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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去世的我國著名作家巴金生前有句很著名的話：要講真話。這很有分量。說實在的，現在有時要講真話還確實有點風險，可見時至今日講真話有時也有點難度。據說，最近就有一位當代著名作家，在中央國家機關讀書活動舉行的講壇上談到了這個“風險”的問題，提到了要講某種真話會要冒很大的風險的。不過，今天只想談談真話問題，風險問題就暫且放在一邊。

　　五月七日是與一個歷史現象相連的，那就是五七干校。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釋，五七干校是上世紀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全國各地各部門根據毛澤東《五七指示》興辦的農場，是集中容納中國黨政機關干部、科研文教部門的知識分子，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當年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就去了江西的五七干校。

　　經歷過五七干校生活的人，實際上對五七干校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有些還隨著形勢發展有所變化。有意思的是，據《南方周末》的披露，在對當年的五七干校學員的調查中，持正面態度的達到了6成。所以，筆者發現有些當年學員口中的五七干校生活應該是真話。下面就舉幾例。

　　我國著名詩人和作家臧克家，曾被世界詩人大會和世界藝術文化學院授予過榮譽人文學博士，獲得過今世緣國際詩人筆會頒發的“中國當代詩魂”金獎。臧克家最著名的作品就包括歌頌五七干校生活，贊美農村勞動的《憶向陽》組詩，其中有的句子已經傳為經典，例如“不待揚鞭自奮蹄”等。這組詩中，可發現不少可以信手掂來的字字珠璣的佳句，例如：““詩情錯賞舊農夫，煙雨蓑衣稻滿湖。泥腿而今塘水里，此身自喜入新圖。”“斗室是天地，神衰軀體空。干校一千日，生命復蔥蘢。”等等。關于這組詩的其它內容就不在此引用，有興趣的讀者上網一查就有。《憶向陽》是1978年出版的。出版后，欣賞者不少，反對者也有。首先向《憶向陽》發難是著名文人姚雪垠，他對《憶向陽》不滿，認為它“是林彪、‘四人幫’所定的宣傳調子，歪曲了毛主席的號召，并且用歌頌愉快勞動和學習的詞句去粉飾和掩蓋當年那種五七干校的罪惡實質。……替林彪、‘四人幫’搞的五七干校涂脂抹粉，違背了當前的黨心人心。”甚至還把他的這篇作品提高到路線斗爭的高度。難能可貴的是，臧克家一直不改初衷，堅持講真話。倒是姚卻有過有時講真話有時講假話的歷史。他曾經與臧克家通信時大贊《憶向陽》。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又大批《憶向陽》。不管當初的政治環境怎樣，姚當初完全可以不用大贊《憶向陽》。臧克家又不是什么不能得罪的炙手可熱的大政治人物。臧克家于2004年去世，生前一直堅持他的真話，不愧是一個有傲骨的知識分子。

　　在中國當代作家群中，王蒙先生無疑是佼佼者。他不但著作等身，而且在文革后擔任過國家文化部長，還連續兩屆當選過中共中央委員。他1961年3月右派摘帽后，于1962年9月，分配到北京師范學院任教。1963年，他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深入群眾，深入生活，主動舉家遷往新疆工作。1971年4月，他和文聯的其他人員一起，下到了位于烏魯木齊市南郊烏拉泊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他一直呆了三年。2006年5月，他的自述《半生多事》出版，講述了他在五七干校的生活。其中印象最深的有幾點。一是看不到什么苦難的描寫。二是補發了2000多元工資(好大一筆財啊!---筆者感嘆)。三是他們的生活是不錯的，例如他的自述就有如下內容：

　　戈壁灘上空氣純凈，透明度極高，晚間月光星光之明潔，身在其中就是一種享受。每當舉行文藝演出時，在戈壁灘上，皓月之下放聲高歌，大家的歡樂之情溢于言表，紛紛贊道是同飲甘露、濯清泉、吃仙藥、沐天恩，其樂無窮。林彪事件以后，五七干校的管理松懈了不少，學員們也不大關心那些“國家大事”了，重點放在改善生活上。他們購買了金華豬仔和一批奶牛，每天都享受新鮮牛奶和美味豬肉。晚上經常性的活動是下象棋打撲克，每當鏖戰到深夜時，帶隊的干部就提醒：“同志們，再不睡覺就影響明天早晨喝牛奶啦!”

　　我相信王蒙講的都是真話。如有讀者不相信，可徑向王蒙先生質疑。但是，請一不要提高到路線斗爭高度;二不要冠之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三不要斥之為“扭曲靈魂”;四更不要把他掃入思想僵化的“余孽”隊伍之中。王蒙先生在文革中受到以維吾爾族人民公社社員們為主的群眾的保護，沒有受過任何批斗。現在是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理應使講真話的人更無風險之憂，對吧?

　  筆者有位老朋友，以前曾當過京官，后來下海了，發大財了，成了富甲一方的知名民營企業家。他親口跟我談到了他的五七干校生活。在他的談話中，也沒有聽到什么苦難的內容。下面是口述實錄的部分內容。順便提一句，誰想搞五七干校“口述史”，筆者非常樂意介紹前往采訪這位企業家。

　　“到干校后的頭兩件事，第一是蓋房子，造安身之所;第二是修水渠、平整土地，為第二年春耕生產做準備...到十二月份，我們就住上了自己建造的土坯房，每排十間，每間搭著通鋪，睡八個人，大家都頂著墻睡，晚上有說有笑，那種肩并肩、手靠手、親密無間的戰友情誼至今都令我難以忘懷。”

　　“在干校，大家的關系要比在單位時隨和平易得多。就是處長、局長、甚至部長也沒人拿架子。記得有一次，我開著手扶拖拉機去八里窯四連拉磚，路上我見到編入四連的副部長Z同志正在往八里窯走，我停下拖拉機說，Z部長，這是你的專(磚)車，請上車吧。他哈哈一笑，爬上了我的裝磚拖斗。”

　　“為了改善生活，也為了讓年老體弱的同事干點輕松的活，不用下水田，我們連成立了養豬班和種菜班。種了吃不完的菜，喂了二三十頭豬，富余的都送給校部和調給兄弟連隊。”

　　“下雨不能干活的時候，我們會組織開會學習，主要是學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的社論文章。有時，也搞點文娛活動，多是下象棋、打撲克。那時只打百分、打升級，是絕對不打錢的。大家在一起也說說笑話，聊聊天，同事間的相處是非常融恰的。現在腦子的鏡頭都總是同事們說笑的模樣，而這些模樣是在辦公室里從來不曾有過的。許多同事離開干校回到單位后，一見面就說干校，總有說不完的話，干校生活的確給我們留下了很美好深刻的回憶。”

　　“春播之前，上級給我們派來了貧下中農師傅，我們連的師傅姓張，是個非常老實忠厚的農民。他不但教我們農活，也和我們聊家常，和我們同吃同住，朝夕相處，成了大家親密的朋友...大田里，一片歡樂的笑聲。想想那時我們在干校的勞動是多么的愉快。插秧是快樂的，除草施肥是快樂的，收獲當然就是更快樂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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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堅定地相信，他們講的都是真話，他們都是堅守了做人的底線。

　　前面說過，不同的人經歷同樣的事往往有著不同的際遇和感受。絕對不可否認的是，有不少五七干校的學員的際遇是相當悲慘的。例如本文開頭說的巴金先生，在干校的遭遇是痛苦的，以至于聽到“樣板戲”都會做“噩夢”。筆者絕對相信巴金先生說的是真話，絕對尊重巴金先生的看法和感受，也尊重對“樣板戲”抱有敵意、并企圖把它們送進博物館牌位上去的人們的想法。

　　真話繼續講，歷史繼續在發展。這30多年來，無論就藝術水平而言，還是國內外影響力而言，又有什么京劇或者芭蕾舞劇或者鋼琴協奏曲的新作品能超越了當年的“樣板戲”呢?這應該也算是真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