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曾經作者授權，網絡首發于2016年3月11日“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石冀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失業問題的理論適用性》），現予以重新編發，為做好當前“穩就業”工作提供理論研究參考。
【摘要】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不具普適性，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失業問題的適用性也是一個問題，至少不能照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對中國的失業問題具有解釋意義和政策指導價值。
一、 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對中國失業問題具有適用性嗎？
眾所周知，在經濟理論范疇中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失業問題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論分析和理論解釋，并由此得出不同的理論判斷和結論。一種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或稱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一種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這兩種理論盡管本質上截然不同，但卻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失業問題為對象。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全新的，并且頗具探索性的經濟模式。這一模式中的失業問題作為理論研究對象事實上也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新的理論對象需要新的理論框架和新的分析工具，雖然它不排除對既有理論的借鑒，但既有理論的理論解釋力和實踐影響力顯然不足以合理解釋和有效應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演進中的失業問題。而從理論界對失業問題的研究現狀來看，無論從基礎理論和技術分析層面似乎沒有或很少意識到這一問題，同時在基礎理論和技術分析層面突出地表現出對西方經濟學的學術偏好。這種偏好明顯地在失業問題研究中具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失業理論的指向是資本主義經濟，而中國的改革承諾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市場經濟，因此將其應用于中國市場經濟中的失業問題研究，會面臨敏感的意識形態窘境。而西方經濟學多年來已經被主流學者做了非意識形態化的解讀，在目前中國經濟學領域儼然成為主流的所謂純科學理論。由此在失業問題研究中，西方經濟學成為主流的理論工具也是順理成章的。那么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是否適用于中國失業問題的研究，它是否是有效的理論分析工具和對策性工具？由于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是以西方經濟體制下的失業問題為對象的，因此基本結論的引出應以討論下面的問題為線索。西方經濟學中的失業理論是否對其自身經濟制度中的失業問題給予了正確解讀？其應對失業的對策性理論效力如何？以問題為對象性的理論構建，其邏輯探尋的起點首先應當是問題的起因，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也確實秉承了這一邏輯。但在西方頗為流行在中國也頗有影響的教科書中，并沒有就失業問題的起因給予確切的回答。如薩繆爾森與諾德豪斯的教科書承認：“市場經濟中失業的原因這一話題在經濟學家中引起的爭論之多，沒有任何其它話題能與之相比。”在具體談到失業的原因時也是含糊其詞地給出了這樣的回答：“經濟學家寄希望于微觀經濟學來幫助理解失業的存在。在這方面，雖然沒有出現一種被普遍接受的理論，但許多分析都采納了這樣一種觀察結論：失業的出現是因為工資沒有足夠的靈活性以出清市場。我們下面將探索為什么工資無靈活性，為什么非靈活性工資導致非自愿失業。”在這段話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關于失業原因的解釋上并沒有一種取得共識的理論；二是被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奉為金科玉律的用工資剛性解釋失業的理論（此類學者以此論為依據反對設定最低工資）只是一種觀察性結論。此外，這種與工資非靈活性相聯系的失業實際是指非自愿失業，西方經濟學理論中還有所謂自愿失業。自愿失業的定義是不愿接受現行的市場工資而自愿放棄工作。這一定義決定了這類失業不是西方經濟學失業理論的研究對象，甚至不應算作失業，只不過“這些人中的一部分仍可能被官方統計為失業者”。就所謂導致非自愿失業的工資非靈活性而言，其原因也被認為“屬于現代經濟學中最深奧的未解之謎。今天，幾乎沒有經濟學家會說，工資變動是如何快捷，足以消除勞動的短缺或過剩。同樣，也沒有誰能完全了解工資，薪金行為遲滯的原由。我們這里也只能提供關于工資非靈活性根源問題的一個嘗試性估價”。這種對工資剛性根源的嘗試性估價一般被概括為幾個方面：最低工資法，工會的市場勢力，效率工資。此外，西方經濟學失業理論還認為存在所謂尋找性失業，即尋找工作過程中的失業。其原因主要是經濟變遷導致的勞動力需求的變化及勞動供給方尋求新工作的選擇，即所謂的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概括來講，西方經濟學失業理論對失業起因的基本結論是：一些失業是自愿的；工資剛性是非自愿失業的原因，但這只是觀察性結論；經濟變遷導致的勞動力需求變化和勞動供給方對新工作的尋求也是非自愿失業的原因。從學理上看，西方經濟學對失業原因的解答是紛雜模糊和不確定的（西方經濟學家也承認這一點）。先就自愿失業而言，這一推論實際訴諸于人的自然偏好（如偏好閑暇），也就是訴諸于很難把握的人的主觀意識。至于將工資的非靈活性作為非自愿失業的原因，其逆推論則是工資的靈活性將會使勞動市場出清。且不講結構性非自愿失業與工資靈活性無關，即使以工資具有完全的靈活性為前提，也不一定能推論出勞動市場出清的結論。因為資本雇傭勞動的目的是獲取利潤，資本對勞動的雇傭取決于獲利預期。如果預期獲利為零甚至虧損，即使工資靈活到零的水平，資本也不會雇傭勞動。在現實中，當經濟形勢與前景極不景氣和樂觀時，即使工人愿意接受靈活到很低的工資，也找不到工作的現象就是在驗證這一邏輯。實際上西方經濟學家在談到工資靈活性會導致勞動市場出清時，也謹慎地表示“在一個理想的勞動市場中”才適用此結論。這種“理想的勞動市場”不僅是指西方學者所認為的不存在“最低工資法”，“工會的市場勢力”等所謂障礙，實際上還要包括資本對勞動的需求不受獲利前景制約的假定，而這一假定顯然不成立。還要指出的是，按西方經濟學對失業的所謂分類，上述的失業原因也是所謂自然失業率的基本構成要素。同時西方經濟學失業理論中還有所謂圍繞自然失業率波動的周期性失業概念。對周期性失業原因的分析在西方經濟學中雖然也是紛繁雜陳（如貨幣論，創新論，心理周期論，太陽黑子論，政治周期論等），但最終還是落實在供求失衡上。而供求雙方又都是以利益最大化為動力，即以主觀追求利益為動力。這實際上又將周期性失業的原因歸結為人的自然偏好，既歸結為難以把握的心理層面的問題。總之，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對失業原因的分析或是訴諸于模糊而又難以把握的心理偏好，或是在邏輯上難以完全自洽（勞動市場出清論）。以這樣一種狀態作為邏輯起點的失業理論建構能否有效應對現實的失業問題起碼是有疑問的。這在西方經濟學失業理論的基本結論中就可見其端倪，比如自然失業率概念的引出實際上是得出了失業不可避免的結論。本應以解決問題為目的的理論，結果得出了問題無法避免和徹底解決的結論。以至于最終將失業理論構建成了證明失業具有理論合法性并與失業相妥協的理論。也正因為如此，西方經濟學失業理論的效力實際僅限于對策性理論的范疇。由于對失業原因的分析存在嚴重缺陷，基本以降低自然失業率為目的的對策性理論的實際效力也是有限的。“在對可能會使自然失業率降低的各種途徑進行了上述考察之后，我們還必須提請大家注意：30年來有關這一題目的研究和勞動市場的實際經驗，已使客觀的分析家們在陳述其看法時變得極其謹慎。他們很少提出迫使失業者陷入忍饑挨餓境地的解決辦法，其大部分建議也許只能對自然失業率產生極為有限的影響”。同時由于通貨膨脹的壓力，反周期的對策性理論也面臨困境。“今天的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在我們的經濟運轉中存在著一個自然失業率，如若失業水平低于這一自然失業率，那么我們的經濟就只能冒著螺旋式上升的通貨膨脹的危險來運行。而且他們還認為這一自然失業率常常是異乎尋常的高。批評資本主義制度的人發現，這種充斥著北美和歐洲國家的高失業現象，是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主要缺陷。設法找到一種方法，以擺脫這種必須以高失業率來遏制通貨膨脹的殘酷的兩難處境，仍然是現代宏觀經濟學最著力關注的問題之一”。此外，盡管西方經濟學失業理論的出現和演變有著較長的歷史傳承，但失業至今仍是長期困擾西方社會的嚴重問題。這一現實也可印證西方經濟學失業理論的功用和效力價值幾何。既然西方經濟學失業理論長期以來對自身經濟體制下的失業問題都不能給予合意的解讀和應對，那么用這種理論解讀和應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失業問題，其效能顯然是值得質疑的。實際上西方的發展經濟學在研究發展中國家的失業問題時，也并非完全套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技術分析工具。這種研究指出：“第三世界就業問題因而在許多方面，在歷史上是獨特的，因此需要許多非正統的分析。……因此我們需要采用遠遠超過簡單擴大總需求的凱恩斯式政策的各式各樣的對策。”這一看法提示我們在研究失業問題時，即使不考慮基本制度層面的本質區別，至少也要考慮不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對失業成因和應對之策的影響和制約。西方正統經濟學中關于失業成因問題的基本理論模型和對策性理論并不具有普適性。其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失業問題的適用性也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至少不能簡單套用。
二、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對中國失業問題具有適用性嗎？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是立足于剩余價值理論和資本主義競爭理論之上的。對剩余價值內在的無限追逐和競爭的外在壓力決定了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成為必然的選擇。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擴大再生產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不斷擴大，即一端再生產出更多更大的資本家，另一端再生產出更多雇傭勞動者。結果是資本積累導致雇傭勞動者數量的擴張，雇傭勞動者供給的增長。另一方面與資本積累相伴隨的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這又使資本對勞動力需求的日益相對減少，有時甚至是絕對減少，由此必然造成失業者的出現。馬克思將其稱為相對過剩人口和產業后備軍。相對過剩是指相對資本需要的過剩，產業后備軍則是將失業指稱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之一。顯然，馬克思的這一理論所反映或針對的基本社會前提是，私人資本的生產和再生產是社會主導的生產方式，失業是這一生產方式必然衍生的社會存在。這種社會存在又是這種生產方式得以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但對于雇傭勞動者來講這種社會存在始終是切膚之痛。按照馬克思的理論邏輯，雇傭勞動者擺脫這一痛苦的唯一途徑是終結私人資本為基礎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顯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是有批判性指向的，結論是革命性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對中國失業問題的適用性問題也是一個較為敏感的學術問題。可是既然此問題尚屬學術范疇，本著學術討論無禁區這一公認的規范，此問題是可以討論的，而且也有必要討論。否則對中國失業問題的分析與解讀將缺失一個至關重要的理論維度。這種缺失很有可能導致對失業問題的誤讀，從而對決策造成誤導。因為這種缺失同時意味著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成為唯一的解讀方式并對決策產生唯一的理論影響。而決策應是多視角多維度考慮的結果，單一的分析框架和狹窄的理論視域不利于正確決策的形成。以現實為例，金融危機對失業惡化的影響顯然很大。一些學者以此對最低工資制發難，認為實行最低工資制會進一步惡化失業問題。這一主張的依據顯然是西方經濟學中的完全靈活的工資機制才會使勞動市場出清的理論。這一理論的局限性已如前述：在危機時期，獲利前景暗淡，甚至面臨破產。即使取消最低工資規定，資本也不會增雇員工或減少解雇數量（這類學者也從未就此出示過有說服力的數據和例證證明他們的觀點），取消最低工資制只會徒增現役勞動者之苦痛。此非誤導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對中國失業問題是否具有適用性這一問題，不可能簡單地給予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因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最終要取決于中國市場化過程中基本經濟制度的構建，確切地說是這種構建與西方基本經濟制度的同構程度。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局限于技術層面，屬于就事論事型的理論。這種理論完全遮蔽制度層面的問題。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則是立足于制度層面分析，從制度層面探索失業的根源和機理，具體講就是從西方基本經濟制度層面探索失業的根源和機理。因此，如果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構建結果與西方基本經濟制度完全同構，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就具有完全的適用性，或者至少可以作為一種適用的理論分析工具。如果兩者的基本經濟制度完全不同，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對中國的失業問題就完全沒有適用性，也不能作為一種理論分析工具。如果兩種制度部分同構，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對中國失業問題應當具有部分適用性。同構程度越高，適用性就越強。同構程度越低，適用性就越弱。目前對中國與西方基本經濟制度同構程度的考察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權威文本已經闡明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為主體。這與西方的基本經濟制度明顯不同，因此考察兩種制度的同構性可能是偽問題；其二，中國基本經濟制度的構建尚未完全完成，而西方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高度成熟，這就存在一個可比性的問題；其三，公有制與私有制本是考察兩種制度同構程度的基本指癥。而目前國內有些學者在中國所有制變遷中對公有制給出了一些新的詮釋和定義，使公有制的內涵和外延與私有制產生趨同，使兩者的邊界模糊化。進而導致從理論邏輯上可以直接推論出兩種基本制度完全同構，從而就是同一制度的結論，這一點實際已經為主流經濟學家所認可。由此兩種制度同構性問題也會成為偽問題。對這三個問題筆者持如下看法；就上述第一個問題而言，權威文本對公有制為主體的表述只是對基本經濟制度構建的政治承諾。它并不能代替對現實構建的實證考察和學術探究，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至于第二個問題，考察的可比性在于以西方基本經濟制度為參照，判別中國正在構建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指向上是否以同構性為方向。而第三個問題，由于對公有制的所謂新闡發不僅完全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域，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也難容其身（如將股份制直接等同于公有制），因此新公有制論的所謂理論創新充其量是一種與現實經濟關系相悖的學術領域的邊緣言說，它不可能將兩種制度同構性問題證偽。在此要嚴肅指出，中國正在構建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否與西方基本經濟制度具有同構性趨向的問題雖然敏感，但必須面對。在這個問題上即不能設學術禁區，也不能做學術遮蔽。這種遮蔽主要表現為在權威的理論文本中（如大學的政治理論課教材和權威版塊的理論文章）以對基本經濟制度的承諾性表述，代替對承諾的實證性證明。比如明顯缺乏公有制是否仍為主體的實證性證明。這樣一來就將一個根本性的現實問題抽象成了權威文本的承諾。然而，學術上可以做這種策略性的遮蔽處理，但現實不容遮蔽，問題必須面對。因為這涉及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問題，決定著執政黨不走改旗易幟邪路的政治承諾是否具有制度支撐和制度保證。當然，對基本經濟制度同構性的考察非本文之主旨，在此只限于對中國基本經濟制度構建中已經確定的與失業問題有關的現實經濟關系進行一點分析，以期探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對中國失業問題的適用性。權威文本對中國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基本承諾是“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為主體的主要內涵則是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并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且不談公有資產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生產資料公有在概念上是否一致，更關鍵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所有制概念不是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的法學概念，而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現實結合方式。中國現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構建的核心內容和走向就是大規模雇傭勞動關系的確立和不斷發展。資本雇傭勞動已成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重要方式，由于社會再生產同時也是生產關系的再生產，那么隨著社會再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這種雇傭勞動關系也會不斷擴大，最終可能成為主導的經濟關系。雖然目前國有經濟占有一定的比重，但吸收就業的比例已不執牛耳，并且也實行的是雇傭色彩濃厚的勞動合同制。通過雇傭勞動關系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就業的勞動者已成為就業者的主體。因此從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主要結合方式上考察，就應當實事求是地承認體現在這方面的制度與西方國家具有相當的同構性。既然中國構建的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對應的市場經濟，這一點就有一定的必然性。這種同構性是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存在的重要特點。正是這一特點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對中國的失業問題有相當的適用性。當然，這種適用性既不是指要從完全悲觀和消極的角度觀察和應用，更不是要套用馬克思的失業理論推論出革命的顛覆性的結論。承認這種適用性，一方面促使我們實事求是地承認中國目前的失業問題有基本經濟制度層面的原因，并不完全是技術層面的問題導致的，因而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另一方面也促使我們認識到要掌握保障就業的主動權，必須真正堅持公有制經濟關系的主體地位，使相當一部分勞動者與公有制經濟相聯系。同時在公有制經濟當中探索一種真正體現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又與市場經濟競爭要求相對應的勞動關系。如若不然，讓私人資本主導勞動就業領域，執政黨任何保障就業的努力都可能受到私人資本的綁架。自《勞動法》出臺以來，私人資本對其的詬病，甚至以關閉企業抽逃資本相脅迫就是典型案例。這恰恰印證了馬克思的產業后備軍理論的適用性。私人資本能夠本能地意識到產業后備軍的存在對產生工資下降壓力和適應經濟波動的重要作用，而私人資本雇傭勞動的自由裁量權又是促使產業后備軍產生和存在的重要因素，因此必然要全力維護這種自由裁量權。按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資本對勞動的需求取決于資本獲取剩余價值的需要，即獲取利潤的需要，并不取決于政府保障就業的社會目標。因此，如果私人資本主導勞動就業領域，包括《勞動法》在內的法律和政策的調控空間和力度都將是很有限的。這一結論給我們的積極提示只能是要真正使公有制經濟主導勞動就業領域。這也符合執政黨關于改革要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政治承諾。由于公有制為主體是中國市場經濟具有社會主義屬性的根本標志之一，因此將應對失業問題與公有制為主體相聯系，會觸及主流學者長期秉持的一種理論言說，既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有失業，社會主義并不具有消滅失業的優越性。這類學者為了論證這一點，杜撰了一個隱性失業概念。這是指計劃經濟體制下所謂的“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的現象。他們認為目前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失業只不過使隱性失業顯性化了，總之社會主義從來就沒有消滅失業。主流學者的言說一向以西方經濟學為依據，罕有創新。但為了論證社會主義從未消滅失業，居然搞了一個概念創新，提出了一個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定義不同的失業概念——隱性失業。西方主流經濟學認同的失業和就業定義很明確：“有工作的人們是就業；沒有工作而且尋找工作的人們是失業，沒有工作但不找工作的人們不屬于勞動力范圍”。這一定義是準確的，符合不產生歧義的基本學術規范。而中國主流學者的所謂隱性失業概念，實際上是將低效率和失業混為一談，只要效率低，勞動者就業也算失業。這種產生歧義的定義有違基本的學術規范。此外西方經濟學之所以認為“有工作就算就業”，是因為在西方經濟學中失業并非是一個純學術概念，它也是社會問題。西方經濟學認為失業會產生一系列問題：不僅使失業者得不到收入，它也強烈地打擊了他們的自尊心；長期失業的年輕人尤其易于變得與社會格格不入，并轉向采取反社會的行動，諸如犯罪和吸毒；失業還會使社區付出生活質量下降的沉重代價；失業還可能加劇整個社會的種族隔閡。顯然有工作起碼可以緩解這些問題。因此即使在西方經濟學中，提供工作不僅是考慮經濟效率問題，還有社會效益問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即使有“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的現象，它的意義也遠非所謂的隱性失業的負面評價所能涵蓋。解放后大量失業游民問題得以解決的事實，只有持制度偏見的人才會否認，它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是無可置疑的。將失業作為解決低效率的重要手段恰是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這一手段與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相悖，不采用是正確的。從管理學的角度，解決低效率問題也并非一定要以失業的存在為代價。“社會主義也有失業”的言說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產生著直接的影響。在理論層面，事實上已經默認了這一言說。進入市場化改革后，在政策實踐中，事實上也放棄了消滅制度性失業的社會主義目標承諾。進而形成了以承認失業不可避免為前提，以與失業相妥協為特點的居于主流的理論構建和政策設計。就此而論，它已經與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趨同。而“社會主義沒有失業”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和科學社會主義的一個邏輯結論，中國改革在這方面的理論與實踐真的將這一結論證偽了嗎？顯然沒有，社會主義沒有失業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社會經濟特征之一，它過去是也永遠是吸引廣大勞動群眾的理想的社會旗幟之一。中國目前存在失業只能證明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還不能完全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還處于初級階段。最終消滅失業應當始終是社會主義的目標，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無產階級政黨在理論和目標設定上不應放棄這一承諾。目前達不到這一目標并不意味著要從根本上放棄這一目標。更不能在基本理論層面全盤接受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這種理論的最大問題就是回避失業的制度性原因，為失業存在的合理性提供理論解釋。實際上用技術層面的分析遮蔽基本制度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也是整個西方經濟學的通病和根本特點。在失業問題上的理論構建和政策設計與西方趨同的現象不是孤立的，在中國市場化過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普遍性并引起爭論。如在所有制方面，私有化的主張和某種程度的政策實踐；分配制度方面，用多要素創造價值論作為生產要素分配論的理論基礎；市場運行方面反國家調控的主張等等。對這種現象，一些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學者也做過分析，但一般集中于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不同制度屬性方面。對現象產生的原因分析的不夠，充其量局限于指認主張者受西方理論的誤導或立場使然。至于為什么這類主張和主張者在相當程度上居主流地位，也沒有從學術層面進行深度分析，只是認為原因在于各級決策者在教學與研究領域的學術選擇有偏，要求糾正。然而在這個問題上，更有長遠學術價值的是闡明與西方趨同的學術偏好成為主流的基礎理論認識方面的原因。基礎理論認知對整個理論體系的構建具有關鍵性作用，也引導著主流學術偏好的形成。與西方趨同性學術偏好主流化的原因就在于基礎理論認知存在問題。它集中表現于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認知上，改革開放以后，為了回應自由化思潮對社會主義的否定，提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的理論命題，這一命題的政治導向無疑是正確的。但如果在理論認知層面不詳加辨析，也會產生誤解。因為這一命題的表述方式從邏輯上可以導出這樣的理論認知：社會主義是手段，發展是目的。而科學社會主義觀是以社會主義為目的，發展只是社會主義得以實現的前提和手段。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系列社會價值目標，如全社會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消滅剝削和壓迫，消滅失業，共同富裕，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等。社會主義不是器物性的概念，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和基礎，它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構成要素。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意義在于提出了社會主義作為社會價值目標，并找到了實現目標的“路線圖”，而不是在于將社會主義作為實現發展的手段。當然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發展確實是緊迫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發展是目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理論認知上應當明確“發展”只是手段層次上的目的，不是終極意義上的目的，終極目的應是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實際上鄧小平理論和科學發展觀是堅持社會主義目標論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邏輯延伸是“通過發展消滅貧窮才是社會主義”。這顯然是將“發展”作為手段，將社會主義作為目的。那種認為鄧小平始終把發展作為第一位目標的看法至少是誤解（某些學者則是裝傻充愣），鄧小平將發展放在第一位是在手段層次上，而不是終極目標層次上。同樣，科學發展觀提出的解決發展為了誰的問題，更是直接指明了發展是手段，社會主義是目的這一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當然事物發展是辯證的，為了最終實現目標，暫時和局部地犧牲或放棄某些目標以促進發展，也未嘗不可。目前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失業，就是為了通過市場經濟實現發展而暫時局部地犧牲某些社會主義價值目標。這可能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我們也可以在這種意義上接受它，但不能認為社會主義有失業是天經地義的，社會主義永遠不可能消滅失業。更不能進而將社會主義作為可以任意犧牲或放棄的手段，而將發展作為終極目標。在資產階級的學術視野中，歷史是“現在完成時”，而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視野中，歷史是“現在進行時”和“將來完成時”。中國共產黨莊嚴承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正是印證了這一判斷。首先應當明確，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視野中失業是制度性問題，非政策選擇層面的問題。但在基本制度條件給定的情況下，不同的政策選擇對現實的失業狀況確實有重要影響。政策選擇的出發點是基于對現實中各種實際變量及其相互關系的考量和判斷。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理論框架的選擇。不同的框架會提供不同的理論視野，不同的理論視野會對政策選擇產生不同的影響。而政策選擇又是社會價值目標的具體體現，中國的基本社會價值目標仍然是社會主義，因此在應對失業的政策選擇上，應當使用能體現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實現的理論框架。目前中國應對失業問題的各種政策選擇，大部分與西方國家趨同（如改進勞動市場服務，政府對勞動者的培訓計劃等），其理論依據（如摩擦失業，結構性失業的理論）也基本源自西方經濟學。應當承認這種技術層面的理論有它的合理性，可以為應對我國失業問題的政策選擇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論支持。可能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是基于制度分析，較為敏感。因此在政策選擇上似乎很難看到這一理論影響的影子。這會使政策選擇缺乏大的理論視野，進而在應對失業問題上有可能弱化社會主義價值色彩，不利于有效應對失業問題。這種現象至少表現在如下方面。首先，在應對失業的政策選擇上似乎看不到馬克思主義的制度性約束理論的影響。馬克思將失業看作制度約束的產物。依此邏輯，解決失業問題必須根本改變制度條件。西方經濟學的失業理論完全與制度分析脫鉤，通過技術分析將失業推演成由人的自利性，市場的不完全性和勞動供求的不對稱性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中國經濟體制設定為市場體制，但基本制度設定應是社會主義取向。因此在應對失業問題的政策選擇上要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約束理論的導向。要注重制度條件的設置對解決失業問題的根本作用。這種制度條件的設置就是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唯有如此，國家才能掌握大量就業資源，才能在應對失業問題上掌握主動權。2009年面對金融危機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政府決定中央企業安置20萬大學生就業，就證明了這一點的重要性。間接性的就業調控政策（如減免稅等）一方面主動性弱，另一方面在市場前景暗淡時（這時候失業往往嚴重），間接促進就業的政策效果往往有限。實際上二戰以后，西方國家面對嚴重失業狀況時，直接促進就業從而改善失業狀況的政策很少，效果也很有限。它們的政策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就業，而是調控市場。擺脫嚴重失業局面最終也是依賴于市場的回暖。而這個過程往往很長，勞動者要受到長時間的失業煎熬。制度性因素決定了西方國家沒有直接解決就業的有效資源。而我國近些年來失業問題較為突出的原因之一，也是公有制企業轉制使國家直接掌控的就業資源大幅度減少。如國有企業從業人員1995年為11261萬人，到2005年只有6428萬人。集體企業從業人員1991年為3628萬人，到2005年為810萬人。同時這些就業人員的勞動關系也通過所謂身份置換轉為雇傭勞動關系。公有制為主體不僅是所謂公有資產占優勢，更應體現在非雇傭勞動關系在勞動關系中占主體地位（雇傭勞動關系在一般意義上是失業現象存在的充分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對解決失業具有關鍵性作用，這是最具有探索價值的，這也是制度性約束的根本體現。因此應對中國失業問題，西方經濟理論支持下的政策選擇雖然有一定效果，但更應重視馬克思主義制度約束理論指導下的制度條件設置，這是應對失業問題的根本之道。至于將就業問題訴諸于中外資本的所謂社會責任，與資本本性不符，純屬無稽之談。2009年金融危機之時，外資不顧工人利益，撤資外逃現象開始蔓延就是證明。其次，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失業理論中是以強資本（占有生產資料）弱勞工（不占有生產資料）為現實前提的。它反映了社會的基本經濟關系，是一個真命題。而西方經濟學的勞資關系理論中，以勞資雙方是平等的經濟主體為假定。這個假定充其量在法律關系上是真實的，它并沒有反映真實的社會經濟關系。以這種理論假定為支持的政策選擇很可能失之偏頗，例如目前在勞資關系問題（如解雇工人和工資水平爭議等）上的集體談判制的政策倡議不但源自西方的政策實踐，其理論支持也是來源于西方經濟學的勞資主體平等，政府中立的基本理論假定。這種理論既不符合西方現實的基本經濟關系，也不完全符合中國現實的經濟關系，更不符合中國法定的基本制度要求。就現實的經濟關系而言，資本在經濟上處于主動和強勢地位，勞工處于被動和弱勢地位是不容否認的客觀現實。僅此而言，政府就不應中立，而應側重于勞工的訴求。如果從基本制度要求層面考慮，就更應側重維護勞動者的利益。實際上西方資產階級為了緩和社會矛盾，維護其長久的統治地位，在政策選擇和法律設置上也并非完全基于勞資主體地位平等的假定，而是默認強資本弱勞工的現實，并在一定程度上側重維護勞工的權益。因此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取向的執政黨更應秉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在政策選擇上要側重維護勞動者利益，在諸如解雇勞工等關系勞動者切身利益的問題上，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以集體談判為形式的所謂勞資協商。再次，在應對失業的支持性政策的選擇上，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也可能會產生影響。在對戰后西方失業問題的解釋上，自由主義經濟學將戰后西方的福利制度視為原因之一。即所謂福利制度形成了“養懶漢”的社會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自愿失業，從而加重了失業問題。就理論層面而言，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福利制度養懶漢”的推論，是基于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收入發生變化時，收入效應衡量了個人供給的工作時間變化。因為閑暇是一種正常品，當收入增加時，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個人會需要更多的閑暇時間，因此工作的時間更少。”這種理論對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制度具有明顯的辯護性。戰后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一方面是工人階級長期斗爭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壓力所致，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很大的彈性（目前西方國家削減社會福利已呈常態）。它對失業的支持性作用只是減緩失業的痛苦，緩解社會壓力，它從來就不是造成失業的系統性原因。“制度養懶漢”雖然在理論上可以成立，但它并不與現實完全相符。以致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也對此抱懷疑態度：“由于絕大多數接受福利的工人拿的都是低工資，所以很難說這種制度抑制了工作而使大量的人繼續享受這種福利制度”。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它應以勞動為主體，不應以資本為主體。因此在失業支持性政策（如失業救濟和低保等）的選擇上，不能用西方經濟理論作為出發點和支撐點。政策實施中出現的現實問題不能用西方的這種理論作宏觀性解釋。事實上就總體而言，目前失業救濟和低保等支持性政策的力度也遠未達到養懶漢的程度。在這方面要警惕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影響。失業支持性政策的設置和力度選擇的基本依據應當是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和基本尊嚴，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承諾，是對勞動者整體的依靠和信任。此外，不但西方經濟學的相關理論不足以作為政策選擇的依據，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所謂歷史模式也很難照搬。目前中國潛在就業壓力很大程度來自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發展小城鎮和擴大城市化似乎是一種可能的選擇，也與西方國家的歷史演進路徑相吻合。但是西方國家這一演進路徑的特點是工業化的速度遠高于城市化的速度。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后的歐洲，這一特點非常明顯。“工業中勞動力的百分比總是比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的百分比高。例如，1850年的法國，僅有總人口中的10%生活在居民有2萬人或2萬多人的城市里，但是勞動力的20%在制造業工作。在1870年的德國，相應的數字分別是12%和30%。由于這一階段法國和德國的勞動力的增長率每年都不到1%，所有制造業部門只要以3.3%的速度增長就可以吸收所有每年勞動力的增長”。這說明歐洲國家真正解決剩余勞動力的不是所謂城鎮化，而是工業化。可是二次大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由于基礎薄弱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制約，以及自身政策選擇的原因，工業化的速度遠比城市化的速度慢。“幾乎在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里，居住在城市的人口的百分比大大超過在制造業中工作的人口的比例。例如，巴西在1990年71%的人口居住在50萬或5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地區，但是僅僅20%的人在制造業里工作。哥倫比亞城市化的比率幾乎達到68%，但是僅有17%的人口在制造業從事工作”。這一模式的結果不是解決剩余勞動力，而是使貧民區成為一些發展中國家城市的一大“景觀”。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主體的失業群體的存在是發展中國家失業問題的主要癥結之一，由于歷史條件的差異，廣大發展中國家克隆西方發展模式幾乎沒有提供過成功解決問題的先例。而二十世紀出現的社會主義模式卻對解決這一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這一模式的特點是工業化與農業集體化同時并舉，從而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了工業化對小農經濟形成沖擊，同時工業化又無法同步吸收破產小農的問題。然而這一探索隨著農業集體化的消退戛然而止，這是殊為可惜的。以致于我們不得不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面對小農經濟背景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所帶來的失業問題。這一問題如果不探尋新模式的話，幾乎是無解的難題。而要探尋新模式，首先就要超越西方經濟學的教條和其發展模式，這是解決問題的基本起點。（作者系北京信息科技大學政教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重新編發】，首發于2016-03-11“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