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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星清：澶淵之盟及北宋的戰略失誤對當下的幾點啟示

點擊：8825  作者：黃星清    來源：人民網  發布時間:2019-08-22 12:00:52

 

          澶淵之盟是北宋在遼國大舉南侵的壓力下與之簽訂的城下之盟，從此，北宋開始了對外輸幣納絹、割地求和的屈辱歷史。研究澶淵之盟以及北宋的戰略失誤，對我們從中吸取深刻教訓，極其重要。

一、澶淵之盟與兩種路線的斗爭

公元1004年，遼國蕭太后與遼圣宗耶律隆緒以收回瓦橋關為借口，親率20萬遼軍南侵。遼軍兵分三路，深入北宋腹地。“十一月，庚午，攻破德清軍。壬申，次澶淵。”離遼圣宗飲馬黃河的夢想僅一步之遙。

遼軍長驅直入，北宋朝野震動。以王欽若為代表的畏戰派以“請幸”金陵、成都為名，向宋真宗趙恒提出南撤主張。 所謂的“請幸”其實就是畏戰逃跑。在一幫畏戰派的慫恿下，趙恒的意志開始動搖。

事實上，由于沿途宋軍的堅決抵抗，遼軍的戰斗力、戰斗意志都已明顯下降。而且，遼軍的后勤補給線越拉越長，被沿途宋軍襲擾，軍需供應隨時有被掐斷的危險。換句話說，到了澶淵，遼軍的戰略勢能已經到了極限，戰場形勢對遼軍開始不利了。

對遼軍的情況，北宋宰相寇準心知肚明。所以，趙恒拿著畏戰派的南撤意見問寇準時，“（寇）準心知二人謀，乃陽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 接著，寇準冷靜地向趙恒分析戰局：“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賊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邪?” 寇準不愧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把戰略態勢的發展、正反兩個方面的結果分析得十分透徹。

對于當時宋軍在戰略上的優勢，軍事將領楊延昭 在奏章中也說得很精辟：“契丹頓澶淵，去北境千里，人馬俱乏，雖眾易敗，凡有剽掠，率在馬上。愿飭諸軍，扼其要路，眾可殲焉，即幽、易數州，可襲可取。”

以寇準和楊延昭為代表的的主戰派的立場和觀點一言以蔽之，就是遼軍“去北境千里”，軍需補給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所以，遼軍看似強大，其實已是強弩之末。只要宋軍戰略、戰術應對得當，嚴陣高墻，堅壁清野，不斷襲擾遼軍補給線，遼軍自亂。那時就可以全殲遼軍，奪回燕云十六州。

在寇準和楊延昭等人的力諫下，趙恒同意御駕親征。“丙子，帝次澶州。” 但是，即便是御駕親征也是一波三折。到了澶淵南城 ，趙恒和畏戰派大臣的畏戰情緒又開始作祟了。他們不愿意渡過黃河到宋遼兩軍對陣的澶淵北城去。于是，主戰派和畏戰派在澶淵南城又發生了激烈的斗爭。

“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眾請駐蹕以覘軍勢。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

事實證明，御駕過黃河的必要性和安全性是毋容置疑的，可畏戰的趙恒和大臣們依然不肯渡河。在這個關鍵時刻，寇準為國家利益奮不顧身的可貴品質發揮了作用，他看見太尉高瓊在另一個屋內，就拿話激他：“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 高瓊被寇準的抗戰決心和凜然正氣所感染，當即回答：“瓊武人，愿效死。”

這樣，寇準找到了強有力的志同道合者。面對畏戰情緒籠罩下的朝廷，寇準力挽狂瀾，力排眾議，力促過河。對這一段歷史，史書記載得非常詳細：

“（寇）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

“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批。’簽書樞密院事馮拯 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韻退敵騎耶？’”

“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

史書記載，到了浮橋上，御駕又打退堂鼓了。

“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撾筑車夫背曰：‘何不亟行！今以至此，尚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門城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敵相視益怖駭。”

趙恒雖不敢過黃河，但是在寇準、楊延昭、高瓊等大臣的推動下，完成了渡過黃河的歷史性之舉。當趙恒登上北城城門樓時，幾十萬宋朝軍隊和老百姓信心大振，遼軍驚恐萬分，對戰雙方的士氣就是這樣此消彼長地發生了改變。事實證明，統帥的意志是影響士氣的重要因素。

到了澶淵，遼軍無法再往南推進一步，軍需補給相當困難，遼軍統帥蕭太后和耶律隆緒都有退兵的想法，而趙恒親征對遼軍士氣打擊也很大。后來，更令遼軍統帥沮喪的事情發生了：在兩軍對峙期間，遼方統兵大將蕭撻覽在陣前中被宋軍的遠程武器三弓床弩射殺，使得遼軍更無心戀戰。但是，蕭太后和耶律隆緒心中都很清楚，遼國安全撤軍的前提是宋軍不進行打擊，否則在自己撤退的過程中，軍心渙散，再被沿途的宋軍合圍，蕭太后和耶律隆緒母子都可能成為宋軍的俘虜。這時，投降遼國的王繼忠 給二人提供了一個重要信息—趙恒和不少大臣都希望和談。得到這一重要的信息后，蕭太后和耶律隆緒決定“密奉書請盟”，令王繼忠給趙恒接連寫信求和。

趙恒看到信后大喜過望，準備立即派人以向遼國納幣的條件議和，但是寇準堅決反對，他提出了和談的條件：遼國向宋朝稱臣，“且獻幽州地” 。很明顯，寇準的立場和態度令趙恒難以接受。在他看來，寇準已經成為自己急于和談的障礙。“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幸兵以取自重”是一頂巨大的“帽子”，面對畏戰派強大的政治壓力和輿論壓力，寇準不得已，只好同意趙恒的以歲幣換和平的停戰條件。但對于百萬歲幣這樣的條件，寇準當然要反對。所以，在曹利用出使遼軍前，寇準要進行止損，“準召利用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

在與遼軍談判的過程中，曹利用雖然堅持了寇準的底線，也嚴詞拒絕了遼國的索地要求 ，但他也不敢提出讓遼軍承認侵宋的嚴重錯誤以及退還燕云十六州等條件。最后，宋遼簽訂了澶淵之盟，雙方約定如下：

1、宋遼為兄弟之國，遼圣宗年幼，稱宋真宗為兄，后世仍以齒論。 2、宋遼以白溝河為界，雙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筑城隍。3、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至雄州交割。4、雙方于邊境設置邊境貿易市場，開展互市貿易。

談判結束后，趙恒十分高興。“遣監西京左藏庫李繼昌使契丹定和，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蕭太后和遼圣宗率領遼軍順利撤回幽州。這一過程史稱澶淵之役。在這個過程中，北宋內部始終存在著積極抗戰和茍安妥協兩種路線的斗爭，最終，茍安妥協路線占據上風，而澶淵之盟便是這一斗爭的結果。

二、厘清澶淵之盟的兩個關鍵問題

第一，澶淵之盟中，宋遼雙方的得失

對宋朝而言，在戰局有利的情況下，接受了城下之盟，不但給侵略者以戰爭賠款，還失去了打擊侵略者的最佳時機。對于這一點，宰相富弼看得非常清楚：“澶淵之役，茍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更令人痛心的是，澶淵之盟意味著宋朝以法律形式承認了遼國對燕云十六州的主權，從此不敢言北進。

最為嚴重的是，澶淵之盟后，北宋大量削減河北和山西等地的武裝：

“景德元年十二月，丙戍，遣使撫諭懷、孟、澤、潞、鄭、滑等州，放強壯歸農。”“甲申，改威虜諸軍名。”“景德二年春正月，壬子，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都部署為一。乙卯，罷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余員。” “省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

北宋從此放松了軍備，待到遼軍和金軍再次南侵時，就毫無抵抗之力，只好納幣割地，以求茍全。對于朝廷忘戰去兵的危害，富弼在《條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說的十分中肯：

“而所可痛者，當國大臣，論和之后，武備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搢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敵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恬然自處，都不為憂。……是致寶元元年，元昊禍發，數載用兵，西人困窮，未有勝算。又至慶歷二年，契丹觀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皇，莫知為計。不免益以金帛，茍且一時之安。二邊所以敢然者何？國家向來輕敵忘戰，不為預備之所致也。”

對遼國統治者蕭太后和遼圣宗來說，這次南侵犯了嚴重的戰略錯誤。他們一直以為，遼國騎兵在戰場上將摧枯拉朽地橫掃宋軍。但是，結果恰恰相反，宋軍的抵抗意志很堅韌，遼軍每進一步都必須付出慘重的代價。除了宋軍外，當時遼軍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軍需給養的嚴重匱乏。寒冬來臨，戰局膠著，堅城之下，糧草難覓，后繼無援，對遼軍來說，滅頂之災旋即將至。可是，就在遼國統帥一籌莫展的時候，北宋朝庭向他們頭上砸下來一個“大餡餅”—宋朝愿意與遼軍達成停戰協議。宋方不但沒有向遼國提出任何本可以提出的要求，比如索回燕云十六州和主張戰爭賠款等，還同意給遼國每年出十萬兩白銀和二十萬匹絹。這一切都讓蕭太后和遼圣宗以及幾十萬遼軍喜出望外，睡覺都要笑出聲來—終于可以逃出生天了。回到南京幽州 后，遼國舉行盛大慶祝，大賞三軍將士。

但這還不是遼國獲得的最大戰略利益，最大戰略利益就是遼軍通過軍事上并不成功的南侵，居然讓綜合實力最強大的宋朝屈服。一時間，遼國地緣形勢空前優化，呈現了“四海賓服，萬國來朝”的局面 。

第二，澶淵之盟的本質

對于澶淵之盟，許多史學研究者有著各種不同的性質判斷，但筆者認為，必須認清澶淵之盟的本質。

第一，澶淵之盟是一個被侵略者向侵略者進行戰爭賠款的停戰協議。作為戰局不利的侵略方，遼軍如果急于達成停戰協議，就必須受到懲罰，向宋朝作出戰爭賠償。而事實上恰恰相反，被侵略的宋朝卻向侵略者遼國作出了巨額的戰爭賠償。

第二，澶淵之盟是一個侵略者在不利情況下，獲得了戰場上沒有獲得的利益的停戰協議。普魯雷希特 說過：“無法在戰場上獲得的利益也是絕對不可能在談判桌上獲得的。”但澶淵之盟屬于例外。對宋朝而言，幽云十六州的大部分土地還未能收回，北方的戰略屏障依然在遼國手中，當時戰局對己方有利，卻急于停戰、和談、進貢。對遼國而言，在不利的軍事情勢下占了大便宜，得到了戰場上得不到的戰略利益。

第三，澶淵之盟是一個以經濟利益換和平但卻沒有換來真正和平的停戰協議。盡管宋朝每年給遼國送去十萬兩白銀和二十萬匹絹，但嘗到甜頭的遼國在后來變本加厲，不斷以戰爭相威脅，增加索要額度。1042年(宋仁宗慶歷二年)，遼乘北宋同西夏交戰的機會，向北宋勒索土地 。北宋增給遼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另一次是1074年(宋神宗熙寧七年)，遼借口北宋在山西邊境增修堡壘破壞邊界，要求劃界。第二年，宋朝接受以分水嶺為界，對遼國割讓六百里土地。

由此可見，澶淵之盟成為北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之后，北宋開啟了長期屈辱茍安的歷史，一旦發生外部入侵，很少進行有力的抵抗，基本上是以白銀和絹布進貢，而不是用武備御敵，更別說開疆拓土。用富弼的話就是：宋朝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戰去兵”，（禁軍河北軍和京師軍）“武備皆廢”，“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而所有進貢的歲幣又都成為北宋百姓的沉重負擔，“天下財力日益困窮” ，進一步加深了宋朝的社會矛盾。

三、從澶淵之盟看北宋的戰略失誤及其深刻教訓

第一，深刻吸取澶淵之役的教訓，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決心，絕不走茍安主義路線。

澶淵之役中，抗擊遼軍侵略的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北宋朝廷卻被極度的悲觀主義所左右，不能正確分析戰場形勢，不積極調集軍隊和各種資源進行堅決的軍事斗爭，而是忙于討論“南幸”及“南幸”路線。除了極個別官員外，整個執政集團無戰略定力、戰略視野和戰略決心，只想逃跑避戰，妥協茍安。澶淵之盟的事實證明，寇準和楊延昭等堅持的積極抗戰路線在強大的茍安主義路線面前顯得勢單力薄，能夠爭取趙恒和朝廷過河已經是主戰派作用的極限，對于茍安主義盡快妥協投降的政治決定，他們無力回天。

而澶淵之盟后，北宋歷朝面對敵人的軍事威脅，一味輸金納絹，花錢買和平，把茍安主義貫徹到底。對茍安主義之害，蘇洵在《六國論》中闡述得很深刻：“六國破滅，非兵不利 ，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富弼在《條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也痛陳茍安主義的嚴重危害：“前既輕敵妄戰，不為預備，致二敵連禍，為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茍安之勢，遂為無事，二敵各獲厚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誼可納也。” 事實證明，花錢買來的和平注定是短暫的，北宋每一次屈服都成為外敵進行下一次軍事侵略和戰略訛詐的動力。而元朝宰相脫脫在總結宋朝政治得失時，對這種茍安主義路線批判得更為徹底：面對虎視眈眈的強敵，北宋君臣“不思修本以制敵”，卻“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如病狂然，吁，可怪也。”這樣粉飾太平，自我麻醉，茍且偷生，的確喪心病狂。

“修本”，就是堅持國家大政上的實事求是，即唯物辯證法：既要富國強軍，又要敢于、善于斗爭。即使面對強大對手的武力威脅，也要堅決捍衛國家核心利益。這一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最為堅定。共和國建國之初，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國家急需要治療戰爭創傷。但是當美國把戰火燒過三八線時，毛澤東毅然力排眾議，決定抗美援朝，與美國糾集的所謂聯合國軍隊在朝鮮展開殊死較量，以堅韌不拔的精神意志和艱苦卓越的軍事斗爭，最終“打出一個真理來”，贏得了勝利。而當時美國在朝鮮半島的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不得不以一種極度失望的情緒感嘆：“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協定上簽字的將軍”。毛澤東說過：“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就是絕不走茍安主義路線。

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在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不會屈服于任何內外壓力。當前，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和中國人民正以堅如磐石的戰略定力和戰略意志，積極應對霸權主義的極限施壓和戰略訛詐，“任憑風吹浪打，我自巋然不動”。

事實上，霸權主義看起來雖然很強大，但全球環境正朝著對中國有利的方向轉變。目前，美國國內社會嚴重分裂，國家形象惡化，信譽持續降低，國際號召力減弱，歐洲、日本等傳統盟友正與美國離心離德，歐美、日美、印美相互加征關稅的摩擦也在進行中。同時，歐洲和新興經濟體更傾向于與中國合作，多數發展中國家視中國為榜樣和值得信賴的伙伴。這些外部有利環境足以讓我們信心倍增。只要我們“修本”強身，堅定信念，冷靜地分析霸權主義的國力極限和現實困難，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就一定能夠不斷地取得勝利。

第二，深刻吸取北宋前期戰略冒進的教訓，絕不透支國家實力。

北宋初期對外軍事斗爭中，突出的戰略失誤就是犯了冒進主義錯誤。公元979年，在準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宋太宗趙光義連續發動了對北漢和遼國的北伐 戰爭，結果使國力透支，在對遼戰爭中以慘敗收場。

“太平興國四年二月甲子，帝發京師。”“三月丁亥，郭進 破北漢西龍門砦，禽獲甚眾。……”“五月癸未，進攻，將士盡奮。若將屠之。是夜，繼元遣使納款。甲申，繼元降，北漢平，凡得州十、縣四十、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月甲寅，以將伐幽薊，遣發京東、河北諸州軍儲赴北面行營。”北宋經過近五個月艱苦的戰爭完成對北漢的統一，軍隊已經十分疲憊，但趙光義決定繼續攻取幽州。此時，擔心宋軍犯冒進主義錯誤的宰相趙普向趙光義進諫—“（遼軍）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千萬不要“興無名之師，深蹈不測之地”—放棄征遼計劃。趙普談及倉促對遼作戰的兩個重要問題：客觀不利條件－遼軍強大而宋軍困乏（弓勁馬肥，我軍久困）和對幽薊情況不清楚（不測之地）；主觀不利條件－宋朝師出無名，政治上不利（興無名之師）。主客觀的不利條件都是關系戰略、政治、軍事上的大問題。歷史證明，趙普當時的意見是極為正確的。遼國在此之前是北宋的邦交國 ，突然發動對遼作戰將使北宋在政治上陷入被動，而且還讓遼宋提前進入敵對狀態，這對北宋而言，戰略、政治、軍事上都將極為不利。

但是趙光義被收復北漢的勝利沖昏頭腦，沒有接受趙普的逆耳忠告，無視軍隊疲憊不堪和軍需不足等嚴重情況，依然不切實際地命令各路疲師跨越600多公里，強攻遼軍重兵把守的幽州。“六月庚午，次幽州城南，駐蹕寶光寺。契丹軍城北，帝率眾擊走之。壬申，命節度使定國宋偓、河陽崔彥進、章信劉遇、定武孟玄喆 四面分兵攻城。”“（六月）丁丑，帝乘輦督攻城。”攻城戰役進行了一個多月，依然沒有攻下幽州。“七月癸未，帝督諸軍及契丹大戰于高粱河，” 遼軍采取誘敵深入的辦法，在幽州城外的高梁河包圍了宋軍，大獲全勝，“獲兵仗、器甲、符印、糧饋、貨幣不計其數。”宋軍近乎全軍覆沒，趙光義在此次戰役中遭遇了人生的滑鐵盧，靠一輛驢車“遁去”，收復北部戰略屏障燕云十六州的目標就在這次軍事冒進中沉沙折戟。

北宋犯的冒進主義就是既不正視對手的強大實力，又不正視自身的嚴重不足，冒險激進，其后果是嚴重的。回看歷史，我們會發現，當時的遼國通過連續征戰，已經成為東到日本海，西至阿爾泰山，北到額爾古納河、大興安嶺一帶，南到河北南部的白溝河的強大軍事帝國 ，而北宋當時的國力、軍事實力根本不足以支撐收復北漢后的對遼戰爭。統一北漢后，宋朝本應該消化業已到手的戰略利益，并及時向遼國示好，以放松其戰略警惕。而實際上，對宋朝收復北漢，遼國也默認這個既成事實。在宋軍攻擊幽州之前，遼國也沒有想立即與宋朝開戰，待到宋軍進攻到幽州城外的沙河 ，遼軍才開始應戰。 但是，冒進的趙光義就像毛澤東批評博古李德的那樣，“只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結果，“扁擔未扎，兩頭失散”，既不可能完成收復燕云十六州的任務，同時又過早地為宋朝樹立了遼國這樣的強敵。所以，毛澤東在后來評價犯冒進主義的趙光義“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敵手”。

冒進主義前期激進冒險，繼而在失敗之余就變得消極保守，最終便發展成為茍安主義和逃跑主義。這一規律在北宋與遼國的戰爭史上體現得十分明顯。趙光義前期對奪取幽薊等戰略要地采取輕率冒進的攻勢，在公元979年、980年、986年遭到連續的軍事失敗。在后期便保守起來，以至于淳化二年女真（金）上表請共同討伐契丹都“不許”，得不到同盟軍的支持后，女真只好歸順遼國 。而宋朝對遼戰略從此轉入消極防御階段，將部隊放在城鎮據點中，消極應對靈活機動的遼國騎兵，結果自然是“敵勢益張，兵折于外者二十余年”。到了宋真宗趙恒時期，茍安主義就在政治上占據主導，逃跑主義開始有了較大政治市場，以至于“南幸”這樣的逃跑主張都能成為朝廷的政治議題。由此可見，澶淵之盟也是北宋軍事冒進主義的一系列后果之一。

歷來的冒進主義錯誤的教訓都是慘痛的。冒進主義錯誤給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也帶來了巨大的損失。當時，冒進主義不顧實際條件的不成熟，要求全黨執行“以城市為中心”的激進路線，結果在南昌、長沙、贛州等地接連遭到慘重失敗。到后來，冒進主義使黨的白區組織幾乎喪失了百分之百，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損失了百分之九十，教訓十分深刻。

一段時間以來，有不少言論鼓動中國在中亞、南亞、南海等地區采取進攻姿勢，強硬應對印度、南海諸國。但這樣做會透支我們的國力，破壞我們精心營造和維護的周邊格局。歷史是最好的“清醒劑”，今天的中國一定要力戒戰略冒進。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戰略規劃和實施中堅持實事求是，切忌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在南海地區、南亞、中亞等地采取不必要的態勢，避免戰略冒進。

第三，深刻吸取北宋長期兩面作戰的慘痛教訓，抓住國際關系中的主要矛盾，處理好國家力量與戰略目標之間的辯證關系。

抓不住國家對外戰略中的主要矛盾，沒有處理好國家實力和戰略目標之間的辯證關系，長期兩線作戰，這是北宋所犯的重大戰略錯誤。如前文所講，公元979年，宋太宗開始對北方軍事強國遼國的燕云十六州發動軍事進攻，從此宋遼雙方展開長達25年的戰爭，直到公元1004年的澶淵之盟才以屈辱的方式結束。

公元984年，在北宋一系列錯誤政策的刺激下，北宋與西夏黨項人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終于在該年十月爆發戰爭 ，從此，北宋與西夏進行了長達一百多年的戰爭。從雍熙元年開始，為了打通與西域的戰略通道 ，北宋開始了全面控制河西走廊一帶的努力。在這一過程中，宋朝政府不光對西夏黨項李繼遷的割據力量進行打擊，還錯誤地對制衡李繼遷部的西蕃息利族、保族、洗族、浪悉訛、岌伽羅膩、三族砦等力量進行了打擊：

“（雍熙二年）夏四月，辛丑，夏州行營破西蕃息利族，斬其代州刺史折羅遇并弟埋乞，又破保、洗兩族，降五十余族。”

“（雍熙二年）五月，王侁、李繼隆等又破銀州杏子平東北山谷內沒邵、浪悉訛等族，及濁輪川東、兔頭川西諸族”，生擒七十八人，梟五十九人，俘二百三十六人，牛羊驢馬千二百六十，招降千四百五十二戶。”

“（雍熙二年）六月，岌伽羅膩十四族拒命，憲等縱兵斬首千余級，俘擒百人，焚千余帳，獲牛馬羊七千余計。又降銀麟夏等州、三族砦諸部一百二十五族，合萬六千一百八十九戶。”

這樣不講策略的全面開戰，既沒有使北宋有效控制河西走廊，客觀上又為李繼遷掃清了在西部擴大勢力的制衡力量，而包括羌族在內的許多西部部落在宋朝的錯誤政策下，或與宋朝為敵，或倒向李繼遷 。于是，李繼遷率領西夏黨項人就開始了順利的橫掃西北的進程，最終，西夏在李繼遷的孫子李元昊時期完成了對河西走廊廣大地區的控制，徹底切斷了宋朝與西域的戰略通道，同時也切斷了宋朝的戰馬和鐵器的主要來源。

北宋對西夏屢征不定，而西夏卻在與北宋的戰爭中卻不斷壯大，最終成為北宋西北部一個強大的敵人 。同時，北宋由于在西面被西夏所牽制，又無法全力以赴地與遼軍在北面進行持久斗爭，所以，才會在長期的對遼作戰中輸多贏少，終處下風。而澶淵之役，正是遼國利用北宋被西夏牽制之機 發動的戰爭。長期兩面作戰，疲于應付，導致北宋戰略上處于不利態勢，使得茍安主義和逃跑主義在北宋朝庭有了發揮的空間。因此，澶淵之盟也是北宋兩面作戰的后果之一。

戰略家張文木有一句名言，“在國力極限處發動攻勢，是國家崩潰的開始。”縱觀人類歷史，凡是長期兩面或者兩面以上作戰的國家，國力很少有不崩潰的。當我們分析北宋國家戰略的時候就會發現，北宋自宋太宗之后的歷代政權始終沒有抓住優化國家安全格局的主要矛盾。當時，對宋朝威脅最嚴重的就是北方的遼國，也就說，優先應對遼國的戰略威脅就是宋朝亟需解決的國家安全的主要矛盾。北宋初期，本應該將國家資源和軍事力量配置在解決這一主要矛盾上。而宋朝與西夏的矛盾是次要矛盾，為了有利地解決宋遼矛盾，就必須團結西夏等力量。同時，北宋既與遼國開戰，就應該在戰略重視這樣的對手，要充分利用遼國在各個方向征伐暴掠、樹敵過多的條件，積極團結包括西夏、高麗、女真等被遼國欺負過的力量，建立廣泛的抗遼統一戰線，使遼國孤立。當然，團結西夏等力量并不意味著對它們作無原則的退讓，更不是出賣國家的核心利益，而是在守住底線原則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它們與遼國之間矛盾，加強統戰工作，使之成為共同抗遼的同盟軍。一方面可以優化北宋西部的安全環境，保證當時的戰略物質－軍馬和制造兵器的鐵器－順利進入境內；另一方面又可以騰出手來全力以赴地開展對遼斗爭。可是，北宋在啟動對遼戰爭之后的第五年，又錯誤啟動了對包括西夏在內的西部少數民族的戰爭。于是，北宋從此便陷入了長期兩面作戰的危險處境。這種危險處境使得北宋既不能全力以赴地抗擊遼軍，又不能很好地處理西部安全問題和軍馬、鐵器等戰略物資的引進，同時還促成了遼國與西夏的戰略聯合：

“遼圣宗統合四年，繼遷叛宋，始來附遼，授特進檢校太尉、都督夏州諸軍事，遂復姓李。”

“統合七年，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繼遷。”“統合八年十二月，下宋麟、鄜等州，來告，遣使封繼遷為夏國王。”

“統合二十八年，遣使冊德昭（筆者注：李德昭，李繼遷之子）為夏國王。”

“重熙元年，李德昭薨，冊其子夏國公元昊（筆者注：李元昊，西夏開國皇帝，李德昭之子）為王。”

遼國和西夏的戰略結盟使得北宋在地緣上陷入了危險的境地，北面和西面同時與兩個強敵的戰爭則嚴重消耗著北宋的國力。富弼對國家兩面作戰的危險態勢痛心疾首：“二敵為患，卒未寧息，西伐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難求釁。通和則坐享重幣，交戰則必破官軍，叛而復和，孰敢不許？擒縱自在，去住無梗，兩下牽制，困我中國”。兩面作戰的后果是極其嚴重的，“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后”，國力嚴重透支，不得不斷割地賠款，最終北宋在靖康之亂中被金國滅亡，連宋徽宗和宋哲宗都被金兵俘虜北去。

毛澤東等老一輩共產黨人在處理國際關系，特別是調整中、蘇、美戰略關系時，作出了極好的典范。1972年1月，他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開始緩和，并走向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國的國際環境從此得到優化，而地緣格局也向著對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

對于中國來說，當前的國際形勢復雜多變，這就需要我們在制定國家戰略時，客觀分析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的因素，處理好國家實力和戰略目標之間的辯證關系，始終抓住國際斗爭中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絕不四面出擊，到處樹敵。當前對我們的國家統一大業、民族復興偉業以及全球化進程構成嚴重威脅的外部因素主要是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守主義。我們要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多邊主義的大旗，大力發展和鞏固國際統一戰線，讓我們的朋友多多的，為民族復興偉業努力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