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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冀平：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探疑的兩個重點問題

點擊：作者：石冀平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11-18 08:23:06

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這種批判不僅僅表現在批判的對象性上，而且要表現在其具有反身性自省上，其意義在于不斷根據實踐的演進對理論自身加以完善。事實上真正的科學理論都是可以探疑的，既可以對其提出探討性疑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既然聲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必須秉承這一理論特質。然而針對長期以來存在的理論與實踐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對稱性，在對策性研究中，對實踐的探疑性多一些，對理論本身的探疑遠遠不夠，而且對理論的探疑也很難登堂入室，官辦課題更是將其逐于草野，其原因可能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屬于威權性理論范疇，對此探疑等同于挑戰威權，所以投鼠忌器。這是一種誤判，實際上正確的探疑是完善理論進而鞏固其威權性的必要手段。況且拒絕對理論提出探討性疑問也不是科學的態度，中共決策層提出理論的徹底性就是要求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這當然也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理論是指導實踐的，將實踐中的問題完全歸咎于操作層面的問題，回避理論本身的可探疑性，起碼邏輯上是不自洽的。況且從歷史脈絡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并非純思辨的理論創造，而是決策層根據歷史實踐做出理論判斷和政治決斷，理論工作者在此基礎上進行的理論構建。理論判斷和政治決斷即使百分之百正確，依據這種理論判斷和政治決斷的理論構建卻很難保證完全正確，起碼很難保證對這種理論判斷和政治決斷完全準確地加以闡釋。況且實踐是歷史的實踐，而歷史是發展的，因此任何政治決斷和政治判斷也有其時限性。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可探疑性是無可置疑的。如果能夠秉承科學精神對此加以承認，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之幸。因為這將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不斷完善和發展奠定基本的前提，從而更加有利于正確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

依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原則和現實存在的問題，探疑的重點首先要定位在所有制問題上。這是一個似乎已經有權威理論定論同時又頗具爭議性的問題，在所有制問題上權威理論定論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爭議性則表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公有制的定義出現歧義，如認為民有就是公有，進而簡單地將股份制等同于公有制。在此問題上原本權威理論是將控股權掌握在誰手里作為判別標準的，可是股份化改革基本完成后，主流經濟學界中堅決反對“一股獨大”之說甚囂塵上并付諸實踐，大量國有企業放棄控股地位，以至于目前在主體所有制結構上有與西方國家趨同之勢。這一趨勢強大到甚至強力文宣部門都不敢直面，如在關心國家改革趨勢和前景的社會群體中，在所有制問題上的最大疑惑明明是現在公有制還是主體嗎？回答這一問題本來不難，只要拿出實證數據證明就行。可是由于理論上對公有制定義的歧義，以及國企的大量改制，以至于強力文宣部門推出的一本據說能夠給廣大干部群眾答疑解惑的權威理論文本，在此問題上也只能顧左右而言他，重申權威的政治承諾：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搞私有化。事實上在公有股大比重放棄控股地位的背景下，將股份制直接指稱為公有制面臨的最大理論難點或者說理論尷尬是：為什么股份制在中國就是公有制，在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私有制？如果回答：因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股份制在中國就是公有制。這顯然是循環論證，因為在股份制占主體地位的背景下，要證明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首先就要證明股份制是公有制。當然理論界也有人認為西方國家的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資本主義已經發生質變。如果此說成立，那么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就只有最后一項工作：慶祝公有制的勝利。這顯然不是事實，西方主流理論界也從不接受這頂紅帽子。一些自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此自作多情，不知何意。在所有制問題上，第二個問題來自于理論與實踐的不對稱性，既在理論宣傳上要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然而檢索一下各種媒體對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的文宣報道，幾乎連篇累牘地是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對公有制經濟的報道則以改制為主。甚至國家在個別領域對所有制結構的微調，也被主流學術界指責為“國退民進”，以致連有關主管部門也承諾絕沒有“國進民退”，好似虧理一般。似乎權威理論沒有承諾過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和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既然公有制是主體而且要毫不動搖的發展，國進是很好的事啊，政府怕什么？至于民退與否是資本家自己的事，與政府何干？只要政府不干涉合法合規經營的私企即可。在所有制問題上要防止這樣一種理論脈絡出現：由“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濟共同發展”過渡到“兩個毫不動搖”，又由“兩個毫不動搖”過渡到事實上的“一個毫不動搖”。這里關鍵是要在理論上闡明公有制為主體與“兩個毫不動搖”的關系。這是最大的難點之一。因為根據公有制為主體的理論排序，公有制顯然是優先的。可是根據“兩個毫不動搖”的理論排序，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又是并列的。這個問題搞不清，在目前主流理論界廣泛存在私有化偏好（甚至一些地區和主管部門也是如此）的學術背景下，上述理論脈絡不出現都難，而這種理論脈絡對實踐的影響結果是什么則是不可言喻的。

理論探疑的第二個重點是收入分配理論與實踐。在馬克思的理論邏輯中收入分配理論屬于衍生性的理論范疇，它只有相對獨立的理論意義。這一理論要依托于所有制理論，收入分配理論與所有制理論有著緊密的邏輯關聯性。這本屬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常識問題，權威的理論解釋也確實體現了這一邏輯關聯性，用所有制結構理論對應收入分配理論。既“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決定“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可是當面對日益加重的社會貧富分化時，主流的理論解釋卻把原因推到所謂的國企壟斷和國家占有國民財富過多上。由于壟斷性國企在主流學界眼中是所謂公有制的最后堡壘，所以事實上這是將社會貧富分化原因推到了公有制身上，應對之道就是私有化。當然他們比較策略的說法是“反壟斷”。主流學界一貫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無物，可在貧富分化問題的分析上倒也用了所有制分析的思路，只不過結論相反：是公有制導致了貧富分化。當然國企并非沒有問題，但問題并不在于壟斷。因為國企壟斷大部分屬自然壟斷，國企不壟斷就會私人壟斷。難道讓私人資本家壟斷就會避免社會貧富分化？在貧富分化問題上，還有一種解釋則是以庫茲涅茨曲線作所謂根據，認為目前的貧富分化是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它也必將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緩解和解決。然而庫茲涅茨曲線只受到少數發達國家經驗數據的支持，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經驗并不支持這一曲線。還有認為貧富分化體現的是效率效應，符合效率優先的原則，窮人不應仇富。然而窮人仇的不是富而是仇的一些人的致富方式。效率優先的目的也并不是要導致貧富分化。面對以上理論解讀，起碼有兩點值得指出和重視，一是如果真正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無論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看都不應出現嚴重的社會貧富分化，目前的情況起碼表明在探討分化原因時，已經不能把公有制是否還是據主體地位的問題排除在研究選項之外；二是不管社會主義具有什么樣的特色，其本質都必須是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應是分配理論的探討主軸。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并不意味著共同富裕僅僅是將來的目標，從而將其虛置起來。共同富裕更是一個現實追求的過程，離開這一現實追求，共同富裕只能是畫中餅水中月。同時這一追求也并不僅僅包含生產力的發展，還包含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堅持和完善。生產力的發展只是財富量的增長，共同富裕還必須依托財富的分配制度，而后者又是由基本經濟制度決定的。目前在此問題上最大的理論難點是：現在力圖用市場經濟體制來實現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然而市場經濟的基本機制所謂優勝劣汰的分化機制，市場經濟本身并不存在共同富裕機制。先富幫后富理論提出的歷史背景和依托的制度背景是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在中國經濟轉型基本完成，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分化已經形成的現實背景下，如果國家尚能保持較大的調控能力，在平衡地區經濟差距方面先富幫后富尚有可操作空間，但先富幫后富已不可能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在理論上它也不可能成為首選，因為它已經缺乏體制依托。當前脫貧攻堅戰中主要擔當主體是國有企業，而不是所謂的先富階層，就是證明。應當坦然承認這一點，這是解決問題探討新路，實現理論和實踐創新的前提。況且先富后富之說本身就存在定義問題，古今中外只要存在社會分化，富人就是富人，窮人就是窮人。把窮人稱為后富是要否定窮人存在嗎？按此邏輯為什么不把國家級貧困縣稱為國家級后富縣？此概念的提出者之所以當時不直接用富人幫窮人來表達，是因為知道此論有問題，如果此路可通，富人作為一個階級真愿把窮人提升到與他們一樣的位置，當年的中國革命純屬瞎掰。

目前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存在以上兩大問題的原因在于，該理論的構建回避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核心理論基礎——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構建之初，體制內主流學者就按照某種意圖，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進行所謂深化研究。而研究結果的本質則是回歸到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生產要素論。對這一否定勞動價值論的所謂研究結論，廟堂雖未直接給予肯定，但已通過將資本家定義為社會主義建設者并允許加入執政團隊做出了正面回應。這樣一來，在廣泛存在雇傭勞動關系的中國社會，居然不對剝削關系的存在給予確認，甚至加以否認。這種理論和政治景觀必然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構建邏輯帶來致命缺陷：既然不存在剝削關系，為什么還要公有制為主體？難道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是為了避免剝削關系占主導地位嗎？這一致命缺陷帶來的制度后果就是制度的近乎顛覆性的重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事實上近乎喪失。邏輯很直接，既然私有資本不存在剝削關系，就不必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執政團隊也可對此心安理得了：我們沒有背叛馬克思主義，我們的制度重構沒有恢復剝削關系。而這種制度重構反過來又對理論宣教和執政團隊政治定位產生扭曲性影響。在理論宣教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高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教育中。由于回避乃至否定中國存在剝削制度，在涉及剩余價值論的講授中，很多教師就會回避這一理論的現實指向，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這樣一個疑問：為什么中國的雇用勞動制度不存在剝削？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不具有普適性嗎？對執政團隊政治定位產生的影響主要在于團隊的階級性色彩的淡化，由于回避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存在，而且資產者也被定義為勞動者并吸納為團隊成員，工人階級在執政團隊中階級排序的優先地位事實上被虛化了，當然這也是現實社會的真實反映。執政團隊的全民色彩凸顯，執政團隊的階級代表性也逐漸為全民代表性遮蔽，“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這一遮蔽性（資產者也在人民之列）的最準確表述。而團隊的全民性又會使其階級先進性極大衰減。顯然這些現象給出的提示只能是：必須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構建基礎。否則中國的未來是很難堅持以社會主義為指向的，而放棄社會主義的價值指向，不但民族復興無從談起，而且已有的一切也會喪失殆盡，這是有前車可鑒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被歸于理論創新范疇。但理論創新是極其嚴肅的事情，不可輕言。恩格斯認為馬克思終其一生的理論探索，做出了兩大理論貢獻，這就是非常嚴肅的科學態度。而目前有些理論言說連基本的理論邏輯都不自洽，就奢談創新。這與不正常導向有關，如目前官辦課題申報都要求申報者在申報時介紹所謂創新點，搞得申報者只好“為賦新詩強說愁”，胡說八道不知所云。只會重復老祖宗的話確實不夠，但對一般理論工作者而言，能正確理解和解讀老祖宗的話就不錯了，尤其是在學風浮躁的當下。就此而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創新性必須由社會歷史實踐來檢驗。

（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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