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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學梅 | 也論“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與顧海良教授商榷

點擊：2564 作者：劉學梅來源：《當代經濟研究》發布時間:2019-01-18 10:54:40

【摘要】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要做到“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嚴格區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在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的內容;其次要做到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社會經濟發展實際緊密結合起來，為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寶庫增添新內容。以中國當代經濟事實為依據，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決不能割裂改革開放前三十年與改革開放后四十年的聯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經濟學，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強調具有中國特色這一特殊性質的國別經濟學。務必直面現實，實事求是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務必嚴肅地批判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在批判的基礎上否定和拋棄它的庸俗學說體系，吸收和借鑒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和方法中的某些合理成分。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他的系列重要講話中鮮明地強調堅持和發展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用以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圍繞“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顧海良老師作為當代中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資本論》文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研究等學術領域都有許多杰出的理論貢獻。作為曾經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一名學生，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和畢業以后的工作中我一直以顧海良老師主編的教材、出版的學術著作和論文為基本藍本，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最近，我先后拜讀了顧海良老師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主辦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高級研修班上的講稿《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1]1-18(以下簡稱《新境界》)、在《經濟研究》2016年第1期發表的《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在《人民日報》2016年1月19日發表的《創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及在《當代經濟研究》2017年第6期發表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與馬克思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紀念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發表150周年》等系列文章。這些文章以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總基調，對如何在新的形勢下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探討。作為后學我對顧海良老師的基本理論立場和基本觀點都非常認同。然而，我在分享顧海良老師學術成就的同時，感到還有一些需要繼續進行研究和商榷之處。我愛我的老師，我更愛老師所忠誠的神圣事業。因此，我愿意將我的問題提出來向我最尊敬的顧海良老師求教。

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要不要區分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的內容?

顧海良教授在《新境界》①一文第一部分提出了“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命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具體實際結合中，發生著兩個重要的變化：一是在如何“科學對待”問題上的變化，二是在如何“豐富發展”問題上的變化。

對于前者，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設立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組”提出了“四個分清楚”的要求。具體說來，包括“分清哪些是必須長期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加以豐富發展的理論判斷，哪些是必須破除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須澄清的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1]2從馬克思主義誕生到現在，人類歷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同情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都在不同的語境下闡述馬克思主義。不可避免地會有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采取的教條式的理解，或將自己的理解附加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中，或有意地、別有用心地篡改和歪曲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因此，“四個分清楚”歸根到底還是要分清楚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以及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堅持和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首先必須要分清楚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以及反馬克思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同顧海良教授并沒有原則上的分歧。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不需要長期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什么是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加以豐富發展的理論判斷?什么是必須破除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的理解?什么是必須澄清的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認識是很不一致的。例如，顧海良教授沒有提到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流行的“蘇馬非馬”觀點。“蘇馬非馬”觀點的理由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俄國運用的過程中被列寧和斯大林附加上了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具體運用過程中，由于列寧和斯大林結合俄國的具體社會歷史條件而創造性地運用而發展到了列寧主義階段。因此，列寧主義就是當時馬克思主義的蘇聯形態。可見，對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我與主張蘇馬非馬的學者是有原則性分歧的。在蘇馬非馬的學者那里，列寧、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式的闡述，是列寧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解和曲解。而在我看來，列寧、斯大林結合俄國的社會歷史條件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闡述，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形式，是科學真理。可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之中，對所謂“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有不同的認識。由于對“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有不同認識，自然會造成人們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有不同的界定。因此，也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運用有不同觀點。

不妨再來看一看，顧海良教授對于馬克思主義“豐富發展”問題所持有的觀點。對于“豐富和發展”問題顧海良教授表達了兩個層次的發展內容：一是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在中國運用即是發展;二是重新闡釋和發揮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萌芽即是發展。首先看第一個層次的內容，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般原理在中國的運用即是發展。顧海良教授寫道：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主要如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理論、商品經濟一般規律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理論、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理論、資本循環和資本周轉理論、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理論、壟斷資本主義理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未來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理論等方面，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新的實踐中都得到廣泛的運用和多方面的豐富發展。”[1]3

經濟理論是經濟實踐的映像和反映。上述理論中壟斷資本主義理論、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歷史趨勢理論等是馬克思主義狹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的經濟規律，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勝利，現在正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這些經濟規律怎么又會重新出現了呢?顧海良教授所羅列的理論并不能全部“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新的實踐中都得到廣泛的運用和多方面的豐富發展。”[1]3實際上，顧海良教授在前面提到的各種理論中，只有“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理論”和“未來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理論等方面”才能“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新的實踐中都得到廣泛的運用和多方面的豐富發展。”因為，“經濟的社會形態發展理論”是涉及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一般性理論，而“未來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理論等方面”是涉及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理論，這些才是符合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需要的理論。如果硬要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經濟理論應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只能將中國的發展方向引到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就在于要不斷發展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見顧海良教授混淆了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和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由于這一缺陷，顧海良教授就試圖從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中去理解和發揮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火花。

其次，從第二個層次來看顧海良教授對“豐富和發展”問題的觀點，即重新闡釋和發揮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萌芽即是發展的觀點。顧海良教授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點在于：第一，提出“生產力理論”“社會形態理論”“社會主義變化理論”“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理論”“人與自然和諧協調發展理論”等。事實上，這些所謂的新理論都是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理論體系的系統闡述的某一個片段。因此，它們只有在這個體系中才有意義，否則其意義必然會被曲解。事實上，所謂的生產力理論、社會形態理論、資本主義發展理論和人與自然和諧協調發展理論等，由于后續的“馬克思主義者”在其闡述過程中脫離了上述的馬克思理論體系，已經造成了許多理論錯誤和思想混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在此不予贅述。

以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為例做一些分析。顧海良教授寫道：“在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的新的探索中，發掘了恩格斯關于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理論的深刻內涵。”[2]588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出自恩格斯1890年《致奧托·伯尼克布勒斯勞》的信。恩格斯原文是，“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2]588恩格斯這一論述的意思是，如同資本主義社會要有一個發生發展和逐步走向成熟的發展變化過程一樣，社會主義社會也必須要有一個從誕生、初步發展、到不斷成熟的發展變化過程。恩格斯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做了限定。這個限定就是在全部生產資料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社會生產。在這個限定范圍內的變化和改革，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變化和改革。而且恩格斯說的“經常變化和改革”是指在不動搖社會主義的基礎———全民所有制的前提下的最終走向到共產主義階段的過程中的變化和改革，并非指最終走向私有化所進行的變化和改革。顧海良教授在文中引用的恩格斯的觀點表述時，恰恰省略了恩格斯原文緊跟著的也是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起到最重要限定作用的文字，即“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2]588沒有限定條件的“經常變化和改革”也可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任何變化和變革。尤其在當前西方的全面私有化、全面去政府化、全面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泛濫的情況下，這種“經常變化和變革”如果是私有化的變化和變革，其結局就難以避免地走向資本主義。我認為顧海良教授在此處應該將“變化和改革”嚴格限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變化和改革。

緊接上述引文，顧海良教授在《新境界》一文中提出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上述觀點豐富了他們晚年關于“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思想。顧海良教授引用了馬克思對于經濟落后的國家如何實現“跨越”的觀點表述，即“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些積極的成果。”[3]571并且據此得出了自己的觀點，即“像商品經濟、股份資本、金融資本、虛擬資本等這樣一些‘積極的成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實踐所‘占有’”。[1]4在這里，顧海良教授沒有明確表述“商品經濟、股份資本、金融資本、虛擬資本”是否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積極的成果，這樣就容易造成對上述概念和理論的誤解。“商品經濟、股份資本、金融資本、虛擬資本”雖然在社會化分工與生產中具有某些積極因素，但是由于其本身產生于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因此無法避免資本主義私有制所附帶的消極因素。對于這些范疇，中國在當前為了發展社會生產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可以加以利用和占有，但必須加以限制和監管。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必須要消除這些范疇。實踐證明資本主義世界中經常出現的經濟結構失衡、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就與上述“積極成果”分不開。中國在發展商品經濟過程中，廣泛發展的股份制經濟、金融資本和虛擬資本這些“積極成果”也給本國經濟發展帶來許多嚴重矛盾和問題。顧海良教授沒有多加甄別，直接將“商品經濟、股份資本、金融資本、虛擬資本等”視為“積極的成果”，容易誤導一些沒有深刻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學者和經濟改革的實踐者，使其不能正確認識上述“積極成果”所具有的巨大消極因素，最終必將導致中國改革中出現私有化泛濫，誤導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和實踐。恩格斯所講的社會主義是變革的社會，是實行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變革，若不是限定在社會主義范圍內，而單純談繼承資本主義優秀成果，非但不能發展社會主義，反而可能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無法彌補的災難性后果。

在以上兩段理論密切相關的文字中，顧海良教授對于“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的理解省略了“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關鍵的限定語，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商品經濟、股份資本、金融資本、虛擬資本”籠統地歸為“積極的成果”，并拿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使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在這里沒有區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或者說他沒有區分不同社會生產方式的狹義政治經濟學，或者更進一步地說是混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因此，也就談不上“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科學的理論體系，包括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以及具體的基本理論命題。毫無疑問，應該堅持和不斷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首先，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及方法論，是我們在任何情況下，無論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的經濟問題還是分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的經濟問題都必須長期堅持的;其次，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的具體的理論，我們是否需要以及在什么情況下需要長期堅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4]8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做出了一些構想和預見，但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內容和目的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規律。因此，從整體上來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義政治經濟學。當前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處于資本主義國家占絕大多數，經濟日益全球化、一體化的世界格局當中，各國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存在著廣泛聯系和交往。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世界政治經濟大格局下，中國必須要堅持和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義政治經濟學，據此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中遇到的新情況、新特點、新變化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進程中處理好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交往中所遇到的現實矛盾和沖突，以實現自身的更好發展。

中國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之后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的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問題，其最核心的內容和目的是揭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行規律。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政治經濟學與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具體條件不同，因此馬克思恩格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規律和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規律是不同的。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不適用于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同樣，以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也不適用于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問題。因此，我們在分析具體經濟問題時務必要區分不同社會經濟形態的政治經濟學，務必要區分不同生產方式下的狹義政治經濟學。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在堅持和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問題上，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和基本原理，又要根據不同的研究對象闡述不同的理論命題和規律。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決不能教條式地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一些具體理論和范疇直接移植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否則就會歪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國別經濟學還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經濟學?

關于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顧海良教授引證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來就主張的理論觀點，“從當前的國民經濟的事實出發”，[5]559，560并且據此提出，我國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必須堅持從我國當前最現實的國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形成并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我完全贊同他對于理論來源于實踐的觀點和研究方法。但是，我并不贊同顧海良教授在《新境界》一文中關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間起點的界定，也不贊同他關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對象，強調的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和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關系的特殊性質。”[1]8

首先，關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間起點問題。顧海良教授說道：“實踐是理論的源泉。30多年篳路藍縷、艱辛探索，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奠定了重要基礎，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重要理論觀點。”[1]5接下來他闡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黨的幾次大會所提出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怎樣逐漸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顧文在此處以及其他地方都沒有提及改革開放前30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和理論建設。

習近平同志指出：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6]

由此可見，我理解的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和理論體系應該從改革開放前30年為時點計起。改革開放前30年社會主義探索和實踐應該同改革開放后40年的社會主義探索和實踐共同構成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顧海良教授只強調改革開放后30多年，這樣就割裂了改革開放前30年與改革開放后4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和理論建設的繼承與發展的天然聯系。而且還會授人以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成果與理論成果之話柄。我們應該站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認識和分析問題，任何人都不能否認改革開放前3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實踐和理論建設方面的巨大貢獻。

其次，關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問題。顧海良教授首先提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提出對象的非典型性或者說是特殊性的觀點。[1]6他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關于“火地島的居民”的例子。顧海良教授的引文是：“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1]8緊接著這段引文，顧海良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經濟學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經濟學國別特色的必然性。”[1]8顧海良教授最終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對象，強調的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和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的特殊性質。”[1]8我并不贊同顧海良教授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研究對象的觀點。我認為顧海良教授過分強調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形式上的特殊性———國別特色，而恰恰忽略了其研究對象本質上的一般性———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

顧海良教授對于“火地島的居民”的引文并不完整，其引證得出的結論值得商榷。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關于“火地島的居民”的完整論述是：

“火地島的居民沒有達到進行大規模生產和世界貿易的程度，也沒有達到出現票據投機或交易所破產的程度。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因此，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只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以后，它才能確立為數不多的、適用于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同時，不言而喻，適用于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規律，對于具有這種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的一切歷史時期也是適用的。”[5]153

恩格斯舉“火地島”的例子，是將原始社會的火地島居民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居民相比，闡明二者處于完全不同的時代和完全不同的生產關系之中這一觀點。正是由于“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處于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或不同社會性質的生產方式，因此，具有性質上完全不同的發展規律，不能將二者置于同一規律之下。恩格斯最終要得出的結論是：對于處于同一社會發展階段或同一社會性質的國家，即便存在國別差異，也都以共同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作為其共同的研究對象，都遵循共同的經濟發展規律。恩格斯并非強調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非典型性或者說是特殊性的觀點。”顧海良教授沒有完整地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關于“火地島居民”的例子，用不同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或者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發展規律的不同，片面理解馬克思恩格斯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理論觀點，錯誤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及發展規律，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國別經濟學。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政治經濟學雖然具有由中國國情決定的自身國別特色，但更為重要的屬性是，它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從本質上講是屬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未來的前途和走向是共產主義生產方式。

曾經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早期社會主義建設和實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理論體系的建設和開拓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而在當今世界，中國是社會主義建設和實踐的典型國家，也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和實踐的典型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符合時代發展前進方向，是時代的經濟學，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實踐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建設和實踐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實踐具有借鑒意義，因而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如同馬克思當年以英國作為典型資本主義國家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規律一樣，具有特殊意義，更具有普遍意義。因此，以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實踐和理論構建為背景和素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僅僅理解為國別經濟學，更應該理解為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經濟學。

三、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究竟應該如何正確對待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

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對待國外經濟學說”標題下，顧海良教授首先斷言：

“對于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異樣’、‘異質’的經濟學理論和思潮，中國政治經濟學在發展中逐漸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鋒等多種對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鑒各種經濟學理論的菁華之處，又善于摒棄和批判其糟粕之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實踐證明，對于外國的各種經濟學說，不應當妄自菲薄，將其視為‘信條’而頂禮膜拜，也不應當妄自尊大，將其說得一無是處，拒絕加以研究和借鑒。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則。”[1]12

這一段文字包括幾個重要方面的內容：第一，顧海良教授將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看成是兩種異質、異樣的經濟學說;第二，顧海良教授認為，中國政治經濟學在發展中逐步形成了“交流、交融和交鋒等多種對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鑒各種經濟學理論的菁華之處，又善于摒棄和批判其糟粕之處。”;第三，顧海良教授給出了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形成的對待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則：“對于外國的各種經濟學說，不應當妄自菲薄，將其視為‘信條’而頂禮膜拜，也不應當妄自尊大，將其說得一無是處，拒絕加以研究和借鑒。”對于顧海良教授所闡述的以上三個方面的理論觀點，我做出如下的具體分析：

第一，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關系，是不是用“異樣”“異質”就能表達清楚的?“異樣”的經濟學說，僅僅是說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形式上的不同。這種認識顯然是表面化的。“異質”雖然說出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具有本質的區別，但是對西方經濟學的庸俗性質和反動的階級性質沒有揭示出來。正如陳岱孫先生所說的：

“當代西方經濟學在方法論上還繼承其前人特別是李嘉圖學派解體以后西方庸俗經濟學的固有手法，即以描述經濟現象及其表面聯系為能事，不能、不愿意也不敢觸及經濟問題的本質。但現象和現象之間的聯系往往與人們的常識相吻合，因而容易為人們所認同。但正因為是常識，是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內部規律性的反映，所以往往與真理大相徑庭而流于謬誤。從常識的角度接觸西方經濟學，就難免將西方經濟學的謬誤當作真理加以接受。”[7]

雖然，西方經濟學從形式上來看具有不斷翻新的內容和研究方法，即形成所謂的發展與創新。但是，不能據此就認為其本質上是具有鮮活生命力和更加趨于完善的科學，它只是具有漂亮外衣的偽科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雖然是一百多年前的理論，但是其理論無論從形式和內涵上都遠高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是科學的經濟學。如果僅僅把西方經濟學看作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異樣”和“異質”的學說，就弱化甚至完全掩蓋了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根本對立的關系，這樣就抬高了西方經濟學的學術地位，貶低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學的學術地位。

第二，顧海良教授認定“中國政治經濟學在發展中逐漸形成交流、交融和交鋒等多種對待方式，既重于吸收和借鑒各種經濟學理論的菁華之處，又善于摒棄和批判其糟粕之處。”[1]13中國政治經濟學在發展中真的沒有形成顧海良教授所謂的“既重于吸收和借鑒各種經濟學理論的菁華之處，又善于摒棄和批判其糟粕之處”的理想境界!我看到的真實的情況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大面積地入侵我們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卻被排擠出主流經濟學之外。當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發展現狀，遠沒有達到“既能批判西方經濟學的糟粕之處，又能吸收其理論精華”的理想境界。不僅如此，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隊伍殘缺不全，青黃不接，已經被邊緣化并且有進一步被從經濟學教學體系中排擠出去的趨勢。

第三，顧海良教授提到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形成的對待外國經濟學說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則，即“對外國的經濟學說，不應當妄自菲薄，將其視為‘教條’;也不應當妄自尊大，將其說得一無是處，拒絕加以研究和借鑒。”[1]13這的確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和發展中對待外國經濟學說所要堅持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則。但是，在現實世界中，當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是不是真正堅持了這一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則?真正堅持這一基本原則又究竟應該怎樣正確評價西方經濟學?

現在探討顧海良教授是如何兼顧“對待外國經濟學說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則”兩個方面的。顧海良教授強調馬克思對于西方經濟學家，哪怕是庸俗經濟學家，只要有一點可取之處都嚴肅地指出并虛心地加以借鑒。在這一點上，我也完全認同顧教授的觀點。但是顧海良教授對于西方經濟學肯定的東西，要比馬克思對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肯定的東西要多得多。例如，顧海良教授說，

“1857年，馬克思在《巴師夏和凱里》手稿中認為，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除了作為‘例外’的巴師夏和凱里‘墮落的最新經濟學’外，從理論上和方法上還可以分出四種傾向：‘一是以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對社會哲學的某些應用》為代表的‘折中主義的、混合主義的綱要’;二是以圖克的《價格史》為代表的‘對個別領域的較為深入的分析’如在流通領域研究正的某些‘新發現’;三是以論述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政策的著作為代表，‘為了更加廣泛的公眾和為了實際解決當前的問題而重復過去經濟學上的爭論’;四是‘有傾向性地把古典學派發揮到極端’的著述，盡管真實這是一些‘模仿者的著作，老調重彈’，‘缺乏鮮明而有力的闡述’，但‘形式較完善，占有的材料較廣泛，敘述醒目，通俗易懂，內容概括，注重細節的研究’。”[1]13

根據顧海良教授這段論述，似乎應該得出的結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忽視了對西方經濟學上述四個方面的理論成果的繼承。這里問題的關鍵在于，馬克思是不是真的肯定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上述四個方面的內容?

顧海良教授的全部結論都來自他所引證馬克思的《巴士夏和凱里》的手稿。不妨回到馬克思的《巴士夏和凱里》手稿的原文來一探究竟。1857年，馬克思在《巴師夏和凱里》手稿寫到：

“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是以李嘉圖和西斯蒙第(兩個正好相對立的人，一個講英語，一個講法語)結束的，正象它在十七世紀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爾貝爾開始的。后來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或者是折衷主義的、混合主義的綱要，例如象約·斯·穆勒的著作，或者是對個別領域的較為深入的分析，例如象圖克的《價格史》以及最近英國一般的論述流通的著作，———流通是真正有些新發現的唯一領域，因為論殖民、土地所有制(各種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人口等等的著作與過去的著作不同的地方，其實只是材料更豐富而已，———或者是為了更加廣泛的公眾和為了實際解決當前的問題而重復過去經濟學上的爭論，如論述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政策的著作，最后，或者是有傾向性地把古典學派發揮到極端，如查默斯發揮馬爾薩斯，居利希發揮西斯蒙第，在一定意義上，麥克庫洛赫和西尼耳(就他們的早期著作來看)發揮李嘉圖。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調重彈，形式較完善，占有的材料較廣泛，敘述醒目，通俗易懂，內容概括，注重細節的研究，缺乏鮮明而有力的闡述，一方面是陳舊東西的羅列，另一方面是個別細節的擴充。”[8]3

對比馬克思著作的原文和顧海良教授的引證，我發現。馬克思否定的東西在顧海良教授巧妙地引證以后變成肯定的東西了。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馬克思的這段文字首先強調“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歷史是以李嘉圖和西斯蒙第(兩個正好相對立的人，一個講英語，一個講法語)結束的”。[8]3

在這個前提下，馬克思說庸俗經濟學四個方面的工作表現。最后，馬克思將庸俗經濟學的四個方面的表現進行否定：“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調重彈，形式較完善，占有的材料較廣泛，敘述醒目，通俗易懂，內容概括，注重細節的研究，缺乏鮮明而有力的闡述”。[8]3因此，無論從馬克思的這段文字的開頭看，還是從這段文字的結論看，還是從這段文字的整體來看，馬克思羅列的庸俗經濟學的四個方面的“工作”都不是什么真正的科學研究工作。

但是，馬克思的這段文字在顧海良教授的引證下卻全然變了性質。顧教授在《新境界》中引述的馬克思上述一段文字，并非直接引用的原文，而是將馬克思的整段文字分裂開來。在顧海良教授的引證中，首先，馬克思原文表述中作為前提條件存在的對于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以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定性表述(庸俗經濟學)不見了。其次，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以后資產階級經濟學所做的四個方面工作，直接以正面的肯定的形式出現了。最后，在馬克思著作中作為總結性的結論性的句子，變成了條件句。馬克思原著中“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調重彈，形式較完善，……缺乏鮮明而有力的闡述”是對庸俗經濟學四個方面工作的否定。然而，顧海良教授卻把馬克思的結論用一個連接詞“盡管”完全顛倒了馬克思的原意。可以看到，在顧海良教授的引證中，馬克思對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后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也就是庸俗經濟學)否定的東西變成肯定的了，這恰恰是與馬克思上述文字所表達的本意相反。顧海良教授為什么對李嘉圖和西斯蒙第之后的政治經濟學，即對庸俗經濟學的“發展”抱有這么大的肯定態度，關鍵在于他忽視了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基本判斷和根本態度，而對現代庸俗經濟學抱有幻想。

《巴師夏和凱里》是馬克思主義形成過程中沒有經過馬克思完善的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編輯說：

“《巴師夏和凱里》馬克思這篇論庸俗經濟學家巴師夏和凱里的未完成的草稿，……，據此可以想見，馬克思曾想對概述進行廣泛的評論，但是后來發現，這本書不值得做更詳細的分析，因此放棄了最初的意圖。……它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沒有發表過。”[8]627

因此，該手稿中提到的吸收借鑒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意義和重要性并不大。

在1873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馬克思講到1830決定性的事件發生了，英法資產階級奪取了政權，從這時起就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做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資產階級由早期作為反對封建主義、支持工業化大生產的先進的上升的階級逐漸走向庸俗化。這種庸俗化主要表現為早期庸俗經濟學反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這種庸俗化表現為反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表現為不僅反對馬克思主義，更反對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當前，更演變為拼命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同時使用各種手段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企圖利用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以推翻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使其淪為資本主義國家附庸的工具。在1873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里，馬克思對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庸俗性的判斷以及對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判態度無論在當前還是在未來都是廣泛適用的。馬克思對于“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對待國外經濟學說”更加重視的方法和原則體現在1873年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里，而非《巴師夏和凱里》手稿中。

顧海良教授在《當代經濟研究》2017年第6期發表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與馬克思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紀念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發表150周年》一文，引用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關于庸俗經濟學的論述，而且反駁了哈奇森、金等人對馬克思關于古典經濟學向庸俗經濟學轉化所持有的質疑及否定態度。他提出“應該清楚的是，馬克思在1830年作為政治經濟學史‘最終決定一切的危機’觀點中堅持的社會觀和歷史觀及其階級觀，是馬克思經濟思想觀區別于其他經濟思想史觀的核心立場和根本方法所在。”[9]這些論證表明顧海良教授已經意識到了《巴師夏和凱里》這一著作的局限性，認同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從科學走向庸俗的時間界限的劃分。這可以看作是顧海良教授在《新境界》一文中對于“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對待國外經濟學說”這一問題中有關外國經濟學說歷史劃分的一個補充和糾正。這一點在顧海良教授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8年第3期刊發的《馬克思對經濟思想流派及其歷史發展的探索》一文中，也進一步得到確證。但是，顧海良教授僅僅表達了他本人接受和認同馬克思關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從科學走向庸俗的時間界限的劃分，而沒有提出對現代西方經資產階級濟學的庸俗性應進行嚴肅地批判。

現在再回到顧海良教授《新境界》一文，在論述“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對待國外經濟學說”這一問題時，顧海良教授還提到：

“當代國外各種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潮，在研究和探索資本主義經濟運行問題時，在對其中諸如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市場調節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市場失靈和宏觀經濟不穩定、對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政府調節，以及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等方面的研究，闡明和積累了一些新的知識和學術觀點;在對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國際金融等方面的探索中，形成和提出了多方面的不乏有實際意義的知識和積極的理論成果。”[1]13

顧海良教授認為西方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對我國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方面面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他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如何對待國外經濟學說”這一標題下使用較大篇幅多次例證吸收借鑒外國經濟學說這一方法和原則的重要性。只用了短短幾行文字指出對西方經濟學不能食洋不化，不能照搬照抄，不能任其滋蔓等。這樣就抬高和放大了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理論價值”，并且把吸收和借鑒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理論觀點泛化。

1830年以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已經轉變為庸俗經濟學。在此之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形式上和研究方法上變換了一些花樣，甚至出現了一些所謂的理論和方法上的創新，但是其理論實質更加庸俗和沒落，其潛藏的危害也更加巨大。2008年以來世界范圍內發生了金融危機，也充分證明了當前主流經濟學，即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存在致命的缺陷。由此，實踐使我們進一步反思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到底有多少值得吸收和借鑒之處?也進一步清醒地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作為科學的經濟理論體系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巨大的現實力量。那么，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對待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態度也就不言自明了。我們應該堅持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則仍然是：“對于外國的各種經濟學說，不應當妄自菲薄，將其視為‘信條’而頂禮膜拜，也不應當妄自尊大，將其說得一無是處，拒絕加以研究和借鑒。”[1]13

那么，怎樣才能真正貫徹好這一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則?一是要求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真正認清外國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兩個理論體系的本質;二是要求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真正明確對兩個理論體系的應該持有的正確態度。

首先，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本質上是根本對立的兩個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本質上是科學的發展的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和訴求的經濟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西方經濟學在本質上是庸俗的沒落的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和訴求的經濟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其次，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真正明確對兩個理論體系的應該持有的正確態度。在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過程中，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吸收借鑒外國經濟學構成一對矛盾，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吸收借鑒外國經濟學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雖然，在整個世界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占據絕大多數，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堅持的西方經濟學占據主流地位，而且在國內也出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西方新自由主義思潮不斷蔓延和泛濫的現象。但是這只是建成共產主義偉大事業過程中的一個暫時的曲折的特殊階段，進步的新事物必然戰勝落后的舊事物。因此，我們對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外國經濟學說的態度也就顯而易見：一方面，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其放在最重要最核心的位置。這就是“對外國的經濟學說，不應當妄自菲薄，將其視為‘教條’”。這是我們能否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西方資產經濟學擁有一套較完整和成熟的市場經濟理論，它的某些反映市場經濟共性的理論和某些有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我們可以在批判和剝離其庸俗成分之后加以借鑒和利用，這就是“也不應當妄自尊大，將其說得一無是處，拒絕加以研究和借鑒。”但是，這里必須強調的是，絕不能將吸收借鑒當成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開拓馬克思主義新境界的重要工作與核心工作。如果將吸收借鑒西方經濟學放在首要位置，而將批判西方經濟學放在次要位置，而泛泛地談堅持、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只能是舍本逐末，主次顛倒。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社會歷史科學，當前我們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最重要的任務是要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即不斷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這就要求我們務必直面現實，實事求是地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務必嚴肅地批判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謬誤性和庸俗性;務必始終堅持和強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于西方庸俗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絕對優勢。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境界。

注釋

①為了簡便起見，本文將以《新境界》為基本范本，引證顧海良教授的學術觀點，特此說明。

參考文獻

[1]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十五講[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習近平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黨的生命[EB/OL].(2013-01-05)[2018-05-01]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105/c1024-20099340.html.

[7]陳岱孫.對當前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幾點意見[J].北京：高校理論戰線，1995(12)：13-16.

[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顧海良.《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與馬克思經濟思想史的研究———紀念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發表15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