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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4年到1966年,國防科工委等部門召開一系列反導彈武器研制的會議。
1964年3月23日彈道式導彈防御科學討論會的召開,標志著反導彈武器研制的正式啟動。
5月12日,錢學森向聶榮臻遞交開展反導彈武器研究工作的報告。報告主要指出研制反導彈武器的關鍵問題,稱:
“我們的防御對象是帝國主義從潛水艇發(fā)射的中程彈道式導彈和從本土發(fā)射的洲際彈道式導彈。他們可以連續(xù)多發(fā)、多方向地向我突然襲擊,并帶有迷惑作用的若干假彈頭或其他干擾手段,因此我們的防御手段必須能盡早發(fā)現(xiàn)目標,精密地跟蹤,并盡快識別真假彈頭。反導彈的防御體系主要包括:發(fā)現(xiàn)、識別目標和擊毀目標兩大系統(tǒng)。在整個反導系統(tǒng)中,雷達技術是關鍵問題之一。”
此外,錢學森還在報告中依據(jù)技術條件指出,擊毀導彈可以采用三次攔擊方式:第一次以導彈反導彈進行攔擊,第二次以超級高射炮實施攔擊,第三次使用光炮,爭取在20公里高空燒毀來襲彈頭。
但錢學森也提出:
“當前的重點仍然是兩彈為主,為了爭取時間,應該在搞兩彈的同時,開始用可能的力量進行反導彈武器的探索研究和科學實驗,并逐步加強這項研究工作。”
最后,錢學森建議按照雷達、導彈、超級高射炮、光炮四個組分頭研究,制定規(guī)劃方案。
5月13日,聶榮臻將這份報告呈送給羅瑞卿以及中央軍委,并說:
“根據(jù)(毛)主席要研究解決反導彈問題的指示,錢學森同志與有關專家研究后,提出了一個如何進行工作的報告,我覺得可行,并在前面附了一個簡短的信。請你及軍委常委同志先予審閱,看有無不同意見,如同意,請轉報主席核批。”
羅瑞卿、林彪、賀龍、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等審閱錢學森的報告后均表示同意。
5月20日,聶榮臻將錢學森的報告呈送給毛主席并中共中央,還附了一封聶榮臻寫給毛主席信。
聶榮臻在信中說:
“主席去年12月16日、今年2月6日曾兩次指示要搞一些人,專門研究對導彈的防御。根據(jù)毛主席的指示,先組織了一個專家小組,搜集資料,探討技術途徑。今年3月小組已開了第一次會議,提出了一個初步意見。我覺得可行。如主席原則同意,即可著手展開工作,并由國防科委具體制定方案,組織實施。”
5月20日上午,錢學森在談及美國、蘇聯(lián)導彈研制現(xiàn)狀以及我國導彈發(fā)展問題時,又再次就反導彈問題說:
“目前的反導彈導彈,可能還不是一個武器,只是形成了一個概念,也就是說發(fā)現(xiàn)和明確了如何解決反導彈導彈的問題,現(xiàn)在都在重新進行研究。”
但也強調:“反導彈是極重要的問題,特別是雙方勢均力敵,這個就是主要矛盾了。”
5月25日上午,聶榮臻和羅瑞卿聽取路揚匯報國防科委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任務安排、投資分配和存在問題時,再次提及:
“反導彈問題,錢學森和一些專家研究了一下,提出了三個主要的方向。一是受控激光發(fā)射,現(xiàn)在已經開始探索,還要做很多工作;二是從地空導彈發(fā)展為反導彈導彈,現(xiàn)在已在打基礎;三是利用超級大炮發(fā)射導彈,現(xiàn)在尚未動手,將來可把這個任務交給炮兵。這些帶方針性的工作,計劃上要有體現(xiàn),并且要報告中央。”
毛主席和錢學森關于“有矛必有盾”的談話,以及提出“搞少數(shù)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指示后,相關部門立即開展技術論證和制定工作計劃,反導工程由此啟動。
1964年8月,中央專委會將研制反導彈武器列為國家重點項目。
1965年5月10日,中央專委會發(fā)出通知,要求四機部、五機部、七機部、中科院等單位把研制反導彈武器納入本單位年度工作計劃和長遠規(guī)劃。
翌年,七機部下發(fā)通知,研制反導彈武器的整個項目代號為“640工程”。
至此,反導彈武器的研制開始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七機部二院也在1970年經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批準,改組為“反導彈反衛(wèi)星總體研究院”,專門從事反導彈武器的研制工作。
從技術上看,導彈再入速度可以達到4到8千米/秒,在實戰(zhàn)中留給反導系統(tǒng)的反應時間僅有幾分鐘,期間卻要完成大量復雜計算和操作,因此對反導系統(tǒng)中的預警系統(tǒng)、跟蹤系統(tǒng)、識別系統(tǒng)、指揮系統(tǒng)、武器系統(tǒng)等眾多子系統(tǒng)的自動化及其彼此間的協(xié)調性提出嚴苛要求。
從研制概況來看,整個工程被細化為一個防區(qū)和五個子系統(tǒng),其代號分別為“640防區(qū)”、“640-1工程”、“640-2工程”、“640-3工程”、“640-4工程”、“640-5工程”。
參加研制的單位包括國防科委、國家計委、國防工辦、總參、空軍、炮兵、一機部、二機部、四機部、五機部、七機部、中國科學院等十余個單位。
客觀而論,某些技術確實已經超出當時中國的科技水平。
正因如此,又由于1972年美蘇簽署《反彈道導彈條約》,降低了中國研制反導系統(tǒng)的緊迫性。
1982年航天工業(yè)部正式決定除激光破壞原理和核電磁脈沖技術兩個項目保留外,其余反導項目全部停止。
回溯1964年前后的歷史情境,毛主席邀請錢學森到中南海菊香書屋談反導問題,絕非偶然。
可以說,中國自從進入1960年代以后就處在“四面楚歌”的政治環(huán)境中,局勢日益嚴峻,尤其是面臨著來自蘇聯(lián)和美國的雙重軍事壓力,且有可能進行的核武器打擊。
在如此復雜的歷史背景之下,毛主席從戰(zhàn)略防御角度提出“有矛必有盾”思想,指示派人專門研制反導彈武器,充分展現(xiàn)出毛主席處理復雜問題的決斷力和毛澤東思想的博大精深。
雖然限于當時國內科學技術水平以及國際局勢的逐漸緩和,反導系統(tǒng)最終并未完全取得預期成果,但反導工程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我國基礎工業(yè)和元器件的發(fā)展;
更為重要的是,研究人員在載人航天、預警雷達、航天測控等科研領域取得不少關鍵性的突破,“為我國人造衛(wèi)星、載人航天、深空探測測控網的建設,以及航天服務事業(yè)的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如今,中國已建成了由陸地、海洋、太空一體化的導彈航天測控網,還在海外建立了觀測站,這也是反導建設方面的一大成就”。
不寧唯是,若比較世界大國仍在研制的反導系統(tǒng),如美國“陸基中段導彈防御系統(tǒng)”、俄羅斯“安泰-2500反導系統(tǒng)”,依然可見毛主席“有矛必有盾”思想對當下中國研制反導系統(tǒng)所具有的現(xiàn)實指導意義。
來源:新歷史求真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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