒商道統，也能產生很好效果。[1]余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8.[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李北方,白鋼.白鋼：共享經濟是通往社會主義的橋梁[J].南風窗,2016(18).[4]黨的十九大報告輔導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程恩富，吳文新：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C],2018(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6]孫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華書局,2006.[7]于幼軍.社會主義五百年(第3卷)：社會主義在中國（1919-1965）[M].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1.[8]程恩富選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9]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市場經濟[M].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16.[10]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9BKS179）階段性成果，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研究”學術團隊成果。】（作者系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副院長、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科學社會主義文化與經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chuàng)】，原文曾刊于《海派經濟學》2019年第4期，題目為《以人民為中心 正確推進國企改革》，此為作者新修訂稿）【本公眾號所編發(fā)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chuàng)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chuàng)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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