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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治評論家法里德·扎卡里亞在其《后美國世界》一書中對于中美關系這樣分析到：美國深諳對付傳統的軍事-政治崛起之道。前蘇聯和納粹德國崛起的本質正在于此。美國有一整套思想觀念和手段，如軍備，援助和聯盟體系，使它足以對付這種崛起。如果中國到處侵略擴張，既讓鄰國怒不可遏又令世界恐慌不安。那么美國就可以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如果中國繼續執行現有的非對稱戰略，美國該怎么辦？如果中國繼續慢慢地拓展對外經濟聯系，恪守低調而溫和的行事風格，只尋求擴大在世界上的分量，增加友誼與影響力，美國該怎么辦？如果中國一點點地消磨美國的耐心和意志，逐步在亞洲使美國邊緣化，美國該怎么辦？由此等等，對美國來說，這是一種全新的挑戰，不僅從來沒有遇到過，而且還沒有做好準備。

目前，人們普遍認為中美矛盾與沖突正在愈演愈烈，已經重回冷戰，甚至于有可能爆發熱戰，中美注定一戰。但是，事實上正如扎卡利亞所言，由于中美雙方的非對稱性戰略，中美關系既不可能回到冷戰，也不可能爆發熱戰，而是在兩條不同的軌道上越離越遠。冷戰后，美國與西方國家信心滿滿地認為全球化就等于市場化與民主化，而市場化與民主化就等于世界美國化與西方化，由此達到歷史的終結。而所謂中美關系的和平演變就是指美國試圖通過對華“接觸”，通過全球化，市場化，推動中國民主化，美國化與西方化。但是，時至今日，這被認為是一個錯誤，因為結果不是美國演變了中國，而是中國演變了美國。王子變成了乞丐，乞丐變成了王子。不錯，全球化確實等于市場化與民主化，但是不等于美國化和西方化，相反一個不斷市場化與民主化的世界等于去美國化與西方化。那么，目前美國與西方國家去全球化等于去市場化，去民主化，等于去中國化，等于世界再美國化與西方化嗎？美國已故國際政治經濟研究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曾經分析到，在全球化浪潮中，衰退中的大國一般有三種戰略可選擇：一，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軍事力量排除新興國家的經濟挑戰和軍事威脅；二，是后退到貿易保護中去，以削弱新興國家的經濟；三，是采取使本國日趨衰退的經濟振興起來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戰的國家是把各種戰略結合起來貫徹。目前，作為受到挑戰的國家美國和西方國家，基本上遵循了這一原則。如美國重返亞太，軍事上圍堵中國，在南海不斷挑釁中國，就是遵循了第一條原則。美國退回到貿易保護主義，挑起貿易戰，就是遵循了第二條原則。美國推動再工業化政策，在高科技領域打壓中國，就是遵循了第三條原則。可以看出在過去的12年中，其中奧巴馬執政的八年與特朗普的四年，美國處于中美關系變化的戰略進攻階段，而中國處于戰略防御階段。美國步步緊逼，不斷出牌。中國一忍再忍。那么，結果怎樣呢？一句話，不盡美意，或者更正確地講是恰得其反，中國不僅沒有崩潰，相反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了；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國家認為中國崛起不是威脅，而是機遇。至于特朗普時期的對華貿易戰與“脫鉤”戰略，結果又怎樣呢？美國商務部的最新數據也顯示，貿易戰對美國減少外貿逆差幾乎沒有作用。美國商務部當地時間12月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10月貨物和服務貿易逆差增至631億美元。數據顯示，美國10月份出口環比增長2.2%至1820億美元，進口環比增長2.1%至2451億美元。出口增長主要因飛機發動機出口增長拉動，進口出現增長主要由于汽車零部件和家用電器進口的增長。今年前10個月，美國貨物和服務貿易逆差總計達5367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長9.5%。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美國服務貿易順差在10月降至183億美元，是自2012年8月以來的最低值。美國服務貿易出口下降20%，尤其在教育和旅行方面。據彭博社報道，10月赴美旅行游客消費總額為40.7億美元，不足今年2月的三分之一。在貨物貿易方面，美國10月逆差增至814億美元。由此看來，美國以提高關稅來發動的貿易戰，對削減美國的貿易逆差并無實質性的幫助。同時，這一情況也說明了全球貿易和全球產業鏈的布局有著深厚的基礎，并不容易改變。所以，如果說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一個錯誤，同樣，“遏制”與“脫鉤”戰略也是一個錯誤。

與美國相對，中國崛起及其世界影響力的基礎顯然在于經濟全球化，一是因為改革開放政策，融入世界經濟秩序，抓住了全球化的機遇，由此在不經意間順勢而起。二是中國不僅抓住了經濟全球化的機遇，而且順勢而為，正在成為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推動者，其標志就是“一帶一路”。 哈爾福德·麥金德曾經講到“哥倫布地理大發現的最大歷史意義在于將地球翻轉過來，令我們看到了包含歐洲，亞洲，非洲以及南北美洲在內的陸半球，更重要的是，不列顛大致處于該半球最顯眼的地方。”顯而易見，地理大發現的意義不僅在于地理發現，更重要的是在于商業貿易與經濟發展機遇的發現。與此對比，可以說中國“一帶一路”的構想堪稱人類歷史上第二次地理大發現，它的最大歷史意義在于它又將地球翻轉了過來，令我們看到了已經沉睡了500年的歐亞大陸，更重要的是，中國又回到了最顯眼的地方。美國歷史學家貢德·弗蘭克在其《白銀資本》一書中認為，從航海大發現到18世紀末工業革命之前（即1400—1800年左右），是亞洲時代，確切地說，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洋，是這個時代全球經濟體系的中心，而歐洲實際上僅是世界經濟的一個次要的和邊緣的部分。但是，美洲的發現使歐洲獲得了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它們用美洲的白銀以換取亞洲與中國的商品，美洲的金銀首先使歐洲能夠在亞洲經濟列車上購買一張三等艙的車票，然后又能夠包下一節車廂，最后才取代亞洲成為經濟列車的火車頭。同樣，如果套用這句話，我們可以說在過去近40年的時間里，中國通過市場換資本，通過廉價勞動力換投資，在美國與西方經濟列車上購買了一張三等艙的車票，然后又包下一節車廂，目前正在成為世界經濟列車的火車頭。

英國地緣政治研究學者哈爾福德·麥金德曾經在分析一戰爆發的原因時寫到：英國人與德國人乘坐的是同一條線路上的兩輛快車，可方向卻正好相反。十有八九，從1908年左右起，這兩輛快車相撞就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到了后來，甚至于連剎車都來不及了。英國這位司機率先出發，卻開得漫不經心，毫不理會信號。而德國那位司機卻故意加固了自己的火車，以便經得起撞擊，并且還在最后一刻打開了節流閥。與此對比，我們不難看出目前中美則是象兩輛行駛在不同軌道上的列車，而且方向相反，美國那輛是開往20世紀，中國那輛開往21世紀。事實上，冷戰后近30年經濟全球化已經改變了世界，所以要想再回到過去已經不可能。對此已故布熱津斯基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全球化時代已經啟動，一個主導性的力量除了執行一項真正體現全球主義精神，內涵和范圍的外交政策之外，將別無選擇。”否則，無異于選擇自我孤立與自我邊緣化。

作者：鮑盛鋼  曾獲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本科國際政治碩士、曾獲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比較政治學碩士、任教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政治研究中心，后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國際關系。興趣：全球化與國際關系民主化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