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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戰爭是美國歷史上發生的第一次大災變,可以說沒有美國南北戰爭,就沒有美國的統一,也沒有之后美國工業的發展。美國南北戰爭又稱為美國內戰,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它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維護了國家統一,廢除了奴隸制度,進一步掃除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為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起飛鋪平了道路,使美國迅速成為工業化強國。當美國內戰開始時的1861年,那時它還是個農業國,農業是它的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然而過了四十年到了19世紀末,由于它在工業上的迅猛發展,它的工業制造業卻取代了農業,從而成為當時世界上三大工業強國之一,英國、美國和德國。工業革命本來是在18世紀由英國開展起來的,從那以后英國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工業強國。然而到了19世紀的下半葉,亦即從1870年到1900年,由于美國發展了大規模的企業而成為那個時期大規模生產技術的領導者,同時由于德國在使用科學和技術產品上占優勢,其結果便是:英國的工業就不再是一枝獨秀,而是由它和美國、德國三分天下。
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是美國歷史上發生的第二次大災變。1932年11月,羅斯福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胡佛成為新總統。但是,擺在新總統面前的是個爛攤子:危機看不到盡頭,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社團盛行,上層知識分子也紛紛走公知路線,連《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作者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都在讀馬克思,并在日記里寫道:“要進行改革,可能必須加入共產黨。”
1933年3月4日,被寄予厚望的羅斯福發表了著名的“唯一讓我們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的就職演說,上百萬美國民眾通過收音機聽完了這場振奮人心的演講。同一天,美國的銀行系統和股票交易所相繼關門停業,資本主義的心臟停止了跳動??梢哉f30年代大蕭條既是經濟危機,也是信仰危機。由于危機,人們不再相信自由主義經濟學,對此就如羅斯福所講:“我們向來知道,隨心所欲的利己主義是壞的品行。現在我們知道,這還是壞的經濟學。”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因突發腦溢血去世。戰爭期間,美國一夜之間把自己從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變成了一個中央計劃國家。盡管羅斯福新政的很多內容并沒有真正讓美國走出蕭條,甚至起到了反作用,但新政的遺產卻長久地留在了美國人的記憶里,也刻在了法典上。羅斯福為華爾街量身定制的監管體系,成為了很多國家金融監管的藍本,醫療保險的雛形也在戰爭中誕生,工會的勢力蒸蒸日上。更重要的是,大蕭條與新政瓦解了美國人對純粹自由主義的忠誠,企業和公眾開始主動向聯邦政府尋求解決方案,這在以前根本無法想象。戰爭結束時,經濟學家一致認為經濟蕭條會重新降臨美國,畢竟聯邦政府的開支會大幅度縮減,而海陸空三軍將有1200萬人離開部隊涌向就業市場,會不可避免的造成薪資待遇下降和失業率升高。但事實是美國戰后反而迎來了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繁榮,這一大繁榮時代迄今依然是美國人記憶中的天堂。
歷史上美國第三次大災變發生于上世紀70年代。當時,二戰后的最大危機彌漫在大洋彼岸,將西方從大蕭條中解救出來的"凱恩斯主義",40年后卻成為通脹與失業的罪魁禍首。同時,蘇聯的尖端科技,似乎開始領先美國半個身位,越戰的"沼澤",不僅埋葬了財富和生命,也讓美國社會處在撕裂的邊緣。再有日本與德國的經濟崛起,使美國霸權地位出現了動搖,一時間,美國衰退論,美國世紀終結論,成為時髦的話語。1981年,70歲的里根入主白宮。這位演員出身的政治家,天馬行空的開創了"里根經濟學",以全盤自由化代替了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由此開啟了美國經濟發展史上的"第二次革命"。當時人們不再相信政府,相信計劃經濟,轉而認為只有市場經濟才能實現繁榮與自由。人們開始信仰里根的信條:“我們的問題無法由政府解決,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問題。”里根在1980年當選總統時提出了一項計劃,其目的是恢復據說曾經存在的、“傳說中”的資本主義。1985年,緩過氣兒來的美國召集德、日、英、法,簽訂了影響深遠的"廣場協議",狠狠毒打了蠢蠢欲動的東亞小弟,震懾了歐洲。90年代初,蘇聯被美元拖垮;日本經濟一朝破滅;中東霸主伊拉克的140萬大軍,僅僅支撐了42天,就被打的分崩離析。1991年,前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世界合二為一,美國一超獨霸,不僅使美國再次偉大,而且"白頭鷹"走上山巔,一手美元、一手大棒,“萬國臣服”。1992年,哈佛政治學博士福山,寫下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驕傲地宣告"西方體制將是人類意識形態的終點"。
那么,歷史真的終結了嗎?30多年前,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充滿樂觀主義情懷,將其《自由選擇》一書最后一章的標題定為“潮流在轉變”。因為當時人們普遍的信念正在從計劃經濟轉向信仰市場經濟。但是,30多年后人們發現西方社會的潮流又要轉變了,這就是民粹主義的興起,它標志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一個時代的結束,美國又一次陷入大災變之中。彼得·德魯克在《經濟人的末日: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認為上世紀二十年代與三十年代德意法西斯主義與極權主義的興起是歐洲社會及其政治結構瓦解的結果,是一種喪失政治信念的結果,是歐洲民眾政治異化的結果。這是一個群眾絕望與惡魔再現的時代,信仰幻滅,社會與政治結構瓦解,歐洲社會再度變得非理性,險惡,令人無法理解,無法掌控,毫無意義又變化無常。德魯克認為:群眾的絕望,就是理解法西斯主義的關鍵。同樣,群眾的絕望也是理解特朗普與民粹主義的關鍵。我們不能說特朗普代表了處于絕望中的群眾利益,但是他無疑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上世紀70年代,美國與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是一次制度轉型,目的是希望通過制度革命,以拯救資本主義。正是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催生出了80年代的“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動私有化和自由化,讓各國政府在各個領域解除管治,讓中央銀行只關注通貨膨脹這一個問題即可。然而事實上新自由主義革命,在經濟增長方面遠遠沒有實現此前三十多年凱恩斯革命所達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發了大量觸目驚心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達到了驚人的程度。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拉響了警報。1996年世界最富裕的358人的資本凈值“相當于世界最貧窮的45%(23億人)的收入之和”。1998年世界最富裕的200人在過去的4年里資本凈值翻了一番,超過一萬億美元,而其中最富裕的3位頂級富豪其資產超過了全部最不發達國家及它們的6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之和。發達國家內部也是如此,在最近的三十年里,90%的美國人口總收入增長了約15%,而1%最富人群的總收入則增長了150%。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也應聲而起。2008年7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義終結了嗎?”為題發表文章,他寫道:“自由市場這套說辭一直在被有選擇地運用,當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時就擁抱,不符合時就不提。”“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學說不過就是一套服務于某種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條,它從來沒有得到過經濟理論的支持。”
那么,民粹主義會成為美國與西方社會合法性的基礎嗎?抑或民粹主義只是原有社會合法化危機的結果和表現呢?顯然,民粹主義不是危機的根源,而是危機的結果;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的癥狀。民粹主義無法創建新秩序,新價值觀和新社會秩序來取代已經崩潰的秩序,價值與信條。特朗普看到并利用了問題,但是他不能解決問題,因為特朗普他本身就是一個問題。舊的秩序瓦解了,但是又無法從舊基礎設計出任何新秩序,結果就是一片混亂。
作者:鮑盛鋼 曾獲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本科國際政治碩士、曾獲加拿大卡爾頓大學比較政治學碩士、任教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政治研究中心,后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國際關系。興趣:全球化與國際關系民主化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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