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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漢奸，我們都會想到秦檜汪精衛，漢奸有很多，其中清初時有一名漢奸，不僅在傳播甚廣的《康熙王朝》電視劇中有他，而且也在《施瑯大將軍》電視劇中專門播他，不錯，他叫施瑯，這兩部電視劇，為施瑯攻下臺灣明鄭集團，為他樹立了“收復臺灣”，實現“中國統一”的美名，翻了兩百多年來的漢奸惡名。不懂歷史的人，是很容易被電視劇迷惑，畢竟現今的歷史電視劇對歷史歪曲的地方很多。

施瑯，明末清初人，早先是鄭芝龍的部屬。清廷入主中原后，鄭芝龍父子在福州擁立南明隆武帝反清復明，鄭芝龍兒子鄭森由隆武帝賜國姓，改名“成功”，這便是鄭成功名字和稱呼鄭成功“國姓爺”的由來。不久鄭芝龍降清，施瑯跟隨降清，鄭成功則堅決反對父親降清，繼續擁戴隆武帝抗清。后來施瑯又投到鄭成功麾下任左先鋒，做了鄭成功很信任的得力將領。因曾德事件，施瑯與鄭成功關系決裂，被鄭成功通緝之下降清。鄭成功得悉，斬殺了施瑯的父弟。施瑯遂與鄭成功不共戴天，死心塌效命清廷。施瑯后任福建水師提督，向清廷上疏攻臺灣，經鰲拜未允，罷職留京師。鄭成功病逝臺灣，兒子鄭經襲延平郡王，繼續沿用南明永歷帝年號反清復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藩之亂”平定后，康熙帝瞄準了臺灣，經漢臣李光地等保薦，起用施瑯，復任福建水師提督，以圖攻克臺灣，剿滅南明最后一點殘余勢力。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瑯率軍攻下澎湖，臺灣門戶大開時,鄭經已逝，其子鄭克塽無力保臺，于八月十三日歸降施瑯。至此，臺灣島納入大清統治版圖，最后的南明勢力蕩除。

施瑯攻克臺灣，被今天某些人稱作“收復”臺灣。“收復”一詞是違背歷史事實的。當年鄭成功攻克臺灣，是從荷蘭殖民者揆一手下收回到中國人手中，是將臺灣收復，而施瑯攻克臺灣時，歷史事實是臺灣不在外族人或者外國殖民者手中，而是在中國人手中，盡管明鄭集團統治的臺灣還未歸到大陸滿清統治者的統治下，但明鄭集團也從未有過不承認自己不是中國人的歷史事實，反而他們從鄭成功收復臺灣起直到鄭克塽歸降，一直打的旗號是“反清復明”，奉南明永歷帝為正朔，鄭氏沿襲的封號是南明永歷帝賜封的延平郡王，雖然永歷帝已于康熙元年即永歷十六年（1662年）被吳三桂勒死于昆明，但臺灣一直沿用永歷年號，用到三十六年。明鄭時期，臺灣也從未有獨立和想獨立出中國的歷史事實。

滿清入主中原，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清朝以前中國歷史上的政權，不論是漢族政權，還是少數民族政權，無一不是民族政權的性質，清朝便是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這個政權入主中原后，其民族統治是相當殘酷的，它的“剃發易服”令，在“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下，屠殺了無數的漢族人口。而誰能想到清朝的“剃發易服”令，竟出自一個叫孫之獬的漢族敗類。

清不著撰人的《研堂見聞雜記》載：

“我朝之初入中國也，衣冠一仍漢制，凡中朝臣子，皆束發頂進賢冠，為長袖大服，分為滿漢兩班。有山東進士孫之獬，陰為計，首薙發迎降，以冀獨得歡心。乃歸滿班，則滿以其為漢人也，不受；歸漢班，則漢以其為滿飾也，不容。于是羞憤上疏，大略謂：‘陛下平定中國，萬事鼎新，而衣冠束發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于是削發令下，而中原之民，無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處處蜂起。江南百萬生靈盡膏野草，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貪慕富貴；一念無恥，遂釀荼毒無窮之禍。至丁亥歲，山東有謝遷奮起，攻破州縣，入淄川城，首將之獬一家殺死，孫男四人，孫女、孫婦三人，皆備極淫慘以斃。而之獬獨縛至十余日，五毒備下，縫口支解。嗟乎！小人亦枉作小人爾。當其舉宗同盡、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鐵鑄不成一錯也。”

孫之獬向滿清獻上表忠心的一策，砍落了千萬漢人的頭，金錢鼠尾的辮子就這樣種在了漢族人頭上二百多年，而電視劇里無論早清還是中清，都被一律化為了剃一半留一半的陰陽頭，有誰知清代早期剃發留下的只是腦后一片金錢大小的頭發，中期是四五個金錢大小的頭發呢？頭發代表了男人的尊嚴女人的節操，即使今天，兩月前有新聞報道說一名學生因被老師剃成寸頭竟走上了絕境。剃發不只是一種外飾，它打擊和摧毀的是漢族的民族精神，讓你在精神上接受被徹底的征服、被徹底的奴化。那種馬蹄袖的滿服，在跪下雙手拄地的時候，如同兩個馬蹄子著地一樣，人就像牲口一般了。

所以明清之際，滿清入主中原是作為征服者來到中國，靠著野蠻的殺戮推行殘暴統治，用滿清發服征服了中國，中國人做了亡國之人，然而心理上卻又不甘心，視歸降的漢人為漢奸，“反清復明”的口號內涵是復雜的，“復明”并不能證明人們多么留戀明朝，也不能證明明朝有多好，而是代表了漢族人民不接受異族統治，不做亡國奴，反抗剃發易服的一種無奈的心聲和民族氣節。

投靠了的漢官，滿清在使用上絕不重用，一切大小重要職務，皆由滿洲人掌握，只有不重要的官職才允許漢官擔任，而且還要處處戒備加倍防范，所以由此一些漢官為表對清廷的忠心，往往在鎮壓漢族人民的反抗中，比滿洲人還要賣命和狠毒，唯恐這樣還不得滿洲朝廷的信任。南明政權最后一朝永歷帝朱由榔，是被漢奸吳三桂從緬甸押回昆明，為示忠心，吳三桂親自上手，用自己的弓弦將永歷帝勒死，砍殺了十四歲的年幼太子朱慈煊。反而是臺灣的延平王鄭經為永歷帝上了謚號——應天推道敏毅恭儉經文緯武禮仁克孝匡皇帝。

施瑯也是一位極力表忠心的漢官臣子，攻下臺灣消滅明鄭勢力，就是他表忠心的最好獻禮，因為他不僅熟悉福建水師事務，而且也了解廈門與臺灣之間的水情氣象，也曾是明鄭的部屬，所以康熙皇帝在選擇人選的時候，施瑯有別人沒有的優勢，更何況施瑯與鄭氏有家仇之恨。不能不說，施瑯幾次上疏攻臺，這幾個因素不能說是沒有的。

施瑯將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內，不能簡單地說是“收復”，實質是他不過是替康熙皇帝完成了這一任務，他是替清朝賣命的馬前卒而已。這是從施瑯一方而言。

至于說施瑯收臺被說成是完成“祖國統一”的說法，也不符合歷史事實。有清一代，從清朝歷代皇帝而言，中國是他們統治的一個區域，他們自始至終從未把自己和滿洲旗人看成是與漢族等中華地區的民族是一家的人。有很多論文論述清朝皇帝的“天下一統，華夷一家”，“大清即中國”的思想，這是只看外而不看內的片面之論，清朝皇帝作為異族最高統治者，要想在中國站穩統治地位，是很懂得內外有別之道的，這是一種策略，對外是廣泛深入地宣揚“大清即中國”，主要是為了宣揚“主中華者即為正統”“得天下之正”的政權合法性和強化政權穩固性，而在內部，從清入關到清滅亡，則是時刻不忘“滿洲政權必須是滿洲政權”的唯一性，如禁止滿漢通婚，禁止重用漢臣，打壓和監視漢臣，禁止漢人出關外。清早期，官方語言文字是滿文，清圣祖康熙皇帝在圣訓中不忘對子孫的告誡：

“我朝舊典,斷不可失,朕幼時所見老先輩極多,故服食器用皆按我朝古制,毫未變更。今住京師已七十余年，居此漢地，八旗滿洲后生，微微染于漢習者，未免有之。唯在我等在上之人，常念及此，時時訓誡，昔金元二代，后世君長，因居漢地年久，漸如漢俗，竟如漢人者有之。朕深鑒此而屢訓爾等者,誠為我朝之首務，命爾等人人謹記。著意僅遵故也。”從中能看到滿漢一家之意么？

再從一個英國人的口中，看看他覲見乾隆皇帝看到的中國是怎樣的中國，他就是馬戛爾尼。馬戛爾尼在回程寫的《紀事》中說：

“……相反，亞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也沒有把乾隆變成一個中國人”。

“韃靼人說笑話總以漢人為靶子。……要有人拿漢人說笑話，那些年輕的韃靼王子就會興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腳時，他們拍手叫好；但聽到把韃靼婦女的木底鞋比作漢人的帆船時，他們就惱火。赫脫南發現，地位最低的韃靼人，在服從漢族官員時也會表現得十分勉強”。

“滿清初期，他們表現得非常兇殘。建國后的最初幾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殺。強迫留辮子引起了騷亂，結果都被殺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爺的種族坐穩了江山，對一個奴隸的民族實行統治，種族隔離是全面的，嚴禁不同種族間通婚，北京的整個北城都沒有漢人，專供滿人居住。宮內女眷（包括奴婢在內）無論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滿人，要防止一切種族混雜的情況。而宮內太監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漢人。這多有象征意義呀！”

說到八旗兵的暴行，明末吳嘉紀《過兵行》，描寫了揚州浩劫后的慘狀，詩曰：

揚州城外遺民哭，遺民一半無手足。

貪延殘息過十年，蔽寒始有數掾屋。

大兵忽說征南去，萬馬馳來如急雨。

東郊踏死可憐兒，西郊擄去如花女。

女泣母泣難相親，城里城外皆飛塵。

鼓角聲聞魂欲死，誰能去見管兵人。

令下養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

入即沸騰曾幾時，十家已燒九家室。

一時草死木皆枯，骨肉與家今又無。

白發歸來地上坐，夜深同羨有巢鳥。

所以，康熙皇帝決心蕩平臺灣，是臺灣的明鄭集團代表明朝的最后一支公開反對勢力，而且是漢族的儒冠峨服的最后一塊殘留，它存留一天，就對滿清統治的地區公開威脅一天，就有讓大陸的反清力量以重啟的可能，也讓滿清政權經營多年的在中國的正統合法性時時受到威脅和動搖，它就如一盞搖搖將熄的燈苗，雖弱但畢竟還亮著，所以必須剿滅它，必須讓它徹底消失，熄滅。而臺灣的明鄭呢？現用延平王鄭經的一首《悲中原未復》為證：

胡虜腥塵遍九州，忠臣義士懷悲愁。

既無博浪子房擊，須效中流祖逖舟。

故國山河盡變色，舊京宮闕化成丘。

復仇雪恥知何日，不斬樓蘭誓不休！

至于施瑯，并不重要了，沒有施瑯，康熙皇帝也會另用他人來做這項任務，而且還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

我們中國人，秦皇以來兩千多年，重統一，反分裂，但重統一也不絕對，對入侵打著統一旗號的，是不能無原則地贊成的，蒙元如此，滿清亦是如此，更不能將明鄭勢力說成是分裂中國，反認施瑯做民族英雄。如果施瑯是民族英雄的話，那么施瑯是哪個民族的英雄呢？他是漢族的民族英雄還是滿洲的民族英雄呢？肯定都不是，他至多可以是英雄，但好似也不夠格，至多是一位悍將而已。他只是滿清朝廷的忠臣和悍將，在當年的歷史中，他又反成了漢族的漢奸。

或有人說，施瑯是中華民族的英雄。這里歷史不能錯亂，“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和出現是在民國初年提出“五族共和”之后了，而古代沒有這一概念。這一錯誤說法是有例子的，在《康熙王朝》電視劇中，在演到吳三桂昆明起兵反清的情節時，云南巡撫朱國治趕來反對責罵吳三桂的背叛，朱國治對吳三桂謀反有這樣一段臺詞：

“回平西王的話，當今皇上雖是滿人，但是他上守天道，下拜孔圣，說我中華語言，書我中華文字，奉行中華體制，奉養中華黎民，實際上，并非漢人化入滿族，而是滿人化入了我中華的千古文明啊，更何況，明末諸皇昏聵腐敗，忠奸不明，早已到了改朝換代的地步，大清入關以來，天下初定，人心思安，而大人你卻以反滿為名禍亂天下，你謀求的是一己之私，受苦受難的卻是各族百姓，你雖是漢人，卻是個漢賊，是中華民族的禍害。”

巡撫朱國治這段的話，用的完全是今天的話語概念，既沒有“中華語言”和“中華文字”這一名詞概念，也沒有“滿族”這一稱謂，當年的歷史事實是他們說滿語，寫滿文，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是用滿文、俄文和拉丁文書寫，而沒有漢文，即是證據，民族稱謂是“滿洲”，滿洲貴族和八旗既沒奉養中華黎民，也沒讓人心思安，事實而反是中華百姓奉養了滿洲貴族和八旗子弟（他們是不勞動的），人心是思漢復明，只是迫于暴力鎮壓和文字獄鉗制，只將這一秘密深藏于心底而已，實則有清二百多年，反清運動始終都未能間斷，直到辛亥革命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才推翻了清朝統治為止。之后才有“中華民族”的名詞出現，而電視劇卻穿越時空，硬是將“中華民族”搬到了電視劇里的巡撫朱國治的口里。前邊已經提到，康熙皇帝訓誡子孫要嚴防被漢化才是真實的歷史。

也不能簡單地將清廷認作了是中央政府，就武斷地將明鄭集團看做是分裂勢力。今天有些人出于某種需要，順勢在中央政府的概念下，就有了某政協委員提案要求列《水滸傳》為禁書，他的理由即是說水泊梁山好漢破壞和諧穩定，反對大宋中央政府，從而肯定宋徽宗對梁山眾人的捕殺是維護國家統一，打擊分裂活動的正義行為。這對今天的教育是非常不益的，是荒唐至極矣。如照這樣的歷史觀，那么歷朝反官府的各種群眾反抗或者歷次農民起義，都將必須恢復成歷史上對他們的慣稱——匪、賊、寇了，如此，則我們的革命史又該如何定位呢？我們革命的正義性和合法性又該如何定位呢？

再有《福州日報》曾發表一篇文章，說到長樂琴江的滿族村有個清朝水師營，乾隆五十一年前往臺灣鎮壓“臺獨”林爽文。林爽文者，是臺灣天地會的領袖。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1786-1788年），領導了臺灣歷史上規模最大范圍最廣的農民起義。農民起義的原因是，乾隆中葉，臺灣“貪婪之吏，以宦為賈，舞弄文墨，剝民脂膏，三年報罷，滿載而歸。”天地會領導廣大人民對清王朝統治日益不滿。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清政府下令解散天地會，到處搜捕會員，并借機燒殺搶掠。林爽文揭竿而起，號召百姓“剿除貪官，以保民生”。臺灣的農民起義也成了某些人污蔑的對象，甚至為“臺獨”。可見這些錯誤的歷史觀在制造怎樣的思想混亂。污蔑

這些錯誤的歷史觀，產生于他們用當代的民族觀和國家觀看待和處理歷史問題，將概念僵化，將現實和歷史相混淆，完全違背了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史觀。必須明確強調的是，歷史上的滿洲不等于現在的滿族，現在的滿族也不等于歷史上的滿洲，歷史上的滿清政權是異族政權，我們在肯定和批判滿清政權的好與壞的時候，不會針對于今天的滿族而言。而今天的滿族，是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六個民族中的平等一員，不分民族地說，我們相互都是同胞。因此，讓現實的歸于現實，讓歷史的只能去歸于歷史，這才是科學的歷史研究思想。

至于今天的臺灣問題，我們的黨和政府一直在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但也決不放棄使用武力。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島內有分裂勢力制造臺獨的危險，我們不放棄使用武力的承諾，是維護祖國統一的最可靠的保證，即使將來不得不武力統一的話，施瑯也不是我們效仿的榜樣，因為現在兩岸分離的狀態是不能與明鄭與滿清的對立相提并論的。堅決地反臺獨反分裂實現祖國統一，才是我們兩岸同胞共有的歷史責任。

2019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