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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改革開放偉大社會革命。這場偉大社會革命是在國際國內形勢發生重大轉變的歷史時刻開始的，是在世界格局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過程中推進的。

與中國改革開放同時開始的，有某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改革，使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暫時擺脫了危機，實現了短時期發展，但后來又陷入了新的危機；有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導致了這些國家的制度顛覆和國家分裂，即“蘇東劇變”；還有一些其他不同制度背景和民族特點的改革探索，但大多都沒有實現獨立自主的發展繁榮。

與這些改革不同，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不平凡的40年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進到新時代。基本相同的國際背景下同時開始的改革卻出現了迥然不同的結果，這其中的緣由毫無疑問就在于不同國家改革所包含的個性特征。

在慶祝改革開放40年的今天，我們不僅要系統回顧改革開放的實踐歷程，展示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更要深度思考改革開放的鮮明特征，增強新時代歷史方位中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自信和理性自覺，為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斗。

“有主義”這個特征集中體現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改革開放，既毫不動搖又與時俱進地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地位的問題上，既反對修正主義又反對教條主義，凸顯了中國改革開放在指導思想上的堅定性和創造性。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旗幟，是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并把它們轉化為改革開放的理論和政策，貫徹落實到改革開放的實踐當中。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就是徹底的人民立場，堅定不移地捍衛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實現人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

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提出“三個有利于”標準，落腳點和歸宿點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和關鍵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核心要義就是以人為本；習近平明確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牢牢堅持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人民主體地位的首要原則，在新發展理念中突出強調共享發展。這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根本立場的堅持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就是唯物的、辯證的、歷史的、具體的觀點，唯物史觀的根本觀點是生產實踐觀點、群眾觀點、階級觀點。這些觀點在改革開放中得到徹底的貫徹，例如，牢牢堅持以發展生產力為根本任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在社會歷史領域主要體現在矛盾分析方法、階級分析方法、經濟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等方法上。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就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分析方法，科學把握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大力發展生產力，提高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又根據新的歷史方位，明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始終把加強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對人民的教育和武裝，作為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加以強調，對任何動搖和沖擊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思潮和行動，都堅決予以抵制和打擊。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對于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和行動絕不手軟。習近平在領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對普世價值論、憲政論、公民社會論、歷史虛無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潮進行深入批判，堅決維護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確保改革開放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犯顛覆性錯誤。時至今日，依然有一些人打著各種各樣的旗號，搞指導思想多元化、指導思想異質性，鼓吹“馬克思主義過時論”，企圖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懸空化”，降低甚至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在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絕不能犯糊涂病，搞什么“不爭論”“包容多樣”“保持中立”。

當然，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絕不是走教條主義的路子，而是與時俱進地堅持，根據實踐要求和時代特征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的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不斷在堅持、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方面上升到新境界，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論創新觀點，創造一系列標識性概念，形成具有深度解釋力的理論。例如，創立了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等重大理論觀點，不斷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創立并不斷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領導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習近平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核心問題，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提供了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讓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釋放出璀璨的真理光芒。

“有領導”這個特征集中體現的是改革開放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和最大優勢，是改革開放這個偉大社會革命順利發展的根本保證。改革開放既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同時堅定不移地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不斷把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向深入。

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進行的，我們要毫不動搖地貫徹黨對改革開放的全面領導，確保黨的堅強領導核心地位。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把堅持黨的領導作為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一條明確提出來，突出強調黨在改革開放偉大事業中統籌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是改革開放的主心骨、領航者，正是因為有了黨的正確領導，中國的改革開放才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呈現出光明前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推進，中華思想在世界歷史的潮流中煥發出奪目光芒，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中國煥發出蓬勃生機，為世界上那些渴望獨立自主發展的國家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領導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中突出強調黨的領導，把“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首要方略，明確提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必須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斷完善堅持黨的領導的體制機制，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在加強黨的領導、維護黨的核心地位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大力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始終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不斷改進和完善黨的領導。在改革開放早期，鄧小平就提出，要加強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積極推進干部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行動，堅決反對黨內分裂力量，果斷調整黨的最高領導人，面對改革開放過程中黨內出現的嚴峻問題，明確提出“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在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創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江澤民明確提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科學概念，領導全黨大力開展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三講”活動，圍繞著“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核心問題，創立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新世紀新階段領導改革開放的進程中，胡錦濤反復強調要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努力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領導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習近平進一步豐富發展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科學內涵，下大力氣狠抓黨的建設，創造性地發展和豐富了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的鮮明風格，推進黨的領導體制和領導制度改革，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不斷把全面從嚴治黨推向縱深，并把它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之中，上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的高度。他根據新時代新征程新目標新任務，提出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總要求：“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以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為主線，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以堅定理想信念宗旨為根基，以調動全黨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著力點，全面推進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不斷提高黨的建設質量，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貫徹落實這個總要求，必須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建設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奪取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健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全面增強執政本領，特別是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

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并不是沒有否定和反對黨的領導的思想和做法，不是沒有危害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行為。對此，黨和人民進行了堅決反對和打擊。在改革開放初期，一些人打著反思“文革”的旗號，公開否定毛澤東、否定黨的歷史、否定黨的領導，為此黨中央領導全黨進行了深刻的思想斗爭，制定了“第二個歷史決議”，對錯誤思潮進行了有力反擊。20世紀80年代末，在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的共同作用下，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嚴重蔓延，而當時黨的某些領導人卻批判不力甚至為之張目，最終釀成嚴重的政治風波，給黨和國家事業造成了巨大危害，為此，黨領導人民進行堅決打擊，保證改革開放繼續沿著正確道路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到來之際，一些人堅持歷史虛無主義，否定黨史、國史和革命史，否定黨的領導；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不堅定、對黨不忠誠、紀律松弛、脫離群眾、獨斷專行、弄虛作假、慵懶無為，“四風”問題突出，違法亂紀現象蔓延；高級領導干部中極少數人政治野心膨脹、權欲熏心，搞陽奉陰違、結黨營私、團團伙伙、拉幫結派、謀取權位等政治陰謀活動，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行了堅決斗爭，改善了政治生態環境。

“有方向”這個特征集中體現的是改革開放的制度基礎和目標方向。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這個制度的顛覆性改造；是堅持在社會主義制度前提下發揚優勢、革除弊端、大膽創新的過程，而不是放棄、背離或改變這個制度。

在改革開放這場偉大的社會革命中，我們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向，始終不渝地把鞏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改革開放的目標，不斷強化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努力實現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鄧小平提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必須沿著社會主義的方向進行，始終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改革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充分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任何打著“左”的或右的旗號來阻擋改革開放、動搖社會主義制度的做法，都必須加以反對，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江澤民強調，要劃清兩種改革觀，一種是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另一種則是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所倡導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不進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制度繼續保持蓬勃生機，在改革中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會葬送黨和人民多年奮斗的全部成果。

習近平指出：“我們在改革開放上決不能有絲毫動搖，改革開放的旗幟必須繼續高高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方向必須牢牢堅持。”一方面，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必須毫不動搖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著力解決我國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中決不能犯顛覆性錯誤，決不能離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而是要通過改革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對于那些打著改革旗號否定和危害社會主義的做法必須堅決制止和打擊。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社會主義的本質和目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內涵等重大理論問題，不斷得到深刻認識和科學回答。鄧小平在深入探索了社會主義根本原則、根本任務、發展階段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本質做出科學界定：“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習近平深刻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和理論內涵，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作出科學界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植根于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

習近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的關系作出系統分析，明確提出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的“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提和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實踐中的共產主義，從而使改革開放的現實發展同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有機聯系起來。他指出，我們正在做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我們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事業，這一點必須牢牢記住；而這個偉大事業的本源和依據就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這一點更不能忘記：“我們依據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這樣整個邏輯才成立。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變成了實用主義。要回到我們的本源上去認識。”

黨的領導干部，必須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邏輯前提和理論依據，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事情而忘記了根本，只關注當下而忘記了初衷。當然，我們必須做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的統一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黨的最高綱領和基本綱領的統一，忘記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黨的最高綱領就會迷失方向，走入歧路；而不腳踏實地地干好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情，不發展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想一蹴而就地進入共產主義，那就是不切實際的“左派幼稚病”。當前，我們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方位中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和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朝著共產主義最高理想進行實實在在的努力。

“有主體”這個特征集中體現的是改革開放的主體和立足點。改革開放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改革開放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改什么，不改什么，怎么改，改到何種程度，完全由中國人自己說了算；改革的立足點是中國的具體實際，出發點和歸宿點是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國家利益，必須堅定不移地捍衛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國家利益。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改革開放必須牢牢堅守的原則。改革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是中國自己而不是其他國家，改革不是做給其他國家看的，也不必看別人的臉色，別的國家沒有資格也沒有權利指手畫腳。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后不久就明確講：“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要根據中國人民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道路，而決不走依附發展的路子，要根據自己的特點選擇和建構制度體系和管理方式，鄧小平指出：“我們要根據社會主義國家自己的實踐、自己的情況來決定改革的內容和步驟。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歷史不同，經驗不同，現在所處的情況不同，各國的改革不可能一樣。”

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和立足點是中國的具體實際，必須牢牢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不能陷入超越階段的空想主義。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特別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我們制定改革開放政策的根本依據和出發點。一方面，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必須牢牢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另一方面，我們尚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決不能主觀主義地超越階段。從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進行改革開放，就必須堅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國實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同市場經濟體制優勢有機結合起來，不斷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的這個特點決定了中國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絕不能照搬外國的模式，外國的先進經驗可以借鑒但絕不能照搬。一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總是企圖讓中國按照西方的現代化模式進行資本主義改革，走依附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對此，鄧小平提出：中國的歷史、文化、國情、制度同西方國家不一樣，一些人談到民主制度時總是把它同美國的政治制度聯系起來，認為美國的制度是最理想、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中國絕不能照搬美國的制度，如果照搬就肯定會出現動亂局面，“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中國的改革是為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給其他國家作秀，更不是花拳繡腿，而是擼起袖子加油干，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改革必須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己做主，絕不可能成為附庸他人的手段，絕不可能走依附他人的改革路子，任何人借改革的名義來操控中國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要領導人民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開拓前進，毫不動搖地在新的歷史方位中全面深化改革，但這種改革絕不能受制于他人，絕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

“有深度”這個特征集中體現的是改革開放的范圍和程度。當代中國的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第二次偉大社會革命，是一場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深刻社會變革，在實踐和理論上實現了巨大的歷史性飛躍。

中國的改革不是零星的、局部的，而是一場覆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的全方位的改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指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事業，是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革命。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正是通過全方位的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在新的歷史方位中全面深化改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前景更加輝煌，基礎更加堅實，道路更加寬廣。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極其深刻的革命性變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鄧小平明確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盡管是有風險的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大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是一場偉大革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改革開放（改革是對內變革，開放是對外變革），“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談到農村改革時，鄧小平講：“農村的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談到精簡機構時，他說道：“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正是通過這種深刻的革命性的社會改革，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升。

改革的全面深刻性不僅體現在實踐上，而且體現在思想解放上，體現在理論創新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大膽解放思想，深入實踐探索，開展理論創新，不斷把群眾實踐創造的新經驗進行理論提升，緊緊圍繞著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核心問題，系統回答了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成功實現并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一項事關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偉大事業，同時也是一項充滿著風險和挑戰的自我革命的事業。以習近平為杰出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以更高的自覺，更大的勇氣，更強的毅力，敢涉深水區，敢啃硬骨頭，把摸著石頭過河同頂層設計有機結合起來，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以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辦法，克服艱難險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發展，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有胸懷”這個特征集中體現的是改革開放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視野。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一個開放的全球化世界中進行的，這就必然要有寬闊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視野。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科學把握時代特征和世界格局，充分吸收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同時積極承擔國際義務，為人類文明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

把握當今時代的階段性特征和世界格局的變化趨勢。當今世界是一個全球互動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和政黨，都不可能游離于世界之外而孤立發展。只有科學判斷世界格局的變化態勢，準確把握當今世界的時代特征，才能獲得對世情的正確認識，才能獲得理論創新的根本依據。世界局勢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每個歷史時代都有自己的主要矛盾，都有需要解決的根本任務，這個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就是時代主題。科學揭示時代特征，準確把握時代要求，解決時代提出的歷史性課題，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改革開放的鮮明特色。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黨的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的判斷，明確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這一論斷。正是基于對時代特征和重大問題的正確判斷，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適應世界的變化，日益走向世界經濟技術發展的前沿。當前，世界正處于大調整大發展大變革的時代，世界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以信息和生物科技為核心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給國際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帶來了深刻影響，為人類社會進步提供了新的推動力量，給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有利條件。在這樣的國際條件下，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適應新的變化，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戰略，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把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

充分吸收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尤其是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當然，我們完全是自主地根據中國需要和實際來吸收，是中國化式吸收而不是喪失國格、犧牲利益去吸收，把引進來和走出去有機結合起來。世界格局和時代特征的變化，使得中國的發展同世界各國日益密切地聯系起來。中國在開放條件下進行改革，必須在政策走向上實現根本性改變，“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一個正確的開放的對外政策。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資源，自己的基礎，但是，離開了國際的合作是不可能的”。長期以來，中國吃了閉關自守的大虧，當世界技術革命蓬勃發展的時候，我們卻脫離了世界，信息不靈，長期停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汲取歷史教訓，掃除改革和發展的障礙，摒棄閉關自守的政策，融入世界文明進步的大潮之中，采取對外開放的正確決策，加大了同世界各國的交流合作，在開放中改革和發展。中國積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去，進一步吸收世界各國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管理方式，不斷開拓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

堅持面向世界的國際主義精神，推進實現整個世界的發展進步，為其他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承擔發展中國家的義務。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國際交流中秉持正確義利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同世界，為全球治理和解決當代世界問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秉持互利共贏、開放包容、共商共建的發展理念，打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構建一個開放包容的新世界。我們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拓寬中國對外開放的格局，讓世界上其他國家搭乘中國經濟的“順風車”，為世界的和平繁榮貢獻中國力量、中國經驗，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我們堅持正確義利觀的外交理念，強調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堅持互利共贏、共同發展，謀求在交流互鑒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前進，既勇于承擔國際責任，又以和平發展的愿望支持和幫助其他國家的發展，實現世界上最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福祉，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和國際主義精神實質的有機統一。

“有底線”這個特征集中體現的是改革開放不可超越的紅線。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盡管是全面深刻的，但絕不是沒有底線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始終牢牢堅持政治原則底線、指導思想底線、人民利益底線和國家利益底線，在任何情況下都毫不動搖，如果有偏差就堅決糾正。

堅守政治原則底線，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和偏離四項基本原則這個底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道路，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是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的開端”。但是，在當時的思想界和社會領域還存在一些重大的思想傾向。一些人受到“左”的思想束縛，面對新的歷史任務，思想還不夠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表示懷疑、有抵觸情緒。還有極少數人站在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立場上，利用黨撥亂反正的時機，極端夸大黨的錯誤，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表示懷疑或反對，甚至公開攻擊中央。針對這些有明顯錯誤甚至反動傾向的思想以及黨內一些人對這些思想缺乏警惕的情況，鄧小平明確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強調，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動搖四項基本原則，“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在黨的十三大上，四項基本原則被提升到黨的基本路線高度，寫進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當中。幾十年來，在領導改革開放的偉大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反復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的極端重要性，始終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作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保證。在領導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習近平突出地強調，一方面改革開放的旗幟必須繼續高高舉起、決不能有絲毫動搖，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方向必須牢牢堅持、決不能有絲毫偏離，這進一步表明了黨在新時代堅守政治底線的堅定意志。

堅守指導思想底線，在改革開放實踐中不斷推進理論創新，但決不動搖黨的指導思想。鄧小平反復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指導思想，必須始終高舉這面偉大旗幟指導當代中國發展，老祖宗永遠不能丟。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就強調：“毛澤東思想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他指出，我們搞改革開放，沒有丟掉馬克思，沒有丟掉列寧，沒有丟掉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出現挫折時，一些人驚慌失措地認為馬克思主義“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對此，鄧小平堅定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真理顛撲不破”，“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絕不能因為某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問題，就動搖馬克思主義信念，動搖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在領導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習近平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

堅守人民利益底線，絕不犧牲人民利益來獲取經濟發展，有了這樣的趨勢和做法，就及時堅決糾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人民群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造主體、發展主體、管理主體，當然也是享有主體，讓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是黨的宗旨的具體體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廣大人民群眾對黨的期望更高，對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更強烈，對幸福生活的期盼更加熱烈，對實現公平正義的追求更加迫切。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牢記黨的宗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的執政理念，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群眾的福祉，把切實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方面的改革。

堅守國家利益底線，決不以犧牲國家核心利益為代價，決不喪權辱國。當代中國的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自主性改革，決不照搬別國模式，走依附于他國改革的路子，決不屈從于任何外來勢力，成為別國的附庸，喪失改革的自主性，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改革始終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國家的綜合實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領導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習近平牢牢堅守國家整體利益、根本利益、長遠利益，堅決破除阻礙改革發展的各種利益藩籬，他強調：“對黨和人民事業有利的，對最廣大人民有利的，對實現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有利的，該改的就要堅定不移改，這才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國家和民族負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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