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美國大選日的前夜召開會議這一事實表明，中國領導人所制定的規劃與誰入主白宮沒有任何關系……我們所做的大多數事情都是在反制中國，而中國所做的大多數事情卻并非是在反制美國，中國在致力于實現自己的長期戰略目標。”
美國《連線》雜志網站2020年11月9日刊發了記者威爾·奈特的報道《拜登面臨重大挑戰？中國為取得科技霸權展開攻勢》。就在充滿痛苦和分裂的美國大選終于在上個月進入最后階段的時候，中國為推動經濟復蘇、軍力提升和科技領域里進一步的自給自足（這一點至關重要）所進行的規劃制定工作也進入了最后的階段。處于四年任期起點的候任總統喬·拜登正面臨中國共產黨最新制定的五年規劃所帶來的重大挑戰。特朗普總統對中國發動的科技戰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而且令人感到有些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的這一做法很可能最終反而加速了中國在人工智能、芯片制造、生物技術和5G等前沿科技領域的發展。外交政策專家們表示，美國需要在市場準入、強制性技術轉讓和人權等問題上與中國針鋒相對。但是也有許多人認為，美國迫切需要重啟美中關系。為了戰勝北京并打破北京的全球科技霸權夢想，美國總統不應僅僅為中國設置障礙而是需要做得更多。“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切斷對華技術供給視作對華戰略的全部內容，部分原因在于中國也會搞出其他的替代性技術”，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Susan Shirk）說。謝淑麗認為，美國需要對“希望通過對華政策實現怎樣的目標”這個問題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例如，美國在阻止中國取得5G主導地位的同時，也應該制定清晰的戰略以推動美國自身5G產業的發展。她還認為，那些從事對華工作的美國官員迫切需要加深對一些技術領域的理解。例如，冷戰時期美國官員在制定對蘇政策時，核武器相關專業知識是非常重要的。
“中共中央在美國大選日的前夜召開會議（新華社2020年11月3日受權發布《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10月29日閉幕的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這一《建議》——觀察者網注）這一事實表明，中國領導人所制定的規劃與誰入主白宮沒有任何關系……我們所做的大多數事情都是在反制中國，而中國所做的大多數事情卻并非是在反制美國，中國在致力于實現自己的長期戰略目標”，來自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弗里曼中國研究所（CSIS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的裘德·布蘭切特（Jude Blanchette）說。特朗普政府在貿易和科技領域采取了非常強勢的對華政策。特朗普政府加強了對中國通信設備巨頭華為公司的制裁措施，華為公司在全球5G硬件領域處于鄰先地位且一些人認為這家公司與中國政府之間存在關聯，這導致特朗普政府已經把它視為美國的安全威脅。特朗普政府于今年8月啟動了最新的制裁措施，其中規定：凡是有美國設備或美國軟件參與生產的芯片產品都被禁止出口給華為公司。這一措施有效地切斷了華為公司為自己的產品（如智能手機）獲得美國先進處理器的途徑。此外，美國還成功地說服了一些歐洲盟友，那些歐洲國家已決定拆除本國無線通信網絡中的華為設備。不過，特朗普政府針對其他中國科技公司的做法卻產生了更加復雜的結果。2019年10月，特朗普政府決定對一些中國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限制出口，其認為那些中國公司可能在生產監控設備。此外，還對中國視頻分享應用TikTok發起了攻擊，原因據稱是這款應用增加了美國的安全風險，特朗普政府強制要求中國公司把TikTok業務出售給美國甲骨文公司和沃爾瑪公司，但此事后來變成了一個難解的亂局。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國公司購買美國芯片的做法反而強化了中國在芯片制造領域的決心，中國已決定投入巨資加強自己的芯片制造能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表示，從2014年到2018年，中國政府為發展芯片產業已投入了2000億美元。芯片產業已被納入“中國制造2025”規劃，根據這份規劃，到2025年，中國70%的芯片需求都將在國內獲得滿足。不過，鑒于制造最先進的芯片產品所需要的技術極具挑戰性，中國若要在芯片領域獲得成功可能還需要數十年時間。“中國政府在壓力下將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科技創新上”，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說。他認為，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必須更加注重科技發展，而且即便在美國對華敵意不減的情況下，中國也將致力于加強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與合作，“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技術和5G，這些都是驅動中國經濟未來實現增長的動力”。對于拜登來說，一個重大問題在于，他是應該繼續強化當前的對華技術管制措施，還是應該放松管制并轉而采取一種更加巧妙的辦法呢？在美國，位于政治光譜兩端的人們越來越傾向于達成一項共識，即美國需要對中國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多年以來，美國鼓勵中國開放市場、改變技術轉移政策、在人權問題上遵守國際標準。很顯然，美國作出的這些努力都失敗了。即便如此，許多經驗豐富的中國問題專家卻都認為，面對中國，美國需要加強自己的戰略能力。“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基本上還是防御性的”，美國國務院前官員、國際戰略咨詢公司Rice, Hadley, Gates & Manuel聯合創始人安雅·曼紐爾（Anja Manuel）說。雖然大選充斥著言語上的激烈對抗，但是在與中國進行科技競爭這個問題上，拜登還是會獲得兩黨的一致支持。“在我看來，拜登政府的做法不會與特朗普政府迥然不同，不過拜登會更加傾向于依靠多邊力量”，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助理高級研究員埃里克·塞耶斯（Eric Sayers）說。塞耶斯認為，拜登政府會與日本、韓國和臺灣等方面在芯片出口管制和生產領域加強合作。安雅·曼紐爾等專家指出，美國在科技研發領域的投資水平近些年已處于歷史低位，美國應增加投資。美國科技研發支出目前僅占GDP的0.7%，而冷戰時期曾高達2%。“我堅定主張，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在擅長的領域投入更多資金”，安雅·曼紐爾說。裘德·布蘭切特也贊同這一建議，他認為，美國可以不使用“產業政策”這一說法，但美國的確需要某種形式的“科技產業政策”。“中國在這方面的做法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啟發”， 裘德·布蘭切特說。安雅·曼紐爾指出，美國不應忽視那些對提高自身競爭力、國際影響力和經濟增長潛力具有重大意義且中國已經掌握一定優勢的科技領域。她認為，金融科技就是這樣一個領域。美國公司受制于既有金融機構的競爭且受制于既有的金融體制，而中國公司并沒有受到這樣的制約。“如果美國和西方不能培育出真正具有創新性的金融科技公司，那么我們會在金融領域面臨5G領域同樣的困境”，安雅·曼紐爾說。
（來源：“科工力量”微信公號，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11月9日美國《連線》雜志網站；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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