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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即使拜登勝了,美國民主制度也是“昏慘慘似燈將盡”
點擊:  作者:張維為 范勇鵬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  發布時間:2020-11-18 08: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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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2020年的總統大選真是讓世界人民開了眼,今年的大選可能會陷入一場‘憲政危機’。”

“20來年美國一路走衰,其民主制度也一路走衰,正使我想起了中國名著《紅樓夢》中的那句名言: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

“不管誰當選,其實都改變不了美國今天的困境。”

美國大選前的11月2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78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副院長范勇鵬教授一起對美國的“憲政危機”進行解讀。


張維為:9月30日晚上,特朗普和拜登舉行了總統大選的第一場辯論。剛結束,CNN的主持人就感嘆:“這是有史以來最混亂的一場總統競選辯論”。特朗普不停地打斷拜登,90分鐘打斷了73次。兩人都對對方進行了人身攻擊,特朗普罵拜登“低能”、“弱智”、“讀書的時候成績很差”,拜登罵特朗普“小丑”、“美國有史以來最差的總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做的一個民調顯示,83%的觀眾對這個辯論是持負面的評價,只有17%的觀眾有正面評價。對于“誰贏了今晚的辯論”,48%的觀眾認為是拜登贏了,41%認為是特朗普贏了。對于“這場辯論讓你感覺如何”的問題,69%的觀眾感到非常心煩。

實際上,這只是美國民主全面走衰的一個象征而已。回望過去20年,四樁大事大致可以概括美國民主一路走衰的過程首先是2001年“9·11”事件后,小布什總統發動的兩場糟糕的戰爭,即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這里有一個背景情況,小布什是2001年上臺的,冷戰結束后,美國成了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小布什希望利用美國的絕對優勢,特別是軍事優勢,向全世界輸出美國模式,實現美國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他明確主張美國可以“先發制人”。“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更是聲稱,只有通過對中東地區的民主改造,才能根本性地解決恐怖主義問題。

于是,美國發動了所謂“大中東民主改造進程”。通過伊拉克戰爭,小布什明確表示,他要使伊拉克成為中東地區民主建設的樣板。當然,這些戰爭不僅給卷入的國家帶來了動蕩和災難,也重創了美國自己的軟硬實力。伊拉克戰爭最保守的估計是造成了十多萬平民的死亡。根據美國布朗大學2020年發布的一個研究報告,自2003年3月伊拉克發戰爭爆發到2007年的5年時間內,原來在阿拉伯世界處于領先地位的伊拉克的國家社保體系、公共衛生體系、國家教育體系幾乎都被美國所謂的的“民主輸出”及其引發的戰火所摧毀。伊拉克國內的教派沖突、恐怖襲擊、惡性黨爭也使這個國家長期陷入動蕩之中。

同時,伊拉克戰爭也給美國自己帶來沉重的代價。美軍在伊拉克死亡4400多人。盡管現代醫療提高了重傷士兵的存活率,可許多受傷的士兵終生都需要醫護照顧,這個數量遠遠超過以前。根據有關統計,如果把受傷軍人醫療和醫護費用都計算在內的話,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開支大約為3萬億美元。

不久前,兩位資深的美國的歷史學家,一個叫弗雷·帕迪,另外一個叫安德魯·巴切維奇,在《外交事務》雜志發表文章,認為美國在國際上濫用武力是美國走衰的主要原因。但他們也注意到,無論是特朗普,還是拜登,都“不打算將外交政策非軍事化”。兩位學者質問:為什么以如此巨大的人力、財力損失為代價進行了這些很不成功的戰爭之后,在大家普遍都認為美國是犯了錯誤的情況下,建制派內部還是沒有做出深刻的探討?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想美國災難性的軍事失誤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美國的政治制度為什么無法阻止如此荒謬的決策?一個任性的總統為什么可以這樣為所欲為,隨意地發動兩場愚蠢的戰爭?這樣的制度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這個國家怎能不走衰呢?當然,背后更大的原因,我想恐怕是小布什所代表的美國軍工集團與石油集團的利益。我想這些問題是美國現在政治體制難以解決的。

第二個事件就是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它以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閉為標志,重創了美國的經濟和制度自信。一般估計,這場危機給美國帶來損失至少14萬億美元,美國家庭凈資產減少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這導致絕大多數美國家庭的凈資產到今天還沒有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這個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之廣,復蘇過程之慢,經濟損失之重,都為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以來所罕見。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有識之士都把矛頭指向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特別是政府對金融監管的嚴重的缺位,還有各種所謂的金融創新和衍生品的泛濫。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危機爆發后坦率地承認,他處于“極度的震驚和難以置信”的狀態,因為“整個理智的大廈”已經崩潰,他不敢相信自己對市場的信念,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理解是錯誤的。小布什政府本身在危機爆發前對危機沒有預測,危機爆發后也沒有良方來應對。2011年還爆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聲討1%的貪婪(之徒),以及他們對99%的美國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后來這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特朗普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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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1年9月29日,“占領華爾街”的參加者在紐約金融區附近地區舉行抗議活動(圖源:新華網)】


第三個事件是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執政風格大家已經非常熟悉了,其特點是國內搞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他能夠肆無忌憚地公開稱:“我可以站在紐約第五大道的正中央向人開槍,也不會失去任何選民的支持”。

在特朗普領導下,美國民主模式越來越民粹化、極端化,政治人物之間的競爭變成了你死我活的競爭,雙方都想把對方投入監獄。領導人毫不在乎國家的信譽,在國際上大搞單邊主義、美國優先,不按常理出牌,不按國際規則辦事,不停地退群,使美國在世界上處于日益孤立的境地。根據美國皮尤中心9月16日發布的今年6至8月世界信譽度調查報告,特朗普的國際信譽度在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中排名倒數第一,世界上大概只有16%的民眾對他表示信任。而且法國、德國、英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美國所謂盟友,對美國的好感也降至歷史最低點。相比之下,奧巴馬擔任美國總統時期的信譽度一度曾經高達6成。

第四件事是美國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極差,我稱其為“荒腔走板”。美國的疫情應對如此之差使美國成了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無論是染人數還是死亡人數都為全球之冠。加之黑人弗洛伊德被美國警察施暴致死又引發了席卷美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運動,這一切都把美國民主制度的重重危機暴露在世人面前。

 

美國作家、《大西洋》雜志特約撰稿人喬治· 帕克寫了一篇文章,叫“我們生活在一個失敗國家”。里面專門講到美國一路走衰的關鍵幾步,和我的觀點高度一致。他說首先是2001年的“9·11”事件,美國小布什忽視了之前的美國情報部門的預警,之后10月就發動了阿富汗戰爭,2003年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兩場戰爭給美國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又“催生了老百姓對精英階層的怨恨”。接著,2008年新自由主義帶來的金融危機使美國百姓的財產蒙受巨大損失,但國會卻通過了救助法案,去挽救那些造成這場危機的華爾街的金融大鱷。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處在中產與底層的美國人則債務纏身,失去了工作、房子、和退休儲蓄。所以他們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痛苦以及對美國政治精英、社會精英的憤怒。

這種情緒又把特朗普這樣的極端主義領導人推上了政治舞臺,而他顯然還是優先考慮股票、選票,以及資本的利益。帕克這樣說,一個騙子和一個智力已經破產的共和黨,領導著一個無效的政府;在這個國家的各個地方都彌漫著一股憤世嫉俗的疲憊的情緒。你看不到人們有共同的身份認同或者共同的愿景。這場疫情災難把美國社會的深層問題暴露無遺,特別是政治極化、社會不公、種族矛盾、貧富差距、沒有全民醫保等等。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跌跌撞撞地進入了2020年的總統大選,真是讓世界人民開了眼,越來越多的分析家認為,美國今年的大選可能會陷入一場“憲政危機”。最近這段時間,雙方陣營都在不斷地放出風聲,不準備認輸。這在美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2016年選舉的時候,特朗普到了最后一刻才表示不準備認輸,要看選舉到底公正還是不公正。但這次是大選還沒有開始,雙方團隊似乎都開始做不認輸的準備。比如說,因為疫情,這次郵寄的選票要被大量使用,可特朗普已經說了很多次,民主黨可能操控郵寄選票。他還說,如果拜登得票多,那一定是因為郵寄選票作假而導致。特朗普因此一口咬定,如果自己落選,一定是民主黨作弊的結果。他的顧問甚至向他建言,如果競選失敗,應該動用1807年的《反叛亂法》,把民主黨的幾位大佬抓起來審判。

大家知道,美國選舉制度是贏者通吃的選舉人團制度,過去,民主黨的兩位候選人戈爾和希拉里都是在美國普選支持率是高于小布什和特朗普的情況下敗給了這個制度,未能當選。所以這次我看到,希拉里講得非常直白:“拜登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承認敗選,因為我認為要拖延時間”,她還說“我相信最終他將會獲勝的。”希拉里用的理由是,郵寄投票本身就可能會延長選舉的時間,要等到票數統計完畢,才有結果。此外,她說美國憲法中有這樣一條,就是第二十修正案。如果時間到第二年的1月20日,仍然沒有一個選定的總統,無法按時就職的話,美國國會眾議院可以決定下一屆的總統。在這個決定出來之前,由于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和副總統的任期已到,現任美國第三號領導人,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可以自動變成美國總統。即使最后由眾議院來決定總統人選,民主黨在眾議院占多數,拜登也肯定會勝出。

美國選舉政治有個說法,叫“十月驚奇”(October surprise),也就是說在選舉年,11月投票前的10月,很容易爆發可能影響選舉結果的突發性或者戲劇性的事件。過去人們猜測這一次會不會是臺海危機或者南海危機,但現在看到的最突發的事件是特朗普突然感染了新冠肺炎,然后又很快地、奇跡般地“康復出院”,隨即又投入競選。眾議院議長佩洛西10月8日表示,要成立一個審查特朗普“是否有能力履行總統職責”的委員會。總之,兩黨斗爭越來越激烈,因為留給他們爭取選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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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10月19日,特朗普在亞利桑那州對支持者們說,自己在吃完治療新冠肺炎藥物后的第二天感覺自己就像超人一樣(觀察者網視頻截圖)】


在11月3日舉行大選的這一天,美國人能否選出一位新的總統?縱觀美國媒體和專家的評論,答案不容樂觀,多數人都擔心會出現一場嚴重的憲政危機。美國《時代周刊》最近刊文稱,在一般的預想中,要么是拜登繼續延續現在的民調優勢,直至勝利,要么是特朗普“魔術般”地成功連任。但現在,人們不得不考慮第三種場景,就是選舉結果沒有立即產生,美國這個國家開始進入持續數周,甚至數個月的不確定階段。文章說,“想想我們今年一年都經歷了什么,能對2020年干凈利落地完成這么一件事情抱有期待嗎?”還說,美國人應該為可能出現的選舉混亂、重新計票、激烈的法庭斗爭,甚至騷亂做好準備。

美國戰略分析家烏麥爾·哈克也預測,美國這次大選可能會出現四種結果,總體形勢不容樂觀。

第一種結果,也是他本人最希望看到的結果,就是拜登大勝,特朗普輸了,而且票數差距巨大。但他認為特朗普很可能不接受這個結果,而且共和黨多數人和特朗普的鐵粉還會繼續支持特朗普,甚至采用暴力的手段來進行抗議,美國可能會因此經歷幾個月動蕩,但最終特朗普失去權力。這是第一種可能。

第二種結果是:拜登微勝,特朗普輸了,但票數差距非常之小。如果這種局面出現,他認為特朗普陣營會發起一系列的法律戰。他們會在一個個有爭議的市、鎮、州要求重新計票,最后還要最高法院來裁決。而現在最高法院的組成有利于特朗普,最后可能是特朗普當選。這個過程也可能長達數月,而且伴隨混亂乃至騷亂。

第三種結果,可能是特朗普微勝。他可能輸掉普選,但贏得選舉人團。對于特朗普來說,這就是他的絕對的勝利。作者承認,選舉人團是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最大弱點。如果出現這樣的結果,很多美國人會感到被欺騙,許多地方可能發生反特朗普的騷亂,但特朗普會派出他的民兵和突擊隊進行鎮壓,就像在波特蘭最近發生的一樣,用毆打和催淚彈讓示威者逐步消失。

第四種情況就是特朗普大勝,既贏得了普選,也贏得了選舉人團。作者認為這意味著一個獨裁者在美國再次上臺。無數人會上街抗議,但特朗普一旦像獨裁者那樣擁有著權力,控制著從執法到內部安保,法院和司法體系等等的國家機器,最終可能多數百姓對他當選也無能為力。

這四種情況都意味著較長時間的混亂和危機,與此同時,新冠疫情、經濟大蕭條、社會瓦解、中產階級崩潰也同時在發生,而這期間美國可能沒有真正的領袖。所以哈克先生的結論是:現在什么都可能發生,這四種結果中的每一種發生的概率大致相等,絕不是好事情。

在這四種結果中,除了第一種,也就是拜登大勝,其它三種都會以美國民主體系的衰亡而告終,無論是緩慢地,快速地,還是突然地。換言之,這位分析家認為美國民主制度有75%的概率是衰亡。即使拜登大勝了,美國這個民主制度,用他的話說,只是在“疾病纏身”的狀況下延續,或者叫做茍延殘喘總之,20來年美國一路走衰,其民主制度也一路走衰,正使我想起了中國名著《紅樓夢》中的那句名言: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但究竟11月3日及其之后會發生什么,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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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勇鵬: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很快就要揭曉了,大家最關心的都是誰能當選。但是我個人認為,不管誰當選,其實都改變不了美國今天的困境。這個困境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其制度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根源。

那么,我就借著談這次的美國總統大選,跟大家來重點聊一聊美國的總統制。

總統制是美國人的一個發明,也是美國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從誕生的那天起,它就飽受爭議。但是,即使是在中國,也有不少學術文化界的精英十分推崇這種三權分立的總統制,習慣性地美化和追捧美國的制度。

比如,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美國制度講究立法、行政、司法這種三權之間的分立和制衡、反對黨會制約執政黨、任期制避免了權力的專橫、民選總統實現了民主等等。這些說法里面都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

首先,我們先從三權分立談起。它有一個致命隱患,就是國會和總統它兩家都是從投票里面獲得權力,那么在法理上究竟誰更能代表“人民”?這就是一個問題。所以當國會和總統發生沖突的時候,誰手里的牌更大?實際上在美國的制度里邊沒有一條能有效解決這個沖突、實現共識的一個原則。

當然了,美國還有一個象征司法權的最高法院。它代表著統治階級的最高意志,并不是由選舉產生。在一定情況下,最高法院可以履行最終權威的獨裁功能,這也是所謂憲政制度的一個主要特征。但是這就又產生了一個問題:所謂的民主選舉原則和司法裁決兩者之間的深層矛盾怎么解決呢?其實在美國制度里面這是沒辦法解決的。

其次,我們再來看一下經常聽到的“反對黨制衡總統權力”的說法。這其實十分荒唐。因為在美國的制度里,根本不存在執政黨和反對黨的概念。美國制度的主權性質十分模糊,所以我們不能說總統的黨就是執政黨,也不能說國會參議院或者眾議院多數的黨就是執政黨。所以這個制度它有一個潛在的要求,就是這兩個黨不能發生尖銳的對立。一旦出現黨爭,就會出現嚴重的問題。這個制度對國家安全和資源條件有非常高的要求,統治集團必須都能夠活得很好才能夠運轉下去。所以英國有政治哲學家白哲特曾經講,美國就是因為遠離其他國家,經濟條件良好,沒有什么可斗爭的目標,它的制度才可以勉強運行。一旦出現考驗,美國制度的不協調就表現出來了。法國的托克維爾也講,美國制度也就是放在美洲(才能夠運作),如果拿到歐洲來是生存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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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維爾像(圖源:搜狐網)】

第三點,很多人認為美國的總統制是一種比較民主的方式,因為是由人民選舉總統。可是,美國的總統并不是由人民直接選出來的,而是通過選舉人團進行的間接選舉。得到多數選民票的,不一定能夠得到多數的選舉人票。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出現過多次,我認為今年有可能再次出現。剛才提到的白哲特就曾經很直白地講,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就是一場鬧劇,是一個騙人的東西。另一方面,美國總統制導致了選舉中贏家通吃的原則。只要你拿到一個選區的多數票,你就可能拿到所有的選舉人票,輸家什么都得不到。

我們來對比一下歐洲。歐洲比較流行的是比例代表制選舉。各種政黨都會擁有相應的代表權,只不過是有的黨比別的黨席位多一些而已。顯然它比美國的選舉制度要更民主一些。

美國在今年的疫情應對上表現得如此之差,絕不是某一個黨或某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美國這個制度病根的一個大爆發。當然,我今天只講到了很小的一部分,主要講到了橫向的三權分立的一些問題。我覺得,美國聯邦制所造成的縱向的權力分隔,包括兩黨之間的黨爭,在今年疫情應對失敗中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最后我總結一下,一些人總是在講美國制度的原則是一種所謂的普世價值。我建議大家可以看一下美國著名學者羅伯特·達爾的一項研究。老先生把22個他所謂的西方穩定民主國家做了一個橫向比較,結果發現美國制度模式應者寥寥,比如,采取美式兩院制立法機關的只有3個,采取美式司法獨立的只有2個,采取美式兩黨制的只有3個,采取美式總統制的,大家猜有多少個呢?0個。

所以,這一條所謂的普世價值其實只是蒸汽機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個陳舊制度原則。在21世紀的新挑戰之下,這個制度還能走多遠?我覺得今年的大選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察點。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兩位教授剛才的演講。范教授特別介紹了美國政治制度的一系列設計。單看這個設計似乎也挺嚴絲合縫的,但事實上在我們細致觀察之后,越來越多地能看到其中的一些問題。其實美國學者現在也在說,現在的美國社會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會產生美國的“憲政危機”。請范老師解讀一下,“憲政危機”指的到底是什么?

范勇鵬:很多人覺得有憲法就是憲政,其實不是的。憲政的定義是非常嚴格的,就是指少數可以通過合法的憲政程序來否決多數的意志。大家可能覺得保護少數權利是很正義的一件事,對吧?但“少數”其實是一個中性詞。在實際生活中,少數往往代表某一個權勢集團,或者資本家。他們就用這種所謂的憲政來維護自己最終的權利門檻。如果國家的制度結構、基本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或者權力分配的整個機制受到了威脅,我們就把這種情況稱之為叫“憲政危機”。

張維為:用中國通俗的話,叫傷筋動骨。

主持人:動到根本了。

范勇鵬:對,動到國本了。我覺得今天的美國已經非常接近這個狀態了。

主持人:特朗普上臺之后這段時間,到底是哪些“亂拳”就把這個設計當中的漏洞給完全暴露出來了呢?

范勇鵬:其實制度的設計跟人的身體一樣。在你十二歲、十三歲的時候,身體有點小毛病都沒什么問題,但是年紀一大就吃不消了。不過,特朗普確實起到了一些催化(作用)。他上臺之后,打亂了很多政治規矩。我在美國接觸過的一些政治家和議員都說,一個總統任上能不能做成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跟國會是什么樣的關系。特朗普這方面就做得不太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兩黨之間的黨爭已經算是“登峰造極”了。

第三點,以前統治集團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是有一些深層默契的,很多問題就容易解決。可現在他們之間已經到了“刺刀見紅”的地步,問題就不容易解決。

第四點,白宮和行政機關的關系變差了。雖然一些官員是總統任命的,但他們不一定完全聽總統的話。10月初,特朗普就批評了蓬佩奧和巴爾,覺得他們在“郵件門”的調查中沒有取得他想要的進度。

第五點,特朗普的這一個任期使美國財政進一步惡化,導致很多問題的轉換空間沒有了。

最后一點就是特朗普的一個巨大“貢獻”,他挑動了美國不同身份和不同價值觀的對立。其最大的影響是在美國國內和在國際上把美國這一二百年來所塑造起來的意識形態的畫皮給戳破了。我覺得這應該是對美國的制度產生傷害最大的一件事。

 

張維為:我又要講我跟福山十年前的辯論了。當時我就說你們這個制度是前工業革命時期農業社會的制度,已經嚴重不適應現代社會了。這次疫情把問題暴露得清清楚楚,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關系到現在沒有理清。過去他們吹牛,說你看我們的制度多好,眾議院是根據每個州的人口比例選出眾議員,參議院是不管人口多少,每個州兩個,但現在的美國社會跟兩百多年前完全不一樣了,那個時候美國人口才幾百萬,現在加州就有將近三四千萬人,小一點的緬因州也有一百多萬人。可大家都還是只有兩個參議員,已經不能有真正的代表性了。但這些制度到現在都改變不了。

主持人:剛才范老師講到一個詞,我覺得很重要,就是“共識”。總統選舉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尋求共識的機會。不管是誰上臺,都要凝聚大家的共識,要把這個國家建設好。但恰恰在美國選舉的時候,我們觀察到他們利益的對立非常尖銳,共識也完全建立不起來。在兩位的觀察中,美國民主制度暴露出來的這個問題,有沒有這種修整的可能?

張維為: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很多文章都在講怎么對美國的民主制度進行改革和修整。我最近在看的斯蒂格利茨寫的《美國真相》就提了很多建議,但總體上非常之難。主要就是資本的力量對政治的影響太大,是根深蒂固的。另外,美國的法制“走火入魔”以后,就導致了進行任何的改革之前都要對程序進行改革,可程序改革都進行不了。想要減少、增加一個眾議員或者參議員是不可能的,光是啟動這個程序都做不到。所以我是比較悲觀的。

范勇鵬:我也很悲觀,所有的制度都是一個閉環,其內在的邏輯是要求自洽的。我們客觀地比較,就會發現中國的制度特點是特別擅長改革。我們上面有一個總的大原則:黨的領導,為人民服務,下面很多是可以調的。美國的制度跟我們對比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剛性。

在當年制憲會議上,一些商人、資本家、和土地持有者想出的憲法采取了代議制的方式。但是代表權既然被有財產的人拿到了,將來有一天可能也會被沒有財產的人拿到。當時一個制憲代表叫麥迪遜,后來也做了美國總統,說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這個制度給設計得足夠復雜,讓后世永遠改不了。如何復雜呢?就是在這個制度里邊加了各種各樣的制衡,叫Check and Balance,然后加了各種各樣的否決點,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想改一個東西是改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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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麥迪遜像(圖源:搜狐網)】

張維為:我補充一點,實際上美國這個政治制度在當初設計的時候,是一種共和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它的指導哲學就是防止多數暴政,保護少數人。贏者通吃的選舉人團制度是刻意被制定出來的的。總統候選人可以在全國拿到普選的多數,但可能拿不到選舉人團的多數。

所以總結一下,我前面講了,美國的政治制度是一個是農業社會的制度,在現在的信息社會適應不了。一個當初是為了保護少數人的制度卻要為多數人謀利益,很困難。

主持人:對,這就是一種天然的結構上的矛盾。非常有剛性,改變空間極小。我們接下來再開放現場觀眾的討論,聽聽大家有一些什么樣的觀察點。

Q1:三位老師好。我叫張譯心,是一個自媒體工作者。我的問題是,剛才老師講到美國可能會在未來陷入某種“憲政危機”,但是我們都知道,美國是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的一個領頭羊,那么如果它真的陷入到“憲政危機”之后,會不會有一個連鎖反應,讓其它的西方國家可能也出現某種政治體制的危機呢?今天的西方世界到底在面臨一個怎樣的未來呢?謝謝。

張維為:我對西方制度長期以來都是不看好的,因為我覺得它有基因缺陷。就算不一定出現跟美國一樣的這種“憲政危機”,可能會出現別的危機。西方的制度有三個基因缺陷,第一,它預設人是理性的,會投出莊嚴的一票。這個就導致現在我們看到非理性的選民做出的各種各樣的選擇,包括選特朗普上臺。第二,權利是絕對的。這是我的權利,那么我一定要捍衛我的權利。所以我們看到西方國家都出現了政治極端化的現象。人們互相斗,互不相讓,否決點特別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第三,程序是萬能的。只要程序對,什么都對,因此沒法進行改革。只要改革就要修改程序,而修改程序可能幾年都爭論不休,最后導致出現各種各樣的危機,比比皆是。

范勇鵬:客觀地講,今天地球上所有的制度都面對著挑戰,但是總體上西方的制度可能現在表露出來的敗相更多一些。不過,美國和歐洲也是很不一樣的。后者和前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它的權威性比美國強。只要愿意找,我們總能找到歐洲大陸很多國家的最終權力放在哪里,不管是國王還是議會。美國是找不到這樣一個最終的權威點的。所以,當面臨挑戰的時候,這樣一個沒有核心權威,沒有領導力的制度,可能要比歐洲更慘。

只是我們還要認識到一點,歐洲這個制度能生存到今天是離不開美國的。如果沒有美國,歐洲的制度可能一戰、二戰就已經失敗了。換言之,它一直在美國的羽翼之下。如果美國真的退縮了,或者失敗了,歐洲人會怎么做?我覺得他們大概率會和美國切割,會更多地向歐亞大陸的傳統來轉變,因此歐洲的制度可能會朝著一個新的方向產生演進。

Q2:幾位老師好。我的名字叫孫欣然,我是來自倫敦大學學院的一名學生。我的問題是,在特朗普的任期內,美國政府多次出現了停擺的情況,也出現了超過30天的停工。如果兩位總統候選人都認為對方不具備公正性,那么可能會出現“雙總統”的情況嗎?它會如何影響美國民眾,以及美國的企業?謝謝。

張維為:我先回應一下她講的政府停擺。美國國會經常出現和總統對抗、對立的情況。總統每年提出政府下一年度的預算時,是需要要國會批準的。去年美國政府停擺就是因為特朗普要修墨西哥邊界墻的預算美國國會不給過,結果就導致了30天的(政府)停擺。這種情況在歐洲相對要少一些。我想如果真的出現嚴重的“憲政危機”的話,美國經濟肯定會受影響。

上次拜登講到美國有這么幾個危機:前所未有的疫情、前所未有的經濟大衰退、前所未有的種族矛盾、前所未有的氣侯變化問題。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領導人和有效的政府,這么多問題是無法妥善解決的。就民調來看,雖然拜登“出線”的概率比較高,但我想他并不是個強有力的領導人。所以我比較悲觀。

范勇鵬:當然“雙總統”是不可能的。法律上只承認一個總統。可是,當雙方的爭議解決不了的時候,就會發生各種各樣的斗爭,這就會導致美國的社會動蕩不斷。不管是企業還是普通老百姓,在這種狀態之下都是沒有辦法安居樂業的。

主持人:其實最后承受這些代價的全部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美國大選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但我們知道這個節點之后還有很多。對美國的觀察,我想還在持續當中。也非常感謝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也謝謝我們現場的觀眾,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主講嘉賓: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范勇鵬,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東方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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