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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指出：

“前進道路上，我們必須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導，增強“四個自信”，牢牢把握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我們要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長期堅持，決不動搖。”

這一擲地有聲的宣示，表明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將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社會主義方向。為此，我們須廓清國內外一些錯誤輿論，為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改革開放而進行“偉大斗爭”，而就不能當習近平多次批評的“開明紳士”。

第一，關于該改不該改

和何時該的抉擇

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改革開放要有定力。

首先，搞清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中該不該改的問題，如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本質的黨的領導、作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作為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作為以人民為中心而非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宗旨，作為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主旋律意識形制度等等，就屬于不僅不該改變，而且要鞏固和加強的范疇。那種主張多黨輪流執政、人大政協改為各個狹隘利益集團的博弈制度、修改憲法關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分類、取消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和國民教育中主導制度等改革觀，是錯誤的。

其次，即使該改的，還有現在能不能改的問題，即存在一個改革時機是否成熟的條件問題。如能不能立即實行民營企業的職工股權和利益共享、嚴厲懲罰拖欠工資、中美企業互相控股的對等開放、干部財產公布、文科院士的改革等等，原則上都應該改革和建立健全，但又一個時機和條件能不能允許的問題，既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能錯失良機，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再次，改革一詞本身是中性用語，只有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改革，才是廣大人民和勞動階級所需要的，而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革、鄧小平強烈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不過是私有化和貧富分化等的代名詞，其實質是和平演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反映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和需要。

第二，關于改革開放成就

的指導性經濟理論

有輿論張冠李戴地宣揚我國改革開放成就是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為指引，而事實上是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經濟理論為指導，采取現實問題出發、實踐不斷檢驗和修正，盡管也吸收西方經濟學某些理論和政策的合理成份。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利國利民的重要成就，均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經濟理論的結果，而過去和現在存在的不少重要問題，均是西方經濟學有誤理論和政策影響的結果。

例一，在黨的十八大之前，西方經濟學關于收入分配的“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理論，不僅妨礙我國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改革，導致分配差距越來越大，已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而且妨礙我國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因為那時的流行理論和政策是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生態環境“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并用曲解的“發展是硬道理”來辯護的，進而把“發展”等同于“增長”，主張“唯GDP論”“厚黑GDP論”。

其實，西方經濟學指導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都經常失效或失靈，導致經濟危機、金融危機、財政危機，私人壟斷資本控制，貧富階級嚴重對立、發動戰爭獲利等等，又怎么可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取得超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成就！

例二，受西方思潮影響，有論著混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界限，不敢使用“社會主義性質和類型的市場經濟”一詞，以為這樣一說，就把本身是中性的市場經濟一詞，又套上姓資姓社的性質了。

其實，從經濟學上界定，社會主義經濟性質的主要規定性是公有制占主體或全部，而市場經濟的主要規定性是企業生產經營的自主決策，初級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就是公有制占主體與企業自主決策相結合。中國公有制占比較低與白俄羅斯公有制占比較高，便形成兩種不同模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理論和效果值得全面比較研究。

因此，本人主張社會主義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和公有制主體基礎上的有限私有化或民營化，即一定程度的資本主義化，但不贊成“唯市場化”“泛市場化”，更不贊成生產資料的主體私有化或民營化，即基本資本主義化。

第三，關于所有制結構的

改革成就與未來走向

有輿論把改革的成就主要歸功于非公經濟占比越來越高，認為未來改革就是讓其占比繼續提高，越高越好；

也有人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提出，長期應該逐步淡化并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今后應該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如果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爭來爭去，就很難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束縛；

還有輿論宣揚“所有制中立論”，主張改革方向就是取消憲法關于公有制、私有制的分類，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

甚至還有“私人投資與國家投資一樣，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奇葩怪論。

事實上，首先，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不景氣相比較，我國經濟持續較快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公有制的發展及其對非公經濟的大力支援，否則，西方非公經濟占比超過我國，為何發展不佳呢？

其次，在憲法條款中，公有制與私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一樣的。既然公有制是主體，那么私有制只能是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的輔體，而不可能都是主體，或者私有制成為主體，因而有論著主張“民營經濟占主體”，是違憲的言論。

再次，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這就是說，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而只是社會主義多種經濟制度或多種經濟成份的之一。以為社會主義國有企業不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觀點，是錯誤的。

此外，不少地方試圖偷梁換柱地割裂國有資本與國有企業的密切關系，逐步讓中外非公企業控股原來的國有企業，而推行實際上只剩下國有資本參股這一改革措施，并不符合憲法規定和習近平數次強調“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重要講話。 

第四，關于經濟調節的

改革成就和未來走向

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成就與同時很好地發揮市場調節功能和政府調節功能密不可分，即實行市場與政府功能結合的雙重調節體制機制，展示出“強市場、強政府”的雙強優勢。

這是因為，

市場調節的五大功能優勢，主要是直接調節企業和個人的市場機制的短期配置功能、微觀均衡功能、信號傳遞功能、技術創新功能和利益驅動功能，其功能劣勢在于市場調節目標偏差、程度有限、速度緩慢、成本昂貴；

政府（國家）調節的五大功能優勢，主要是調節宏觀經濟的國家機制的宏觀制衡功能、結構協調功能、競爭保護功能、效益優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其功能劣勢在于國家調節偏好主觀、轉換遲鈍、政策內耗、動力匱乏。

兩者的各自功能優勢決定了各自的基礎性和主導性作用，而各自的功能劣勢決定了需要利用兩者所存在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

市場調節是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普遍聯系形式，從微觀引向宏觀，而廣義的政府調節（特指狹義政府和人大兩大主體，黨的意志也應通過政府和人大來貫徹落實）是規范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目標導向和政策體系，從宏觀引向微觀，兩者可以建立起高效和靈活的調控機制。其緣由在于，價值規律決定市場調節，國家調節規律決定國家調節，目的之一都是要實現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

未來改革發展應——

充分認識兩者的功能互補性、效應協同性、機制背反性，堅持市場與國家“功能性雙重調節論”的觀點，克服市場與政府的作用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論”思維；

 

 

充分發揮市場（實質是企業）在一般經濟資源配置和生產經營中的決定性作用，并與更好地發揮國家在微觀中觀宏觀經濟中的調節作用相結合；

股市被操縱、天津化學爆炸案、疫苗造假案、產能大量過剩等等，都表明應消除第一次市場調節和第二次政府調節的時間上的“兩次調節論”的不良影響，加強事先事中事后的全過程監管和調節，鞏固和完善強企業、強市場和強政府的“三強”格局。

簡言之，我們必須高度重視2018年10月25日習近平在廣東考察時所強調的科學思維：“要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以改革開放的眼光看待改革開放，充分認識新形勢下改革開放的時代性、體系性、全局性問題，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

相反，如果我們用東西方教條主義、狹隘經驗主義、片面實用主義和唯意志主觀主義等來看待改革開放和研判未來，就容易誤入蘇聯、東歐、西方等國家的發展窠臼和邪路，無法圓滿實現社會主義強國的建設。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首席教授、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本文主要內容以《深化改革開放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創新理論為指導》為題，發表于《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1期，此為原文；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