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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文獻】孫冶方：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討論

點擊：  作者：孫冶方    來源：《經濟研究》1981年第8期  發布時間:2020-11-24 11:39:25

  

 

 

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問題，在六十年代就討論過。但是開始引起我對這問題的討論發生興趣的，是1980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肖灼基同志的《應該把教育看作生產部門》這篇文章。同年5月19日《文匯報》發表了孫凱飛同志的《教育實際上也是一種生產》。同年第12期《經濟研究》發表了湖北財經學院張寄濤、夏興園二同志的《論社會主義下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這幾篇文章都認為科學研究、教育、文學藝術、醫療衛生部門以及一切服務行業的勞動同生產鋼、鐵、糧食、棉、麻、紗、布等等的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一樣，都是生產勞動。

 

接著，今年一月，廈門大學《中國經濟問題》第1期發表了于光遠同志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督洕芯俊?span lang="EN-US">1981年第4期發表了陳志標同志的《國民收入范疇的重新考察》和何小鋒同志的《勞務價值初探》。這幾篇文章除了堅持上述觀點，認為科、教、文、衛以及一切服務行業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從而都創造價值以外，還批評了我國現行統計指標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劃分方法，認為這種劃分法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論述”的，至少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劃分，不應該以是否生產物質資料為標志，而應當以是否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為標志。一切能夠滿足社會消費需要的勞動（例如：理發、按摩醫療等活動，從事科研教學和文學藝術創作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都創造價值，都應該計算產值。他們要求統計上來一個突破，用西方世界的“國民生產總值"指標來代替我國“國民收入”這個指標。我的見聞不廣，一年半來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可能還有別的作者的文章。但是就我所看到的上述幾篇文章，意見是一面倒的，即認為上層建筑部門的勞動也是生產勞動，也創造價值，從而認為我們所沿用的“國民收入”這個指標，不如西方的“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指標科學。

 

我不同意上面列舉的幾位作者的這種觀點。我認為反映社會富裕程度的指標固然很多，但是最基本的指標是反映物質財富數量的指標。現在我國沿用的“國民收入”這個計劃統計指標正是這樣的一個指標。它是一個扣除了包括折舊在內的一切物質消耗，沒有任何重復計算的凈產值指標。而西方世界所應用的“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指標是一個歪曲了的，包括許多重復計算在內的虛假的指標，其中還包括固定資產折舊即一部分老本在內（西方國家也有“國民收入”這個指標。但是它們的“國民收入”也包括勞務收入在內，所不同于“國民生產總值”的是前者不包括折舊，而后者包括折舊。）

 

科學、教育、文藝、醫療衛生工作人員的勞動是精神生產的勞動，而不是物質生產勞動。我國所沿用的國民收入"這個指標所反映的是物質財富，而不是精神財富。“精神生產”勞動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而且是物質財富的消費者。而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是物質生產過程而不是“精神生產”過程。其實，我們講生產，指的總是物質生產，“精神生產”和“精神財富”這種說法本來就是借用經濟學的名詞。因此，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指的就是物質生產勞動和非物質生產勞動。

 

以上幾位作者堅持要把科學、教育、文學、藝術、醫療衛生人員的勞動以及服務行業的勞動者都當作生產勞動，用意之一無非是要大家重視科、教、文、衛以及一切服務行業。羅浥塵、施宗全二同志在今年5月5日《文匯報》上發表的《服務人員不創造價值嗎?——從第三次產業談起》那篇文章中為了強調這一點，還特別提醒我們：“近幾十年來，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發展十分迅速，在國民生產總值和就業人口構成中的比重，第一、第二產業都從高峰上逐步下降，第三產業逐步上升，到七十年代后期已超過了第一和第二產業的總和。據一些國家的統計：一九七七年第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美國是六十三點九，荷蘭是六十一點六，英國是六十點八，日本是五十八點一，法國是五十七點二，西德略低于五十。在就業人口的構成中的比重，美國在一九七五年就業六十八點四，日本占五十。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產業上升的趨勢還在繼續著。”我引證了羅、施二位同志關于所謂第三產業上升趨勢的整段文章，表示我是完全同意他們二位所說的意見的（即科、教、文、衛以及服務行業的比重將隨著經濟發展，繼續上升）。雖則我對于第三產業這個資產階級經濟學用語是采取否定態度的（關于這點，我將在下面講），同時，由于羅、施二同志對上述數字的出處（聯合國《統計年鑒》?）以及計算方法都沒有交代，我對這些數字準確性不是沒有懷疑的（例如西德的比重比法、日二國低這么多），但是，我相信總的趨勢確實是這樣的，即上述非物質生產部門的人員，隨著經濟的發展，他們所占比重將日益增加。我們應當加以重視。“四人幫”遺留下來的輕視科、教、文、衛，特別是鄙視商業服務行業的思想，應該加以批判。

 

但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為什么在這些發達國家，只有30—40%多一點的勞動力從事物質生產，而近60—70%的勞動力，至少是50%以上的勞動力可以去從事各種“精神生產”和服務勞動呢？而在我們國家，大概有90%以上的勞動力從事物質生產，只有不到10%的勞動力能夠從事"精神生產”和服務行業！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答案是很明白的：在發達國家，由于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非常高，所以只要有30-40%多一點的勞動力從事物質資料的生產，就可以解決全部人口吃、穿、住、行的需要；而在我們這個十億人口的大國，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非常低，必須以80%左右的勞動力去解決吃和穿的原料問題（十億人口中，農民占八億左右），以10%左右的勞動力去從事工業生產，解決穿、住、行的問題，所以剩下來只有不到10%的勞動力，能夠騰出手來從事“精神生產"和服務行業了。這不是我們主觀上重視不重視教育、科學、文學、藝術、醫療、衛生以及服務行業的問題，而是我們生產的物質生活資料能夠養活多少人去從事“精神生產”問題！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必須重視物質財富的統計和計劃，保證這個反映物質財富的價值量的指標（即我們沿用的“國民收入”或“凈產值”指標）的純潔性，不能把非物質生產的東西混雜進去。

 

恩格斯說過:“正象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象過去那樣做得相反。”^[1]

 

請讀者原諒我在這里把眾所周知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A、B、C,大段地抄引出來。因為在我們當前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關于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這場討論中，上述幾位同志卻不同意我們把從事吃、喝、住、穿等生活資料生產的勞動，同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的勞動分別開來。我們不能不指出，上述幾位同志正是混淆了物質和精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界線，混淆了歷史唯物論的最基本的界線。在這里我還附帶指出一點：如果照這幾位同志的意思，把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活動的人的勞動同從事農業、采礦、煉鋼、紡織等物質生產部門工人的勞動一樣，都算作（物質）生產勞動，那末除了病號、嬰兒和待業青年以外都是生產勞動者，就沒有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這樣概念的必要了。

 

      肖灼基同志還說，教育部門不僅是物質生產部門，而且是兼有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雙重性的物質生產部門。他的原話如下：

 

      “教育部門的產品沒有獨立的表現形式，是一種精神產品，但它直接滿足了社會成員的文化需要，滿足了發展勞動能力的需要，是一種發展資料。從這一點來說，它也是一種最終產品，與第二部類有類似的特點。”

 

      “教育部門主要是培養熟練勞動力。勞動力本身也是一個自然物質要素。教育部門從培養勞動力，即從生產活機器這一點來說，同第一部類有類似的特點。這就是說：（一）它的產品是生產過程的物質要素；（二）生產這個產品所耗費的勞動量，通過新的生產過程，再現在新產品中。”^[2]

 

      如同我在前面說過的那樣，如果肖灼基同志要把教育部門算作精神生產部門，我還是可以同意的。但必須重復指出，這是借用經濟領域即物質生產領域的用語。然而肖灼基同志不滿足于這一點，他還要把教育說成是生產“活機器”的物質生產部門，而且是第一部類的生產，那么問題就多了。因為教育部門不過是這部"活機器”的加工車間，人這種“活機器”出世的場所不是學校，而是產科醫院。據此，產科醫院更是物質生產部門了！于是主張科、教、文、衛以及一切服務行業都是生產部門的經濟學家，所謂生產勞動寬派論者就要說了：本來嘛，醫生的勞動本來就是生產勞動，從而產科醫院是應該算作生產部門的嘛！但是進一歩的問題又發生了：如果要把產科醫院說成是物質生產部門，要把助產醫生接生的勞動說成是生產勞動，那么對于生產人這種“活機器”來說，產科醫院至多不過是類似工廠的裝配車間；而真正的“制造車間”還不在這里，難道我們能把“制造”這種“活機器”的活動也算作“生產勞動”嗎？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要把新婚夫婦的結婚儀式稱作“活機器”制造廠的開工典禮了！我希望肖灼基等同志不要責怪我說話刻薄。我不過是要借此證明：我們在討論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界線的時候，如果混淆了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界線，如果我們混淆了生產活動的主體（人）和客體（物）的界線，那么邏輯地會得出多么不合理的結論。

 

把教育部門（以及科學、文藝和醫療、衛生部門）當作物質生產部門看待的經濟學家，所以會得出這種不合理的結論，或許是由于誤解了“科學是生產力”這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命題。他們或許認為，既然科學是生產力，那么產生科學以及傳授科學的科研和教育部門——即產生生產力的部門——當然應該算作物質生產部門了。這是極大的誤會，是把問題簡單化了。

 

科學知識是人類的精神財富，它要轉化為物質財富必須經過一個曲折過程。科學是生產力，然而它不是生產力的獨因素，它是通過生產過程、通過生產力的三個簡單要素表達出來的，即通過從事生產的人（勞動力）、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即原材料）這三個要素表達出來的。而且如同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以上三個要素如果沒有結合起來，那還只是潛在的生產力，只有當這三個要素結合起來了，即是當具有先進科學知識的生產者，操縱著按照先進科學原理制造出來的先進的勞動工具，開始在按照先進的科學原理生產出來的新型的勞動對象上進行加工的時候，科學才全面顯示出它的威力，變成了成倍增長的新的物質生產力。

 

      有一個故事對于說明我們所討論的這個問題很有幫助：前兩年中國的飛機制造業有一個代表團到英國羅斯•羅伊斯公司的飛機制造廠參觀。在中國代表們對該廠制造的斯貝爰動機極為贊賞之余，英國工程師卻說，他們的斯貝發動機是依據中國吳仲華教授的葉輪機械氣體動力學“三元流”理論制成的。英國人的話不能不使中國人感慨系之：中國人的氣體動力學理論沒有促成中國的新型飛機發動機的誕生，倒促成了英國斯貝發動機的制成，而中國的工程師反而要通過英國人的成就來學習中國教授的理論。

 

      這故事說明：吳仲華教授所發現的科學原理對制造英國的斯貝發動機，對發展飛機工業的生產力是有很大貢獻的。吳仲華教授發現的原理在美國飛機制造業得到了更廣泛應用。但是他的發明在自己的祖國沒有被應用于飛機制造工業的生產過程，沒有同這一行業的生產力三要素的任何一個要素結合起來。所以沒有形成他的祖國的生產力，沒有成為他的祖國的物質財富。但是吳仲華教授所發現的科學原理卻形成了英國和美國飛機制造工業的生產力，增加了英國和美國的物質財富。因為英國人和美國人把他的這個科學原理應用于他們的生產中去，同他們的生產力三要素結合起來了。吳仲華教授的科學原理暫時只是豐富了他的祖國科學的“精神財富”（請讀者注意這四個字的引號。因為“財富”這個詞也是借用政治經濟學中物質財富一詞的轉義詞）。

 

      這故事告訴我們：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界線是不能混淆的。如果混淆了這條界線，那就會得出很錯誤的結論。而主張把科、教、文、衛等部門當作生產部門的經濟學家正是混淆了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這條界線，不僅如此，他們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中，還混淆了分配和再分配的界線，從而混淆了生產和消費的界線。

 

      在資本主義世界，科學研究機關、學校、劇場、醫院以及一切服務行業都是企業化的，都象物質生產企業一樣，從自己的收入中開支本單位職工的工資。而且也象一切企業一樣，向國家納稅，所以，比較容易產生這種混淆，好象這些企業也是創造價值的。但是在我們社會，科研單位、學校、劇場、醫院，雖然也收一部分費用，但是這些團體機關的經費也象國家機關一樣，主要是從財政撥款中開支的。財政部的錢從哪里來的呢？這些錢代表物質生產部門用人民幣形態上繳的物質財富；是物質生產部門職工為社會生產的產品。這就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初次分配（C+V+M）。財政部門又把物質生產部門上繳的（這些部門職工為社會生產的）物質財富，通過人民幣形態分配給科、教、文、衛以及政府機關的職工（包括軍人）。同時，物質生產部門職工又用自己的工資去換取各種勞務。這些都是經濟學上所說的再分配。至于非生產部門的職工也拿出自己的工資的一部分互相換取服務，那又是第三次再分配了。

 

      有的經濟學者說，財政部的收入也有一部分來自服務行業，如劇場、影院、理發、浴室等上繳的稅金和利潤。這一部分在我國的財政收入所占比重極小。但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于前面我們說過的那樣，所謂“第三產業"占到收入和人口的50-60%以上，這些部門上繳的各種稅金，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是很大的。但是服務行業所上繳的稅金和利潤，不論是通過怎么樣復雜和眾多的渠道繳上來的，終歸是屬于物質財富的再分配。再分配的財富，其來源都在物質生產部門的初次分配，來源于（V+M）。

 

有的經濟學者或許要說了：非物質生產部門以自己的勞務換取物質生產部門的物質生活資料，從互相交換勞動這個角度來說，這是平等的交換。從物質財富來說，這是再分配，從勞務來說這還是初次分配。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做過說明。那就是：為什么在發達的西方世界所謂“第三產業”占勞動力和收入的50—60%以上；而在我國，服務行業只占不到10%。這是由于物質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決定的。不僅黨政機關、科、教、文、衛以及一切服務行業職工吃、喝、住、用的生活資料是物質生產部門的職工生產的；而且非生產部門人員借以提供自己的勞務的那些用品，如科研儀器、教育用具、劇場道具等等無一不是在物質生產部門生產出來的；尤其那些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里，借以顯示自己的富饒和文明程度的宮殿，政府機關,學校，劇場，醫院等等的富麗堂皇的建筑，更是物質生產部門的產品。歸根結蒂一句話就是：混淆了物質生產這個基礎和在這基礎上矗立起來的上層建筑之間的界限，也就會混淆了物質財富的分配和再分配的運動線路。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物質財富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的關系的。離開了物質財富的生產過程來研究經濟問題，必然走入迷途。人們在研究經濟問題時,往往會被貨幣運動的面紗所迷惑，這是貨幣拜物主義在起作用，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也難免如此；雖則我們的人民幣已經不是原來意義的“貨幣”了。例如：發給任何物質生產部門職工的工資是從人民銀行的某個支行領取來的人民幣。職工拿了這些人民幣去購買吃、喝、穿、住、行的各種生活資料，也用這些人民幣來購買種種勞務。發給科、教、文、衛和黨政機關以及一切服務行業的工資也是從人民銀行的某個支行領取來的人民幣。這些職工同樣也可以用這人民幣去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生活資料，而且互相換取不同的勞務。從人民幣的運動線路來看，二者沒有什么區別。但是從物質的運動線路來看，情況就不同了。物質生產部門的職工領取的工資是他們為抵償自己所消費的生活資料生產的那部分產品，即我們通常仍然以“V”來代表的那部分產品。他們不過是通過人民幣這個工具在流通中掉換了花色品種而已。然而非生產部門的職工所領的工資卻是生產部門職工為社會生產的，我們通常以“M”來代表的那部分產品。前者是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或者可以叫做原始分配。而后者是再分配。

 

我們在研究任何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的時候，經常透過表面的,人民幣的運動線路，分析一下物質財富的運動線路，就比較容易抓住事物的本質。記住這一點，對研究經濟學是大有幫助的。

 

所以，生產勞動寬派論者主張把科、教、文、衛等等非物質生產部門職工工資當作國民收入，加在國民生產總值里面去，是混淆了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界線，是把屬于“M”和“V”的收入作了重復計算，而且隨著服務行業的發展，再分配的次數越多，重復計算的次數也越多，國民生產總值的虛假性也就越大。

 

生產勞動寬派論者主張把科、教、文、衛等等非物質生產部門職工的工資當作國民收入加進國民生產總值中去，理由之一是說，科學家、教育家、文學家、藝術家和醫師們的貢獻很大，不把他們的經濟收入算進國民生產總值中去，等于是否定了他們的貢獻。難道我們能用哥白尼、牛頓、達爾文等人的經濟收入來代表他們對科學，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嗎？！好象在著名的科學家中，除了愛迪生以外，沒有一個是發了財的。而愛迪生之所以發財恰恰不在于他發現了關于電的科學原理，而在于他把這原理應用于電燈泡等電器生產，即由于他參與了物質生產。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之大是不必說的了。但是他的稿費收入連他的家庭人口都養不活，而要靠恩格斯和其他朋友的接濟。難道我們把馬克思的稿費收入加進了十九世紀德國或英國的國民收入就算充分評價了馬克思的貢獻了嗎？即使科學家和文藝家的勞動得到了充分的報酬。但是他們所得到的報酬即經濟收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他們的勞動力價格，屬于價值范疇，而他們的貢獻，是屬于使用價值范疇。生產勞動的寬派論者想用他們的經濟收入來表示他們的貢獻，那正是混淆了價值和使用價值，混淆了費用和效用的界線。這是從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學說滑向效用論去了。用科學家的經濟收入來評價科學家的貢獻，這不是抬高了對科學家的評價，而是貶低了對他們的評價。

 

研究政治經濟學，不摳概念是不行的，概念不清，會誤入歧途。由此可見，過去有些經濟學家因為反對從概念出發，而根本反對摳概念是多么錯誤呀！

 

總之，生產勞動寬派論者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第一，它混淆了物質和精神，混淆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第二，混淆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混淆了生產和消費；第三，混淆了生產過程中的主體（勞動者）和客體（產品）；第四，混淆了價值和使用價值，混淆了費用和效用，混淆了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建立在這四種混淆觀點之上的經濟指標——國民生產總值，則是一個有重復計算的，有很大虛假性的指標。因為，這個指標不僅包括有固定資產的折舊，而且意味著把物質生產領域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中的一部分，即通過再分配線路分配給非物質生產領域的職工，供他們消費的那部分物質財富，又重復加進了新創造的物質財富（凈產值）的總和中去，也就是把社會一部分成員的消費數額，當作新創造的物質財富加進社會的凈生產數額中去了。

 

從我們上面的分析來說，西方社會用來表示社會財富的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指標以及現在報刊上相當普遍使用的“第三產業”這個概念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概念。如果認為我們用“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指標代替我們從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就采用的"國民收入”（即“凈產值”）這個指標是一種思想解放，那么這是從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解放”出來而回到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價值學說中去了。因為馬克思在創立他的勞動價值學說的時候，首先要證明的就是：產品（商品）價值是由參加物質生產的職工創造的，資本家只是生產職工所創造的一部分價值的剝削者。而資本家則說，價值不僅是直接參加生產的職工創造的；他們，資本家們，以及為他們服務的政治家、律師、警察等等都參加了價值的創造過程。

 

生產勞動寬派論者或許要說了：資本家是剝削者，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筑領域的人員例如律師、警察、神父等等是為維持資本主義剝削制度而服務的，而我們的上層建筑領域工作人員是社會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但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筑領域及其工作人員也是必要的。我們不要忘記了資本主義社會在推翻封建社會和發展生產力方面是起過進步作用的。

 

在這場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討論中，生產勞動的寬派論者為了把科、教、文，衛和服務行業的工作人員都算作生產勞動者，給我們的“國民收入”這個計劃統計指標加了一些莫須有罪名，簡直是制造了一場又一場的“理論冤獄”。例如，肖灼基同志把“教育部門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貫徹物質利益原則”、“使用復雜勞動力不必付費。……許多單位要人時寬打窄用，多多益善”，“教育工作者待遇低下"等等，都算作是“沒有把教育看作生產部門的弊病”。這簡直是欲加之罪不患無詞了。試問肖灼基同志：你所說的這種種弊病在工、農業物質生產企業中豈不是同樣普遍存在的嗎？可見這和教育部門算不算生產部門完全無關。

 

又如，于光遠同志把"文化大革命”中商業網點的減少，也歸罪于“國民收入”這個統計指標沒有把商業勞動算作生產勞動的緣故。這更是一場“理論冤獄"了。因為，我們的統計指標向來把商業部門算作物質生產部門，認為商業勞動者的勞動是生產勞動在流通領域中的繼續，是創造價值的。商業網點的縮減與計劃統計部門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劃分是毫無關系的。因為按照計劃統計指標的規定，商業勞動是歸入生產勞動范圍的，但是商業網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卻是大大縮減了。

 

商業網點的縮減是同封建農業社會重農輕商的自然經濟思想有關系的。這種自然經濟思想否定法會主義計劃經濟中仍然存在交換或流通過程。對于這種無流通論，我在《流通概論》的一次稿和二次稿中詳細分析、批評過，這里不再重復。^[3]我在這里順便提一提的是這種自然經濟和無流通論對社會分工和服務行業的看法。“文化大革命”時期，《為人民服務》是人人要讀，天天要讀的“老三篇”中的一篇。但是十年叫喊“為人民服務”的結果是：服務越來越差。原因是由于否定社會分工，認為接受別人的服務是做官當老爺；而為人服務卻被視為低人一等；每個人有兩條腿、一雙手，為什么要別人來侍候你呢！于是每個職工不得不在上班前或下班之后，去排長隊，買這樣，領那樣，浪費了不少時間。三中全會以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思想受到了批判，但是輕視商業服務行業的思想并未完全肅清。例如，做一個售貨員既要懂得商品學，要懂得點生產常識，更要知道流通經濟學，又要禮貌待客、研究顧客心理學。所以站八小時柜臺，不論從勞動的復雜性來說，或是從體力消耗來說，至少不比輕工業生產勞動省力。因此，我認為，對商業從業人員的要求高是對的，但是商業從業人員的工資比所有輕工業生產人員的工資低一等則未必是合適的?，F在許多青年不愿意當售貨員而寧愿當工人，這與社會上輕商思想有關系，與商業從業人員工資低也有關系；但是與計劃統計部門劃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原則是無關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經濟統計學都一致肯定商業是物質財富生產過程在流通領域中的延續；商業職工的勞動是生產勞動。

 

以上我們為兩個“理論冤案”作了平反，給“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概念扣上了資產階級經濟學概念這頂帽子；下面還想給“第三產業”這個概念也扣上一頂“資產階級經濟學概念”的帽子。

 

“第三產業”或“第三次產業”這個用語在三十年代才開始見之于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著作。在我們國內，在報刊上，在廣播、電視中，則是在近兩年來才那么頻繁地出現。但是，我把“第三產業”扣上“資產階級經濟學概念”這頂帽子，倒不是因為它來源于西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決不是閉國自守的。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中一切合理的、有用的東西我們都應該吸收。“第三產業”這個用語之所以是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概念，由于它和“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概念一樣（甚至更露骨地），滲透著資產階級本質。因為“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概念僅僅是混淆了非生產部門的再分配收入同生產部門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差別而已。然而“第三產業”這個概念就直接把科、教、文、衛服務業和國防、警察、司法等等非生產部門和工業、農業、交通運輸等物質生產部門混為一談，統統稱作獨立的產業（industry即工業）部門了。這種混雜隱藏著一個企圖：把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中的專政部門打扮成與世無爭、和善可親、為民服務的生產部門，同科、教、文、衛等非生產部門和農業、工業、交通、運輸等物質生產部門混雜在一起了。

 

此外，就是在西方，第三產業這個概念在不同的經濟學者的著作中，所包含的范圍也很不一致，有些經濟學者把發電、自來水、煤氣、鐵道、運輸等等物質生產部門，也和科教、文、衛等非生產部門和澡堂、理發等狹義的服務行業混雜在一起，籠統稱之為第三產業，其內容真是不三不四，不倫不類，莫明其妙。

 

因此，我希望今后報刊、廣播、電視不要再用第一、第二、第三產業這些概念。而用馬克思的分類法，即生產生產資料的第一部類（基本上即通常所說重工業部門）和生產消費資料的第二部類（基本上即通常所說的輕、紡工業和農業）以及商業、服務行業等等。至于科、教、文、衛等部門就是科、教、文、衛部門，不要和作為經濟部門的商業服務行業混雜在一起。

 

在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劃分中，爭論比較多，而且可以繼續討論的是服務行業的問題。這里指的是生活服務行業，至于生產服務行業，如交通運輸、物資供應、廠房和設備的修理等行業的勞動屬于生產勞動那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就是以生活服務行業的勞動而論，情況也很復雜；既不能一概算作非生產勞動，也不能一概算作生產勞動。例如日用消費品修理行業的勞動，延長或恢復了物質財富的使用期，飲食業是食品的繼續加工，這二者都屬于生產勞動。統計部門也是如此規定的。但是象理發、澡堂、電影院、旅館等等行業則是物質財富的消費行業。這些行業的工作人員提供的勞務只是幫助顧客消費了物質財富（例如旅館的房屋、家俱等等），并沒有增加物質財富。有些社會主義國家把旅游事業的勞動算作物質生產勞動。我認為把外國人來中國旅游算作生產勞動是可以的。因為這不僅為國家賺取了外匯，而且實際上這等于是我們出口了一部分消費品，是變相的對外貿易。但是我們國內的旅游事業，則是純粹屬于消費性質。這同鐵路客運的計算一樣，是可以繼續討論的（在我們的統計指標中，生產人員的客運屬于生產勞動，非生產人員的客運屬于非生產勞動，屬于生活服務勞動）。

 

末了，還想對計劃統計工作的實際問題提些意見。我想，生產勞動寬派論者所以要把科、教、文、衛和全部服務行業都列入生產部門，除了要引起社會對這些部門的重視，這一良好意愿以外，還有一個動機，那就是我們現在發展經濟是以2000年達到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千美元為奮斗目標的。然而我們的國民收入這個統計指標同西方的國民生產總值是不可比的。如何使這兩個不可比的指標成為可比呢？應該釆取兩個比較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把我們的國民收入折合成西方的國民生產總值。但是用這辦法來作比較，會使我們的實際經濟發展水平顯得偏低。因為，如同前面我們所已經說過的那樣，西方的國民生產總值有30-40%左右（即所謂第三產業的主要部分）屬于重復計算的虛假部分，而我們只有不到10%。因此，為了按照物質財富的實際生產水平作比較，還可以采取第二個辦法：把西方的國民生產總值改算為凈產值，即改算成我們的國民收入的口徑，再作比較。

 

按第一種辦法比較的時候，我們的水平同西方水平的差距會大些;按第二種口徑比較的時候，我們和西方的差距會小些。第二個口徑更接近實際情況，因為第二個口徑把“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指標中重復虛假的部分排除掉了。

 

從我們這次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關于國民收入和國民生產總值的討論中，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出這樣一個結論：社會經濟統計是介乎數理統計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一門邊緣科學？

 

過去很多同志對于社會經濟統計需要運用高等數學，似乎是認識很不夠的，認為搞統計工作只要懂得加減乘除的算術就夠現在逐漸為更多的人所知道，社會經濟統計在許多方面必須應用高等數學。例如我們在研究國民經濟綜合平衡、計算投入產出,計算部門間的連鎖反映，或者物價漲落的連鎖反映的時候，就必須應用運籌學，應用線性規劃；在搞抽樣調査的時候，又必須運用概率論的原理，等等。我們必須讓盡可能多的中青年統計干部補好高等數學這門功課。

 

但是，社會經濟統計又是一門經濟學，而且是政治經濟學。這從我們的這次討論中就可以看得出來的：討論的中心問題是什么指標能夠更好地反映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是我們計劃統計工作中向來沿用的“國民收入”這個指標，還是“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指標。但是牽涉到的問題幾乎無一不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例如什么是生產勞動？什么是非生產勞動？什么是初次分配，什么是再分配？折舊能不能算作新創造的價值？為什么會把來源于財政開支的消費基金混淆為新生產的國民收入？效用或貢獻和經濟價值是不是一回事，等等。

 

社會經濟統計有定性和定量兩個方面；而定量計算是在定性指導下進行的。如果定性定錯了，例如把精神生產的勞動當作物質生產勞動統計了，把再分配收入當作初次分配的收入了，把消費支出當作生產收入統計了，那么這個統計數字即使算得很精確，也是非但無用而且是有害的?，F在國外對經濟計量模式的研究很流行。但是，即使在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界，不同的經濟學流派所研制的經濟模式也是各不相同。例如凱恩斯學派的經濟模式就不同于弗里德曼學派的經濟模式。這證明：定量總是在定性指導下進行的。因此，社會經濟統計學雖說是數理統計學和政治經濟學之間的一門邊緣科學；但是它是社會科學的一個學科，而不是自然科學的一個學科。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派有立場、觀點的差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因此，我們在借鑒西方經濟模式的時候，更不能生搬硬套。

 

參考文獻

 

［1］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74頁。

［2］肖灼基：《應該把教育看作生產部門》，《人民日報》1980年2月2日。

［3］《流通概論》第一稿（1963年4月），見拙著《社會主義經濟的若干理論問題》第202頁，第二稿見《財貿經濟》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