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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新城：關于市場經濟的性質和作用 ——重新學習鄧小平有關市場經濟理論

點擊：作者：周新城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3-30 1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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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有關市場經濟的性質和作用問題一直爭論不休。這個問題是隨著我國經濟運行機制轉軌而產生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經濟運行機制方面，我們一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這是一種高度集中的、靠下達指令性計劃來支配國民經濟運轉的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企業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都有上級機關規定的，生產上需要的物資，由上級機關調撥，生產出來的產品，由上級機關包銷，獲得的利潤，上交國家，生產上需要的資金，由國家撥給。一句話，就是由國家統一經營、統負盈虧。這種體制，符合當時的歷史條件，起過歷史的積極作用。這種體制最大的優點是全國一盤棋，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辦大事。舊中國留給我們一個爛攤子，人力、物力、財力極為匱乏。1953年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建設大批工業企業，我們正是利用這種體制，集中了全國的力量，實現工業化，建設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保證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振興。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期的一切成就都是同計劃經濟體制分不開的。

但是，正如任何一種體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樣，計劃經濟體制也是有弊病的。計劃經濟體制最大的缺點是企業僅僅是一個計劃執行單位，沒有經營自主權，完全聽命于上級，體制僵化，束縛了企業的積極性、創造性和主動精神。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數目的增多，經濟聯系越來越復雜化，很難完全依靠中央下達指令性計劃來管理經濟的運行，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加上科學技術的進步，經濟的發展逐步從擴大規模的粗放模式轉到依靠技術進步的集約模式，這就需要企業有主動精神，在這種情況下，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就突出地暴露出來了。“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黨中央把主要精力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就著手改革經濟運行機制，克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重點是利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發揮企業的積極性。

長期以來，傳統的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它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本質，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這種認識嚴重妨礙了經濟運行機制改革，使得人們不敢運用市場經濟這種方法來發展生產，怕市場調節用多了，意味著走了資本主義道路。改革迫切需要從這種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這時，鄧小平同志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提出了科學的創見。他明確指出，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們屬于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不屬于基本制度的范疇，不反映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本質，而是資本主義可以運用，社會主義也可以運用的東西。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的矛盾，社會主義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這就突破了傳統的觀念和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模式。鄧小平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豐富和發展，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增添了嶄新的內容。這一思想的提出，有力地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歷史進程，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

時至今日，我們仍應該認真學習和掌握這一理論，用這一理論來統一思想。應該看到，目前圍繞著市場經濟問題的許多混亂思想，大都是由于違背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的基本理論引起的。

為了準確地了解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我們適當多引用一些鄧小平這方面的基本論斷吧。

早在1979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盡管當時還是講計劃經濟為主，但明確了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市場經濟，承認和肯定了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存在的必要性和有益性。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鄧小平同志高度評價這個決定，說它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并把這個決定稱作“綱領性文件”。【2】市場經濟乃是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經濟運行機制，沒有商品經濟，就不會有市場經濟這樣的經濟運行機制。承認我國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利用市場經濟的前提。

1985年，鄧小平同志又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多年的經驗表明，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現在看得很清楚。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這個路子是對的。”【3】從這段話可以看到，鄧小平的觀點是，第一，他主張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方法，盡管是資本主義國家常用的，但我們也可以學習、借鑒；第二，他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而不是像某些人想象那樣，只能用一種方法。

1987年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同志進一步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4】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了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強調計劃與市場的作用都是覆蓋全社會的，不再提計劃經濟為主。

1990年底和1991年初，鄧小平同志兩次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

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對他的有關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思想做了一個概括，明確地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5】這就對社會主義可不可以實行市場經濟這個長期爭論不休、阻礙我們前進的問題，作了一個清楚、透徹、精辟的總回答，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視為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場經濟當作資本主義特有東西的思想束縛。

根據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市場經濟的一系列論述，1992年6月，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指出：“歷史經驗說明，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實現社會經濟高度發達不可逾越的階段。充分發展的商品經濟，必然離不開充分發育的完善的市場機制。那種認為市場作用多了，就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和不正確的。”【6】他明確提出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要建立的社會主義新經濟體制。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解決了一個關系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問題。

鄧小平這一系列論述，已經明確回答了上面提到的爭論問題。

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本身不能回答姓“社”姓“資”的問題

鄧小平一再強調，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不是區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標志，而是運行機制的范疇，它本身并沒有姓“社”姓“資”的問題，是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的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既不能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本質（這是改革開放前通常的看法），也不能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把它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是最近有人為了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性而提出的“新”觀點）。必須牢牢把握，市場經濟是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經濟運行機制，不同社會制度，只要存在發達商品經濟，都可以運用這種方法、手段。

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的性質取決于它同哪種社會基本制度相結合，為哪種社會服務。與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運用市場經濟的，所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前面的“社會主義”四個字，不是可有可無，不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點明了我國運用的市場經濟的性質。市場經濟總是從屬于基本經濟制度的，只是基本經濟制度的一種實現形式。什么時候都不能抽象地只講市場經濟，而不講社會主義。

我們不能把市場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仿佛社會主義離不開市場經濟似的。改革開放以來，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曾經有過這種想法。他提出一個社會主義的公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我們不來討論社會公平問題，因為馬克思恩格斯早就說過，世界上沒有抽象的公平，公平是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映，不同社會有著不同的公平標準。把公平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把市場經濟當作社會主義的本質也是荒唐的。既然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那樣，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運用的方法、手段，誰都可以用，怎么能說是社會主義特有的本質呢？也許他也感到說不通了，后來再也沒有見到他提起過這個公式。

現在，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年后，有人為了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性，又提出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鄧小平為了推進改革，再三強調，市場經濟不姓“資”也不姓“社”，而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可以運用的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概念，不能把我國現行的經濟制度中，凡是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的制度，都說成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為什么我們不能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呢？

這就涉及什么叫基本制度。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也許最早是我們黨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中，為了分析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時，把社會主義制度區分為“基本制度”和“具體制度”的。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做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為了科學地分析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我們黨提出，蘇聯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經濟上，堅持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反映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完全正確的，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共同規律的體現，具有普遍意義，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守。拋棄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是修正主義。具體制度則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用現在常用概念，就是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它需要結合本國國情進行探索，是具有民族特點的。對蘇聯的社會主義具體制度，需要做具體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確的，可以學習、借鑒，有的是從蘇聯國情出發設計的，不能照搬到國情不同的其他國家去，有的具體制度由于受人們認識的局限以及錯誤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的影響，則是錯誤的，必須糾正。斯大林的錯誤，不是在基本不是根本制度層面上發生的，而是具體制度的環節上出現的，因此，糾正斯大林的錯誤，不需要、也不應該去“糾正”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是要改革具體制度，即不應該根本否定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而是調整生產關系中不適合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環節，上層建筑中不符合經濟基礎需要的環節。把基本制度與具體制度分開，我們就可以科學地評價斯大林以及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可以科學地確定改革的對象：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改革社會主義具體制度。

1992年初，鄧小平在視察南方時，談到改革問題，也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具體體制區分開來分析的。他強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7】。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必須堅持，需要改革的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

為什么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因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第一，它是社會主義質的規定性的體現，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第二，它具有普遍性，即不管什么國家，也不管什么時候，只要是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遵守，否定了，就是否定了社會主義；第三，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區別的東西，在具體制度（具體體制、運行機制）方面，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可以有某些共同之處，但在基本制度方面，兩者是對立的，沒有任何共性。

那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又是什么呢？它反映的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也就是與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根本區別的東西。全面地說，包括生產資料公有制，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的關系，按勞分配原則這三個方面。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性的，后兩個方面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的，所以簡要地說，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黨的十五大根據馬克思主義這一原理，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情況出發，確定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我們講基本經濟制度，實際上就是講生產資料所有制；講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公有制；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會產生一系列難以解釋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里，運用市場經濟，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了，能說他們早就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從本國國情出發，沒有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由此說它們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我國改革開放前，一直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能說那時我國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理論上講是回到了鄧小平花很大功夫才扭轉過來的傳統觀念（即市場經濟是社會制度本質的東西）上去了。鄧小平再三強調，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只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不是基本經濟制度的范疇，而是經濟運行機制的范疇。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際上重復了鄧小平批判過的思想，仍然認為市場經濟屬于基本制度的范疇，它反映了社會制度的本質，不贊成它是誰都可以運用的方法、手段，只是傳統觀念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而現在則翻了一個個兒，認為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這不能不認為是一種理論的倒退。

必須科學地確定市場經濟的作用，不能無限夸大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輿論界出現了一股無限夸大市場經濟作用，主張一切交由市場來決定，完全否定計劃經濟的作用，否定政府職能的思潮。這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提出的市場經濟萬能論，主張改革就是完全市場化。某些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著名經濟學家”拼命攻擊計劃經濟，把計劃經濟妖魔化，聲稱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一切問題都來自計劃經濟。一度報刊上的文章，談到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甚至社會領域出現的問題，最后都要捎帶一句：“根源是計劃經濟”，這成了思維的定式。誰也不敢講計劃經濟了，誰也不敢講需要政府調控經濟了。一說深化改革，那就是市場化，聽憑市場擺布，甚至公益領域也要市場化，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出賣醫院、出賣中小學，成為改革的方向，還不準批判、糾正。體育的舉國體制，也遭到嘲笑。在他們看來，只要還有一點計劃，只要政府還管一點經濟工作，還管一點事，那就是改革不徹底。一時間，市場經濟萬能，徹底市場化，成了“政治正確”，不容置疑。

必須對市場經濟的作用，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定位。

其實，鄧小平從來沒有否定計劃經濟，他總是要求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各有優點和長處，也各有弱點和不足之處。采用計劃經濟還是采用市場經濟，應該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進行選擇。社會主義實行市場經濟是為了更有效地發展生產力。根據鄧小平的思想，十四大在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時，特地強調要注意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而不是像新自由主義者鼓吹的那樣，只能運用市場經濟這一種方法，完全排斥計劃經濟。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市場應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同時強調要發揮政府的職能，把尊重市場規律與發揮政府職能結合起來。也是說要運用兩種手段。

我們稍微詳細地分析一下，為什么必須同時運用計劃經濟（發揮政府職能）和市場經濟兩種手段的問題，說明為什么不能搞完全市場化。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以后，鼓吹市場化的人仿佛找到了依據，這股思潮甚囂塵上。他們故意把“資源配置”四個字刪去，宣傳《決定》規定了市場在一切領域里都應該起決定作用，主張全面的市場化。有一為身居實際經濟工作領導崗位的干部，在一篇自稱是解讀《決定》的文章中說：“提出市場應該起決定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基本經濟制度、市場體系、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財稅金融、土地制度、生態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依此為標尺，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也有了原則和檢驗尺度。”這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引領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他還明確說，政府應該放棄調節經濟的職能。”【8】意思是說，今后任何領域都要有市場來決定，一切都市場化。

這顯然是歪曲了《決定》的精神。

新自由主義有一個特點：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主張經濟活動、甚至公益領域的活動都完全交給市場進行調節，排斥國家的經濟職能，即所謂“大市場、小政府”。吳敬璉是最典型的了，他要求徹底的市場化，只要還有一點政府干預，那就是改革還不徹底。

鄧小平科學地界定了市場經濟的作用。如上所說，他是把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當作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既然如此，合適就用，不合適就不用。哪個時期、哪個地方適合用計劃經濟，就用計劃經濟；哪個時期、哪個地方適合用市場經濟，就用市場經濟。他從來沒有說過，只能用一種手段，完全排斥用另一種手段。記得1994年夏在高校黨建工作會議上，當時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朱镕基副總理應邀做經濟形勢報告，他曾針對市場經濟萬能論泛濫、丑化計劃經濟成為時髦的狀況，一針見血地指出，鄧小平從來沒有否定計劃經濟。事實確實如此。例如，鄧小平多次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9】他主張“計劃和市場都得要。”【10】他說過“不要再講計劃經濟為主”了，但從來沒有講過不要計劃經濟。在1989年政治動亂以后，他仍然強調：“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個不能改。”【11】

可見，鄧小平是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兩種方法、兩種手段都應該用，一切從發展生產力這一實際需要出發，而不拘泥于某一種方法，某一種手段。他認為計劃經濟的優點是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但只搞計劃經濟，就“把經濟搞得死死的”。市場經濟的優點是經濟可以搞活，“不搞市場經濟、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2】，但是，市場經濟也有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鄧小平在總結多年經驗后指出，“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搞得更靈活一些。以后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13】根據鄧小平這些重要意見，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注意發揮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計劃與市場兩種手段相結合的范圍、程度和形式，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和不同地區可以有所不同。”【14】

黨的十八大報告根據面臨的新的形勢，提出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15】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強調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明確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16】這就是說，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不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應該把“尊重市場規律”與“發揮政府作用”兩句話一起說，不能有片面性，只講一個方面，不講另一個方面。有人在解讀三中全會精神時只強調市場的作用，忽視、甚至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這是不妥當的。

我們強調既要重視市場的作用、又要重視政府的作用，是因為作為調節經濟的兩種手段，兩者各自有優點，也都有不足之處，因此各自有其發揮作用的最佳范圍。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在發達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對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的。市場機制，第一，可以在價值規律支配下，促使企業不斷改善經營管理，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物資消耗，提高資源使用效率；第二，可以在供求規律的支配下，把有限的社會資源配置到社會所需要的部門中去，做到產銷對路；第三，可以在競爭規律的支配下，促使資源流向經濟效益高的企業中去，從而提高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益。市場配置資源的這些優點，已被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所證明。我國的改革一再證明，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才能真正做到經濟增長率高、經濟效益好。

但是，我們在強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市場經濟本身也有其弱點和不足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市場調節具有短期性。市場通過價格的漲落所反映的社會需求是近期的社會需求，因而它不能進行長期的調節；第二，市場調節具有滯后性。只有某個部門出現了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的情況，才能促使企業退出或進入這個部門，這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第三，市場調節具有不確定性。市場只能通過價格的漲落為企業指明社會需求的方向，價格漲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而容易造成生產的盲目性；第四，市場調節缺乏全局性。市場調節是受企業的局部利益驅動的，難以協調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關系。此外，在有些領域，市場調節是無效的，這就是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市場失靈區”。例如，公共事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市場是難以調節的。

正是由于市場調節具有上述種種缺陷，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還必須由政府運用計劃、財政、金融等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正確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在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江澤民就明確指出：“市場也有其自身的明顯弱點和局限性。例如，市場不可能自動地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穩定和平衡；市場難以對相當一部分公共設施和消費進行調節；在某些社會效益重于經濟效益的環節，市場調節不可能達到預期的社會目標；在一些壟斷行業和規模經濟顯著的行業，市場調節也不可能達到理想的效果。”因此，他說：“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發揮計劃調節的優勢，來彌補和抑制市場調節的這些不足和消極作用，把宏觀經濟的平衡搞好，以保證整個經濟全面發展。”他還指出：“在那些市場調節所力不能及的若干環節中，也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配置資源。同時，還必須利用計劃手段來加強社會保障和社會收入再分配的調節，防止兩極分化。”【17】這一分析是符合實際的、科學的，至今對我們的實際工作仍有指導意義。

既看到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看到它的不足之處，在強調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作用的同時要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職能，這恰恰是我們同完全迷信市場的自發作用、主張市場經濟萬能論、鼓吹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根本區別之一。

那么應該怎樣劃分政府職能和市場作用兩者的邊界呢？

大體上可以這么說：微觀領域的資源配置，即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應該由市場來調節。

政府不應干預企業的經營活動。改革開放前，我們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結果經濟缺乏活力，效率不高。事實證明，微觀領域的活動，由市場進行調節比較有利。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職能，主要屬于宏觀領域，概括說來大體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控制和協調宏觀經濟，包括保持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總量平衡、優化產業結構等等。這一領域，依靠市場的自發作用來進行調節，不但效率低下，往往會帶來重大損失；第二，制定市場運轉的規則，監管企業在市場中的活動；第三，保證公共服務，提供公共產品等等。

可見，政府與市場各自有自己的最佳作用范圍，有所分工。從經濟活動的角度講，簡單說來就是：微觀領域應由市場進行調節，宏觀領域應由政府調控。但是兩者的作用又不是絕然分開的，而是有著密切的聯系。十三大有一個提法，那就是：“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政府通過計劃、財政、金融等手段調控市場活動的基本方向，然后由市場來調節企業的經營活動，落實政府規定的大政方針。

十八大以及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正確處理市場作用與政府作用的關系的論述，是對鄧小平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新自由主義只要市場作用、不要政府作用的市場經濟萬能論、鼓吹市場化改革的有力批判。

我們必須堅持運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尊重市場規律和發揮政府職能。兩手都要用。這也說明，市場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組成部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的，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了；但運用市場經濟還是運用計劃經濟，卻是可以根據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不同場合進行選擇的，在某些時期、某些領域、某些場合我們不應該運用市場經濟，而應該運用計劃經濟，由政府發揮職能。這不能說不是社會主義。決定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人們之間的平等、互助、合作關系，按勞分配原則。是運用市場經濟，還是運用計劃經濟，不涉及社會是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問題。因而把市場經濟“提升”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違背鄧小平理論的，是不妥當的。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3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江澤民：《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楊偉民：《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人民日報》2013年11月5日。

【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