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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文史參考》（2011年5月上），文章原標題為“大陸的最后一戰：昌都戰役”

1949年春天，隨著國民黨軍事力量在大陸的失敗和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就連遠在拉薩的西藏統治者都很清楚，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即將失去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指日可待。共產黨勝利的消息傳到拉薩，西藏統治者們產生了嚴重的悲觀，他們認為“共產黨是無神論者，對于西藏的生活方式和宗教的威脅遠遠大于國民黨。”

據《桑頗訪問記》記載：“在拉薩，人們開始考慮逃亡印度，他們把貴重物品轉移到印度或藏在寺廟中，寺廟開始購買印度的盧比。”“我記得，自己家中就裝滿了一袋盧比，并放在桌子上，一旦發生意外就可以隨時逃走……”

而對于中央人民政府而言，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是一件不容商量的事情。1949年10月1日，北京舉行了開國大典，班禪額爾德尼向毛澤東和朱德發出賀電，表達了敬意。11月23日，毛澤東和朱德回電班禪額爾德尼，表示“西藏是愿意成為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的，而“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愿望。”

實際上，西藏當局可不是這么想的，1949年11月2日，西藏“外交局”發了一封異想天開的信給毛澤東，表達了西藏方面的立場：

共產黨總統帥毛澤東閣下：

西藏是觀世音菩薩教化之地，已成為宗教興旺發達的美好地方，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一直享有著獨立自主的權利，從未喪權于外國。由于與中國的青海、新疆兩省接壤，請您不要讓共產黨的軍隊越過邊境，侵入西藏的領土。您若能向手下官員下達此項命令并認真執行，我們才能放心。西藏的一些領土，近年被中國占據，希望在您結束中國的內戰后，能夠通過和平談判的途徑解決。

與此同時，西藏當局希望英美協助西藏達成抵御共產黨“入侵”的目的，并派出“使團”。對此，1950年1月20日，外交部發言人就西藏問題發表談話，表示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指責西藏當局的“外交活動”是叛國。由于雙方對歷史和現實的理解完全不同，軍事沖突無可避免。

印度的裝備給西藏當局打了氣

1949年4月23日，南京政府覆滅，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已經搖搖欲墜，此時印度的尼赫魯政府已經預測到了解放軍入藏將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于是他們決定向西藏當局提供軍事支持。6月，印度向噶廈政府交付了一大批武器裝備，包括布倫機槍144挺，斯坦機槍168挺和1260支步槍和大量子彈，藏軍隨即開始招募新的部隊，擴充軍力，藏軍從14個代本（相當于團）擴充到17個代本，希望阻擋解放軍的前進步伐。這些新式武器使得西藏當局有了和中央人民政府對抗的底氣。

與此同時，西藏發生了“驅漢事件”，7月11日、17日、20日，藏軍分三批將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全體人員和其他國民政府人員及家屬還有一些漢族商人共130多人押解到印度邊境，迫使他們返回內地，并對外宣稱，這是為了防止共產黨人，這一事件表明了西藏當局企圖獨立的野心。

第一次軍事沖突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表示：“人民解放軍當年的任務之一就是解放西藏。”同時，傳到昌都的情報說，人民解放軍已經進抵漢人控制的康區與西藏控制的康區的交界處——金沙江西岸。5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號召西藏政府和人民接受西藏和平解放的方案，并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西藏當局既不能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藏，也不可能指望從英國或美國那里得到外援。在這種情況下，西藏當局被迫派出代表去北京進行和談，這樣會避免西藏人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7月，雙方在昌都東北部約100英里處的一個村落鄧柯發生了第一次軍事接觸。鄧柯地處甘孜至玉樹的交通要道旁，昌都總管拉魯在該地區設置了一座無線電臺。解放軍發動突然襲擊，一舉搗毀了這座電臺。據逃回昌都的話務員描述：“我在無線電收發站內向窗外觀看……他們已到了這里，有好幾百人，他們一齊涌進電臺的院子里。我告訴了在電臺旁的索朗平措，可是他仍然繼續發報，因而遭逮捕。他們已經在途中抓住了索朗多吉，我躲藏在一個食品柜里，他們始終沒有打開看過。當晚我就爬出來逃走了。”拉魯得到消息后并沒有表現出驚慌，他念經祈禱了一會兒之后，便命令駐扎在昌都東北部大約5天路程的玉樹邊境附近的穆恰代本馬上帶領他的軍隊返回昌都。其部隊紀律非常嚴明，著重儀表，是藏軍中的一支精銳部隊。

拉魯希望調集一支精銳部隊，向玉樹的解放軍發起反擊，解救報務員，奪回電臺，并且對解放軍備戰給予沉重打擊。他認為解放軍初來乍到，對康區的百姓不了解，又不熟悉地形，這是發動突然襲擊最佳時機。然而，事件并沒有按照拉魯的計劃發展。鄧柯地區的康巴人欺騙了穆恰代本，沒有把解放軍的確切方位告訴他，使他的部隊中了解放軍的埋伏傷亡慘重。

在噶廈政府看來，他們在鄧柯戰役中奪取了戰術性勝利。在這次戰役中，他們打退了解放軍的攻擊，此戰證明藏軍能夠同解放軍較量。

而解放軍方面可不這么看。第18軍軍長張國華在1950年8月5日西南軍區研究昌都戰役的作戰會議上提出：“如8月底前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可全線通車，在瀘定以西能集中300輛汽車，甘孜、德格間集中5000頭牦牛，所需冬衣、干糧、攜帶燃料等8月底可運新津，9月和10月再由汽車、馬車運800萬斤糧食、物資到甘孜，則昌都戰役可以在10月間實施”。西南軍區于8月5日、14日連續向中央軍委作了當年實施昌都戰役的報告。

毛澤東看到報告后，于8月18日電詢西南局：“今年如能進到昌都當然是很好的，問題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長道路是否能隨軍隊攻進速度修筑通車；（二）昌都能否修建機場及是否適于空投；（三）一個師進攻昌都是否夠用，藏軍似有相當強的戰斗力，必須準備打幾個硬仗，這方面你們有足夠估計否。我們對于以上幾點尚不清楚，請分析電告為盼。” 西南局于20日復電毛澤東稱：至昌都的公路尚待勘查，明年才能修筑；飛機在昌都空投是可能的，能否修筑機場尚無確切情報；對于藏軍的戰斗力，根據與藏軍的第一次軍事接觸做出評估：“我們曾以兩個連同敵人一個代本打了一仗，以一個排沖垮敵人一個代本”，張國華認為，藏軍在昌都地區只有5000-6000兵力，且駐地分散，不易相互支援。因此“使用18軍4個團又2個營，加上玉樹方面、察隅方面少數部隊的配合，是夠用的”。

和平希望的破滅：格達活佛的意外死亡

白利寺的格達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視作和平的希望。當時，格達活佛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前往昌都游說，進而準備前往拉薩說服西藏政府同意和平解放西藏。

格達活佛早在1936年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紅軍長征路過甘孜時，就與共產黨進行過接觸，到了1949年，共產黨勝利在望時，格達活佛便派出4名使者繞道甘肅、青海前往北京去拜見朱德。朱德對格達的使者給予了熱情接待，并讓他們回去時捎信告訴格達活佛：人民解放軍很快就要到甘肅了，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1950年7月24日，格達活佛到達昌都會見了總管拉魯，他勸說拉魯，“中國共產黨反正都要解放西藏，因此寧愿采取和平的方式而不應訴諸武力。如果拉薩政府企圖與共產黨抗爭，那不但會造成生靈涂炭，而且還會導致佛教和寺院的毀滅。”他帶來了共產黨提出的三點和平建議：1．西藏必須承認其為中國的一部分。2．西藏與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的邊境地區必須部署人民解放軍。3．西藏必須斷絕同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切聯系。格達對拉魯說，如果西藏接受這些和平建議，解放軍就沒有必要進軍西藏，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就能得以維持。拉魯把這些和平建議提交給了拉薩當局，拉薩方面回復說“可以考慮這些建議”。

8月22日，格達活佛突然去世。多數人認為他是被毒死的，也有人說格達活佛是被當時駐昌都的英國無線電報務員福特殺害的。無論如何，格達活佛的死阻斷了雙方的談判，也堅定了中央軍委發動昌都戰役的決心。

阿沛·阿旺晉美就任昌都總管

正當這個戰和難定的關鍵時刻，拉薩當局委派阿沛為昌都總管，接替拉魯。阿沛的態度在他前往昌都途中對所遇到的官員發表的言論中有所反映。據功德林喇章的一位官員回憶，阿沛曾對他說，“西藏斗不過中國共產黨，因為漢人擁有最新式的武器裝備和訓練有素、身經百戰的官兵。”“他確信設法進行談判、達成和平的解決辦法要比武力對抗好得多”。

新任的昌都總管阿沛與拉魯的主張大相徑庭，拉魯傾向于進行武力抵抗，不管有沒有成功的可能都要誓死抗爭。阿沛則傾向于妥協，他認為沒有必要激怒解放軍，拆除拉魯修筑在山頂上的防御工事。不久，又停止招募更多的康巴民兵。

據拉魯回憶，阿沛剛到昌都不久就提出，他認為昌都這個地方太小，沒有必要由兩名噶倫共同駐守管理，他建議拉魯離開昌都到玉樹南部瓊布色達去開辟一個新的作戰根據地，而他則留駐昌都。阿沛的行事頗像那位：“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總督”葉名琛。面對解放軍大兵壓境，阿沛判斷失誤，導致了昌都戰役完全按照解放軍的設想進行。

在防御上阿沛沒有建立一支常備的后備軍。藏軍全體官兵除了幾百人留守昌都之外，其余軍隊都被分散布防于邊境沿線；人民解放軍隨時都可能突破藏軍的防線，而邊防軍后面并沒有設置第二道防線。英國人早在15年前就提出有必要建立一支后備軍，但是這一報告顯然從未被康區的官員采納過。1950年7月，藏軍設在鄧柯的電臺被搗毀之后，在拉魯的一再請求下，阿沛從拉薩帶來了兩部手提式無線電收發報機，可是他決定不在金沙江沿岸邊境地區設置這兩部電臺。于是拉魯帶了一部到洛隆宗，另一部則留在昌都閑置著。在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之前，福特試圖說服阿沛將那部閑置未用的電臺送到戰略要地類烏齊去，以便能夠及時迅速地收到有關拉貢昂達撤退路線的情報，但遭到了阿沛的拒絕。隨著9月底的到來，許多人都推測冬季的臨近意味著中共軍隊可能不會發動進攻，從而使藏軍逐漸放松了警惕。

勢如破竹的昌都戰役

與西藏方面的舉棋不定、臨陣換將、布置失當相比，人民解放軍則布置十分周密。9月13日，18軍黨委發出昌都戰役政治命令，要求部隊恪守政策紀律，團結藏族人民，發揚吃大苦耐大勞精神，嚴格節約糧食，保證“戰役在軍事上政治上的全勝”，“為西藏人民立下第一功”。

1950年10月5日，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部隊渡過金沙江，向昌都地區的藏軍陣地發動大舉進攻。人民解放軍兵分四路，形成鉗形攻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藏軍進行包抄，準備切斷藏軍南部和中部兩個方向的退路。直到10月12日早晨，拉薩當局才得知解放軍發動昌都戰役的消息。為了避免西藏境內的恐慌和動亂，拉薩當局決定封鎖消息。

在昌都，隨著解放軍相繼攻克崗拖渡口、讓松多和芒康等地，從這些地區逃跑回來的藏軍官兵接連不斷地帶回戰敗與傷亡的消息，昌都的形勢急轉直下。面對這種形勢，昌都的西藏官員們再度懇求阿沛與拉薩方面聯系交涉，請求恩準他們逃往洛隆宗。

與此同時，解放軍154團和青海騎兵支隊實施外線遠距離大迂回，在高原上縱橫跨三個省區（西康、青海、西藏），14天走了約1500華里，穿過橫斷山脈，兩渡金沙江和瀾滄江，在甲藏卡和類烏齊等地擊潰藏軍，由于連續行進，許多戰馬死亡，不少騎兵變成步兵，終于在既定時間內到達昌都以西稱為“五路口”的恩達，完成了大迂回包圍的任務，并準備好從西往東堵擊由昌都撤出的藏軍。

在正面戰場，10月7日和8日，人民解放軍分別在幾個渡口陸續渡過金沙江，迂回部隊和跟進的北線左路主攻部隊渡江時未遇藏軍抵抗，北線左路和南線攻擊部隊在德格崗托和巴安（現巴塘）西北之宋瓦卡美兩個點渡江時遇阻強攻，雖傷亡較大，但都很快渡江成功。渡江后，北線左路主攻部隊在小烏拉等地遇到藏軍較強的抵抗，藏軍在強大攻勢下被殲滅或棄陣潰逃。為了不給藏軍喘息機會，各部隊忍受著空氣稀薄、饑寒、勞累等痛苦，日夜兼程，連續作戰，連戰皆捷。崗托方向的北線左路攻擊部隊在追擊中，于同普之足雍將大股藏軍殲滅。南線之53師157團，殲藏軍近一個甲本（相當于連）。在人民解放軍的政治攻勢和政策感召下，藏軍第九代本主官格桑旺堆于10月11日率部起義，寧靜（現芒康）和平解放。

到10月16日，解放軍的兩支部隊，一支從芒康，另一支從江達向前推進，如人無人之境。這時藏軍無力抵抗，準備棄城西撤。此時，撤退的道路還沒有被切斷。16日傍晚，從類烏齊來的一位信使帶來了解放軍正接近該鎮的消息，昌都與拉薩的交通即將被徹底切斷，于是阿沛便請求拉薩當局準許其繳械投降或率部撤退。次日，拉薩方面發來了要他率部撤退的命令。到了17日，阿沛召集手下的官員們說，如果不馬上離開昌都，就會成為解放軍的俘虜。除留下少量軍隊焚毀軍火庫，阿沛及其他官兵在天亮之前離開昌都。

英國人福特描述了18日早晨7點鐘的昌都的情形：“整個昌都城人心惶惶，驚恐萬狀。人們向四面八方逃跑，有的攜帶著自己的財物，有的拖著有用的物品……大街上的牛欄馬棚已無人照料了……隨后，被招募來的一小群康巴民兵奔跑著穿過街道，邊跑邊憤怒地呼喊，滿臉殺氣……”當福特騎馬返回昌都的鬧市區他的無線電臺所在地時，碰上了赤門代本的兩名如本，他們對福特說：“趕快騎著馬逃跑吧……你不能返回昌都的鬧市區，假如你想這樣做，他們會殺死你！”

此時，迂回的人民解放軍不費吹灰之力便攻克了類烏齊，隨后又進行急行軍，目的在于趕到十字路口處切斷阿沛的退路。藏軍官兵在天黑以后沿著險峻而狹窄的小道急速向拉貢山關推進，于當晚10時到達拉貢山關。從山關下到山腳他們又花費了3個小時，從山麓到拉貢昂達還需要走幾個小時，此刻，每個人心目中所考慮的問題都是解放軍是否已經到了十字路口。阿沛派了幾名隨從騎馬前去偵探此事，得到的情報是：中共軍隊早在幾個小時以前就已到達拉貢昂達。實際上，類烏齊剛被攻占，解放軍第154團的約100名騎兵和步兵便以每天約50英里的行程全速向前推進。藏軍的退路已被切斷，阿沛決定與其進行無效的抵抗不如繳械投降。他命令全體人員退到附近的祖古寺，并委派森本堪布和卡日巴去找解放軍，表示愿意投降。他們剛出發沒多久便碰上了一支解放軍偵察部隊，于是便把他們帶到了祖古寺。他們帶來了一柄表示投降的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到后來他們竟拿不出象征投降的東西了。1950年10月19日，解放軍俘虜了阿沛及其手下的全體藏軍2700多人，繳獲了大量武器。

此時，解放軍用肉食和蔬菜款待聚集在祖古寺的藏軍官兵，讓他們飽餐了一頓，并對這些西藏人說，他們的使命和職責是友好地款待他們而不是傷害他們。隨后西藏官員們都被送回昌都，被拘留關押起來，而藏軍士兵則每人領到一個大洋然后讓他們解甲歸田。殲滅了藏軍主力部隊之后，解放軍長驅直入，沒有遭到任何抵抗。10月22日，解放軍攻占了洛隆宗；10月27日，攻占碩般多；10月31日，解放軍攻克了邊壩宗。

昌都戰役歷經19天，先后打了20多仗，共殲滅藏軍5700余人，計有5個代本全部，3個代本大部。1個代本起義。俘虜代本以上高級官員20余名，俘獲在藏軍中服務的英國人福特、柏爾及2名印度人。

中央人民政府從一開始就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放西藏，昌都戰役顯示了解放軍無可匹敵的戰斗力，也消滅了西藏當局手中唯一可戰之兵。昌都戰役后，西藏上層統治集團一片混亂，攝政達扎不體面地下臺，達賴喇嘛提前親政。達賴親政后，即于1951年2月派出西藏地方的全權代表5人前往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進行談判，再次打開了和平之門。

簽訂“十七條協議”

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派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到北京談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問題達成協議，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協議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改革。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贊成和擁護。

5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見了來自西藏的5位和談代表。阿沛代表達賴喇嘛向毛澤東獻禮，并呈遞了達賴喇嘛寫的親筆信。毛澤東高興地說：“好啊！你們完成了一件大事。根據《協議》中央政府會幫助你們發展政治、經濟、文教各方面的事業，絕不會像清政府、北洋軍閥、國民黨那樣剝削你們。”毛澤東扳著指頭說：“你們看一年兩年不行，看十年八年總會看清楚我們共產黨是什么樣子的吧。”晚上，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了盛大的宴會，慶祝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10月24日，達賴喇嘛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班禪和堪布廳也發表聲明，指出協議“完全符合中國各族人民，特別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10月26日，人民解放軍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順利進駐拉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