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58年11月，毛主席《關于讀書的建議》的信，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上有著獨特的思想內涵和理論價值。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間，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發表的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的談話，是毛主席當年“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的歷史記錄，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的經典文本和重要文獻。在毛主席的談話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要以正確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為指導、為基礎是其基本思想，正確判斷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及其根本特征是其重要論題，對社會主義經濟全面發展問題的探索是其重要內容，“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究竟怎樣寫才好”是其集中思考的問題。這一談話中呈現的理論意蘊、思想智慧和學理依循，至今仍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1959年12月19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發表了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的一系列談話。這一談話，是毛澤東當年“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的歷史記錄，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的經典文本和重要文獻。毛澤東的這一談話離現在正好過去60年了。甲子輪回，滄桑巨變；六秩歲月，光輝依然。60年過去了，毛澤東在這一談話中呈現的理論意蘊、思想智慧和學理依循，至今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時代的發展仍然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關于讀書的建議》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越來越實際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國是論衡的聚焦點。面對這一實際，毛澤東繼1956年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1957年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之后，在1958年及之后幾年，多次提出全黨要學習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1958年11月初，在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初期出現的問題，主要是浮夸風和“共產風”問題深感不滿，提出了許多尖銳的批評意見。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毛澤東感到，學好用好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越來越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1958年11月初，在鄭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首先提出要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問題。在11月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到，斯大林的這本書是“有些問題，但是還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輕易全部否定它。它是有分析的”。斯大林在這本書中提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過去誰也沒有提出過，或者只是略為涉及。毛澤東有針對性地提出：斯大林認為“計劃經濟這個法則是客觀的，跟以人們的意志制訂的東西要加以區別，這很值得研究。”不顧客觀的經濟規律，只憑人們的主觀意志辦事，是建設不好社會主義的。毛澤東提到：“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行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針對會議正在討論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存在的某些“偏向”，毛澤東指出，出現這些“偏向”的理論上的癥結，就在于如何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問題。“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毛澤東的結論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產，斯大林的話完全正確，他說：‘決不能把商品生產看作是某種不依賴周圍經濟條件而獨立自在的東西。’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毛澤東批評的這些“偏向”，當時在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領導中都存在。
【在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主席組織大家學政治經濟學。】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時還提出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他指出：“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除了斯大林這本書跟那個教科書以外，成篇的東西，成系統的東西，還沒有過。”除此，還提出要讀《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為了強調讀這三本書的重要意義，11月9日在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的委員們寫了一封題為《關于讀書的建議》的信。毛澤東在信中提到：寫這封信，“不為別的，單為一件事：向同志們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斯大林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將來有時間，可以再讀一本，就是蘇聯同志們編的那本《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上，毛澤東的這封信，有著獨特的思想內涵和理論價值。在這封信中，毛澤東提出的問題，不僅對于糾正當時黨內各級領導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解中存在的那些“偏向”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如毛澤東在信中意味深長地提到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讀這類書最有興趣同志們覺得如何呢？”而且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包括當代中國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毛澤東提出問題主要有：第一，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要“用心讀”，特別要“隨讀隨想，加以分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包括這一時期毛澤東多次提到的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著作闡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主要方法。所謂“用心讀”，重要的就是要讀懂弄通這些著作中蘊含的基本理論和主要方法，開動腦筋、聯系實際，有“分析”地學，特別是要厘清其中“正確”“不正確”“不大正確”“模糊影響”“不甚清楚”等方面的問題。
第二，“聯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學風，做實際經濟工作的，要理論聯系實際；做理論工作的，特別是進行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更要做到理論聯系實際。理論不能聯系實際，空發議論是得不出政治經濟學的正確結論的。第三，要澄清是非、甄別真偽，“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針對當時黨內存在的經濟建設上忙于上產量、上速度，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等“偏向”，毛澤東提出“澄清是非、甄別真偽”的問題更有其現實意義。能否以“清醒的頭腦”來理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歷史方位和基本態勢，也從來都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問題。毛澤東在寫這封信的第二天，就在會上批評那種試圖取消商品經濟、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做法。他提到：“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產主義者要考慮的。我們建國才九年就急著不要商品，這是不現實的。”他還指出：“河南提出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們搞革命戰爭用了二十二年，曾經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勝利。搞社會主義沒有耐心怎么行?沒有耐心是不行的。”毛澤東耐心地說服和教育各級干部，要實事求是地看待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在思想認識上保持“清醒的頭腦”是至關重要的。第四，要澄清“混亂思想”，特別是對那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同志”，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只是停留在書本上，一遇到具體的實踐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混亂思想”產生的根源，在于迷信“本本”上的“條條”，在于理論不能與經濟關系實際的密切結合。這就像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毛澤東提出的這些基本問題，既有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風和方法問題，也有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目標與指向問題。這些基本問題的思想內涵和理論價值就在于，如何把毛澤東1956年在準備《論十大關系》講話時提出的“第二次結合”的思想運用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寫了《關于讀書的建議》信之后一年，從1959年12月開始，一直到1960年2月，毛澤東身體力行，率先以自己提出的“三五個人為一組，逐章逐節加以討論，有兩至三個月”的方式，專門讀了《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關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部分。在這三個月間，毛澤東與陳伯達、胡繩、鄧力群和田家英等人一起，逐章逐節地研讀了這本教科書。在研讀中，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對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理論觀點作了闡釋。
【1959年，毛澤東在杭州與陳伯達、胡繩、鄧力群和田家英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二、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世界觀和方法論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要以正確的世界觀和科學的方法論為指導、為基礎，這一觀點貫穿于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的全部內容之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而對生產關系要研究清楚，必須一方面聯系研究生產力，另一方面聯系研究上層建筑對生產關系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毛澤東認為：“我們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生產關系，總是存在于一定社會基本矛盾運動過程中的。社會基本矛盾，無論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還是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不平衡是絕對的”，它們之間相適應“或者說它們之間達到平衡，總是相對的”。毛澤東指出：“平衡和不平衡這個矛盾的兩個側面，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如果只有平衡，沒有不平衡，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就不能發展了，就固定了。”因此，在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必須把握社會主義矛盾之間的絕對性和相對性的關系，“有了這樣的觀點，就能夠正確認識我們的社會和其他事物;沒有這樣的觀點，認識就會停滯、僵化”。同時，毛澤東也提示：“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生產力和上層建筑這兩方面的研究不能太發展了。生產力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自然科學、技術科學了；上層建筑的研究太發展了，就成為階級斗爭論、國家論了。”在這里，毛澤東強調的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生產關系，但是，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難得分家。不涉及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的問題不容易說得清楚。”例如，《教科書》的偏誤就在于，它雖然提到了國家，但對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學的意義，卻“沒有加以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這既是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顯著特征。2013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以“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為主題的學習會上提出：“物質生產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上層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有著作用和反作用的現實過程，并不是單線式的簡單決定和被決定邏輯。”“只有既解決好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的問題，又解決好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的問題，這樣才能產生綜合效應。同時，只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習近平從“物質生產”這一政治經濟學研究出發點切入，結合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實際，對毛澤東在讀《教科書》談話的精神作出了適合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實際的新的闡釋。實際上，對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發展的認識，進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都是以這一世界觀和法方法論為基礎、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集中體現于如何認識和運用經濟規律上。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揭示經濟規律的本質，也要發揮好經濟規律的作用。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就談到：“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政治經濟學中的“規律”，既有作為對象的客體運動的規定性，也有作為現實運動中主體認識的規定性。主體所認識的規律是否符合客體運動規律本身，涉及到政治經濟學中經濟規律的本質和人們對這一本質認識的同一性問題，這也是哲學上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
毛澤東認為：“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復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復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但是“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于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毛澤東以經濟計劃規律的認識和應用為例，提出：“我們對規律的認識，不是一開始就是完善的。實際工作告訴我們，在一個時期內，可以有這樣的計劃，也可以有那樣的計劃；可以有這些人的計劃，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計劃。不能說這些計劃都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實際上是，有些計劃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規律，有些計劃不合乎規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規律。”這些“計劃”是否“合乎規律”，實際上就是“人的計劃”是否正確合乎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客觀規律的問題。毛澤東特別提到：“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過去我們計劃規定沿海省份不建設新的工業，一九五七年以前沒有進行什么新建設，整整耽誤了七年的時間。一九五八年以后，才開始在這些省份進行大的建設，兩年中得到很快的發展。這就說明，像計劃這類意識形態的東西，對經濟的發展和不發展，對經濟發展的快慢，有著多么大的作用。”因此，人們對規律認識的程度，是一個實踐的過程，也是一個經受實踐檢驗的過程。在根本上，“問題在于能否掌握有計劃發展的規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這個規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才能不斷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認識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斷開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把毛澤東對經濟規律認識的這些思想，運用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之中，強調認識經濟規律、把握經濟規律的重要性。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在談到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時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要求我們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通過科學方法貫徹各項大政方針。”這一論述中“從實際出發”“尊重客觀規律”“通過科學方法”等關鍵詞，深刻地體現了毛澤東對經濟規律認識的思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中的運用。在闡釋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問題時，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并且提出“發展必須是遵循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必須是遵循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習近平拓展了政治經濟學“規律”問題的內涵，從“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關聯上來看待發展問題，增強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經濟發展規律”的新內涵。
【1959年，毛澤東主席視察大辛莊小麥生產情況。】
三、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及其根本特征的探討
正確判斷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及其根本特征，是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的重要論題。1959年12月10日，讀《教科書》的第一天，毛澤東就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什么叫做建成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很有文章可做”；二是《教科書》關于“必然具有自己特別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的“提法好”的原因所在。對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認識，不僅是準確把握政治經濟學對象的重大問題，而且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12月18日，毛澤東對這個問題作了回答。他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同時，毛澤東還提到，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要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經濟建設的根本任務。12月19日，在讀到《教科書》關于“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從各國社會主義發展歷史來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并不表明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力就已經發展起來了。從更為恢弘的世界眼光來看，“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并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產關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系。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道路。”在世界歷史上，代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顯著發展的工業革命，并沒有發生在資產階級建立自己的國家之前，而是在這之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大發展，也不是在上層建筑革命之前，而是在這之后。正是在“先把上層建筑改變了，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才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了道路，為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了條件。”毛澤東認為：“當然，生產關系的革命，是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所引起的。但是，生產力的大發展，總是在生產關系改變以后。”例如，“在英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十七世紀)以后，才進行工業革命(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法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經過不同的形式，改變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之后，資本主義工業才大大發展起來”。對于社會主義發展來說，通過生產關系的革命和上層建筑的變革，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從而為發展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社會生產力，勢必成為最重要的目標和最根本的任務。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還處在“不發達的階段”，更應該在解放社會生產力時，把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重要目標和根本任務。毛澤東闡釋的關于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之間歷史辯證法的思想，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要發展，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發生著重要的影響。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就提出：“過去，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兩個講全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講全”，就是要求從社會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結合的整體關系上來看問題；“講全”解放社會生產力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2018年，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提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使經濟發展有了歷史性飛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我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人民在富起來、強起來的征程上邁出了決定性的步伐!”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寶貴經驗，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啟示我們：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根本任務。”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之一。
“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的重要特征在于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以發展問題為重要論題，其中包括政治經濟學理論、范疇的發展問題。在讀《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幾次提到“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政治經濟學理論和范疇的發展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之初，馬克思就提出：“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因而“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經濟范疇的歷史性是由生產的社會關系的歷史性決定的。毛澤東提到：“社會主義社會里面的按勞分配、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等等，現在是適合于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的，但是，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總有一天要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突破，總有一天它們要完結自己的命運。”毛澤東提出的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就是：“能說社會主義社會里面的經濟范疇都是永久存在的嗎?能說按勞分配這些范疇是永久不變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疇一樣都是歷史范疇嗎？”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范疇的內涵及其本質規定性，總是要隨著經濟社會關系及其性質的變化而變化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破除經濟范疇的非歷史性的觀點。經濟范疇的歷史規定性是由社會發展過程的根本性質決定的。社會發展過程在其根本性質上，既有異質的階段發展問題，如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這是兩種性質不同的社會的質變過程；也有同一社會發生的不同階段的演進過程，這是量變的過程和量變中的部分質變的過程。毛澤東指出：社會階段發展中的“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無論是在“量變”“部分質變”還是在“質變”過程中，經濟范疇的內涵都會發生歷史性的轉變，其中同樣包含著“量變”“部分質變”或者“質變”的因素在內。無論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自身的量變過程，還是在向“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轉變的量變基礎上的部分質變過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和范疇的內在規定性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毛澤東的這一重要思想，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中得到新的應用。十八屆三中全會在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時，習近平就提出了如何歷史地看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的發展問題，以及相應的范疇內在規定性的變化問題。他認為：“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發展，從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范疇的內在規定性發生著歷史性的變化。習近平指出：“中央認為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出新的表述條件已經成熟，應該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在對之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中，習近平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從國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上，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新的內涵。到十九屆四中全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被定義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構成要素之一，這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范疇的新的認識。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認識的過程，也如毛澤東所認為的：歸根結底，“一切事物總是有‘邊’的。事物的發展是一個階段接著一個階段不斷地進行的，每一個階段也是有‘邊’的。不承認‘邊’，就是否認質變或部分質變”。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
四、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全面發展問題
對社會主義經濟全面發展問題，是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中的重要內容。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就對社會主義經濟全面發展問題作了闡釋，其要點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在“十大關系”中，經濟關系是主要的和重點的關系，也是處理好其他各方面關系的基礎和前提，“一定要首先加強經濟建設”；二是在“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先對五大經濟關系作出探討，然后逐次展開對中央和地方、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中國和外國等關系的探討，“十大關系”實質上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國防和黨的建設及外交政策和國際戰略等關系的全面探索;三是提出“關系”就是“問題”、就是“矛盾”，解決矛盾的出路就在于堅持“從發展的觀點看”的思想方法，在于樹立適合于經濟建設實際要求的發展理念。在讀《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全面發展問題作了新的闡釋，其理論要義在于:其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全面性。1951年12月，毛澤東在《實行增產節約，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中就提出：“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必須發展農業，并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帶動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1957年3月，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建設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奮斗目標。在讀《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第一次對“四個現代化”作出整體概括。之后，1960年，毛澤東再次提出“建設我們國家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科學文化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奮斗目標。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最為集中地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目標的全面性。其二，立足于中國具體國情，掌握和應用好經濟規律。12月10日，在開始讀《教科書》時，毛澤東就對《教科書》中關于“每一個脫離了帝國主義體系的國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別的具體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形式和方法”說法表示贊成，認為“這個提法好”。在對經濟規律作用的把握和應用時，要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毛澤東提到，“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規律，是一切社會擴大再生產的共同規律”，揭示了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一般規律；斯大林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優先發展重工業，但其缺點是過分強調了重工業的優先增長，結果把農業發展忽略了；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我們把這個規律具體化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條件下，工農業同時并舉。我們實行的幾個同時并舉，以工農業同時并舉為最重要。”這里講的“并舉”，“并不否認重工業優先增長，不否認工業發展快于農業；同時，并舉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來講，“只要我們能夠使農業、輕工業、重工業都同時高速度地向前發展，我們就可以保證在迅速發展重工業的同時，適當改善人民的生活”。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經指出，正像最發達的語言和最不發達的語言都會共同具有一些規律和規定，但構成語言發展的并不是這些共有的規律和規定，而恰恰是“有別于這個一般和共同點的差別”。在政治經濟學中，對生產一般的規定抽象出來，正是為了不至于因為有了生產一般中的“統一”的規定，而忘記不同社會、不同歷史階段存在的各種生產的“本質的差別”。在馬克思看來，在對“物質生產”的社會性和歷史性的理解中，已經內在地包含了對經濟規律的一般性質和經濟規律具體運用中特殊性質的理解。毛澤東對經濟規律一般規定和具體應用的理論觀點，正是馬克思經濟思想和方法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運用和發展。其三，要堅持綜合平衡，全面處理好經濟過程的矛盾和問題。要處理好發展中的平衡和不平衡的關系，要理解經濟運行的螺旋式發展和波浪式發展的特點，是毛澤東根據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開初幾年發展特征的概括。毛澤東在讀《教科書》談話時提出：“事物的發展總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門、各個部門的各個環節都存在，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解決”；事物的這種矛盾運動，同樣存在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因此“說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一點波浪也沒有，這是不可能設想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能夠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使不平衡得到調節，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其四，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要講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相互作用及其相互矛盾，其中特別要注意，“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毛澤東認為，這種生產關系與經濟活動的管理過程相聯系，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制度，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同時，這種生產關系也體現在經濟過程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各環節中，如“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時期內是有底的，人們在勞動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系，總要不斷地改進，這方面很難說有什么底”。在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理解中，如果只見物、不見人，如果只看到物與物之間的所謂“資源配置”、而排除了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就是在根本上背棄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其五，要高度重視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提出：“人們生活的需要，是不斷增長的。需要刺激生產的不斷發展，生產也不斷創造新的需要”，而人民的需要總是一個“逐步滿足的”的過程。同時，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不僅同生產的發展有著直接的關系，而且也同國家經濟發展的整體布局有著重要的關系。毛澤東高瞻遠矚，從中國城市和鄉村發展的整體布局上提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其六，全面理解“建成”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艱巨性。在讀《教科書》的談話中，毛澤東多次提出社會主義“建設”和“建成”的關系問題。他指出：“在我們這樣的國家，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建成”社會主義更是一項艱巨的任務。1959年12月31日，是即將進入60年代的最后一天。《人民日報》將在第二天發表題為《展望六十年代》元旦社論。社論提到，在60年代，我們如果在主要的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還是要看到“中國的工農業產品按人口計算起來，水平也還不高或者不很高”。毛澤東在這一天讀到元旦社論送審稿時，把其中的“不高或者不很高”，改為“是很低的，同英國比較起來，還是很落后的”。這種戰略性的估計，是基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際的一種清醒的認識，也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和“建成”關系問題的一種科學的解釋。
【1956年1月11日，毛澤東主席視察國營南京無線電廠。】
五、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建設問題探討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究竟怎樣寫才好？”是毛澤東讀《教科書》談話中集中思考的問題。1959年12月30日，毛澤東讀《教科書》已過大半。這一天，他在給李納的信中談到：“我甚好。每天讀書、爬山。讀的是經濟學。我下決心要搞通這門學問。”1960年1月17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到讀《教科書》問題時指出：“讀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條主義的方法。”“搞通”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要用“批判的方法”，而不用“教條主義的方法”，貫穿于毛澤東讀《教科書》的全過程。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門學問”而言，毛澤東也確實在用“批判的方法”探究其中的重要問題。在所思考的諸多問題中，毛澤東對寫出中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問題尤為關注。12月10日，在讀《教科書》的第一天，他就提出：“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只有這一條是不行的，還“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就像我們過去，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日戰爭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在讀《教科書》的過程中，毛澤東認為，《教科書》的不足就是“沒有系統，還沒有形成體系”，究其原因，還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本身還沒有成熟，還在發展中。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后面。因為思想、認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因此，“寫出一本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現在說來，還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有英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的典型，馬克思才能寫出《資本論》。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至今還不過四十多年，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還不成熟，離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還很遠。現在就要寫出一本成熟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還受到社會實踐的一定限制”。以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為基礎，不斷探索、接續奮斗，我們是能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在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究竟怎樣寫才好”問題的思考中，毛澤東提出了以下一些基本觀點:一是針對《教科書》“沒有運用這樣一貫的、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分析事物”的缺陷，毛澤東強調，寫好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方法。在對《教科書》評價時，毛澤東批判性地提出：“不能說這本書完全沒有馬克思主義，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也不能說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為書中有許多觀點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特別是《教科書》的“寫法不好，不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出發，來研究問題，不從歷史的敘述和分析開始自然得出結論，而是從規律出發，進行演繹”。二是要注重運用馬克思《資本論》的分析方法，從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現實出發。1960年2月9日，毛澤東在讀《教科書》的最后一天再次談到，“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挈領。教科書對問題不是從分析入手，總是從規律、原則、定義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這就是說，“當作一門科學，應當從分析矛盾出發，否則就不能成其為科學”。三是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注重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提高認識、完善理論。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或體系的形成，“不要有個過程，不要經過成功和失敗的比較，不要經過曲折的發展，這都是形而上學的看法。”毛澤東認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并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也還是沒有什么‘先知先覺’”。實踐在發展，理論也要接續發展;發展的理論能夠指導實踐，在新的實踐中理論發展得以賡續。“拿我們自己的經驗來說，開始我們也不懂得搞社會主義，以后在實踐中逐步有了認識。認識了一些，也不能說認識夠了。如果認識夠了，那就沒有事做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理論體系，總是隨著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實際發展而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四是要高度重視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的結合。《教科書》的寫法，“不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沒有說服力，沒有吸引力，讀起來沒有興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寫文章、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看起來，《教科書》“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可以說是一些詞匯的解說，還不能算作一個科學的著作。規律本身不能說明本身”。要寫出好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要實現“兩種人、兩個方面”的結合，即“做實際工作的人沒有概括能力，不善于運用概念、邏輯這一套東西;而做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實際經驗，不懂得經濟實踐。”不僅“兩種人，兩方面———理論和實踐”要結合起來，還要有辯證的思維方法，“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五是“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要同社會主義經濟史和社會主義“通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對于“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個別社會、個別時代的歷史，是不能寫出好的通史來的。研究個別社會，就是要找出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把個別社會的特殊規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個社會的普遍規律就容易認識了。要從研究特殊中間，看出一般來。特殊規律搞不清楚，一般規律是搞不清楚的”。在回顧中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經濟關系變革的歷史過程時，毛澤東提出，中國在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歷史過程，有對民族資本的改造，也有對官僚資本的沒收，而且“我們在處理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有很豐富的經驗，創造了許多新的經驗”。如果不從中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歷史發展的過程的分析入手，就不能真正地揭示其中的本質及其規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究竟怎樣寫才好”問題的思考，雖然形成于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開創時期，但其中包含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體系建設和發展的道理，產生著長遠的影響。25年以后，新時期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有了長足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也有顯著進步。1984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鄧小平不無感慨地說：這是適合于當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新話”，這些“新話”給人以“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初稿”的印象，呈現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意蘊，在“初稿”上實現了毛澤東當年要寫好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期盼。又過了31年，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發展上成就非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斷拓新。2015年中央政治局在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為主題的集體學習會上，習近平提出：“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中國特色的“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正在實現毛澤東60年前提出的要寫好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夙愿。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刊于《毛澤東研究》2020年第4期）【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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